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结构初论──巴蜀文化的文化学研究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45:15

作者：李安民

学术界普遍认为,巴蜀文化是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区域文化。这个结论本身就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巴蜀文化作为一个文化系统的存在。文化学的理论认为,文化的结构是不同文化系统互相区别的关键,因此本文将以巴蜀文化的结构要素和构架关系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进行初步地探析,错漏之处,祈盼贤者方家教正。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45:37

一

莱维──斯特劳斯说:文化结构表示着体系的性质,而体系是由其所包含的结构要素所形成的。布朗则认为:文化结构是把结构诸要素置于限定体系中的安排。也就是说,文化结构是指文化元素之间的排列组合秩序或构架关系。或者就是一种时空结构、符号结构及知识结构的总和。

结构通常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的特征。而且结构一经形成,总是趋向于稳定。但是,由于其构成要素的变化和外界环境的影响,结构的变异或被替代的趋向也就突现出来。这涉及到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关系,以及结构的合理化问题。

结构是由形式和内容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结构内容也就是结构诸要素。尽管诸要素的实在较之它们之间的排列组合秩序或构架关系而言稍显次要,但却必不可少,而且也是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前提。因此,本文探析巴蜀文化的结构时,首先便是从结构诸要素契入。巴蜀文化的结构诸要素的确定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或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根据实物外在和内隐的意义,进行比较、分析、概括。或从民族学、历史学的角度,对文献典籍进行提炼,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吸收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按赵仲牧先生的观点,从实物层面、行为层面(生产──技术行为,语言──符号行为,伦理──政治行为)、观念层面[3]来理解巴蜀文化的各构成要素,同时充分考虑因发明、发现及采借而导致的构成要素的增减之动态发展。在这些原则确定之后,我们下面具体分析巴蜀文化的结构要素: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45:51

(一)巴文化的结构要素。

1.早期巴文化。根据考古发掘和调查,重庆之长寿、江北、巴县、江津、江北、南岸等地,发现了一些遗址,采集和出土了大量石器,岩料是选用长江边的砾石打制加工而成,制作技术分打制、磨制、琢制、打磨相同,打制多于磨制。石器种类丰富,有用于原始农业和砍伐森林的锄、镰、刀、石奔、斧等,也有狩猎捕渔的矛、镞、石球、网坠等。陶器质地粗松,可辩之器形有罐、釜、盆、钵等;三足器和带圈足的器皿,始终没有发现。合川沙溪乡沙梁子遗址,发现了1件尖底角状杯。其遗物所处地层在战国时期巴文化层之下,其年代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与此有联系的是在西陵峡沿岸、清江口一带的二十余处遗址,发现石质工具为主,种类较多,到较晚时间逐渐减少,陶器以鼓肩罐灯形器、夹砂大口缸、夹砂大口尊、尖底杯、竹叶形柄的豆、鸟头把勺等最为典型,与忠县井沟、巫山大昌坝及三星堆、新繁水观音的夏商时期的文化因素一致。许多学者直接命名为“早期巴蜀文化”,并指出这些遗址中以巴蜀文化为主,土著文化、中原文化次之。但一些学者则指出鄂西和原川东地区遗址与三星堆相比较,各有自身的特点,不赞成划入“早期巴蜀文化”的范围。陕西南部汉江上游的“白马石类型”也发现尖底罐、高柄豆、小平底器但没有鸟头把勺。对于原川东、鄂西、陕南、川西四处相同的陶器之间的关系和先后,学术界理解不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间的联系必须是建立在全面比较的基础上,并区分相同因素在各自考古学文化中所占比例,方能确定是同一部族,还仅仅是文化传播──吸纳的关系。同时,象鸟头把勺之类明显具有标识性的器物应该作为一个标尺。也就是说,象原川东、川西、鄂西了鸟头形把勺的,应视作一个相近系统来考虑。陕南的白马石类型则应另作考虑。同时,详加比较,我们发现重庆地区的新石器仍应划作一种类型,而鄂西、忠县井沟、巫山大昌坝遗址应与三星堆遗址作为另一个类型来考虑。且其时代,前者为早,后者为迟。在确定了这样的前提之后,我们认定重庆地区的遗址为早期巴文化。经济生活是以渔猎、粗放式原始农业为主,获取生存资源的工具是用江边砾石打制而成,石制工具发达,制陶技术简单,遗址分布密集,但每处面积不大,表明每处聚集人口不多,显示出直接占有自然资源的特征。结合《竹书纪年》卷上“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谭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息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原留共居’……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以及《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巫蜑之国“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可见此时之人,定居于山上,习水性,能操舟造船,社会结构以血缘为基石,由众多氏族通过技能神力和征战,形成部落联盟,宗教仪式是祭祀亡祖,价值观念是崇尚勇武,信奉鬼神。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46:08

