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自信的价值引导、根本基础和基本方法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丹珠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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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华文化，主体科学合理，自信才有支撑。什么是中华文化？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内涵特质进行了新的概括，“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即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这一概括与我们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既定表述一脉相承，既涵盖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又平等地对待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既考虑到了国家文化的统一性，又充分地尊重了具体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独特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让一个民族认同本民族文化是不对的，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根据这一表述，我们也可以如此理解：不让一个民族有本民族文化自信是不对的，中华文化自信与本民族文化自信并育而不相悖。习近平总书记还讲到：“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据此，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把汉文化自信等同于中华文化自信，忽视少数民族文化自信，把本民族文化自信自外于中华文化自信、对中华文化缺乏自信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总书记讲的这两个辩证统一原则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在一般意义上，个体的文化认同和自信都是从本民族文化开始的。没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也不可能有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故而，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华文化观──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这个主体，是我们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的根本。只有确立了这个主体，我们才能抓住中华文化自信的本质。
　　一、中华文化自信的价值引导
　　文化自信是由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鲜明、科学的判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是涉及到社会主义中国命运、发展的重大问题，但更为紧要的是文化自信。文化是贯通于国家、民族历史，且与国家民族命运相伴始终的元素，“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精神家园，没有这个灵魂的统帅，其他的东西最终难以稳固，没有这个精神家园，这个民族的精神将无所皈依”。同时，文化不但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层次。比如语言、文字、信仰、风俗伴随这个民族走过了几千年历史，虽带有时代的印记，但始终发挥着凝聚这个民族的作用，展示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形态和前进方向。因而，这个自信就是灵魂的庄严、神圣和坚定，是引导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行的那盏灯的光焰。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阐释了文化自信问题：“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带有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较之于其它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而它有着别的自信取代不了的重要作用。“更基础”说明它立足更深，“更广泛”说明它涵盖更广，“更深厚”说明它渊源更久长、内涵更丰富。文化自信就是对国家的信心、就是对民族的信心，这个信心涉及“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的独立性”。──这是近些年未有之强调，足见其地位之重、作用之要。因为，没有文化自信，损害的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失去的是千百年修造的独立的民族精神──民族的基本标志和宝贵价值。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不可疏忽的社稷之重。
　　如何实现并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解决的是价值引导问题。因为，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既有老观念，也有新说法；既有“右”的宏论，也有“左”的调门。而笔者以为：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思想的指导
　　我们面对的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永续发展，中国梦拼搏中的凝魂聚力，是世界各种文化思想在浪潮激荡中的文化抉择，是马克思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和一切私有制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垒、碰撞。没有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理论思想的指导引领，党、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存在，中国的发展将会偏离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始终是我们思想的指南，这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和时代要求所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在中国进行的任何事业，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质上是对一个体系内不同层面的强调。我们说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建立起来的党，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的道路选择自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要有科学性、有时代性、受人民拥护、能指导发展进程，虽然我们拥有丰富、博大、辉煌的古代的知识、理论、思想、方法的科学成果，但是，目前之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指导思想。90多年前，时代让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并且正在全面“强起来”，因而，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不可更改的。马克思主义不光关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也涉及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个理想信念和发展方向就是我们的信仰。动摇信仰就会动摇根本。
