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发展历史中的传承与创新

源自：中国知网  : 杨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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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精神为契机，对民族精神具有的精神内涵，及其与民族音乐文化事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回顾，对民族精神发展历史中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变革进行了阐述，并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历程中，民族精神的顶层设计与人文渗透两个方面探讨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创新，提出在当前民族精神教育中应以教育创新为根本，以人文渗透为目标，以情感体验为核心，以民族音乐为途径，大力培养和发展民族音乐文化。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中强调：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同时也是世界文化传承中最为坚实的根基。因此，我们应通过回看中国历史上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发展历史中的传承与创新，分析研究、总结经验，为现阶段民族精神的传承及创新提供路标与动力，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得到有效的传承，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繁荣发展。

一：民族精神与民族音乐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关系
　　(一)民族精神与民族音乐文化的基本内涵
　　1.民族精神
　　在古希腊有一座著名的德尔斐神庙，它的门上刻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千百年来，无数思想家及哲人穷尽一生探究及解读，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而由此所引申出来的对精神及文化的思考亦从未停止。那么何谓民族精神？纵观前人的解答，我认为民族精神最耀眼的，是它作为民族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深层标志。它由特定民族在具体自然、社会、历史环境下的生产生活中逐渐汇聚、碰撞产生，并由民族成员代代传承，并升华、凝聚成为该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是对特定民族社会存在的集中反映。尽管民族精神能够作为某一民族全部历史的镜鉴题照，但它并非是僵化不变的，相反，民族精神鲜活的生命始终在扬弃、发展中，其作为民族存在的血脉与心脏，始终在流动与跳跃。总体而言，民族精神始终以巨大的历史承载为根本，又以生机勃勃的时代生境为指归。
　　2.民族音乐文化
　　所谓民族文化就是对民族血脉的融合杂糅，而民族文化又以民族音乐文化为核心内容之一，在各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民族音乐文化皆表现出惊人的创造性及顽强的生命活力。民族音乐文化由人民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它包含了不同维度、不同时空的文化，涉及人民生活的不同侧面，是以“民族音乐文化既是音乐现象，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生境下的文化、美学、语言、民俗观点，也是文化情思的寄托，其所承载的精神与情感便是其母体民族的思想乃至灵魂，更是其民族精神的载体”①。
　　3.民族音乐文化视域下的民族精神
　　列宁曾说过：“每一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②，民族音乐文化与民族精神这对概念也不例外。民族音乐文化视域下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整体精神，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人格修养的崇德精神，贵中尚和的和谐精神，且具有博大精深、气势恢宏、蕴含深刻、形式多样的特点。中华民族正是依靠这个精神，缔造了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民族精神及民族音乐文化皆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产物，民族音乐文化视野下的民族精神是以民族音乐文化为内容、为纽带、为媒介所产生的，以音乐文化为表达的民众心理与民族情感，作为广义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它产生于民族精神和民族音乐文化的共同作用，此外它亦是民族精神传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和世界各民族间建立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二)民族音乐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互动关系
　　民族精神和民族音乐文化，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作为传统音乐艺术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其与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同根共生，长期流传于中华民族聚居区并且在人民群众中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内含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它是经过几千年发展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遗产，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汇聚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同时民族音乐文化还具有融合、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民族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已经渗透到民族音乐文化中，并通过民族音乐的传播得以留存、发展。回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与血脉，其映射在“出则撞黄钟，入则击蕤宾”的民族政治伦理道德与思想教育中;映射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中华民族铮铮铁骨与民族性格中;映射在自强不息、勇于革新又传承优良传统的变革精神中;映射在勤劳善良又追求美好大同世界理想之中。