除此之外,作为居住在巴地的蜑族,据《世本》云“禀君之先,故出巫蜑”,巫即巫山,蜑为民族,与巴氏禀君杂居。《华阳国志·巴志》谓“涪陵郡……土地山险水滩,人多勇,多 ,蜑之民”,其习俗,周去非《岭外代答》谓“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海上者疍也”,即习操舟,艇居。与禀君种同。前述出鸟头形勺把的鄂西、原川东地区,应跟蜑有关。吾师张勋燎先生认为此鸟为鱼鹰,极是,若然,捕渔技术极高,当与习水性有关。

殷商时代,据甲骨文记载,曾伐巴方。周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以倒戈”,事后“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表明殷周之际活动在汉水流域的江汉平原。考虑到合川沙溪乡沙梁子遗址中出石戈,也有尖底杯,结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的情况,应跟《华阳国志》所记“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陷阵锐气喜舞”有联系。但童恩正先生则认为禀君与賨人是不同的族系,且之间有严重的对立和斗争。

总之,早期巴文化是由嘉陵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氏族或部落联盟组成的文化构成,其间当然也有差别,但毕竟都处于山险水边的自然环境,自然能融入在一起,共同组成早期巴文化的要素。

2.春秋时期的巴文化。《华阳国志》载:“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杜宇之前,川西早有农业,但蜀人尤崇杜宇,足见他主要贡献是在农业技术的传播、提高方面。若此,巴亦化其教,改变原有粗放农业;在社会结构方面,仍以部落为主。但随着邻近楚国的逐步强大而略有改变,有“巴子”、“巴师”、“行人”。与楚或通婚,或交战,成为楚之附庸。地域范围得以扩大。至于价值观念等仍同于早期。由于考古材料的匮乏,无法确知更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时期是巴文化发展的过渡阶段。虽然,作为楚的附庸国,巴国本身也与楚的文化具有一些亲缘关系,但程度要低得多,因而从地域的占有到文化的整合都是楚所力争的。由于当时的征服只是消灭其抵抗的能力,从而保有巴国,所以与楚的交往才有反复。尽管在这种交往中巴国文化诸如政治制度等方面出现了变迁,但整体上其传统特质仍然维持。

3.战国时期的巴文化。这一时期是巴文化青铜文明兴盛的时期,其青铜器主要包括容器、兵器、乐器、工具,最具代表性的是铜兵器,但制作技术上稍逊于中原,生活用器少礼器。从整体上看,器物受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如乐器、釜、甄、鍪等。但兵器上的特殊符号,以及兵器制作富于地方特色,都表明技术行为仍受制于自身结构;葬俗方面实行船棺葬,只是到秦灭巴后,向船椁演变;经济生活虽是农业发达,但仍“畜牧在沮”。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开始发展,在龟亭北岸立市。社会结构除禀君部落可能进入领主制国家而外,更多的部落,仍处于父系氏族社会,血缘关系色彩仍很浓烈。社会上层已有分层,但从墓中随葬器物看,还是保留平等的色彩。也搬照楚、周之上卿礼葬巴蔓子,也有用于仪式的兵器,也有都城,但均具军事防御特征。男女分工,手工业也比较发达。也有筑台之风,但此系秦灭巴后之事。也有“军族之征”、“布帛之征”,同样也是秦灭巴后之事。综而观之,出现传统仪式、观念、习俗与新的物质、技术、制度因素的混合,使土著社会失去整合。不过,由于秦所采取的羁縻政策,以及自然环境的制约,传统特质仍然维系,且具对异质文化进行整合的主动性。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46:24

