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模式、情感结构与价值诉求

源自：贵州民族报  : 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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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6-11-14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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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副主任，文学博士。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老舍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曾访学及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有《文学的共和》《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无情世界的感情》《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与他人合作)，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作协民族文学年度评论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2013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的双向流动中，出现了从他者言说到自我表述的叙事转型，而在情感结构上则体现为怨恨、忧郁和欢欣的三种突出倾向，这关涉到符号生产与文化政治的重大话题。在多元认同的现实中，少数民族的“小传统”只有在“效果历史”的进程中才能体现出其建设性意义。就此而言，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提供了反思片面发展模式、文化的普遍性与差异性、文学的人性论与目的论的多重维度。

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社会主义文学现象
　　“少数民族文学”较之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类已经在文学史上站稳脚跟甚至谋求变革的许多二级学科不同，直到今日它依然要面对合法性的质疑。因为在很多有着普世性文学观的人看来，这是个有着过于强烈的政治规划色彩的分类。诚然，“少数民族文学”从发生学来说，确实有着极其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推动导向，但文学从来也无法脱离它的政治性，并且作为一种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学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无论如何它也已经构成当下文学生态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各类“后学”思潮和文化研究话语的兴起，少数民族文学更是逐渐从最初的文化领导权规划中超越出来，获得了自身能够与主流文学形成互动的主体性言说。比较文学学者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曾经谈到文学地理、政治和经济差异所构成的首都、外省、边疆的空间差异，它会形成某个类似时间基准上“格林尼治子午线”般的中心，其文学价值观会辐射性地影响周边及更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学恰恰是在文学中心之外的一种边缘表述，它固然会受到来自中心地带的影响，但“中心”与“边缘”永远都是互动辩证的：如果从边缘自身站位角度来说，它就构成了返观中心的别样视角。
　　正是在别样的视角中，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牵涉到更为广泛的符号生产、文化政治乃至现实里中国认同的重要维度。为了便于全面呈现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现场的现象与问题，本文将谈论五个问题，包括它的发展脉络、当下现状，以及现状中所体现出来的叙事模式、情感结构等问题，最后试图对其价值诉求在描述的基础上做一定的展望。
　　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社会主义文学现象，伴随着民族历史调查、民族识别和族籍学理认定的当代学术实践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的政治与文化平权举措而产生。最早的一批作家在新中国初期的“解放时代”以主旋律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为旨归，主要表现为讴歌革命、颂赞新人与新社会，其代表性的作品结集在1960年出版的小说集《新生活的光辉》中，主要作家有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敖德斯尔，苗族的伍略，白族的那家伦等人。当然，这个热情洋溢地书写政治题材的阶段并不很长，在“文革”的激进运动中，族别区分被视为需要超越的身份，民族、宗教与文化的问题被阶级话语统摄起来，“少数民族文学”自然会遭到摒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出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电影、绘画、雕塑等文艺产品，其中少数民族文化被整合为社会主义文化中从属性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表述少数民族的技法、形象与语法成为一笔在后来岁月中不断被回溯、摹仿和改写的遗产。
　　第二阶段是启蒙多元时期，也就是一般文学史所谓的“新时期”。在这个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从此前固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跳脱出来的各类思潮纷纷争夺自己的话语场地，尽管总体上的价值取向在于“西化”，但就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却出现了多元并立的局面，比如益希丹增、降边嘉措这样的老一代藏族作家走在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话语中;蓝怀昌(瑶族)、韦一凡(壮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等则有着改革小说、寻根文学的气质，色波、扎西达娃等西藏“新小说”作者寻找的却是与风靡一时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契合的路径;张承志(回族)的小说则塑造了上下求索式的“中国青年”形象。少数民族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张扬和蓬勃发展，与时代文学的各种流行话语如影随行，并没有刻意强调某种“少数民族性”。此际通行着一种“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话语模式，但这个“民族性”是一种国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主体性，并非后来的族裔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族群主体性。