具体而言，民族音乐文化中蕴含着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则流淌在民族音乐文化之中，两者互为依托，相辅相成。《礼记·礼运篇》中写道：“夫礼 之初，始诸饮 食。其 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此间，我们看到，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初始于寻常人家的饮食中，而在“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的过程中，古人需“蒉桴而土鼓”，也就是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古代中国，礼与乐，即民族精神与民族音乐一直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千百年来，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在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中孕育、发展，连年的战争和辱国之痛形成了百代流传的民族戏剧，抗日战争中迸发的《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传唱了中华民族的英勇不屈，《亚洲雄风》、《青藏高原》更唱出了当代中国人的豪情和气节。

二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发展历史中的传承
　　(一)中国古代民族音乐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从夏代起到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唐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经了，由奴隶制社会的产生、发展、灭亡期间的正式形成和确立，到多民族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期间的逐渐形成和日益稳定。与此同时，民族音乐文化也随之产生及发展。
　　其一，音乐教育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自集权社会伊始 即 是教育的 重 要内 容。历史上自夏朝起、商、西周三代皆有制度化的音乐教育，且皆以礼乐教育为基本特征。沿袭至西周时，礼乐教育已发展为具有伦理化、政治化、宗教化性质的教育。《礼记·王文世子》中记载“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③西周时的礼乐教育互为表里，从内于心的观念培养，到化于外的行为养成，致力于追求观念意识与情感体验的契合一致。在施教内容上是“以乐德教国子：中、和、袛、庸、孝、友;以乐 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 子，舞 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④此外，在音乐教育的实施上也有严格的制度，如“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⑤，“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 学礼，执 礼 者 诏 之。冬 读书，典书者诏之。”⑥周后至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创办当时最大、影响最深的私学教育，强调“有教无类”，给了更多普通人以受教育的权利，他以“六艺”为主要教育内容，即“礼、乐、诗、书、易、春秋”⑦，其中乐教位列第二，可以说是其教育体系中的重点内容。然而孔子强调的乐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音乐技能传授，他更多强调的，是与礼教相辅相成，要求“从“技”上的“习其曲”、“得其数”上升到“得其志”，“得其为人”等更深层次的“精神核心上”⑧，充分展现了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自孔子之后无论是汉时的董仲舒、魏时的嵇康、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周敦颐等皆是强调乐教的重要性，把育人放在首位，而在育人中对教育对象的精神引导更是重中之重。
　　其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几乎每一个朝代在祭祀的仪礼与音乐上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同级别的祭祀都会有不同的礼节设置，仪式音乐的选择上亦会相应的作出调整，甚至会具体到音乐中所用的歌、舞、乐章、乐调、乐器上。《周礼·大司乐》中记载到：“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祗。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⑨可以说“礼的具体运用就表现在乐的上面，如果把乐和舞去掉了，礼就完全成了一个空架子。反过来，如果去掉了礼，古代奴隶主贵族的乐，也就失去了意义。”⑩曾有子云，礼乐相须为用，从上文中我们便能感受到。此外，在远古巫祭仪式中，乐舞便有了固定的形式，民族音乐开始具备指向性的内容，譬如《遂草木》、《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具有祈祷理想的内容，《载民》则为祭祀先民，《玄鸟》为祭祀图腾。黄帝时的《云门》、唐尧时的《大咸》、虞舜时的《九韶》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乐舞，同样借助特定的礼仪形式表达。同时，与严格的仪礼乐制相对应的便是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拥有极具本朝特色的音乐教育机构或演出场所。如夏、商、西周三代的音乐学校，“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 之，皆 所 以 明 人 伦 也。”西周时 建 立 起 的 “成均”、“瞽宗”、“东序”、始于秦兴于汉的乐府，还有汉代的太乐、鼓吹署，魏晋时期的清商署，唐代的教坊、梨园及宋元时期城市里的演出场所“瓦子”、“勾栏”等，这些机构或场所的出现与变化与封建王朝的更迭、社会生活的发展、民间世俗的转换息息相关。同时由这些机构或场所作曲、创编、排演的音乐、舞蹈作品升华凝汇成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精神血液，在目不识丁者居多的年代，奠定了中华民族对善恶美丑、忠奸正邪的褒贬等最朴素的民族审美，极大推动了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巩固及民族音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其三，各朝代的乐教机构促进了不同地区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如汉代的鼓吹署所教习的鼓吹乐，本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马上音乐，传入中原后发展为成熟乐种。因此，“鼓吹署本身就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产物”，此外《汉书》中所记载的“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说明 早在汉代的乐教机构中就已经有来自外域的学员了，而这一情况到文化繁荣的盛唐时期更是屡见不鲜。