(二)蜀文化的结构要素。

1.早期蜀文化。学术界通常把“早蜀文化”的年代定在西周春秋以前,以区别于战国至秦的蜀文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所指的早期文化限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目前这一阶段的材料十分有限,仅有广汉三星堆一期、绵阳边堆山、广元张家坡等遗址。但可分为两种生活类型,一是生活在如张家坡、邓家坪、边堆山那种依山傍水、地势坡缓的丘陵小山上,利用江、河之中砾石加工成各种石器,制作陶器。遗址不大,聚落小、人口不多,过着主要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一是如三星堆一期那样居于平原北部河旁高台上,以狩猎采集为主。虽然生活环境有别,但文化内涵却有一致之处。考古学界一般将此纳入早蜀文化范畴。文献材料无法与之印证,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与之相异的早蜀文化类型,例如《华阳国志》中所载,蜀之第一位“王”是居於岷江上游,“居石室”、“纵目”、“死作石棺石,国人从之”,宋萱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范勇先生补充为编发、著袍服、善种田,有蚕察。上述构成了蚕丛部族的文化结构要素。目前,虽有些考古发现可以证实,但皆比较晚,无与之同时的材料可以印证,只有寄厚望于今后的考古发现。

2.鱼凫时代蜀文化。以广汉三星堆的材料最能证明。学术界几乎公认三星堆二、三期的遗存和两个“祭祀坑”就是鱼凫文化的实证。概括起来,所反映出的文化构成是:石质工具很多,但经过磨光者占多数;陶器中有继承一期陶器的现象,但出现了一套新的典型器物,有高柄盖、杯、盂、弧、壶、三足器、鸟头把等,以及少量的尖底器,其中有的器物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也有的是土著文化因素,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复合型文化特征;定居生活,地面木结构房屋密集,建筑形制上富于北方特征,但也融合进本地特色;经济生活是农业、渔猎并存,但治水可能已出现,有利于农业生产;有比较发达的冶铜、铸铜、制陶、纺织、制玉等手工业;商品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贝币;生活在河道两岸的的商台地,而不在冲积平原上,一般距河道很近;礼制方面,玉石礼器丰富,受中原礼制影响,但富于本地特征。青铜礼器有尊、罍、盘、器盖等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意味,但主要的还是列罍之制;宗教方面虽在祭祀形式上受中原影响,但在祭祀对象等方面却具有土著化的浓厚色彩;神权和政权的结合极富特点;社会结构方面,有双手反缚的石奴隶像,青铜像中也有社会分层的现象,有城墙;统治地域比较模糊;因而有学者认为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或者认为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我们认为后者比较符合事实;值得注意的是,遗址持续时间长,与祭祀坑突然出现发达的青铜器等不太吻合,因而学者们或归于中原移民,或归于中亚移民进入,或归于楚文化的影响(楚文化发达是比较晚的事),既便是对于遗址本身也根据鸟头把勺推测为巴人移入。总之,我们认为遗址的文化结构要素与祭祀坑所显现的结构要素有不谐和的部分。而且其消失也特别突然,虽然陶器等因素有被继承的现象,但玉器制度、青铜神像传统等却没有被继承。一般而言,先秦时各国不同于后来意义上的灭国。既便灭国,也不是也不可能是灭掉其文化传统,尤其是反映价值观念的宗教传统。而且联系“(鱼、凫)至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于湔”(《太平御览》)卷88引《蜀王本纪》),以及杜宇时招抚蜀地旧民“化民往往复出”和“更名蒲卑”(鱼鹰、鱼凫)等情形来看,许多学者主张祭祀坑是因杜宇灭鱼凫包括宗教传统不被承继就值得怀疑。首先,若鱼凫、杜宇均为成都平原土著民族,相同的环境,产生相应的宗教,应该是十分可能的,但事实上却不被承继。此外,根据学者们的意见,杜宇时代是承袭鱼凫时代列罍之制的传统,却不承继青铜铸造神像传统,这与鱼凫族与杜宇族有过平行共处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相吻合。当然,尽管构成因素是有不和谐的地方,但构成规则却还是与后期的蜀文化是一致的。

