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宇新考

一：杜宇未经传承从天而降
　　西汉扬雄是最早提到杜宇事迹的蜀人。他在描写成都盛况的《蜀都赋》里写过这么两句：
　　昔天地降生杜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
　　扬雄爱写古字，头一句里的“杜”，实际上就是杜宇。所谓“密促”，是指他创立的王朝世代稠密而短促。宋章樵《蜀都赋》注引《蜀纪》“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后皆仙去；自望帝以来，传授始密”，也是这个意思。后一句讲的是蜀王开明，先不管它。
　　杜宇是“天地降生”之君，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讲得更清楚。此书南宋时已佚，幸北宋《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有段摘文，谈到蜀王鱼凫“化去”以后的事：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当作山）。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
　　古书没有标点，如“从天堕止”那句，也可以断句为“从天堕，止朱提”，意思便成了杜宇从天上降下来，落到朱提那个地方，并非女子来自朱提。唐宋人的文摘，往往与原文有不少文字上的出入，《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又有这段《蜀王本纪》摘文，虽然文字略有不同，但意思却明白得多：
　　后有王曰杜宇，出（当作从）天堕山。又有朱提氏女，曰利，自江源而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移居郫邑。
　　这里明确指出：杜宇从天上堕下来，降落在山上，而不是朱提；朱提本是那女子的家乡。杜宇降落的地点，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成都府》认为应是“天隳山”，亦即成都北郊磨盘山，旧称天回山（隳、回同音，隳、堕形近）。“天回山，在府北二十里。《蜀纪》云：以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及玄宗幸蜀，反跸时经此，土人呼曰天回。山下有天回镇。”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代世表》摘引《蜀王本纪》，却把社宇籍贯弄到朱提去了：
　　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
　　他读到的文字，是杜宇降落在朱提。杜宇“从天而下”，究竟落在天隳山，还是朱提？我们后面再去讨论。
　　杜宇从天而降的神话，许多文献都有记述。如蜀汉来敏《本蜀论》：“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晋葛洪《抱朴子·释滞》“杜宇天堕。”张华《禽经》“望帝杜宇者，盖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帝称王于蜀。”唐卢求《成都记》“杜宇又曰杜主，自天而降，称望帝，好稼穑，治郫城。”宋罗泌《路史·余论·杜宇鳖令》按《蜀记》：“旧说鱼凫畋于湔山仙去。后有男子从天堕，曰杜宇，为西海君。自立为蜀王，号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
　　原始传说都讲蜀王杜宇是天上掉下来的，其中隐含的史实，可能表现为下面三类内容：1.从民俗史角度看，在夸张杜宇创业的神奇、出人意料；2.从民族史角度看，表示这一族原居高山或高原，而后下降到较低的平原区；3.从历史学角度看，表明杜宇并非蜀地土着，与前面几个古蜀王朝没有传承关系，纯属独立建国。
　　杜宇政权与前代蚕丛、鱼凫没有传承关系，在许多古文献的字里行间，也留下不少痕迹。如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叙述蚕丛、柏灌、鱼凫事迹之后，接着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加了一个“后”字，表示其间存在着时间间隔，与前三代连叙的口气不一样。此后史志续记其事，多半按这种语气来宣讲，如南北朝阚骃《十三州志》“其后有王曰杜宇，称帝，号望帝。”宋罗泌《路史·前纪·蜀山氏》“最后乃得望帝杜宇，实为满扞。”
　　不过有些资料在简述时语意模糊，使人产生鱼凫与杜宇两个王朝前后连接的印象。如唐卢求《成都记》佚文“杜宇遂继鱼凫之后”；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十九“其君曰蚕丛、曰伯雍、曰鱼凫、曰杜宇、曰开明，相继王之。”可是，只要细读早期文献语意，便不会误读了。

