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彩艳 杨旭：旅游地民族发展权益的文化考察

源自：《贵州民族报》  : 吴彩艳 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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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民族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经典之作《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指出：贫困是一种社会地位。萨氏关于贫困的论述，为人们理解贫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或者说，其论述引发了人们对贫困本质的深度关注。何为贫困？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经济滞后或物质资料贫乏作为衡量贫困的主要标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民族对贫困问题的认识正在深入。在我国，由于受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贫困问题已成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
　　20世纪80年代，通过旅游业消除“贫困”逐渐成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策略，旅游业也因此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兴增长点。人们甚至认为，旅游业可以改善民族地区居民的贫困状态，改变当地的社会面貌。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旅游业的经济功能不断突出，贵州民族地区开始将旅游业作为摆脱贫困的一种重要途径。一些民族地区通过旅游业不仅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经济增长，也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条件，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不同程度的“复兴”。与此同时，大批旅游者的到来，加强了经济互动与文化交流，加速了地方社会的变迁。2000年以后，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贵州凭借独特的民族文化，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亮点，民族文化在旅游市场上大放异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各方参与”成为贵州民族地区通用的产业模式，各种民俗文化与旅游产品不断被挖掘出来，社会各界也开始聚焦民族文化。
　　最早对“文化”一词进行定义的是英国民族学家爱德华·泰勒，其在《原始文化》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根据泰氏的定义，我们认为屯堡文化包括了与屯堡相关的各种知识、艺术、习俗等内容，它是600年前明政府在贵州屯垦开发过程中的物质、精神、制度、行为等文化的总和。其中，以天龙屯堡为典型代表。元末明初，明政府为平定云南，派军取道贵州并在沿途开屯驻守。在平定云南后，这些屯军及移民继续留守贵州拓殖，屯垦文化也开始在贵州扎根，这段历史也就成为天龙屯堡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品牌的开发肇始于1999年，并在此后逐渐形成了“政府+公司+旅行社+协会”的运作模式。可以说，天龙屯堡的市场影响力完全得益于其厚重的屯堡文化，这也是屯堡旅游品牌的核心。与其他旅游地文化不同，屯堡文化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觉源自其文化自豪感，这种文化自豪感是打造屯堡文化品牌的基础;另一方面，旅游业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经营，推动了屯堡文化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变，这一过程不断强化当地居民的文化认知，使屯堡文化中的某些特质不断实现“商品化”。
　　在屯堡文化的旅游商品化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引发地方社会的变迁，由于社会变迁涉及各方利益相关者，地方社会对经济与文化的反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在经济方面，天龙屯堡的传统社会主要以农耕经济为主，其文化运行主要依靠农耕经济，其文化特质也广泛留存于地方农业社会中，从而使这些文化呈现出局部、闭合、稳定的特点。而在旅游开发后，商业因素的介入，原有的农业文化逐渐融入现代商业文化的内容，社区格局也呈现出开放、流动、相互联系的特征，屯堡文化场域也在各种特质的共同作用被构建出来。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场域”是不同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是各种要素的空间集合。屯堡文化场域作为一种特殊的场域，是在旅游市场的引导与旅游消费需求的刺激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相对现代都市，屯堡社区的文化特质已成为现代休闲消费与文化体验的重要资源。在市场的“推手”下，天龙屯堡的文化特质不断被重新组合，甚至转化为文化符号。在此过程中，作为地方文化载体的社区居民也成为屯堡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决定了天龙屯堡旅游品牌的构建与当地居民具有密切的联系。
　　目前，天龙屯堡社区的居民权益保障已成为影响屯堡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从早期对经济增长的强调到文化开发与保护的思考，再到当前对利益相关者发展权益的关注，人们已经认识到那些因旅游业而兴起的“文化”并非地方文化的全部，旅游经营中所展示的“文化”只是地方文化的局部，那些存留于社区乡土中的“文化”才是当地的文化“真实”。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使人们发现：屯堡居民所体现出的高度文化自觉是建立在地方特有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的，其文化的运行是通过当地社会的惯习作用来实现的。虽然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引导着天龙屯堡的旅游经济，但其传统文化的市场化却受到地方社会力量的制约。
　　在田野调研中，我们发现，旅游业在推动天龙屯堡的文化“复兴”并取得了经济效益的同时，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还未与之保持一致，导致了天龙屯堡旅游经济繁荣表象之下社区参与的“贫困”。尽管经济增长与文化复兴是旅游地繁荣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当地居民积极性的调动与参与却在旅游品牌的巩固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0年，加拿大旅游学家巴特勒将旅游地发展周期分为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停滞、衰落或复苏等阶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天龙屯堡正处于发展与巩固之间的过度阶段。这一阶段，当地居民及其发展权益保障在延长旅游品牌生命周期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围绕居民发展权益的各种保障机制，正是天龙屯堡形成“造血”机制的关键。因此，重视社区居民的权益，协调好各方参与者的利益诉求是天龙屯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天龙屯堡的“贫困”并非经济上的贫困与文化上的贫乏，而是因社区居民权益保障不足引发的文化品牌后劲“贫乏”。因此，天龙屯堡必须走好“经济-文化-社会-个人”的协调发展之路，巩固“政府+公司+旅行社+协会”的模式，建设具有区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旅游社区。在天龙屯堡未来的发展中，在经济增长与文化繁荣的同时，协调好政府、公司、协会、居民之间的关系，做好居民发展权益的保障工作，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是避免陷入“富裕而贫困”的关键。
　　(本文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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