有关鱼凫的情况。文献材料中仅有“鱼凫田于湔山”和“鱼凫治得江”等语,可作为鱼凫族文化构成要素中“渔猎农业经济”和“长于治水”的佐证。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46:38

3.杜宇时代文化。三星堆第四期(也有学者把二三期合为一期,第四期变为第三期)多数学者研究认为:第二期、三期鱼凫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构成因素在此期已不占主导地位,尖底罐流行。主要分布于成都市区故郫江两岸,并在新繁水观音、雅安市沙溪,以及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一带,也都有这种遗存的遗址。综合考古发现,在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大约属杜宇统治的时代,考古发掘反映出器物层面上,尖底器流行,且出现各式球形环底罐、绳纹环底盂、喇叭状圈足豆、仿铜式陶釜、甄的器物组合;玉器不发达;石器粗糙;建筑为干栏式;青铜器与中原同时期相反,新器物出现少,保持商末周初青铜特色;青铜礼制,仍保持列罍之制;经济生活方面仍是狩猎采集十分发达;社会结构方面,由于十二桥宫殿遗址的发现,证明权力中心和社会分层的存在;宗教生活方面,吸收中原因素,修建规模宏大的祭台,也用龟甲占卜,但无文字,且随意性很强;结合文献,此时有了明确统治疆界,国家政体所需要的领土观念出现,国家政治整合程度提高,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管理方式,比如更名、迁都、利用旧民、“传授始密”等等。而且还“教民务农”,传播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宗教方面仍有死后魂化鸟之灵魂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如修祭台,用龟甲占卜等方面是大量借用了中原的祭祀形式。从文化结构方面来看,礼制等等保持传统,而宗教方面却竭力引入域外异质文化,呈现出礼制与祭祀的不协调。

4.开明族文化要素。根据文献记载,开明族进入成都平原之后,遇洪水,便充分发挥悉水的特长,大力整治水患,采取了排干涝渍,挖通甕阻的办法,治理了水患。但根据《史记·汉武帝纪》载蜀侯恽死后,蜀中为“蜀侯恽立祠,其神有灵,能兴云致雨,水旱祷之”,足见治水问题一直困扰川西地区很久;陶器大量为圜底器,多见尖底盏,有继承杜宇时代陶器传统的态势;铜器富于地方特色,不仅是在形制上,更主要的是在“巴蜀图语”纹饰上,且广泛融入楚和中原之器;葬制多样化,既有小型土坑墓、土坑木槨墓、船棺葬,可能还有大石墓。墓分大小,随葬鍪、釜、甄,列罍之制衰微,越到晚期越与中原接近;蜀人自身的文化构成要素越晚越少;社会结构方面,阶级对立越来越明显,政权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从相同文化构成要素在广大区域的齐一性特征中,完全可以看出政权控制能力的增强;织锦业、蚕桑业、冶铁业、漆器业、造船业等手工业越来越发达;商业发达,有了衡量制度;宗教方面,开明“复生”是楚人之死亡观的延续和体现,尚赤观念,建宗庙,大石遗迹特多;交通发达,修栈道;制礼乐,有一套礼乐制度;社会价值观念,如尚武之风渐盛;文化因素构成中有楚、秦、巴的要素借用其中,但多是影响到器物层面,并没有更多地深入其中,总体显示出军事政治的文化模式。有研究者把此阶段蜀人文化的动力归因于巴文化进入构成要素之中,这是误解,因为巴人的文明程度一直就低。值得注意的是,开明族进入成都平原时,并没有一开始就和巴人靠近,而是比较后期的事。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46:57

