张五常最新演讲：深圳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九爷 · 发表于: 2016-10-16 12:56:02

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 JXrd-fxwvpaq1430962.jpg 保存到相册

　　“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6年10月16日在上海举行。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张五常：各位同学，三十多年前，我回香港任教职的时候，一个朋友叫我多写文章，提供意见。我当时对他解释，我是从事学问的，我不是改革社会的，我可以不说，我可以说错，但是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
　　我是抗战时期离开大陆逃难的人，我在大陆挨过饥饿，是不可能不关心国家的，就这么简单。我的关心是肯定的，希望国家好也是肯定的。

经济不好楼市却飙升的三个原因
　　在目前来看，中国是有很多问题的。在八年前，推出新劳动合同法的时候，我就说会有很多地方发生负增长，现在回看，有些地方是很明显的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没有人知道国家整体真实的统计数字，地方政府打报告上去的数字，因为种种原因很多问题我不想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是不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某些城市的房地产上升很快，深圳市、上海市、北京市、杭州市等等都在限购，假离婚也不行，这个现象是需要解释的。经济不好是事实，具体不好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但是某些城市楼市的提升，是绝对是真实的。
　　经济不景气，楼价却飙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但很难解释，原因是因为由于几个因素的合并，我自己认为，要找到满意的答案，要向你们解释，为什么经济不景，而楼价会上升呢？基本上有三个不同的理由。三个不同的理由带来三个不同的现象，加起来就是为什么楼价在某些城市会急升的现象。
　　第一个理由就是《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一些月薪是八九千块的人，基本上是没什么管制，反而三四千、四五千的劳动者比较麻烦。《新劳动合同法》的那些条例里，政府虽然说不会主动的管理，不会主动的执行，但是你要拿一个《新劳动合同法》去搞事情是可以的。还有很多地方工人拿着《劳动合同法》的某一条，勒索企业拿。但是到月薪八九千块那个层面，就这个问题就比较少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像深圳这种做高科技产业的城市，八九千块的工作很容易找，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两极分化的现象。深圳人口的增长幅度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听起来是很吓人的。几年前，深圳只有几百万人口，现在达到了两千一百万，过几年就要变成三千万人了。那么有这个现象的发生，楼价当然上升了，深圳升得太急，在深圳附近的城市比如东莞也跟着上去了，惠州也上去了，这是相当明显的。因为有很多人，尤其是中国念书念得比较好的青年，跑到深圳去。
　　杭州、上海、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的，那些青年开始集中到有高科技产业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劳动合同法》对他们没有太大的约束，他们移民到那些城市，这是某些城市楼价上升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理由呢，在目前的《劳动合同法》局限之下，在中国投资设厂根本没有办法做。你说到东莞去开厂，人家说你神经病，根本没得做。这就是钱都转到房地产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最重要，全世界都在说人民币汇率要下降。另一方面，现在人民币出境是很困难。你们知道地下钱庄很重要，他们协助小工厂做生意，但几十年来，我没见过地下钱庄这么难把钱转出去的。你想想看这个问题，人人都认为人民币要下跌，你想要保值，钱又出不去，就变成了“困兽斗”的场面。只能逼着你在国内买地产，当然，人民币会不会下跌我不清楚，但是全世界都这么说。所以这三者合并，就促成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要买楼，那当然是买在高科技产业所在的城市的，以我比较熟悉的深圳来说，有华为这样的公司，杭州也有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假如要请一个很厉害的员工，在大陆起薪只要八九千块人民币，而香港需要两万块钱左右。美国请一个相同水准的人大概需要人民币四五万块钱，而中国有这么多精英。
　　两年前我说，十年之内深圳会超越香港，他们不相信，但是我最近说，不需要等十年，现在已经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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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荒非独此 · 发表于: 2019-4-21 13:02:51

源自：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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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解除外汇管制

　　4月20日“大湾区与深圳的未来”高峰论坛，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发表题为《深圳是个现象吗？》的演讲。演讲中，张五常直截了当给出结论：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
　　张五常表示，两年前自己曾推断十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的硅谷，现在虽然经济不太好，还有八年在时间上推断不需要改。在其看来，东莞（包括惠州）是深圳超越硅谷的重要因素。
　　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不仅今天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今天的深圳，因为有东莞与惠州的存在，在国际上竞争无疑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甜头。
　　谈到前海，张五常称解除汇管是前海的前途，如果前海能成功地把人民币推出国际，不管用哪个法门，一定是。在其看来，真的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解除所有外汇管制是必需的。张五常从四个角度解释其经济逻辑：一、人民币要大事推出国际，全面解除外汇管制是需要的。二、解除汇管的初期，央行的外汇储备会流失，也一定。三、外人接受人民币，央行的外汇储备会回升。四、调整人民币的进出口与央行外汇储备的一个法门，是调校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因为上述，人民币还远没有美元的一般接受性，推出国际要先下一个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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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0日张五常在深圳的演讲）