二：杜宇建国年代
　　扬雄在《蜀王本纪》中留下不少宝贵的年代线索，《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有“望帝积百余岁”一语。现今发现的史前蜀人骸骨表明，那时人的寿命多数在40岁以下，活到50岁已经十分稀罕，因此开国的杜宇不可能活上100 多岁，所谓“积百余岁”应指整个杜宇王朝的历时。此朝各代蜀王都继承着这“望帝”的称号，而末代望帝将政权禅让给了开明氏。《史记·秦本纪》记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 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华阳国志》谓“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故开明王朝历时约350年，上推到开明王朝的建立，大概在公元前666 年前后。杜宇建国年代距此还要早“百余岁”。
　　蒙文通教授推测杜宇王朝约传五世或六世，历时125 年到150 年。如是，则杜宇建国就应在公元前9 世纪的周宣王时代。可是《华阳国志·蜀志》却明确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对此顾颉刚先生特论证道：“七国称王为公元前334～323 年中事，而秦灭蜀为公元前316 年事，短短20年中，岂有遽传12世之理？”他分析常璩写这部地方史，“其标准有二：其一，秉‘民无二王’之训，将蜀之称帝称王者，悉归之于‘周之叔世’；其二，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训，将蜀中神话性之故事悉予删改。”他批评常璩抱保守史观篡改扬雄蜀史，真是入木三分。蒙教授也有同样意见。他据《史记·六国年表》秦惠王四年“诸侯会徐州以相王”得知，七国同步称王是在公元前334 年，“从七国相王到蜀之灭亡，仅18年。杜宇又在开明之前，很像18年间蜀已经13代，在秦却只是惠文王1代。常氏对这一问题，真是太不思考了！”
　　当今史界对杜宇王朝历时仅百余年之说，多不信从。或以为杜宇、开明两个王朝的历年不会如此悬殊，如果两王朝共有700年的话，则杜宇建国可以在西周初年，那时正当武王伐纣，殷政权岌岌可危，西周政权还不稳定，西蜀独自建国正是一个好机会。不过据《尚书·牧誓》伐纣盟军“西土八国”中有蜀，似乎不会是邦国未建的杜宇族人。何况克商以后，周军又作过一番扫荡。据《逸周书·世俘解》，武王在牧野之役胜利后的第6天，就命召伯伐越戏方；第8天又命侯来伐靡，集于陈；第18天胜利归来；第19天命百弇伐卫；第37天再命陈本伐磨，百韦伐宣方，荒、新伐蜀；第42天，三处都取得胜利，归来献俘。这里的伐蜀之役，来回才5天，可见并非前往西蜀本土，只是镇压参战蜀军的哗变。从这些迹象看来，参战的蜀军领袖不可能是从天而降的杜宇。
　　西周立国前期，因有三监叛乱的教训，采取分封制对各地进行严格控制，同时不惜用兵，以武力维持政权的巩固。古本《竹书纪年》“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珪。”时当公元前9世纪初。吕国在今南阳附近，接近成周；蜀国远在边陲，也来献玉，可见早已臣服于周，不可能是杜宇乘乱所建之国。因此笔者认为，杜宇建国的最佳时机，应该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的共和时期。共和前期西周灭亡，厉王被国人放逐；周政权出现空虚，实际上成了无政府状态。杜宇奇兵天降，赶走周室在蜀的代理人，恢复蚕丛、鱼凫基业，正合其时。东周宣王即位，急于对付今陕北一带的猃狁、西戎，接着“料民”清查户口，说明国内劳力和兵力极度匮乏，根本没有力量顾及西蜀这个独立王国。因此，杜宇建国在公元前840年左右，比在公元前1046 年左右的武王伐纣时合理性大得多。
　　三星堆考古工作提供了不同时期的典型陶器序列。在对应于夏商两代的三星堆第二、三期文化中，典型陶器是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盘、瘦袋足盉、鸟头柄勺。这旗帜鲜明的器物序列，不仅在三星堆第一期（相当于夏代以前）龙山文化中没有出现过，而且在相当于商末周初的三星堆第四期文化中，也有很大改变：那时瘦袋足盉、鸟头柄勺基本消失，小平底器渐渐变成了尖底器，纹饰减少而且单调。这无疑是杜宇建国带来的文化影响。
　　黄尚明博士集中了西蜀考古文化成果，并做出一些分期断代工作。他认为，成都十二桥遗址第三期文化相当于西周早期，陶器以素面为主，三星堆文化特征基本消失，小平底罐明显减少。成都新一村遗址第一期文化相当于西周后期，陶器仍以素面为主，典型器类有尖底盏、尖底罐、瓮等，十二桥文化中典型的尖底杯也不见了。新一村第二期文化相当于春秋前期，此时仍以尖底盏、罐为主，而釜、瓮、绳纹罐则最流行。这些变化，反映了两周交替时杜宇建国初期的社会风貌。
　　种种迹象表明，将杜宇建国定在共和时期，是合理的。这与蒙教授推断杜宇、开明两王朝约500年、杜宇建国当在公元前9 世纪中的结论相一致；而且也符合《蜀王本纪》“积百余岁”之说。