　　信仰是文化的制高点，自然也是文化自信的核心。真正有力量的民族是有信仰的民族，真正坚定的人是有信仰的人。古罗马的奥维德曾说：“有信仰的人经得住任何风暴。”信仰是精神的灯塔，有不显其重要，无就会陷入黑暗、失去方向。没有信仰的文化自信难以持久。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习近平的中华文化观。
　　任何思想理论，要指导具体的民族、国家的实践，适应其发展，就必须要有“化”的过程，使这个理论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实际相衔接、相适应，这个实际就是国情、族情，就是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具有卓越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可以说没有“中国化”，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更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如此，我们的文化建设、精神建设同样如此。
　　凡是非本土产生的理论思想，都存在“化”的问题。在空间上的“化”，是适应其民族要求，与个体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通，不如此，思想、理论只能是一种学术成果，而不能指导具体实践；从时间上，是适应其时代要求。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是近代文明孕育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思想，它与中国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既有时间（时代）的距离，也有空间（东西方、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等）的距离。毛泽东正是结合了这些因素，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实际上这也是文化思想相互传播吸收的一般规律。
　　三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基础，推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坚定文化自信中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从而走中华文化自信与本民族文化自信并育而不相悖的发展道路。本民族文化自信要坚持中华文化自信基础，中华文化自信要坚持本民族文化自信前提。没有各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文化的自信，没有中华文化的自信就没有整体的国家文化的力量，也不可能形成软实力。
　　二、中华文化自信的根本基础
　　中华文化自信的根本基础是什么？是坚实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即中国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合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脱离的路是放弃自我、自断文脉、毫无自信的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不求开放吸收的路是死路。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财富，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裨补。比如，“和合”思想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个思想的价值还没有得充分的挖掘、利用。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文革”后，被称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的“礼”几乎难得一见了。北京市曾提出“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很多人感慨：“礼貌”成了中国的“事儿”。“礼”与“和”也有着深刻的联系。“和”要用一定的形式去体现。假如我们总是说这是封建余毒、那是贵族文化，那么我们无产阶级的“礼”是什么？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自然好，但君子的境界并不完全在于“同”，而在于以“和”为前提的“不同”上，因为，在自然界、在社会生活中，“同”是事物的一面，而“不同”也是事物的一面，包容不同才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境界。再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大思想。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良好状态。近代，康有为提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也与历史文化一脉相承。
　　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伪；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友兰说：“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两”就是一个对立的矛盾统一体，一对矛盾，“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矣”。实际上，在中国哲学里，“和”是个大范畴、大思想。张文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和”本身包含矛盾，同时也包含斗争，这是社会正常的状态。以“和”解“仇”是方法，也是规律。不解其仇才是不尊重规律。冯友兰认为哲学是研究以人为中心的“人学”。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可以传世的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说：“少数民族文化强调崇尚自然、爱惜生灵，热爱生活、勤劳简朴，各族相亲、敬重长者，热情好客、守望相助，讲求道义、勇敢无畏，信守承诺、非义不取，自尊自爱、重情重理，等等。对这样的理念，要加强提炼、阐发、弘扬，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多文化养分。”
　　这其中，有两种倾向是要不得的：一是贬低甚至排斥本民族传统文化，认为美国和西方的文化比中国好；二是认为本民族传统文化是精粹，应该全盘继承，拒绝外民族文化、外来文化。这两种倾向都是偏颇的，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
　　其一，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基础，这个基础不能脱离。
　　我们面对的是在人类社会整体的文明进程中，中华文化的存续和发展问题。假如这一文化不能存续和发展，那么，我们的5000年文明史就会断裂，我们的民族精神、价值思想、伟大理想就会失去支撑。这里存在着多样性和一致性、过程和终极、个体发展与整体发展的深刻关系。
　　多样与一致是文化发展的基本状态，这一动态平衡发展的状态的形成由来已久，不是想多样就能够多样，不想一致就能不一致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向使然。叶子具有一致性，但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就是差异性、多样性；人具有一致性，而世界70多亿人口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就是差异性、多样性。同类如此，不同类的多样性呈现，更是五花八门。不断地取长补短、寻求一致，又不断地在各自本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这就是规律。一切事物的终极都是死亡，而当它还作为独立的个体和类型存在的时候，它便处在不断的甚至是无穷无尽的变化发展之中。条件、环境、自身因素的不平衡性造成发展的不均衡性，而一切不均衡的发展都是均衡发展的素材、动力和源头，因而排斥个体发展最终是以牺牲整体发展为代价的，经济如此，政治如此，文化亦如此。个体的发展是对整体的发展的丰富和推动，同样，整体的发展是对个体的发展的示范和完善。
　　其二，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与别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中选择──拒绝和接受中发展。