以下是2019年4月20日张五常演讲实录《深圳是个现象吗？》
　　（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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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有几年了。有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但真实的数据不容易掌握。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农业不抽税，少了一项重要的数字。其二是流动人口多，他们的收入为几不容易知道。其三是数十年来中国爱用一个指标制，不达标没有奖金，干部们知道报低有害，报高无益。

论财富要从费雪教的看
　　客观地衡量，论财富比论收入可靠。这二者的衡量不一样，因为费雪解释得清楚：财富是预期收入的折现，而我们见到的国民收入可不是预期的。我认为从费雪的天才之见衡量，中国的财富是高于美国的。
　　如下几点可信。第一，中国的高楼大厦到处林立，其价高出美国不少。以房地产论财富，中国超出美国相当多是明显的。第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脑子无数。上苍有知，这些脑子的总市值──财富也──是超过美国的。其三，中国的文化厚度冠于人类，怎样算市值恐怕上苍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几年前在英国某拍卖行的一个乾隆通花瓶，拍出逾五亿元人民币，是真价。
　　可惜有了上述，我还不能肯定中国的总财富高于美国。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知识不及美国，差很远。中国的大学教育办得不够好，是以为难。

给旧朋友下断言
　　两年前，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竣工五十周年，美国一些旧同事与旧学生到深圳来开一个关于《佃农理论》的会议，给老人家打个招呼。他们认为该陈年旧作是经济发展学说的分水岭，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
　　虽然经过那么长时日只被引用二千多次，该书或书中的文章还频频在西方的大学的读物表出现。看来《佃农理论》这件作品将会历久传世。这也应该算进炎黄子孙的财富吧。
　　在那次会议中，我有机会带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剎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夸张吗？那当然。将会灵光吗？这类推断老人家很少错。

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困难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时日，我应该对。
　　这推断其实不难。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举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也是一个湾区，只是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内。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可不是吗？
　　今天还在发展中的深圳的经济不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个台湾。两年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的硅谷。
　　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不好，还有八年我认为在时间上这推断不需要改──除非北京当局的经济政策继续错下去。

与深圳的交往
　　从一些陈年旧事说起吧。我第一次到深圳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那时广州疏散，我的大哥带我回港，途中遇上十号风球，火车到深圳要停下来。大哥带着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在狂风暴雨中步行，见到一间卖米的小店子，大哥说：“这间房子要倒下来了。”果然，整间房子塌下，还竖着的是一个曲尺形的用作称米的磅。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那是一别三十四年了。记得罗湖当时有一间电影院，满街都是单车，一辆汽车也没有。据说当时深圳有二十万人。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上升了一百倍。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带弗里德曼到深圳一行，他见到罗湖开始在兴建高楼大厦，不以为然──弗老历来认为政府倡导的皆不成气候。我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同意，因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
　　文中我说一个不是美国人的人，只要钱够多，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买下来！一九八七年初，因为读到该文，深圳政府邀请我到深圳研讨。我对他们说要先搞好有关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标竞投，而最好是卖给外地的发展商。我毫不客气地直言，他们不会懂得怎样建造！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年中国的基建水平冠于地球。
　　深圳的朋友迫不及待，只几个月后他们就搞土地拍卖了。他们选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生日那一天，在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的第一次。事前他们到香港大学找我，问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我敎他们到哪里去找。该槌今天竟然在深圳的主要博物馆展出，作为镇馆之宝，可见深圳的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点问题（一笑）。