三：女利的来历
　　从扬雄记录的古蜀传说得知，杜宇能够站稳脚跟，全靠朱提的女利与他联姻、联合。《华阳国志·蜀志》述杜宇教民务农，“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这位女子的来历相当清楚：她出自梁氏部族，地在朱提，所以《本蜀论》称之为朱利。
　　在古代，朱提是个相当有名的地方。《汉书·地理志》犍为郡朱提县“山出银。应劭曰：朱提山在西南。”《续汉书·郡国志》犍为属国朱提县“山出银、铜。”梁刘昭注：“朱提银重，以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一千。《南中志》曰：旧有银窟数处。诸葛亮书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一引《永昌郡传》：“朱提郡在犍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口，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僰道接。”可见是个丰饶的地方。汉代僰道为今四川宜宾。唐《元和郡县图志》：“曲州本汉夜郎国地，武帝于此置朱提县。”“后立为郡，在犍为郡南一千八百里。”晋代也有朱提郡。宋《舆地广记》宜宾县，述马湖水（今金沙江）“又东北至朱提，与泸水合。”“自朱提以下通为泸水。又东北至僰道（今宜宾），入于大江（今长江）。”根据这些地理特征，朱提应在今云南昭通境内，古属僰人居地，梁氏或许就是当时的僰人首领。
　　徐中舒教授曾提出异说，称藏缅语汇drok为牧场之意，其汉字对音往往要以两个音缀来写，如朱利、朱倭、丁零等。四川甘孜州有地名为朱倭，旧译“竹窝”，就是一个牧区，正与汶山江源相同。《华阳国志》说杜宇“以汶山为畜牧”，而朱利出自江源，她就是一个牧女，故称“朱利”。《蜀本纪》的作者误以“利”为女子名，而释“朱”为朱提，错误是明显的。
　　徐教授不信《蜀本纪》最早由西汉扬雄始作，认为那是沿袭东汉《本蜀论》编写的，才有这样的判断。其实晋、唐、宋人引用《蜀王本纪》皆称扬雄所作，并无异辞；而且朱利因出自朱提，方有此称；女子名“利”，也不止一书引述，这一点不能轻易否定。《汉书·地理志》蜀郡有“江原县”，原与源古来相通。县有“ 水首受江，南至武阳入江。”武阳今为彭山，水与今金马河相当，可证“江源”就指今崇州。所以女利来到的江源，在今崇州地域，并非汶山牧场；况且她“从江源地井中出”，凿井是农业区的特征，亦非牧区所必需。由此可见，女利一族是由南方的昭通“朱提”根据地北上，到达崇州“江源”，寻求发展，与志同道合的杜宇族相遇，然后进行联合。
　　由于《水经注·江水》言及“文井水又东径江原县。县滨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因此有人认为女利本是江原人，而“朱提”乃“朱堤”之误；因朱亭那里有长堤而得名。此说不能成立，因为女利那个时代不可能有建堤之举。

