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丰富和发展

源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 王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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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问题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适时地对这些民族理论与政策进行系统的总结必将对民族工作实践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目标。
　　一、正确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认识国情，是认识一切革命问题的总依据。对国情认识的不同必然会带来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变化。十八大以来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认识的创新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统一多民族是我国的重要财富和优势。近年来在民族工作实践中，有人认为多民族是“包袱”，民族问题是“麻烦”，少数民族是“外人”，这些看法和观点在现实中对部分干部群众造成了困惑，产生了影响。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指出，统一多民族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大重要优势。“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今天的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都对国家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统一多民族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
　　2.关于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20 世纪 80年代，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断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强调各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 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 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总书记的这些论断，是对5000年中国历史的精辟概括，也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在漫长的历史和鲜活的现实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国家整体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早在 1956年《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和边疆地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正在由对外开放的大后方、边陲、末梢变成最前沿、重要节点和关键枢纽。可以想见，民族地区在国家发展改革全局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发挥好其优势、挖掘其潜力，民族地区完全能够也应该为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二、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对我国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总结，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经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的民族工作做得是最成功的。民族工作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等都很强，做好民族工作要求高、难度大。当今世界大约有 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多民族国家，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问题和任务。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的民族工作做得是最成功的，不要妄自菲薄。”这一论断既是全面综观古今中外之后得出的科学判断，又是深思熟虑之后对我国民族工作的充分肯定。
　　2.明确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事实胜于雄辩，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昭示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作了“八个坚持”的精辟概括。即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做好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维护祖国统一，这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也是立国的根本原则。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是民族工作的主题。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这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坚持依法治国，这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八个坚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集中回答了“怎样正确认识民族工作、怎样正确处理民族问题”这个民族工作中最根本的问题，深刻解答了当前关于我们党民族理论政策最集中、最突出的思想困惑，振聋发聩，掷地有声，是对我们党民族工作经验的丰富和发展。
　　3.明确当前民族工作“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五个并存”的科学判断，指明了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所处的历史方位。近年来对民族理论政策之所以众说纷纭，说到底就是对形势看得不清。有了这个总判断，对于凝聚共识做好民族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坚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自信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民族政策的源头和根本。近年来围绕着这项制度国内外有不同的看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时纠正了错误和片面的认识。
　　1.坚持制度自信。在拉萨“3 ·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后，社会上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产生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是照搬“苏联模式”; 有人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会导致分裂; 有人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要搞了，民族自治区可以同其他省市实行一样的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回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设、确立和发展的历史，指出“照搬论”是“张冠李戴”，“取消论”更是错误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再次明确强调，“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这一论述振聋发瞶，不仅集中阐明了我们党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更从文明自觉的高度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定海神针。
　　2.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科学内涵的理解。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统一。当前为了防止认识和实践上出现新的偏差，习近平同志着重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核心要义是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放在第一位。要从大局出发，深刻认识到保持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既定格局稳定的重要性，不再细分民族成分，不再新建民族自治地方。
　　3.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要争取人心，就必须注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群众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一论断充分表明了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任务，彰显了党和国家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根本立场，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具体体现。
　　四、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临复杂的民族工作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民族团结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思想、新认识，加深了全党对民族团结的理解。
　　1.用形象的比喻加深对民族团结的认识。在2014年 9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石榴千籽环抱，浑然一体，这一论述形象地喻示了我国各民族“多元”与中华民族“一体”的关系，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2.深化了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认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理论上包含着化解 21 世纪以来在民族事务领域中呈多发态势的矛盾冲突，以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歧视等问题的意涵。“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提出首次出现在胡锦涛同志 2010年 1月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要把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同年 5月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又间接重申了这一看法。习近平深化了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认识，明确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原则方法、途径措施。在 2014年 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他指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在 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区环境和社会结构，要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入手，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3.对“如何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提出了新的具体要求。首先，做好民族团结，重在交心。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民族团结，只有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才能拆除言行中、心理上有形无形的墙，消解猜疑中、戒备下的或高或低的界。其次，要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人文化、大众化、实体化。人文化要求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改变单一的“漫灌式”宣传教育，针对不同受众的特点，多做“滴灌式”的宣传教育; 大众化要求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形势，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多渠道、全方位开展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 实体化要求将宣传教育资源向基层、社区倾斜，向普通民众贴近，创建一大批能起示范作用的社区、乡村、单位、学校、连队和寺院，使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向纵深推进。最后，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并强调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的前提是保障各族群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既包括权利平等，也包括义务平等、责任平等。其核心要义是，无论于哪个民族，只要是中国公民，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也就是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具体在实践中要依法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暴力恐怖活动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要予以坚决打击，决不手软，旗帜鲜明地捍卫社会主义法律尊严。要严密防范、依法打击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法治化的过程中，必须坚决反对民族歧视。要高举法治的旗帜，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维护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五、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民族工作关乎大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高度关注民族地区，高度关心少数民族群众，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布局中考虑。他在基层的调研中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哪个民族也不能掉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和短板。为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举措。