约法三章论中国
　　说起来，我和内地的干部朋友的交往是来得更早的了。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就认识梁尚立。该年十月我发表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回应孙冶方先生的。当时我不懂得用中文书写，由我口述，杨怀康与侯运辉执笔。
　　一九八二年回港作港大的经济讲座教授，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一位姓叶的女士找我──因为她是我在佛山华英念小学时的高中师姊──希望我能多为国家分析经济发展的路向。我对叶师姊说我没有用过中文动笔，要学一下。
　　跟她约法三章：我可以不说，我可能说错，但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从那时到今天，北京上头从来没干预过我说什么，只是下面自作聪明的人无数。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我在《信报》动笔写后来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跟着的结集是《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过程中査济民先生提供一些资助，让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找寻资料的助手。北京上头提供两位，不仅由他们出钱，而且我要在内地考查什么他们立刻处理。不是很舒适的考查。
　　好比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不清洁，让我有卧薪尝胆的感受。我在首钢讲话时，建议中国的发展要把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他们不同意，但后来北京还是依我的。
　　考察温州时，那里的副市长带我和两位助手到雁荡山脚下的一间小宾馆住宿，倾谈到凌晨三时，该市长叫人拿出纸笔，请我题字。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诗，写下“雁荡奇峰高千尺，尚有温州待我情”。
　　当年在内地考察国家的经济发展，作点建议，可不是一律愉快。好比一九八七年在杭州参观一间国营的制药厂，在他们接待的会议中我直指他们漠视市场的引导不对，吵了起来。带我去的北京的李忠凡在座，替我们缓解气氛，今天还健在的王丽莉当时也在座，会记得这件事。
　　为了真理我半步不让的个性，内地的干部朋友知道。他们不仅接受，而且教我很多。任何要求的文件或档案他们一律提供，但我总是认为文件怎样说跟实际上怎样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所以坚持要见到实践的一面。
　　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二〇〇八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科斯与王宁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变革中国》有那么大的分离。他们用的文件资料详尽，我却凭实地考察。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这两本书都要参考，衡量起来可能很头痛。

地价、科技、恶法
　　回头说深圳，二〇〇六年初我见到那里的楼价开始稳步地上升，其图案反映著有商业价值的科技知识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长。这个话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阿尔钦等人研讨过，得到启发：资金的回报是利息，劳力的回报是工资，而科技知识的回报减除研发者的收入，是跑到地价那边去。
　　炒买炒卖的楼价（源于地价）上升其市价的方差会比较大。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几家今天在地球上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业了。无可置疑，自新世纪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优质青年喜欢跑到深圳找工作。
　　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一个灾难性的法例。推出此法的人不知道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二者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政府干预劳动或生产要素合约，这市场的交易费用必会提升。
　　为了减低这交易费用的提升，工厂纷纷拆小，或搬到越南等地，或干脆关门去也。回归故里的劳动力不少，而为了生存工厂多安排生产线，要工人操作不停，学不到工业运作的商务知识。
　　近几年，本来因为该劳动法而变得一片萧条的东莞，因为华为扩展到那里而见到起色。深圳受到该劳动法的不良影响比较小，因为该市有华为、腾讯、大疆、顺丰等，走的是科技较高的路线，在比例上受该劳动法的影响较小。
　　我曾经建议采用以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来退出劳动法，即是工人与雇主之间如果有私订的合约，可以退出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合约退出的方法源自英国，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曾采用。今天，如果中国的劳动市场采用此法，经济会立刻上升。
　　是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回顾中国开放改革的四十年，可取的经济政策大多是炎黄子孙自己想出来，但对经济为祸不浅的一律是从国外抄回来的。新《劳动合同法》是从外间百鸟归巢地抄；社保抄美国，搞得一团糟（北京可以考虑抄香港或新加坡的有清楚权利界定的强积金）；不久前推出的复杂新税制也抄自美国（北京应该抄香港）。

东莞的存在有决定性
　　地理的形势非常好当然是深圳发展得有看头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东莞就在隔壁。东莞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区，不是温州那样专于小商品，不是苏州工业园那样名牌满布，不是阳江那样专于一两项行业。东莞（某程度也要算进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无数种产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
　　我认识不少在东莞设厂的朋友，非常相熟的一个造玩具，一个造模具，一个造餐具，一个造展出架。他们做得辛苦，但从他们那里知道，在东莞，厂与厂之间，厂与山寨之间的互相发放的方便是我平生仅见。
　　我也对昆山这个大名的工业区有点认识，因为先父遗留下来的抛光蜡厂是在昆山。昆山多是台湾客，厂家一般专于自己的名牌，但论到行业的多元化与工作的互相发放的方便，东莞冠于地球应该没有疑问。

我肯定地推断深圳将会超越硅谷，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
　　不仅今天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今天，东莞一间工厂专业员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资，约美国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东莞的工业最低市价工资是远高于我也知道的江西与河南等地──高一倍多。这是地理的位置之别使然。

