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老外看中国：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

2008-12-27  Alan Paul
　　在我侨居中国的三年半时间里，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一方面都明显变得更加便捷了。我经历的“中国时刻”(China Moments)也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许多外派来华的“前辈”警告过我的专有名词，即你被眼前的官僚折磨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自己抓狂的份儿。但这里也有让我急得恨不得大声叫嚷起来的例外状况，而这种情况大多和开车有关：办驾照、买车、出交通事故，而最近这一次是在我即将离开北京时卖车。
　　买家是我的朋友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当时陪同我们办理手续的是在《华尔街日报》任职多年的司机窦师傅，他在如何与政府官僚打交道方面很有一手，堪称我们的政府事务联络官；还有一位名叫高森的中国同事也与我们同行。
　　理论上讲，我们必须将车开到设在北京南城距我家约1小时车程的某二手车交易市场，在那里填写一些文件，让人把车检查一下，并把所有该盖的章都盖到。然后我们要折回头来去车管所完成最后的手续，三年前我就是在那栋庞大的楼里考驾照的。我琢磨了一下整个过程需要三到四个小时。
　　第一个麻烦来了：窦师傅居然找不到那个市场了，要知道他从来不迷路的！最后我们终于把车停下后才发现通往市场入口的辅路上排满了人，他们当中有的要买车有的要卖车，甚至还有人在卖牌照。我们终于驶进了巨大的停车场，并围着这个巨大的建筑群转圈，穿过了正在接受检查的半挂牵引车，它们的驾驶室向上掀起，还有数十辆也在接受检查的小汽车。
　　后面一小群年轻女子指着我们看不同的队伍，显然是在招揽生意，不过我不知道她们在兜售些什么。高森告诉我说她们要50块钱（约合7美元）来帮我们排队。我对这个价钱没问题，于是窦师傅就找了位他信得过的女士。
　　我们跟着她穿过一个大型车辆展室，走入了一个满是人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长椅，玻璃文件架排成了后面的两堵墙。一长溜小桌子将这个办公中心和展厅分开，每个桌子旁边都坐了三四个人，雇佣他们的公司也雇佣了门外招揽生意的那些女子。给我们带路的女士将我们领到一张桌前，她要了我们的护照、车辆登记信息，然后就开始填写从桌上拿到的若干份文件。我才意识到这些女士并非拉拉生意那么简单，她们自己就是登记中介公司的工作代表。
　　这位女士在房间内奔忙着，我们则费力地跟着她的步点，被她带到了一个窗口前。她把我们的所有文件都递交进去，里面的一名男子审看了一番，把文件敲了一堆图章后又递出来。高森对乔治和我说，我们可以留在楼下，由他和窦师傅上楼去完成一些手续。十分钟后他俩回来了，我们又返回那个办事窗口。我心想，“这挺有意思，还算不错。”我们都想早点把事办完，因为乔治稍晚还有个约会，而我则需要与我的乐队一道出席一个公司聚会──《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读者见面会，我可不想把这次活动搞得一团糟。
　　接下来我却听到了一连串的“不可以”。我凑过去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听窗口里的那位工作人员说“数字不对…………..”，我忙问是怎么回事。
　　高森解释说，“你登记的护照号码和你护照上的号码不一样。”
　　“我换了本新护照，”我回答说。
　　“老护照你带了吗？”
　　“没有。我们还能过户吗？”
　　“可以，但这得先要车辆管理所批准。”
　　于是我们又坐进汽车，驱车半小时来到车管所。这时已是中午12点半，正是午饭时间，车管所的办公大厅里基本空无一人。只有一位女工作人员在值班。她把我们递上的文件都看了一遍，而我也听到了那个如有魔力般的词──可以。她把我们的文件收拢在一起，放进一个密封的塑料信封，然后就丢在一边不管了。
　　高森说，“我们能办，但负责盖章的人吃午饭去了，他要45分钟后回来。”
　　我们又回到车上，驾车沿着条狭窄、弯曲的路去找吃午饭的地方，路旁的人行道上满是放学的中小学生。窦师傅说他担心可能找不到合适的餐馆。“南城是北京最穷的地方，”他解释说。我们向他保证自己不是挑三拣四的人，于是大家去了一家卖美味手擀面的小餐馆。
　　我们1点45分返回车管所，事情办理得出奇迅速，很快我们就行驶在回二手车市场的路上了。这一横生枝节至少让我们多花了两小时，但事情还是有进展的。我们找到了那位替我们代办手续的女士，她一路小跑着抓紧办各种手续，不到一小时就把一切都办妥了。
　　我们又二次来到车管所，花10块钱让一个人把我的车牌拿下、交上去，把几份文件送进去敲图章，然后文件又被送出来作了番在我们看来敷衍了事的审核。事情几乎就要办完了！或许我们接下来去干预定的事还不会太迟。
　　有人来给我的车拍了张照片，还有人检查了车门上的认证号码，以确定我卖的确实是登记的那辆车。在工作人员办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走进他们污秽、狭小的办公室等待。我不经意间往屋外一看，见有七个身穿黑制服的人正围在车前打开的引擎盖边看着什么。情况可能不妙。
　　我上前打探消息，恰好听到其中领头的那位说出“不可以”三个字。高森问这些人我们该怎么“解决问题”。
　　我则问出什么事了。
　　高森说，“他们找不到发动机序列号。”
　　到此为止，我们为车辆过户已经花了近六个小时，太阳正在西坠，乔治和我全没了好心情。他已赶不上赴约，而一位司机此时正驾车行驶在去我家的路上，按约定他要把我和我的音响系统送到我们乐队演出的地方。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我的神经已经疲惫，手指和脚趾都冻麻了。虽然我极力让自己保持冷静──特别是在有可能因一场冲突而丢脸的官员们面前，但我还是发火了：“我需要把这事办完！”我用中文喊叫道。“可以！可以！我一整天没干别的事。我赔了很多钱。我很快就要回美国了，我今天必须把这辆车卖掉。我再抽不出一天时间了，你们可以把这件事办完！”
　　这几个人面面相觑，然后对我说只有他们的领导能决定是否让我给车过户。我们走进办公室。这位身穿制服的警察看上去不是善茬，他不像是个可以通融或吃我这套的人。在高森向这位警官作解释时我选择了默不作声。高森说我是个重要的外国人，要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
　　这位警官把我打量了一番。我试图作出重要人物的样子， 但可惜我那天没刮胡子，身上只随便穿了件旧T恤衫。他拿出了图章和红印泥盒，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后又把图章在上面盖了两三次，然后一脸冰霜地将文件交给了我们。我高兴坏了。
　　我们一路小跑着回到车管所主楼，高森和窦师傅将全部文件都交了上去，不一会新车牌就发到了乔治手里。我们来到楼外，又给那个人十块钱让他把新车牌安上，然后大家坐上车打道回府。车辆过户花了我们将近八小时。
　　这件事至少让我在启程回国前能与乔治聚一聚。我对他说，“这件事的教训是，永远别卖车给你不喜欢的人。”
　　我再也不会抱怨新泽西的车辆管理所了。