“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发展形态
　　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整体发展形态。“自上而下”是指它获得了来自顶层设计的再次关注，从宣传部门到作协文联组织，都开始大幅度增强了扶植力度，增办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学刊物、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奖项、举行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等，希望以此增加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树立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形象。“由内而外”则是指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出现了由他者言说到自我表述的转型。如果说解放时期和启蒙多元时代虽然也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开始少数民族题材的文艺产品创作，但基本上遵循了较为统一的“族外人”话语方式;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则试图从本族群文化、宗教、习俗、思维传统内部锻造“族内人”的观察视角，这一点使得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丰富性。
　　新世纪以来，作为整体的少数民族文学在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领域，都有着最突出的三个意象，可以说它们构成了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形象和想象。
　　(一)衰弱的老人。少数民族文学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个病弱濒死或者软弱无力的老者，他们可能是看护留守儿童的空巢老人，也可能是固执地坚持已经被子孙所抛弃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长者。这与主流小说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宁肯《三个三重奏》中的老官员强壮有权;刘醒龙《蟠虺》中的老教授有着知识权威;徐皓峰的《武士会》或《师父》中的老武师精明有力，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老人往往日薄西山，有心无力。萨娜《多布尔河》中那个鄂伦春萨满乌恰奶奶固然能够以最后的神性之舞救活青年后代，最终也走向了死亡。在抒情性的怀旧书写中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民族寓言”，即“老人”往往以“传统”的象征或代言人面目出现，预示了古老族群文化和村落、乡社共同体的败落。
　　(二)外来者。这一类形象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中常见，经常表明外来文化对某个封闭文化系统的冲击。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中也不乏此类形象，只是从20世纪80年代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化精英，变成了表征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新的外来冲击，更多具有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和腐蚀性负面意味。他们最为典型地表现在杨文升(苗族)《野猪坪轶事》中写到的大学生村官，孱弱无能并且丝毫没有融入当地的热忱，在被狗咬伤后匆匆逃走。
　　(三)出走者。他们是族群共同体的叛徒，以新生活的追求者姿态逃离了族群文化，与衰弱的老人那类过时的人相比，这是新时代话语的追慕者。跨境民族文学中这类形象最多，比如李惠善《礼花怒放》、许连顺的《荆棘鸟》、《跟屠宰场的肉块儿搭讪》就讲述了朝鲜族跨国劳工及其家庭与认同的变迁，体现了在资本沉浮中的逐利取向以及这种取向造成的情感流离与认同断裂。这三类意象/形象其实都是普遍意义上的失败者，老人落伍于时代的潮流，外来者失败于改造旧有文化，出走者则落魄于资本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因而，少数民族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是整个中国文学在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

三种主导性的叙事模式
　　与前述三种意象/形象相并生，在他者言说与自我叙述的双重表述中，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构成了主导性的三种叙事模式。它们形成了类似于原型母题式的存在，一再出现于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
　　其一，“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和解模式，这是对于“文明与野蛮”模式的置换。中西古今之争在思想史上一直被视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嬗变形态。只是在现代性的规划中，启蒙主义思维里少数民族往往被界定为“原始”、“半开化”和“野蛮”的存在，这当然有着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展过程中，思想与学术尤其是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的进化论思维在背后支撑。这种思维内化了“文明等级论”，在欧美文化为主宰的等级秩序中，将自身的文化设定为普世性价值，而后发民族如果不与这种价值秩序同化则被视为不合法。新世纪以来这种文明等级论在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思潮中得到反思，但思想的牢笼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尽管“文明”与“野蛮”的话语被“现代”与“传统”的话语模式取而代之，也并没有改变二元对立的模式。如万玛才旦(藏族)《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乌金的牙齿》等优秀作品尽管对此有所省思，但在应对文化变迁的时候，其运思方式却依然很难摆脱此种模式：“现代”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道德，而与“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
　　其二，“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模式，这是对“世界性”与“民族性”模式的置换。所谓的本土化或者地方性，其实是在反抗全球化、一体化、“世界是平的”的姿态中，暗合了资本的逻辑──它将自身的文化资本变现，在颠覆他者风情化的过程中诡异地自我风情化。这种对少数民族的“香格里拉化”最初是外来者由于文化隔膜而生产出来的想象的异邦，在晚近却被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内化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并且推波助澜。而当类似亚森江？斯迪克(维吾尔族)《魔鬼夫人》中对伊斯兰教中的某些迷信部分进行反思的时候，还遭到本族同胞的众多指责。因为大众传媒的肤浅与放大效应，这种地方性、本土化书写中，族群的具体历史与现实被抽空，而某些易于传播的符号则被放大，成为“诗和远方”的十字绣底版。这个“秘密花园”式的黑白绘本，迎合的是无所用心的刻板印象填色者。
　　第三，神话历史模式。20世纪60年代之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微观史学、文化研究的陆续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的书写局面，“历史”与“写历史”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述历史”也形成了一种热潮，这与主流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历史主义有着合辙之处，根底里是后社会主义时期身份的迷惘和认同的分化──原先的革命史观、宏大国族主体的历史被以欲望和身体为表征的个人主义史观所取代，体现在关于家族史、民间史、私人史、欲望史等写作潮流中。在幽微的层面，这实际上是一种族裔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搁置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建构历史，而重新回缩到一种族群共同体的首尾连贯的叙事神话之中。
　　以上的三种模式可以看到认同的嬗变，反映了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语境中，由于经济、地理、文化等诸多纠缠在一起的因素，当某个后发人群艰于应对片面发展进程时的逃避式反应。这是一柄双刃剑：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说，显示了曾经被无视的亚主体在新语境中凭借各种机会的重生;从负面的意义来说，则是对国家主体的逃离和规避，从文化安全上需要警惕的是可能形成分离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