国际的工资比较
　　拿着东莞的一个劳动员工的最低市价工资（包括食宿）在国际上比较，东莞约美国的三分之一，约欧洲的先进国家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则又倒转过来：印度的工厂员工的最低工资，约东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约东莞的四分之一，非洲约东莞的五分之一。
　　换言之，从国际工业产出的最低层的市价工资看，东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我喜欢用这分水岭来衡量国际上的工业产出竞争，大概的产品胜负可以算得快。
　　让我解释清楚一点吧。目前东莞的工业的最低市价工资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但跟发达国家却最少是一与三之比，有三分之二的阔度差距。把这分水岭强行收窄，中国的工业就会转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
　　我们希望这阔度收窄，但要由阔度更大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在下面推上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十一年前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得那么厉害。经济学不是深学问，只是能把几个简单原则用出变化的学者凤毛麟角。
　　今天的深圳，因为有东莞与惠州的存在，在国际上竞争无疑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甜头。这优胜之处会因为工作人员的知识层面的提升而逐步减少。换言之，工作人员的知识愈高，深圳与西方的先进之邦的工资差距愈小。升到最高的世界级人马，深圳的工资却又高于西方的先进之邦了。

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
　　是在上述的局限下，遇到这些日子美国推出的贸易战，我几番建议中国要立刻推出零关税。
　　我构思的战略，是先从英国入手。该国历来近于零关税，中、英互相零关税，英国当然会开心得笑出声来，何况他们目前遇到的脱欧困境，中、英实行零关税会解决这困境的所有问题。这是雪中送炭了。
　　不止此也，要是北京对欧洲的先进之邦说大家一起零关税，同时也要求他们抽英国零关税，他们一定会接受。这里我要强调，中国进口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这是我知道的中国：有任何麻烦手续利益团体会出现，要搞什么关系货品才能过关。这不是零关税。进出口的手续中国要学香港那么简单。
　　中国抽零关税会震撼世界。想想吧，虽然中国还算不上是一个富有国家，但市场大得离奇。如果我们不算那些价值奇高的高科技产品，只看日常用品──即是那些支持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有这样的优势当然有话事权了。
　　所以我认为目前中美的贸易战很有点无聊。是的，我绝对不认为中国免税买进欧洲先进之邦的名牌珍品有任何害处。劳力士手表的真货今天的市价是内地倍于香港。内地免税进口劳力士，也是中国的香港人会到深圳来购买。购物天堂转到内地，香港会怎样？
　　经济调整的弹性香港历来冠于地球，中国的大事开放国际贸易香港人会找到他们的门路，何况他们做劳力士的中国代理会赚得更多！不止此也，我主导了香港的经济学高考三十年，那里的商、政人士不少是我的学生，他们不会那样没出息。说不得笑，当年我在香港主导的高考今天在维基百科有介绍。
　　是的，我认为如果中国与西方的先进之邦提出互相零关税，特朗普的天才会变为泡影。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多少像法国香水或劳力士手表那样的名牌消费品。他们有飞机，有农产品，有先进的医疗药物，也有比中国高明不少的大学教育。让美国以出售知识来赚取中国人的钱，不是皆大欢喜吗？

二十世纪的两大商业发明
　　说起来，整个二十世纪有两项价值连城的科技发明，皆出自该世纪的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的发明，导致今天盛行的数码科技与产品。其二是双螺旋的基因结构的发现，导致今天的医药发展。二者皆以人多好赚钱。
　　在数码商业这方面，中国做得好，冠于地球没有疑问。朋友们一致说用数码付账的普及中国自成一家，而深圳的项目如速递、网上游戏，什么智能工具、无人机等皆可观──也有令我看得目瞪口呆的医疗仪器。从数码协助商业的用途看，因为多服务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是零，中国因为人多今天占了先机是理所当然的。
　　困难是第二项二十世纪的重要商业──基因的研究带来的医药发展。这方面中国远为困难。这是因为数码商业的表表者要讲够聪明，但不需要读很多书，二十岁出头可以是能手。医药呢？要成为世界级的人马三十年寒窗苦读是起码的要求。
　　这方面，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不少中国的学子在美国学有所成，听说不下三千个，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回归。在生物与医药这些方面我知得比较多，因为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皆以此为生计，听说今天他俩属世界级人马。
　　从我自己的专业看，我确实认为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北京的朋友知道大学教育与研究重要，愿意花很多钱，中国的学子够聪明也没有疑问，只是大学的制度办得不好。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题为《科学与文化》的书，作了解释，也作了建议，可惜北京的朋友不重视。