　　(二)中国近代民族精神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了几次重大的民族危机，也经历了几次复杂的社会转型。同时也就在这危机与转型中，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仁人志士的呼唤与求索中逐渐清晰，民族音乐文化也随之有了新发展。
　　其一，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弘扬民主和科学精神为主旨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通过对国民性的分析与批判，力图唤起民族精神，呼吁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重铸国民的新精神和新灵魂”瑏瑡，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发展的起步。在这场强调爱国、自救、进步、科学与民主的文化运动中，各地的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学校中开设的音乐课程，又称学堂乐歌，催生了一大 批优秀音乐艺术家及歌曲作品。如沈心工的《黄河》、《从军歌》、《美哉中华》，曾志忞的《练兵》、《游春》，李叔同的《祖国歌》、《送别》等，此外高等教育上，著名的北京大学，在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的带领下，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提出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在课堂中引进钱玄同教习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等。所有的这些努力，对高等院校民族音乐教育的启蒙与发展，对于中国走向近代 化 的 历 史 进 程，均 具 有 无 与 伦 比 的 促 进作用①。
　　其二，20世纪 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处在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在这一时期，不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家和“左”翼思想家，抑或是其他党派、团体、社会阶层的成员都极为重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研究与弘扬，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更是出现了一大批展现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优秀艺术家及文艺作品。这一阶段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如著名音乐家黎锦辉谱写的《向前进攻》、《中华 民 族 战 歌》、《十 里 送 夫》、《追 悼 被 难 同胞》，觉剑创作的《抗日救国歌》，萧友梅创作的《国难歌》、《国耻》、《五四爱国纪念歌》和《国民革命歌》，易君左创作的《铁血歌》，以及宋寿昌所著的《为四万万同胞生存》等歌曲。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后来全国抗战歌曲和救亡歌咏的序曲。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政治和音乐一直有着很特殊的联系，在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会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般而言这也往往会是一个歌唱和聆听的音乐时代，1931-1945年的中国尤其如此。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同抗战，使得其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在绝境抗争中得以重新构建，其民族理想和民族认同也寄托在抗日救亡的事业当中，在构建和彰显中华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抗战歌曲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特别要提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延安，这里发展生产、普及教育，创办了大批文艺社团和文艺刊物，如抗战文艺工作团、中央剧团、中央民间音乐研究会、鲁艺音乐工作团、延安合唱团、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等，革命的音乐文化蓬勃发展。而且延安还召开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文艺座谈会，解决了我国的文艺思想问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座谈会后开展的文艺下乡运动，创作出了一批具有中国气派的新文艺作品，如新歌剧《白毛女》、《刘胡兰》，广场戏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在这些文艺作品中所蕴含、渗透、宣扬的革命文化及思想将中国人民从几千年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去除了封建思想的糟粕，并逐渐形成了现代中华民族 民 族精神的 基 石。比如在《传家宝》中，当“金桂作为媳妇在婆婆面前摆出账本时，就显示出妇女的自立自强和觉醒，表现出很强的新时代气息”②，当《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与小芹展开对封建婚姻的反击时，“足以见得他们在法律与平等意识方面有了觉醒和自信。”③
　　(三)现代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从1949年建国至今，中华民族精神历经了由现代革命精神到当代建设精神的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了“从以名正实到以实正名，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从民贵君轻到民主政治，从因循守旧到开拓创新，从 求 同 去 易 到 有 同 有 异”④ 的 转 变。建 国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从最初的“双百方针”到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及《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意见》的出台，国家层面一直关注着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涌现出的大庆精神与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雷锋精神与《学习雷锋好榜样》、焦裕禄精神与电影《焦裕禄》、抗洪精神与歌曲《为了谁》等，更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内涵。同时，建国后，国家建立了完备的由义务教育阶段至高等教育阶段的普及型及专业型音乐教育，设立了由中央至地方成系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文艺团体，特别是近些年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如以《印象·刘三姐》等为代表的旅游目的地特色民族文艺演出，都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卓著贡献。