　（作者Alan Paul是《吉他世界》(Guitar World)的高级编辑，同时也为美国篮球杂志《灌篮》(Slam)撰写文章。因妻子工作需要，他举家从美国新泽西州迁往中国，现居北京。他的电子邮件是expatlife(at)dowjones-com。）

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9年时，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而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还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1年内"新增居民储蓄"足足超出了"工资总额"达3000亿元。"这就是说，2001年发出去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又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又如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因为中国公众实际上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所以，全国的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

131万中共县团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万2千亿人民币。至2002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万5千2百亿元，其中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申报的个人储蓄高于4万亿元。

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5 千亿元，占75%；而5万名持有2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2千多名，占86%。十多年来中国数千万股民投入股市的资金25000亿，而相应的上市公司净资产不到5000亿，目前股票的流通市值只10000亿。如果算上投资者损失掉的机会成本，股民的损失应在20000亿以上(平均每年近200亿)。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万亿现金，还剩1万亿，其余2万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百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百万至2500万；福建省，平均7百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百万至2千万；江苏省，平均7百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百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百万至1千4百万。

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百平米至9百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6百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百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百平米至8百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7百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百平米至850平米。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坚持四项原则"的结果是垄断一切权力的党官先富起来了。什么"利为民所谋"，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中国特色"，什么"共同富裕"，通通见鬼去吧！只有"保先"是真的：保持共产党先富起来的特权地位，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高干财产在700万至1000万，省级高干财产在850万至1200万。这样，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相当于一个平均收入的市民 300年的工资，这地厅级干部全都成了地"扒皮"了，这省级干部呢，那就更不用说，全都成了省"霸天"了。

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中国现已有资产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24万多人，总资产达8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国不到万分之二人口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全国国有企业或全体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约80%。

2005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99%含量的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 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或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已经有98%的人已拥有或超拥有1000万元的财产。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共产党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两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600万～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③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中国就不同了，它的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 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钜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 。"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世界已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这两个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全世界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尚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十倍左右。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