没有本地人有利也有害
　　是一个近于天方夜谭的故事，但确是发生了。深圳的有利之处是天时地利之外，深圳本土没有深圳人──今天可能一个也没有！美国有种族歧视，那里的政府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驱之不去。上海说不上有多少种族歧视，但或多或少他们歧视不是上海人。今天的深圳没有深圳人，歧视的问题不存在是一个难得的优胜处。
　　这优势带来的不幸，是深圳不仅没有自己的文化，连中国的文化也搞得不好。人类历史上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经济发达而文化尘下的地方。不仅深圳的多间博物馆一律没有看头，那里的音乐厅、剧场等，其层面皆与上海或北京相去甚远！目前看深圳的经济发展，没有歧视的利是高于文化欠奉的害，因为我们见到举世的企业家都跑到深圳来看看究竟是发生着些什么事。

解除汇管是前海的前途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深圳的前海。这话题非常重要，因为据我的理解，前海的设立是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当然，没有这样的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可以推出去，但由北京的央行看着前海不仅有助，而且会有较大的作为。
　　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任何货币在国际上要替代美元美国一定反对。这反对是合情合理的。从我知道的经济学衡量，美国今天搞的贸易战属无聊之举，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不会有助。然而，人民币推出国际，某程度一定会取代国际上的美元。你在市场卖花生，我也在同一市场卖花生，大家的利益怎会不出现冲突呢？
　　印制钞票的成本近于零，外人可以接受多少你就赚多少，打回头你就赚了利息。何况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国际上不普遍地接受人民币不成话。但真的要把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解除所有外汇管制是必需的。我们也要注意，美国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原因是国际接受美元，他们不需要有外汇储备。不久前看资料，在国际上的美元储备约百分之六十二，人民币只约百分之二。那么大的分离对中国的外贸发展不利。
　　中国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推出国际这个观点，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就说要办。当时弗老可没有想到上文我提出的卖花生的问题：人民币被杀下马来可以是灾难。几年前，前海试行解除外汇管制──这是人民币推出国际必要做的──一下子央行的外汇储备流失得快，上头鸣金收兵。
　　经济逻辑是这样的。一、人民币要大事推出国际，全面解除外汇管制是需要的。二、解除汇管的初期，央行的外汇储备会流失，也一定。三、外人接受人民币，央行的外汇储备会回升。四、调整人民币的进出口与央行外汇储备的一个法门，是调校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因为上述，人民币还远没有美元的一般接受性，推出国际要先下一个锚。

说货币想到弗里德曼
　　已故的二十世纪的货币大师弗里德曼是我的深交，他健在时屡次建议人民币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也同意人民币要下一个稳定的锚。但弗老又说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找到一个交易费用够低的锚近于不可能。
　　在人民币下锚这个重要话题上我想了多年，终于想出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这个交易费用近于零而又是万无一失的方法。是朱镕基总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处理好当时溃不成军的人民币给我启发的。这方法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过多次，网上有载，这里不再说。
　　（按：无锚货币称fiat money，人民币今天是，美元也是，但后者一九七二年之前不是。港元一九七一年之前有锚，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之后也有锚，七一至八三没有。小经济易下锚，大经济难找锚下。这个不简单的问题当年我跟香港的前后三位财政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英国央行的首席顾问、弗里德曼等人有深入的争论与研讨。）
　　我不同意弗老的只有一点。我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协助贸易或投资，不应该一石二鸟地也用作调控经济。按我提出的下锚方法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要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也要让中国的利率自由浮动。我也认为依我说的方法，下了锚，把人民币推出国际，其成果会比大家想象的来得快，来得大。这是因为满布地球的有点钱的炎黄子孙无数，人民币的币值够稳定，给祖宗一个面子何乐不为？
　　深圳是个现象吗？应该是。如果前海能成功地把人民币推出国际，不管用哪个法门，一定是。

花花大姐 · 发表于: 2017-11-6 10:38:00

源自：澎湃新闻

　　上海艺术博览会期间，11月2日，年过八十的经济学家、收藏家张五常教授莅临上海世博展览馆“艺博讲堂”，做了一场题为《从伊甸园的角度看中国的文物收藏》的讲座。张五常教授不仅是经济学家，他还是一个从八十年代就开始的收藏家，对于艺术品的投资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用之不尽的宝库，他纯粹是为了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兴趣来进行研究和收藏的。他对于“信息费用高的”，即难以鉴别真假的艺术品，非常感兴趣。

张五常资料图 fr2b-fynmzun0546168.jpg 保存到相册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张五常讲座内容的摘录整理：