　　没有纯而又纯的民族，也没有纯而又纯的文化，这个不纯实际上早在人类蒙昧时期的迁徙中就开始了。私有制产生以来的掠夺、兼并战争，商贸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民族和文化的交流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其三，民族的吸收融合和文化的吸收融合方式都是在自己的体系里进行，以涵盖、含化、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是突变。
　　当不同民族的文化体系完整地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未来共产主义阶段才可能出现的民族及其文化的自然融合，即成为不属于具体民族的公有文化。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其中有一个绝对前提，即私有制。私有制不消灭，政党、国家、民族、宗教将长期存在，诚如毛泽东所说：“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如此。”在世界范围消灭私有制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公有制，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私有制存在，与之相并存的阶级、政党、国家、民族等就会存在。阶级、政党、国家、民族大多是以阵营、共同体的形态存在，它们有自己的属性和规定性。把握民族发展的历史方位，更有利于认识民族文化问题。
　　所谓文化的排斥是在体系之间进行的，因而，吸收也在体系之间进行。一人一马的对垒，往往是两个体系中点对点的对垒。吸收后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内容，但不同的体系还是不同的体系，比如汉文化吸收了佛教思想还是汉文化体系，汉文化体系中有了汉传佛教的系统，但汉文化体系并没有变；藏文化吸收了佛教思想，使佛教在藏文化中占有了相当的比重，形成了藏传佛教文化系统，但是，藏文化还是藏文化，并没有成为印度文化或者尼泊尔文化。同理，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思想精华，使我们的文化中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这一思想不断指导着中国革命的建设和实践，但中华文化仍然是中华文化，这个体系并没有变，并没有成为德国文化或犹太文化。这些思想财富一旦进入我们的文化系统，就是我们的文化系统的一部分，是成为自身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个重要动作所起到的文化作用是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整合于中国文化的框架体系之内，我们的文化在本质上需要这个“化”的结果。那种将已经吸收为本民族文化的外来文化、思想清晰地截定开来，并试图清除出去，想保持本民族文化纯洁的想法，是错误的，不符合学理基础，更不符合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因此，现在的民族文化的一切交流，无论其程度如何，都无一不在以涵盖、含化、渐进的方式进行，而原有民族的文化的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也不可能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不论我们如何推进民族间、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交流，除了使民族的血脉有改造、使民族文化内容有增添、形式有吸收，更容易相互了解和理解，具体的民族还是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文化还是具体的文化，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更未发生质的飞跃。也就是说，这种文化的增添和吸收，仍然在文化自主、自我运行下进行，吸收以后起到的作用仍然是丰富和发展这一民族的文化系统。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有信心增强、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的哲学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只有对自身文化的价值有认识、有信心，懂得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不断吸收丰富完善，我们的文化才会不断发展、不断强大，我们自信的旗帜才会永远高高飘扬。
　　三、中华文化自信的基本方法
　　文化精神建设的方法，由工作的对象所决定。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给以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文化正是以这样的规律发展着。我们不但要准确地认识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更要准确地认识特定历史阶段所赋予我们的文化任务。任何超越历史的行为，最终还是要退回到起步的那个点上。革命与建设、物质与精神，目标类型不同，方法自然不同。引领、整合、群众、积累、思想、心灵、礼仪、廉耻──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久久之功，这才是建设。
　　其一，引风气。
　　文化是精神的生态，风气是心灵的气候，一旦形成，或干湿冷热，或风云雨雪，就会对所在空间内的所有人产生影响。好的风气给人正面、积极的滋养，坏的风气给人反面、消极的熏染，荡乎人性，不知其可。善强则恶难行，恶盛则善不张，善恶锯战，你来我往，个人、民族、国家皆如此。善的环境以善为美，恶的环境以“恶”为价值（任何行恶的人都要给恶以“合理的”的文化解释）。改革开放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贩 毒、制假（烟、酒、药、茶等）、网络诈骗的整村行为，在利益驱动下，其中有一个令人颤栗的现象就是错误的思想引导和“价值自信”，由几个人带动，进而产生组织系统、产业链条、思想理念，形成局部风气，影响社会。恶行“乱世”，人们正向的文化自信也就无从谈起。
　　引风气就要正风气，就需要以党风带政风，以政风带民风，以上率下，风化俗成。
　　其二，实平常。
　　文化是个细活、慢活、长活、时时处处都有的活。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谋求千秋大业者无一不将基础作为根本。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其道理也在于此。但是，假如有人问：“你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吗？”或许目前还难能做到异口同声地回应“有”。假如我们再问：“你自信的理由是什么？”回答或许更是五花八门。这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反思与总结，尤其要注意：
　　1、动要适度。习近平总书记说：“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很多东西就是不能动，动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越动越乱。”文化上同样如此。近百年来，中国人在文化上“破”多于“立”，动的过频、建的过少，是一大问题，甚至是一大失误和隐患。从“打倒孔家店”到“反右”，“批林批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传统文化可谓遍体鳞伤、形象不佳、处境尴尬。经过了长时间的自贬自弃自毁，要重塑形象、再现金身，走向自信自强自立，谈何容易！
　　2、靠积累中深化、深化中积累之功。要靠和风细雨、说服教育、风化俗成，而非“运动”“革命”；靠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而非靠政治决定一锤难定音；要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在继承中创新发展，在创新发展中继承，而非旧亏未补，新损继之，新型未固，再新继来。