二

在对巴蜀文化不同时期文化结构要素的动态描述中,我们事实上已触及各结构要素的排列组合和构架关系的问题,这里再加以具体阐发。

在巴地,从禀君时代开始,就是以推崇武力,征服它部落获取资源而出现,以后征商纣王,与楚交战,与蜀交战等不绝于史载。同时,“俱事鬼神”,巫风盛行等也发挥着整合作用(如以禀君的白虎崇拜整合賨人等)表明巴地的文化构成要素都是纳入祭──戎的巧妙结合。都城的建立也是为了军事防御。礼制是行为规范,社会分层的标准,最初的礼器虽与宗教相关,但在巴人强盛之时,周边农业文明的礼器虽与宗教相关,但在巴人强盛之时,周边农业文明的礼制已失去宗教意味,更多地是社会分层的象征。所以中原青铜礼器不能影响到巴文化,即便影响也只是在社会群体中的上层。同时,在这种模式下,异质文化,尤其是农业文明的文化要素难以进入其中,使之具有复合文化类型特征。因而巴地文化基本上其结构要素的来源是单一的,既便要吸收其它文化中的一些结构要素,也必须是选择过的,能与其模式吻合的。也就是说,在祭──戎的模式下,由于周围的社会环境是争相掠夺,因而为了增强战斗力,主要接受异质文明的战斗武器,从而导致发达的军事物质和宗教精神的原始性不同步发展。

在蜀地,其结构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是以礼仪、宗教为特征。蚕从时代的情况因为材料所限,无法论说。但至少目前拥有的出土材料和文献材料可以证实鱼凫时代是以礼仪、宗教为构架关系的。遗址中的祖神形象塑造以鸟头把勺为代表。有成套的玉器和祭祀的玉器坑,表明宗教祭祀活动的存在。礼器,主要是玉石器,虽如前述,祭祀坑所呈现出的文化构成要素与遗址所呈现的构成要素不十分谐和。但其中玉器与遗址的联系,以及祭祀坑反映出的本地宗教习俗、礼仪等却也是可以作为佐证;有研究者认为商代卜辞中,既与商人征伐,更无与诸方国交恶。有的只是商人询问至蜀地祭祀与否的记载。可见此时战争并非是鱼凫时代蜀文化的主要构架特征。同时,根据段渝的研究,此时的城市商业发达,也与北方筑城防御无关。这也可以作为礼仪宗教组合模式的旁证。到杜宇时代,礼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以列罍之制为制度。宗教方面,没有承继三星堆两坑的宗教传统,但引入了中原的祭台、龟甲占卜等祭祀制度,将此与中原比较,此时似乎有由神权政治向王权政治的转变趋势。但杜宇“从天出”,君权神授,死后魂化为鸟,也具有相当的神性色彩。而且杜宇统治时期,更名蒲卑之举,也在于用神性来巩固政权。再则,文献刻意强调杜宇教民务农,以及被后人奉作农神,足见已出现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宗教雏形。但农业之神毕竟不能治理洪水泛滥的成都平原,终被水神替代。开明时代,礼仪制度仍是保留原有别于中原而富于本土特色的列罍之制,但随着楚、秦异质文化的移入,礼仪制度传统的控制能力逐步减弱,但并未象前代那样很好地整合在一起形成适宜于自身的新的礼仪制度。在宗教方面,也表现出“君权神授”的意味,而且跟水有密切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开明族自楚迁来,因而“死而复生”的死亡观也一同带入,而且特别重视天庭的幻构,将自己列入登天之守门神,也很重视祖先崇拜,建庙而祭。由于外力的推动,战争跟宗教的关系密切,兵器上开始铸造上“巴蜀图语”,以佑助战争的胜利。有从“祭与农”模式向“祭与戎”转型的趋势。这种转型是没有多少传统可言,加之又缺少新的有效的运作机制,因而其整合能力很弱,新模式最终导致国运的衰微也就势所必然。