中国的消费者盈余并不高，但文化是我们的伊甸园
　　经济学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叫做消费者盈余（编者：也叫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这些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伊甸园里面有夏娃跟亚当，这里应有尽有。但是他们所需要付的价钱是零，也就是说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的享受全盘都是消费者盈余。这里没有市价，他们的财富永远是零，他们的国民收入永远是零，增长率也是零，但是消费者盈余很大，收益很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外面所说的国民收入的比较、经济增长、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美国有国民收入，可是跟中国国民收入怎么比呢？你在美国买一栋全海景的花园洋房，那个价格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你在海滩旁边买个房子，连海滩在内的价格也不到中国的百分之一。所以要说到财富，美国人不如中国人有钱，中国随便一栋很普通的公寓动不动一百万美金，中国人很有钱，这是财富。事实上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财富呢？国与国之间的财富比较是没什么意思的，我只是从房子方面来看，美国的消费者盈余很大，而这方面中国人财富很多，但是消费者盈余很少。你要说到真实的享受，那一定要把消费者盈余算进去才可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从很多方面来看，比如从无敌海景方面来看，这个所谓的消费者盈余，中国就不如美国了。但是你单单从这个无敌海景房来看，美国人的生活几乎是基于《圣经》里面的伊甸园，而中国没有这种廉价的无敌海景。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中国有自己的伊甸园，就是中国的文化。举例来说，苏东坡在《赤壁赋》里面说，“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那个时候的清风、明月很值得欣赏，因为它是免费的，这是伊甸园。美国人就会说，我们也有江上的清风，我们也有山间的明月，这无疑是对的，但美国没有苏东坡。九百多年以后，我们中国事实上很崇敬苏东坡，很崇敬李白和杜甫甚至历史更久远的诗人，享受他们的作品。苏东坡的《赤壁赋》现在小学生都可以背出来，能背出《赤壁赋》你就会有很大的感受，你就知道这个值得欣赏，这个就是中国的文化，是国宝，是个伊甸园。
　　几年前，苏东坡有争议性的八个字，《功甫贴》在纽约拍卖。到底那幅字是不是真的呢？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没有签字。我曾试图用长途电话去纽约参加拍卖，没想到我提的价格一点都不接近，那幅字超过八百万美金，没有签字，只有八个字，一百万美金一个字。这些中国的文物，你没有钱买就去看看，欣赏一下，想想看它是不是真的，也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我学书法的时候念过一篇文章，是孙过庭写的《书谱》，写的真的很好，我认为每个青年都应该背这篇文章。我可以拿着《书谱》连看几晚，这是绝对的享受。这个成本只不过是我自己的时间，是不需要花钱的。这个就是中国的文化，是用之不竭的宝库。

《书谱》局部 ocxS-fynmzuk3765281.jpg 保存到相册

凡是信息费用高的，我都去研究
　　说到收藏品、书画、出土的文物，我是1975年开始重视这些东西的，我要研究这个信息费用的经济问题，就是去判断艺术品到底值不值那个价格。七十年代初期，有很多经济学家写有关信息的问题，都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我认为他们是一派胡言，我完全不同意。他们根本完全没有研究过市场，而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进行胡乱猜想。
　　1975年我对一位在西雅图的同事说，我要回香港度长假，要去研究信息费用，要以物为本，亲手拿着人家的物品，来研究为什么信息费用这么高，为什么这么难知道。1975年那个暑假我回香港两个星期，在香港的广东道，研究当时的翡翠玉石市场，那个翡翠是缅甸出的翡翠，它的信息费用一向都是很贵很高的。一块原石还没切开来就卖了，它的外面开一点点的水口，专家们全部拿着手电筒在照那些水口，来猜里面是什么，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切开来呢？很多人花几十年的时间研究怎么看这个玉石，做出来的翡翠、玉件只不过是一个断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圆的玉。一粒可以卖几块钱，也有的可以卖几百万，要怎么判断是很深的学问。当年我要调查翡翠市场，有很多朋友和专家帮助，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日以继夜的学习，可是他们教来教去我都学不会，到今天我都不会。但是即使不会，我也写出了《玉石定律》，我这篇文章挺重要的，也就是说在信息费用高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也发表了论文，这篇理论性太强了，所以我也不讲了。
　　从那时候开始，凡是我认为信息费用高的，都跑去研究。1982年我回香港工作，1983年到福田一看，就留意到寿山石，真是见猎心喜。寿山石里面的田黄跟翡翠不一样，要知道什么叫翡翠不难，但是要知道什么是好翡翠、什么是不好的翡翠就很困难，看起来也许一样，但是价格可以相差几十倍，所以这是很专业的学问。

