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背景下的京族地方社会发展

飞翔 · 发表于: 2017-2-24 10:45:00

源自：中国民族报 : 何良俊

　　万尾岛哈节期间的百人独弦琴演奏现场。资料图片

　　万尾岛哈节期间的迎神仪式。资料图片

　　编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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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族是一个分跨中越两国而居的跨境民族。我国境内的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的巫头岛、山心岛、万尾岛（以下简称“三岛”），至今约有500年的历史。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京族已成为我国“最富裕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在日益开放的新形势下，位于边疆地区的京族，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哪些新情况？其传统文化如何得到有效传承？作为其经济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文化产业，又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围绕上述问题，理论周刊将刊发“当代京族社会与文化发展”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我国的京族是生活在中越边境地区的主要跨境民族之一。在中越边境这样民族多元、文化多样的地区，随着国际关系、国家政策等大背景的变化，具体民族之间关系的认同也将受到影响。结合自身优势，审时度势地做出文化选择，实际上是开放背景下、跨国主义时代中京族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京族“跨国”属性的形成
　　
　　跨国主义理论作为研究以移民为主体的跨国、跨文化现象的重要理论模式，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提出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来研究族群和文化的跨国流动现象。跨国社会空间和跨国社会网络是跨国主义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具体到京族社会，跨国社会空间的构建，离不开地域的连续性以及所在国的开放程度。以此为契机，一个具有跨国性质的、且偏向于文化意义的社会空间被进一步构建，在跨国社会空间里，多种形式的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分配和利用。而跨国社会网络则更侧重于用来描述在跨国社会空间中的整体或部分的族群关系状态和联系方式。具体到地方社会，京族从16世纪迁徙到我国“三岛”及周边地方，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为京族人民所记忆并传颂。例如在京族史歌中，族人描述了迁徙定居的过程，以颂扬先祖的功绩：
　　清晨出海晚归来，久住认为好家园。南面一片红树林，退潮海滩似平原。西面相邻是佳邦，西北不远到安良；东北相接贵明村，四周方向已明朗。先人寻得好地方，砍树割草建茅房。
　　应该说，京族的跨国实践具有历史性和持续性的特征。尽管我国京族并没有如现代众多的跨国人群那样如钟摆般地往来于母国与迁移国之间，但是其由迁徙而形成的跨国实践则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京族人还通过史歌、民间仪式等多元方式来强化跨国迁徙的族群记忆，而迁徙的历史，正逐渐成为我国京族的文化标签之一。更重要的是，基于对迁徙、定居这一跨国实践相关的族群记忆的不断巩固，作为文化认同的京族跨国社会空间及跨国社会网络也得以构建和运行。
　　从历史视角看，近代以来跨中越边境而居的京族一直都是一个活跃的、深具跨国性特征的群体。京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东兴市的“三岛”及周边地区。京族以百越后裔的壮侗语系民族之雒越为主体，加入南岛语系民族之占人、南亚语系民族之高棉人及汉藏语系民族之汉人而重新融合而成，历史上曾被称为“安南”“越族”。如前所述，在我国境内的京族祖先来自越南。万尾京族人于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所订立的《乡约》记载，“承先祖父洪顺叁年贯在涂山，漂流出到……立居乡邑，壹村贰村，各有亭祀……不便训至嗣德二十八年季夏届节具祭”。文中的“洪顺”是公元16世纪越南后黎王朝的年号，“洪顺三年”即是明朝武宗正德六年，即公元1511年；而“嗣德二十八年”相当于清光绪元年，即1875年。由此可知，京族的迁徙应当是有个漫长的、持续的过程，经历了较长一段历史时期，以较为集中的方式散布在巫头、山心、万尾三地，另有少部分京族人散居于周边农村地区。需要强调的是，在早期的迁徙过程中，与中越边界上其他的跨国民族一样，京族的迁徙并非属于“跨国迁徙”。从宋代至清末中法战争前很长一段时期，中原王朝与越南政权属于宗藩关系，在疆界方面的概念相对模糊。1887年，中法战争后，越南在法国殖民政府的主导下与清政府重新勘界，以北仑河为界，以南为越南领土，以北则划归中国。如此，北仑河南面的芒街即归越南，而以北之“三岛”则尽为我国所有。由此可见，京族是因边界划定而具有跨境民族的属性。
　　二、京族地方社会与跨国实践
　　因京族自称为“Kinh”，越南语“Kinh”的发音与“京”相同，汉译即为“京人”。经国务院批准，1958年5月正式定名为“京族”。在越南，京族同时也被称为“越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是狭义上的越南人。从跨境民族的视角来看，自越南迁徙而来的族群历史，山海相连的生态生计，使得中越两国的京族有着天然的、多样化的联系：
　　一是政治联系。由于政治、历史等各种原因，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两国民族国家意识的建立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中越关系的发展曲线比较微妙。但由于我国京族与越南京族之间，特别是沿边境线而居的京族存在着亲缘、业缘关系，双方民间的往来从未中断过，只是随着两国政权的关系时而亲近，时而疏离。如在我国，京族地区解放以前，由于战事连绵、赋税沉重以及抓丁当差等负面因素所迫，京族人多避走越南。而京族地方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越南社会仍不安定，越南京族也有流向我国京族村落寻求帮助的。在国家层面，我国在援越抗美期间，于1968年开辟了“海上胡志明小道”，即在防城港建设战备港口，作为中越海上运输航线的起运港，向越南转运援越物资。越南边境居民到我国避难，我国地方政府和群众均慷慨解囊相助，尤其是京族群众，热情地接待了来自越南的难民。
　　二是经济联系。京族的传统生计方式主要为海洋渔业。因为共生于北部湾海域，迁入我国的京族与越南京族一直保持着经济联系。自1989年中越边境贸易恢复以后，共同的族源以及语言和传统文化的相似性，为京族人在边贸领域提供了大量商机。他们在中越中小额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越南人做生意喜欢与京族人直接联系，而且也比较信任京族人。在边境做生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商人，但一般总是先由京族人用本民族语与越南商人商量好后，再由京族人与外族商贩洽谈生意。除了充当翻译和中介，京族人还从越南采购国内所需商品运回国内销售，又将越南市场需求的商品，通过陆路、水路运到越南销售，直接加入了边境贸易的行列。