上述结构模式的形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跟巴蜀文化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结果,也是跟所处社会环境包括与异质文化相接触适应的结果。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47:16

巴文化所处的地域主要在现在的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流域,川东北山地和川东南长江上游一带。从地貌看,属盆东平行岭谷,由30多条山脉组成,其基本特征是:背斜山地陵而窄,向斜谷地宽而缓,为方山丘陵和单斜丘陵散布,间有平坝。其地水系发达,除长江、嘉陵江、乌江、渠江等著名河流外,大小支流尚多,形成格状水系。北部边缘是泰巴山地,东南有巫山、七曜山和湘鄂山地一脉相承,形成自然屏障,气候温暖潮湿。巴人的活动环境大多是背山靠水。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巴地较早地出现了农业,但只是一种粗放农业。《华阳国志·巴志》说杜宇时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焉”,化其教而力农,当然只是在原有农业自然是平原农业,巴人受其影响也只能是山间平坝地区或河谷两岸比较宽敞的地方。至于高山之地,则一如从前,直到唐代仍是刀耕火种,农耕技术相当落后。但山区动植物资源丰富,众多的河流渔业资源充足,因而其粗放的农业和渔猎经济模式,应该说是与之相适应的。同样,其文化结构要素也是与此环境适应的结果。比如禀君部落善于渔猎,巫蜑部落习于水上生活,賨人擅长射猎等都是实证。既便后来组成部落联盟,其文化结构要素仍沿袭传统。当然,经济生产模式除了地理环境的直接限定外,还由于“自然资源的丰富,一方面减少了集团成员与其它社会成员的联系,另一方面,阻碍了获取资源的技术向更加精巧和有效的方向发展,使简单的适应趋于长期的稳定”。正是这种传统经济模式的制约,与这相邻的异质文化如楚文化、中原文化等对巴地的影响程度不深。因为这些文化是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与此相关的文化结构要素,尤其是观念层和行为更无法融入进巴文化中。同样,祭与戎的结构模式也是环境适应的结果。因为纵观世界文化史,渔猎经济的社会,其凝聚的动力主要是宗教和军事。巴人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其生存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其宗教更多的是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且缺少系统性,因而宗教的整合力也并不强。臂如禀君部落的崇虎与賨人的射虎,就没有互相融合、统一,但却能以此两部落为主体部落联盟。因此用宗教来作为整合动力是不适宜于巴文化结构模式的解释,唯一只有用战争来加以解释。事实上,从禀君建立部落联盟是因投剑高明而获统治权,到协助周人的“勇锐”,到青铜兵器的普遍,无一不是尚武精神和战争的作用。尚武精神并非是随意产生,它同样跟居于水边、狩猎发达有关。虽然其资源很丰富,但地理环境却十分恶劣,需要勇气和较好的体能。而且随着较长历史时期的资源索取(据发掘材料,巫山发现有远古人类),生存需要的空间增大,只有不断迁徙,战胜非自己原有空间内的其它部族,方能生活得更好。自然,尚武或以战争为兴奋点就成为一种环境下的通常规范。尚武或战争结构模式确定之后,社会组织、价值观念等结构要素也就被排列组合在结构模式之中。我们知道巴文化从禀君时代直到巴文化衰弱,基本上都是氏族组织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这除了社会组织发育是由平原向丘陵向山区依次减弱的地理环境因素制约外,更主要是受制于文化系统的结构模式。也就是说,由于巴地地理环境,人口大多分散居住在可以生存的环境之中,自给自足,与外界联系少,只有战争方能成为一种向心力,把分散的点组织进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甚至国家之中。反过来,氏族或部落组织又是战争所需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因为氏族部落组织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通过血缘或婚姻联系起来的。彼此是同血缘的人,婚姻中的人,同为亲属,同一血缘,而不是权益的获取,分配的多寡上。它可以通过亲情关系,增强凝聚力,且以亲属组织形态为主要的指挥形式,简单且又极为有效,战争一旦结束,又回到各自的亲属关系中,战争并未损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其次,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如果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既无经济条件,也不能适应其环境,况且战争可能阻止本土经济的发展,从而社会组织发育的不充分。这也难怪中国历史上山区部落虽然利用氏族组织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最终还是要通过走出山区来冲破氏族组织传统。同理,巴人最终要向成都平原或楚人邻近疆域拓展,一方面是为了争夺资源空间,同时也是力图冲破原有惯性。当然,处于异质文化邻近的社会环境中,巴地的社会组织不得不变迁,以收适应之效,但变迁也只是选择跟战争相关部分来进行。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47:32