两百元汝窑的比一亿元的漂亮，是真的吗？
　　接下来中国发展起来了，推土机到处运作，出土文物无数，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如说汝窑，台湾故宫只有一件，而且还是破的，估价市值据说有十亿八亿。街边也看到一件，两百块钱，也说是汝窑，那到底这件是不是真的？两百元的比一亿元的漂亮，是真的吗？所以当时我就在街边学，学汝窑、钧窑。总之凡是有信息问题，我都涉及了。结果出土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看街边的那么便宜，我认为他们有很多是真的，当然也有很多假的，但是假中也有真的。因此我就用基金的钱去购买，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国家保留，就算假的也无所谓，我买到真的东西时，会想办法还给国家。所有的那些窑，还有唐三彩什么的，到处都有，多的不得了。现在出土的文物无数，真真假假，我对这些东西也花了很多工夫。我首先要解释一下我并不是什么专家，我是纯粹为了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兴趣来研究的。举例子说，我知道街边的信息费用不高，为什么市场这么混乱，这是经济学的问题。那到底我是不是专家，这个我不管。在学习过程中，我不请教其他专家，因为他说是假你信不过，他说是真你又信不过，这个误导性很大。他为什么要告诉你真话呢？后来我认识许多专家朋友，当然我希望他们会对我说真话。但是老实说，后来我才知道，很多所谓的专家是根本不懂的。我自己不是专家，我其实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花了不少基金的钱去做这种鉴定，我觉得好玩，也学到很多。
　　我越来越欣赏中国的文化，这是庞大无比的伊甸园，探究它们这是一种乐趣。我手上拿着一件古物，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我会想古人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理由？好像我说了一块古玉，形状明明是恐龙，但是龙的文化也不过是五六千年的事，那何来恐龙呢，有这样的问题。恐龙是数亿年以前的事，类似的这种文化常常出现。在这种过程中，我涉及的出土和非出土的文物数量无数，凡是信息费用高的，我都去研究一下。久而久之，过了几十年以后，我就认为自己有充分的掌握。老实说，我与专家的观点不一定相同，我从来不理他们的观点，我做我自己的研究。

年轻人应该在伊甸园里见多识广
　　我喜欢收藏中国的书法，因为书法比较容易看。教我书法的周慧珺老师，你问她哪张字是不是某个专家的，他不敢说，但是你问她写的好不好他是很肯定的。比如说给她看王铎的，你问她到不到王铎的水平，她一看就看出来了。国画比较不容易看，国画你就要看纸，你看绢，你看印章的颜色，你要先学会看这些。国画的纸是对的，绢是对的，印章颜色是对的，画得又好，是不是那个人画的不是那么重要。书法就比较容易，我自己研究书法很多年，但是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看，比如说林风眠的作品在外面很多都是假的，林老自己都有说过，画芦荟、百鹤的图，他自己也分不出来。但不管怎么说，书法还是比较容易看的，瓷器那些东西你就不要信别人讲的，我自己认为很容易分辨，因为在技术上有变化，瑕疵上面有变化，你要看多一点就行了，看的少就比较困惑。
　　总体来说，研究中国的文物真是一个伊甸园，不需要用钱去买的，很多地摊有时候都可以看到好东西，这是一种享受。但现在问题是，出土文物不准买卖，。但是你没有看得多，你是学不到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文物文化绝对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金矿，对自己的知识有帮助。我认为青年人就是应该这样子着手，背一下古文、诗词，去博物馆多走走。所谓专家他们自己也见的不够多，要学得通、学得懂，就要见得多，看得多。你一拿上手你就知道，怎么说都没有用的。所以我认为在街边摆地摊的那些，通常来说他们的水平都很不错的。
　　这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伊甸园，你可以废寝忘食，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就在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现在文化开始真正复兴了。