四：杜宇族的行迹
　　《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蒲卑这个名字十分重要，应是蜀语私名；而望帝则是蜀语中“王”的意思，每代蜀王都可称作望帝；杜宇则是族号。
　　晋刘逵《蜀都赋注》引《蜀王本纪》蜀王有“蒲泽”之名；《路史·前纪·蜀山氏》“逮蒲泽、俾明时”，也提到“蒲泽”。《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蜀王本纪》鱼凫后有“俾、明”，应是蒲卑、开明的省称，《路史》癖好综合诸书众说，便集中在一起，不仔细阅读，还以为在鱼凫王朝之后，又有蒲泽、俾明两代。蒙文通教授认为“蒲卑”这个写法才是标准的，可能“卑”先误为“睾”，后来又误为“泽”。
　　蒲字读音可作“白各切”，与“僰”相通，这标志着杜宇是僰族人。《元史·地理志》载云南临安府有僰剌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即作“居村落者名曰蒲剌。”还提到百濮系统的蒲蛮，《唐书》作朴子蛮；《云南通志》说“僰夷又名蒲蛮。”樊绰《蛮书》言大理的白蛮（僰人）“云是蒲州人”，皆可证蒲、僰相通。
　　僰族是西南古老民族之一。《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在南安（今乐山）东四百里，距（犍为）郡百里。”《水经注·江水》僰道“县，本僰人居之。”两书都说那里有“蜀王兵兰（武器库）”，因此今宜宾也是杜宇的根据地。
　　曲英杰先生以为“蒲卑”或为“卑”的缓读，杜宇当出自接近朱提的卑水。《水经注·若水》“绳水又径越巂郡之马湖县，谓之马湖江，又左合卑水。水出卑水县，而东流注马湖江也。”这“卑水”就是金沙江西岸支流美姑河，而“卑水县”则相当于今四川昭觉，与云南昭通地区隔江相望。如果此说正确，蒲卑所属的杜宇族基地就在金沙江西岸的凉山州境内了，而女利所属的梁氏族则在金沙江东岸滇东立足。他们同属僰族，因而有联姻条件。
　　蒙教授以为蒲卑之“卑”（或作俾），与杜宇建都于郫邑有关。这一郫邑《蜀王本纪》称在“汶山下”，所以不是现今的郫县。唐《元和郡县图志》彭州九陇县：“本汉繁县地，旧曰‘小郫’。言土地肥良，比之郫县也。”宋《方舆胜览》称此语出自《益州记》。小郫一说，现今学者多理解为原始的郫邑，这是地名迁徙的结果。当一个氏族到达一个新地方时，就把老地方的地名搬来使用；而老地方的旧名，便加上个“小”字，以示区别；因为新迁的地点一般总比原地要大。因此杜宇最早所建郫邑，应在今彭州境内，任乃强教授即主此说。《华阳国志·蜀志》又有“或治瞿上”之说，任教授也指其地为“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是也。”
　　“郫”字最初应写作“卑”，后来才加上“邑”旁。杜宇是卑水人，把老家的地名带过来，表示不忘故土。或说“望帝”的称号也有此义：《说文》“望，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不过这里“望”应是蜀语，也可能是氏族别称，如《新唐书·南诏传》即记有“望苴子蛮”，苴子是南诏方言勇士之意，望为族名。
　　《路史前纪》卷四罗苹注云：“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今人多据此将瞿上地望定在双流县。《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任豫《益州记》谓广都“县有望川原”，《水经注·江水》亦有此语，其地即今双流牧马山。这一地名带有“望”字，当与望帝有关，用别的说法讲不大通。《真仙通鉴》卷十：“杜宇，蜀主也。蜀尝大水，宇与居人避水于长平山（在青城味江之上，去县八十里）。筑城，垒居第。”《列仙通纪》也有“杜宇王蜀时，尝大水。宇与居人避于长平山”的话。长平山大概是青城山系向今崇州市境延伸至味江边的山丘，近年在其附近发现过双河史前城址（下芒城）。
　　与蒲卑一名有关的带“蒲”地名，还有今蒲江县的蒲水，自古其名不改，很可能是杜宇族的遗存。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五邛州临邛县：“梁益州刺史萧纪，于蒲水口立垒栅为域，以税生獠，名蒲口顿。”于是后魏设立的郡名便有蒲源、蒲阳。书中言及蒲阳郡风俗，“此郡与夷獠相杂，愈于诸郡。”这也符合杜宇根据地的背景。
　　将这些地名联系起来，便能看出杜宇族当初的行迹。他们首领出自僰区卑地，故称蒲卑；先北至僰道，留下“兵兰”遗迹；再与朱提女子同往江源之地，便在岷江西岸立足。杜宇避水长平山的传说，表明他们从事农耕，开始有了水患意识；而且需要凿井，因此有女利从井而出的神话。待发展到一定实力阶段，然后渡江至东岸望川原，再北上彭州建立郫都，恢复古蜀邦国。最辉煌的时期，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述：“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杜宇蜀国不但包括“南中”故地，更延伸到嘉陵江流域、青衣江流域和岷、沱江流域，空前壮大。
　　《水经注·江水》叙述三峡时，记有“江水又东径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这本是蜀王开明的神话，大概因杜宇用他为相，故而将功劳记在杜宇头上。杜宇族可能没有到过三峡。