此外,在尚武精神和战争的结构模式下,氏族组织的价值观念也被整合,并以尚武为其观念核心。臂如,禀君部落最终就是以武力而被各部落认可,巴地在以后伐商之战等历史事件中,就明显的显示出尚武的观念。

在蜀地,其中心区域的成都平原是龙门山脉和龙泉山脉包围着的盆地,略带菱形,地势西北略高,东南较低。平原上流纵横,底坡平缓,加之雨量集中于夏秋,常有暴雨洪水出现,其西部、北部、南部、北部都是丘陵或山地。根据孢子花粉分析,成都平原在殷至东周间,有茂密的树林,有湖沼水面,野生动物很多,气候就现在湿润温热。禾木科植物也比较多。这种动植物资源和气候环境,必然使平原渔猎采集经济发达。农业虽然出现较早,但它的发展取决于治水,所以自鱼凫而至开明,治水之事,史载不断,唯有鱼凫之时和开明之时,外来移民,取得了治水的成功,国力强盛。直到李冰治水,才真正走入集约化农业之路。

在这样一种有山地、丘陵、平原的自然环境中,决定了蜀地最初的文化只是适应了环境的不同侧面。比如蜀人最初见于史载的是蚕丛部,只是适应了成都西平原西北部的山地。到了鱼凫时代,适应了平原丰富的渔猎资源,并通过治水发展了平原灌溉农业。杜宇族主要生活地是在平原腹地,使着力发展农业;到了开明时代,治水成为关注焦点,平原灌溉农业进一步发展,基本适应了平原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部族的进入,促使蜀地各个不同环境被开发出来,且其各自不同的文化结构要素都在平原环境中得到了很好的整合,因而可以明显出看出蜀文化其构成要素来源的多元。而且由于不同部族的进入,其文化也在不断的更换增添中,形成了其文化结构的开放性特征。尚需注意的是,蜀地文化最初从山地向平原腹心汇集,一旦灌溉型农业立足平原之后,其它山地型部族便向盆地四周山地回归,置于平原边缘,对平原外异质文化的进入多少起了些抑制作用。不过,平原内的灌溉型农业却因治水技术的影响,以及动植物资源的丰富,而发展十分缓慢。且其整合地域十分有限,只有随治水的成功、灌溉型农业的发展,地域才有所扩大。再则,由于动植物资源的丰富和灌溉型农业,各部族定居平原之后就极少迁徙。从而使政治中心等能存在下去,有经济后盾,尤其是大型聚落的相对集中于一定空间,更能说明问题。中心的确定,社会组织就容易发育充分。在这样容易形成中心的地域环境中,因为各部族的先后进入且其文化结构要素部分被承继,自然就存在如何把这些不同的结构要素组织在地域中的问题。根据研究表明,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宗教礼仪来凝聚,当然也要通过政治途径来加以解决。但其实际功效却比政治途径要好得多,因而蜀人从鱼凫时代开始,便是借用中原礼器制度并改变其组合(其改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到开明时代末期,才逐步向中原之礼器接近。其宗教祭祀活动,则明显地具有系统性,丰富而有序,整合程度十分高,从而与礼器制度一起形成蜀文化结构框架关系,使结构要素有序地组合在其中,并在与域外异质文化的适应中,尽可能地保持传统,与其结构模式吻合。

李安民，昆明市文化局

源自：《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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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巴蜀文化结构初论──巴蜀文化的文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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