三：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发展历史中的创新
　　(一)民族音乐文化中民族精神的顶层设计创新
　　在中国古 代，音乐便 是一种内 涵 丰 富、形 式多样，涵括了政治、音乐和教化诸因素的综合性活动。古代音乐作为统治者强化自身统治的手段，在巩固统治者统治地位，实现中央集权对社会的永恒把握方面发挥着积极而又潜移默化的力量。古人认为，“礼”即伦理、道 德、修养，“乐”为思想、情感、欲 念。礼乐文化便是通过将伦理、道德、修养、思想、情感、欲念这些抽象、无形、内在的东西外化为“礼”(礼仪)和“乐”(音乐)，具体而言，就是将无形有形化，将抽象具象化，将意识形态化。自西周“制礼作乐”始，音乐活动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特殊的历史景观，同时也被赋予了独特 的教 育价值。在“祭 祖”、“敬神”的活动中，“琴瑟”、“管磬”、“钟鼓”众音毕奏，在发挥“政教”功能的同时，实现其“教化”目标：“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明人伦”，养成其社会认同感，终而建构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整体而言，古代音乐活动对于“大一统”的政治建构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音乐教化这种能潜移默化的手段，并将其视为顶层设计一以贯之。相传我国流传下来的许多教化音乐，其创作者都是统治者本人。比如乐舞《扶来》相传就是由伏羲氏所创，还可将其称为《立本》，宋代 的罗泌在他所撰写《路史》中，曾惊叹于此舞所具有的威慑和安定天下的神奇之处，因此又给此舞曲命名为《立基》。而由唐太宗李世民所创的赫赫有名的《七德舞》又名《亲王破阵图》，是一首武舞，描述的是唐太宗皇帝大破刘武周之功绩，歌颂了李世民的铁血战功。从历代统治者亲力亲为推广民族音乐的典故中我们不难发现，民族音乐所具有的教化作用不仅有利于国家机器的稳定，而且还能有效推动国民素质获得整体发展。关于这一点，萧友梅就曾明确提出，“精神的文化将会是未来世界的重要基础。高尚的艺术是推动精神文化前进的基础;而音乐则是高尚艺术的精髓所在，音乐的发展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安危。①”
　　(二)民族音乐文化中民族精神的教育创新
　　在当前阶段民族音乐文化传播传承的过程中，通过对文化背景的分析，构建文化传承及创新的相关内容，从而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奠定良好基础。民族的文化精髓可以通过其音乐文化得以传承，而本族与非本族相互区别的标志之一即是他们不同的民族音乐文化，因此，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推广与强化，能够极大的传承民族精神、凝聚民族意识。例如：唐代宗教音乐兴盛，寺庙僧众以俗讲的形式将统治阶级要求的思想潜移默化的植入民众心中，并汇流成民族精神;在受教育程度普遍极低的封建社会，遍布全国城市、乡野的戏台，及在戏台上上演的家国故事，奠定了中华民族对善恶美丑、忠奸正邪的褒贬等最朴素的民族审美，正是诸如此类的教育创新，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巩固及民族音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民族音乐不断熏染人的心灵、完善性情，它对民族意识的传承起着重要的影响，对文化的全面渗透深深的作用并汇入国家意识之中。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②，其道理也正在于此。如果把民族精神比作一顶皇冠，那么民族音乐就是上面璀璨的明珠。民族音乐堪称是心灵的艺术，它在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生活领域中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是人类最高境界真善美的统一，它不仅向文化渗透，而且还能完善人的心灵和深刻影响社会。具体来说，在民族精神教育创新中民族音乐文化 的 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以内容设计为根本。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灵魂就是从其民族音乐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和情感中所体现出来的。因此有必要把民族音乐作为高等教育阶段的重要内容，而且还应引导学生树立爱国主义精神，促使其民族意识得到不断增强，奠定学生成长的基础并不断完善其人格。所以，对于学生的发展来说，民族音乐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在高校的教育中：首先应做好鉴赏课程的构建。在高校民族精神传承及创新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民族音乐的教育，强化学生对民族精神的认知。更多的在教学的过程中，强调中国的民族元素，并适当融入地方的民族元素。加强中国民族音乐史中地方音乐史的学习。对于音乐专业类的学生，各地方高校可依托本地资源，加入地方性或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学习。例如，在湖南高等院校音乐专业类学生的民族音乐史课程构建的过程中，可以将湖南本土音乐史及境内部分少数民族音乐史作为概论课程，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全面的了解湖南音乐的文化内涵，在更深层次上了解湖南精神、湘西文化等，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实现地方民族精神的传承及发展。
　　其二，以人文渗透为目标。音乐是民族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蕴含着民族自身审美体现和文化价值的独特艺术形式，民族音乐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状况在不同时期的重要载体，是一种象征符号，具有鲜明族别标志的文化存在和文化记忆。充分利用民族音乐对文化领域的不断渗透，使得学生在认知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方面得到加强，从而逐渐丰富高校民族音乐教育中的基本模式，为民族精神的传承注入全新的活力最终助力于青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念的形成确立。因此，在现阶段高校民族音乐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将民族精神与之融合，构建人文性的教育机制，通过人文渗透，构建特色校园文化、社团活动，并以民族音乐文化为纽带，将民族精神渗透入学生的思想体系，最终实现由思想到行为的转化。例如，在地区院校的具体教学中，可以将民族精神的教育渗透在音乐类课堂活动之中，开展“四个一”活动，即学唱一首民族歌曲、观看一部民族文艺片、构建一次民族音乐文化的社团活动、开一节音乐文化主题班会等，通过这类活动的构建，可以将民族的人文精神充分的渗透到教学活动中。