　　其三，重精气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了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以文化自信支撑政治定力”的新思想。这个新思想告诉我们，面对公与私、义与利、正与邪、苦和乐等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靠的就是觉悟，就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而这些东西不是光靠一些政治的大话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我们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寻找。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东汉时期的杨震和王密的故事。杨震到东莱当太守，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为感谢杨震的提携之恩，白天空手去看，晚上带去十斤黄金，并说：“现在是深夜无人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听后十分惭愧。杨震为官清廉，有人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他说：“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我把这个留给他们，不是也很丰厚吗？”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一故事说明，腐败是个历史现象：今人有，古人也有。先贤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他们高尚的情操和清明的形象。比如包青天、海瑞、于成龙皆是清廉官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廉政文化也非常丰富，关键是学不学、用不用。古代先贤更看重自己的风骨、人格、节操、清名，推崇高尚的道德和不受尘俗的风范。假如一个人重视人文素养、精神境界，结合时代特点，将传统有益的思想道德观点加以继承和发扬，坚持中国固有的有益价值、保持做人做事的精神风骨，就能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不做那些鸡鸣狗盗、声色犬马的事。从党的十八大以后落马的200多名中管干部身上，我们也深刻地看到这一点。他们的问题更多的不是出在了政治、能力、知识、智商、权变甚至理论和眼界上，而是出在了财色名利、权力地位、奢靡享受这些“传统项目”上。与其说他们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素养，还不如说他们首先丧失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自信，失去了正派有德性的人所应有的品格和操守。故而，坚持文化自信在现实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其历史意义又何其深远！
　　其四，传承转化、整合汲取。
　　任何一个强大的文化，都有其强大的自我选择的功能，即在发展中排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推陈出新。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发展。比如在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江湖义气、团团伙伙、任人唯亲、山头主义、歧视商贾、虚假伪善、厚黑术等内容，需要我们自我吐纳、整合融通、革除弊害。而在此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对别的民族优秀文化财富的学习、借鉴、“拿来”消化，以求丰富自善自新。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转型期的文化，正处在大的嬗变过程之中、自我融通和融通他人的关键时刻，缺少哪个方面，我们的文化都走不到世界前列。融通，不但需要有自信的尊严、信念和胆量，也需要有鉴别优劣、判断高下、选择良善、吐故纳新的能力。
　　其五，重在科学性和现代性。
　　费孝通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觉是‘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有文化自觉才能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来之于对自身文化价值、功能、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来之于对文化生成、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来之于对自身文化发展及命运的觉醒与觉悟，来之于对自身文化精华与糟粕的清醒认识、科学分类和对自身文化发展所具有的历史责任担当。
　　文化上的科学性，强调的是文化理性，反对的是盲目性；强调的是平等宽容、共存共荣，反对的是文化上的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文化上的现代性，强调的是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面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文明的转变。“五化”（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推进和实现就是社会转型的大过程。从文化上，中国社会自然要从传统的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即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四个全面”涉及的基本上也是这些内容，建成一个现代社会，我们自然地要进入“小康”，从整个文明的进程看，这个社会解决的并不仅仅是脱贫、初步富裕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文明等的综合性的层次要求。从文化深层看，改革就是破除一切不适应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发展进程的弊端，建成一个法治社会；就要从严治党，将执政党建设好，使这一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代表，更加有效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这一伟大的社会文明的转型的需要。
　　其六，毋庸讳言，文化自信作为精神和心理的因素，同时还存在着自励、自我鞭策、自己觉醒、自强自立的意蕴。
　　中华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各族人民，因而作为这个主体，必须要有独立自主、捍卫自身文化、发展壮大自身文化的强烈主体意识。近代史上的那些丧权辱国的历史结束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面对西方的强大，在文化上的奴性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主体地位缺失的现象并没有完全从我们的文化中荡涤干净。对祖先留下的5000年文明的尊重、守护、开发、利用，并没有成为我们真正的文化自信，更没有形成文化豪情和激励我们对文化事业前景的信心。5000年文明是财富、资源，要使它产生活力，成为软实力，还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这同样是主体之责任，是光荣的不容推辞的历史使命。它不仅仅是对我们责任、担当的考验，也是对我们胆识、智慧、精神品格和毅力的考验。
　　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是这个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这个基础连接着这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每个民族都可以找到并确立自身的文化自信，关键在于要站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不断解放文化生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用符合文化规律特点的方法建设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的中华文化观指导我们的文化实践，这样我们就能走向新的文明层次，我们就能确立文化自信。
　　认同本民族文化与认同中华文化并育而不相悖的文化发展道路，确立本民族文化自信与中华文化自信的文化发展道路，与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高度吻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使命所在，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