晴晴妈妈 · 发表于: 2016-12-2 10:09:14

源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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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不妙。在国际媒体与一些什么投资专家的不断推测下，其币值持续下跌逾一年了。这有持续性的逐步下跌对中国的经济不利，因为促长了人民币有不断下跌的预期，投资者不会乐意把资金注入中国。另一方面，为了规避风险，在内地持有人民币的，会偏于按官价兑换外币，汇到香港或其他地方去。换言之，人民币有了目前的持续性的下跌预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在这不幸的发展中我察觉到两项不寻常的现象。其一是今天的中国内地基本上没有通胀，有些地方甚至有通缩。没有通胀，币值不断下跌显然不是因为货币的购买力减弱，而是源于一些预期的变动。我们不容易指出这些预期是些什么。其二是我注意到一些地下钱庄，汇为量不大的钱到香港需要等待几天，据说是因为香港变得不容易找人民币的买家。为了考查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断断续续地跟进了这些地下钱庄的运作数十年。这些运作北京上头当然知得清楚。地下钱庄的活动主要是协助小生意的运作，一般的情况对经济的发展有利。历来的情况，是这些钱庄把人民币兑港元汇出去，款项不大的，其速度甚高，但近来却要等几天。
　　我的理解，是小款汇出要用上几天可不是因为政府的干预，而是不容易找到买家。更为奇怪是终于成交的汇价可不是什么黑市汇率，而是官价。这跟二十多年前人民币有弱势时地下出现的黑市汇率不同。我的解释是黑市汇率的厘定要通过市场的讯息与交易费用的运作才出现，而今天还没有厘定了的黑市价。按官价成交，地下的仁兄要找人民币的买家就要多找一两天了。这也可见人民币的国际币值，在我执笔时的今天，还算不上是有偏高的好证据。
　　如果人民币的国际币值真的是偏高，需要下跌，北京要让之下跌，但不要一点一点地跌，因为后者会促成不良的预期。然而，上文可见，我们看不到人民币有偏高的证据。既没有通胀，也没有黑市汇率的出现，有的是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好，加上外间众说纷纭，炒家们落井下石。北京的朋友处理经济的方法使好些做生意的人失望。不要算我在内：我只是个学者，无足轻重。
　　市场预期这回事，经济学者历来说的多，懂的少。我不例外。如果人民币今天的跌势只是源于市场的预期，我倒可以建议一些止跌的有效方案。这方案有四项可以协助的准备，然后来一招简单的釜底抽薪。
　　先谈四项准备吧。
　　一、撤销劳动合同法。这项我建议过多次，而几个月前也听到北京打算撤销或修改。不要修改，要撤销。这撤销当然不能立刻执行，但北京要尽早公布决定何时撤销。这会阻慢投资者转向印度或越南等地设厂的速度。我们不应该反对内资转向外地赚钱，但为恐人民币继续下跌而急于把资金外撤是不应该鼓励的。撤销劳动合同法也会鼓励外资进入中国。我们要知道外资多进口一元会远比中国货多出口一元，对人民币的币值支持为大，因为一元外资进口会促使同一投资者继续带进外资。
　　二、撤销反垄断法。对外资而言，此法是他们的大忌。我曾经是美国的反托拉斯专家，知道很难找到该法例对经济有好处的案例。垄断对经济发展的祸害主要是政府主导或支持着的垄断，这类垄断今天的中国多得很，可惜反垄断的法例却反不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撤销反垄断法会鼓励外资的引进，尤其是那些持有发明专利的外资企业。
　　三、撤销房产的限购。这会鼓励资金留在内地，从而减弱内资外移的意向。如果有关当局认为楼价过高，增加兴建楼房的土地与楼房供应才是可取的方法，或多建公路、地铁等交通设施，让城市居民扩散开去。换言之，要挽留人民币在内地，限购房产有相反的效果。
　　四、让利率自由浮动。几年前北京公布过这决定，但今天看显然没有真的执行。长远一点看，一个无锚的货币制度不可以真的让利率自由浮动，因为这制度久不久要调校利率来调控经济。然而，在目前，利率浮动上升会减低人民币下降的压力。我多次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作为人民币之锚，要放弃调控利率。但今天人民币有弱势，不宜引进我建议的。如果几年前引进我建议的货币守锚制度，人民币不会出现今天的麻烦。目前看，人民币要转弱为强，不需要太多的外汇储备维护币值，才可以安全地引进我建议的下锚制度。
　　有了上述的四项准备，北京就来一招简单的釜底抽薪！这是略为减少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不要管其他的货币量，只管钞票。这是最易执行的货币政策，而且力道甚强。央行的朋友对钞票的数量当然有足够的掌握，至于应否减低钞票的总量还是只减低钞票量的增加速度，他们可以选择。我认为减低钞票的总量可能需要。要记着，调控钞票量对币值的影响力甚强，有道的经济学者知道，而香港采用的钞票局的经验也支持着这一点──那是一九八四年的经验，我为当时的财政司彭励治跟进过。我无从判断今天人民币可以或应该考虑的釜底抽薪──抽起一些钞票量──要抽多少，但央行的朋友可以逐步尝试。另一方面，我认为人民币目前的困难不严重，北京还不需要学香港当年，大放外币在内地通用。
　　就算北京的朋友完全不管我在上文提出的四项准备，减低人民币的钞票发行量对人民币的国际汇值也一定有助。加上那四项则更为容易，甚至可能不需要釜底抽薪。没有通胀，人民币汇值下跌的处理应该是难度不高的。只是不断地下跌带来的预期对经济不利，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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