五：杜宇族的徽记
　　杜宇本是蜀语鸟名，用以作为部族名号和徽记，同时也被后人当作王朝的称号。《禽经》明确指出：现在所称的杜鹃鸟，“江介曰子规，蜀右曰杜宇。”《博物志》又称：“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百鸟为饲之。”杜鹃又称郭公、布谷鸟，是一种树栖攀禽，有着野蛮的习性：雌鸟产卵不在自己的窝中，而产在多种雀形目鸟类（如画眉、黄莺）的巢里，由巢主好心好意地来帮忙孵卵、育雏。那雏鸟出壳以后，居然不念恩情，把巢主产的卵推出去。如果小鸟已经孵化出来，也被它毫不客气地挤走，好独占巢主的哺育。有一种鹰头杜鹃，体长可到40厘米，样子像鹰。杜宇族采用这种徽记，大概很欣赏杜鹃那种豪强的性格，与其他鸟类全然不同。
　　子规又作子巂。《说文》“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巂鸟。故蜀人闻子巂鸣，皆起云：望帝！”这个鹊巢鸠占的故事，也许是根据杜鹃鸟习性派生出来的。巂字在这里读作gui，与“规”同音；还可以读作juan，与“鹃”同音。《华阳国志·蜀志》说：“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常璩在这里回避了一段神话。《禽经》说“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巂字又可读xi，那是西南古族名，越巂地名即由此而来。这些音转关系，意味着杜宇族名本应作“巂”，与“宇”音近，然后才转化为“鹃”音。
　　史称杜宇王朝末代望帝时期，遭遇特大洪水，造成平原蜀国长期严重涝渍，民不聊生。幸亏荆人鳖灵来到蜀国，治平了水患，使蜀人恢复了安居乐业的生活。鳖灵赢得了广大蜀民的爱戴，望帝不得不把王位禅让给他，去建立开明王朝；自己退隐西山，回到祖宗发迹的江源基地去。在神话中，他变成一只杜鹃鸟，每当春耕季节，便不断地叫唤“快快布谷！”直到声嘶力竭，口中流血也不休止。蜀人怀念他教民务农的旧恩，听见鸟叫，都说“望帝来了”，接着一齐跪拜。这些民俗表现，说明当初蒲卑建国，肯定为蜀民带来众多福祉，因此王权能够巩固，成为东周的编外诸侯。

※　注释

[1][3][6] 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史的问题》，巴蜀书社，1993 年，210～211 页

[2]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78～79 页

[4]黄尚明：《蜀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36～56 页

[5]徐中舒：《论巴蜀文化·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141～142 页

[7]曲英杰：《长江古城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

[8]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0 页。

冯广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源自：《文史杂志》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