　　1.明确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总钥匙。“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针对这一现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与民族地区实际相结合，指出民族地区的发展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要依靠中央和发达地区的支持。
　　2.出台针对民族地区发展的差异化区域政策。十八大以来，继 201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民族工作会议之后，2015 又召开了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出台了推动西藏、四省藏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政策文件。中央还召开第五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对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作出部署。召开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以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和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工作座谈会，对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关于民族教育和民族干部的新精神进行具体部署。另外，中央给新疆、西藏的政策是由这两个地方的独特情况决定的，不是有些人说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其他地方不应攀比。
　　3.就民族地区如何发展进行具体安排。首先，加快突破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瓶颈障碍。基础设施滞后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瓶颈。既要注重大动脉、大通道、大水利项目的牵引支撑作用，又要发挥“毛细血管”、乡村公路、小水利工程的网络疏通作用。其次，壮大民族地区产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发展之路。再次，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打造民族地区生态文明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地区调研的时候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后，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民生改善，早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到 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在教育、扶贫、交通、饮水、用电等方面明确了具体指标。这是中央的庄严承诺，也是民族工作战线的职责所在。民生连着民心，如果基本民生长期落差过大，肯定会影响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认同感。
　　六、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
　　当下，我国进入各民族跨区域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如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成为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课题。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是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让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
　　1.在思想意识上要有正确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对少数民族进城，要持欢迎的心态”。
　　2.要客观正确认识城市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少数民族群众进城后喜欢聚集居住、抱团扎堆，难以融入当地社会;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服务跟不上，一些地方存在“关门主义”、“鸵鸟政策”的工作倾向; 部分干部缺乏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意识和能力，出现“平时不去抓，出事则乱抓”等现象; 部分窗口行业还存在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的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 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各地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80% 发生在城市。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城市民族工作还存在“三个不适应”的问题：“少数民族群众对城市生活和管理方式不适应、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群众某些生活和行为方式不适应、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等也有不适应的地方。”
　　3.如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关键是抓好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 城市民族工作着力点要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李克强总理多次指出，要抓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设身处地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感情和风俗习惯，坚决反对和消除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宣传教育活动。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多次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作出指示批示，要求改进体制、完善服务管理体系、加强法治教育和维权。这些都为当前和今后一个城市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七、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民族工作好干部提出了“三个特别”的标准，这在以往是没有出现过的，即“做到明辨大是大非的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的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的感情特别真诚”。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就是要求各民族干部在处理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时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民族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各民族干部都要牢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要自觉在思想和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维护民族团结行动特别坚定，就是要求各民族干部在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上勇于担当。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就是要求各族干部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同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做好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民族工作格局”。与此同时，要让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当主官，挑大梁。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高度重视和充分信任。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走到领导岗位上来，我们党联系少数民族的桥梁将更加宽阔、纽带将更加强韧，民族工作的前景也必将更加光明。
　　八、结语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论述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是我们从事民族工作的依据。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做好民族工作的原则、路径、措施和方法。总的来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理论和政策的论述围绕怎样认识民族工作，怎样做好民族工作”展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民族工作实际中的具体应用，为我们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论述深刻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是理论逻辑与实践发展的统一。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围绕民族工作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清真食品立法、民族歧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等问题现了一些争议，特别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后这种争议更加突出。对民族工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的发声加以引导必将影响大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就民族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民族工作提供了依据和指导。这既是民族工作实践的需要，也是民族工作理论在新的发展阶段的表现。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论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梦为引领，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是整体布局与重点难点的统一。实现中国梦，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是重点、难点。没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工作放在全局战略中加以考虑，高位推动民族工作，必将极大地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是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发展，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同时又结合时代特点和我国国情有所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　作者简介
　　王新红，男，蒙古族，云南大学副教授，云南民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