　　其三，把情感体验作为核心。《毛诗序》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音乐和舞蹈是人们用于表达心志和情感最原始、质朴、自然的形式，正所谓发于内而形之于外，这种情感体验的表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民族音乐而言，其除了备受瞩目的社会教育功能外，它的审美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说到底，音乐文化能起到移风易俗、治人治世的效用，根源还是在于由它所引发并沉淀的情感。而作为一种动态的文化载体，民族音乐文化不仅能尽情表达人们的丰富情感，更能展现思想与生命的律动。在高校的音乐教学活动中，以民族音乐为手段，将兼具内容与形式美感的音乐形式融入到富有情感的音乐形象中，从而培养塑造健全人格、启迪学生心灵。《乐记·乐言篇》中曾谈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②”，指出音乐是圣人所爱好的美好事物，它能够使人心向善，通过感动人心而起到移风易俗之效果，所以先王都提倡用音乐来教化人。在古人看来，圣人之所以大力推崇音乐，其原因就在于音乐能够起到促使人心向善的重要作用，民族音乐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在移风易俗、教化民众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民族音乐教学实践中，要将民族音乐文化的情感体验价值放在重要位置。

四：结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三个倡导”，着重强调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不仅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全方位展开，还需要积极寻找契机与突破。本文分析论证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发展历史上的传承与创新，可以说是弘扬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文中具体所探讨的民族音乐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联系，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依据和理论基础;深入分析民族音乐文化在民族精神发展中的传承与创新，并又从两个层面上分析了民族音乐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遇和挑战，最后从历史回溯与逻辑分析的角度阐述了传承、创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弘扬民族精神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众所周知，民族音乐文化是人类音乐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在民族精神发展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仅取决于其存在形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同时对民族音乐文化本体也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民族音乐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其价值在于帮助人们通过文化渗透了解和认识民族精神的传承，而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则是对民族精神和当代文化精神的完善。因此，在民族精神未来的发展中，要将民族音乐文化置于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其在民族精神传承中的作用，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发展状况，在民族精神培育中充实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内容，形成面向全世界的民族音乐文化价值，迎合我国民族精神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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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杨娇 女，湖南岳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①黄翔鹏：《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四期，第47页。
　　②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0页。
　　③《礼记·王文世子》
　　④《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
　　⑤《礼记·王制》
　　⑥《礼记·王文世子》
　　⑦宗超：《孔子知论探析》，《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78页。
　　⑧郭丽娜：《中国古代儒家乐教思想的演变与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55页。
　　⑨《周礼·大司乐·春官宗伯第三》
　　⑩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孟子·滕文公上》
　　原媛：《中国中古时期音乐教育机构的演进与思考》，《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61页。
　　《汉书·传·西域传下》，第112页。
　　项阳：《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18页。
　　宇文利：《中华民族精神现当代发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海因兹-戴特·迈尔，侯龙龙，《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的制度创立者、机遇和预见》，《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1期，第79页。
　　吉洛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作品的影响研究》，太原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
　　同上
　　俞吾金：《论改革开放与民族精神的转变》，载于《人民日报》，1988年5月2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