　　三是社会文化联系。从社会网络的维度考察，跨国婚姻是中越京族关系网络的基础。中越京族之间通婚由来已久。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边境出现了不少越南妇女跨越国境嫁到我国边境家庭的现象，中越边境居民通婚数量逐年上升。规模扩大的跨国通婚如同网络的节点，不断地巩固着中越京族的跨国社会空间。从民间仪式文化来看，中越京族庆祝哈节时会相互往来。万尾村过哈节时主要与越南万柱岛互相往来。笔者在访谈中得知，越南万柱岛过哈节比万尾村早约一个星期，会请万尾村的京族去参加。在京族地区解放前，万尾村还没有会唱哈的哈哥和哈妹。故哈节之时，就到越南万柱岛请哈哥、哈妹来唱哈，并邀请万柱岛的头人、老妇人和青年男女到万尾村来共度哈节。在那个时代，每年的哈节双方的京族都会带上过节祭祀用的烤饼、糯米、香和纸，划船过海到对方村子去。主办哈节的一方要给来参加哈节的京族同胞提供吃住，时间一般是七、八天。随着交通的发展及边境居民出境政策的便利，中越京族基于共同的哈节文化，相互往来更加密切。从民族语言方面来看，近年来，随着中越贸易的日益紧密，在我国京族地区还掀起了一阵“越南语热”。仅拥有11万人口的东兴市就有10余所越南语培训机构，一些京族学校也开设了越南语课。
　　总的来看，作为跨境民族，京族的跨国实践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而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方面的联系，则是基于上述客观历史过程而衍生出来的。这种衍生的结果，实际给京族整合出一个具有跨国性质的地方社会。它在一定意义上淡化了民族国家的意识，而更注重文化的同源性和本民族内部认同。应该说，跨国社会空间的构建与完善，对京族地方社会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
　　三、京族地区的旅游发展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结合京族地方社会自身的优势条件，跨国主义得以体现的落脚点将是跨国协同背景下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民族文化旅游是旅游产品的一种重要形式，尤其在民族地区的经济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性开发”，可以实现地方建设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协同发展。而京族地方社会不乏旅游资源这一基础。京族“三岛”是京族在全国的唯一聚居地。目前，“三岛”的京岛旅游度假区为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内有著名旅游胜地万尾金滩，是省级旅游度假区。哈节已成为江平镇最大的节庆品牌，每年哈节期间都会吸引10万以上人次的游客。由此可见，京族地方社会具有将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内在优势。
　　笔者认为，要发展突出民族文化的特色旅游，京族的跨国性特征应该被放大。这是京族文化旅游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旅游的重要特点。首先，从时代背景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边境跨国经济合作已被人们广泛关注。目前，一国范围内单一的区域经济发展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区域合作、跨国合作已成为国际旅游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具体到中越经贸合作环境，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成为世界上涵盖11个国家、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13%的巨大经济体，越南作为东盟十国中的重要国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面临着巨大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此外，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国家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各国的广泛认同，我国与越南的贸易往来更加紧密，中越双方之间也将会实现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旅游贸易合作。最后，我国与越南山水相连，共同拥有较长的边界线。两国边境地区的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多民族融合的民族风情浓郁，两国边境居民自古在边境上交往互动，再加上中越两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相近，这些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及政治制度等因素都成为中越两国边境地区旅游合作的坚实基础。
　　事实上，随着我国和越南在经贸、文化等各方面广泛开展合作，近年来中越边境旅游合作越来越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中越边境旅游的发展合作，促进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往来，增进了中越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在此背景下，旅游业已成为中越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支柱产业之一，对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跨国开发有多种形式，可以考虑参照深圳的世界之窗或锦绣中华的模式，建设“越南风情街”，使游客不出国门即可领略越南的文化元素；可尝试“境内关外”的短途、短时段的游船出国体验等形式的旅游项目。总体而言，要在跨国社会空间良好运行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网络优势，整合京族社会文化，调动优势文化资源，打造以“跨国”为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项目。
　　随着国家与地方一系列跨国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京族地方社会凭借地缘、族缘以及文化上的优势，将在区域发展中取得突出成绩。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全球化让国家之间经济和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人群的跨国联系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需要的；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地方性在跨国生活中仍然存在，其重要性没有也不会减弱。
　　【本文系广西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广西北部湾边境地区双向开放与民心相通耦合机制研究”（2016BMCC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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