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理论的适用性与中国民族发展研究：以现代化理论为例

源自：《黑龙江民族丛刊》  : 马东亮 麦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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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马东亮(1976-)，男，河南开封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政治哲学研究;麦麦提(1983-)，男，新疆喀什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专职辅导员、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导语：发展理论在20世纪后期逐渐兴起，其目的主要在于解答什么是发展，如何实现发展以及发展的手段与方法等问题，其中的现代化理论以现代化为上述问题的主要答案，也即对发展问题的现代主义式回答。将发展理论应用于我国民族发展研究正当其时，但其中也存在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的调适问题。以现代化理论为例，就需要以现代性惯性思维、现代主义的唯现代论以及两者共同影响下的“现代化框架”思维定势等三个角度，对现代化理论可能施加给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研究者的影响加以分析，从而解析出这种理论在中国民族发展实践中的适用性空间。在民族发展研究方面，要始终防止执着于任何一种现代化理论流派的“思维依赖症”的出现。

　　关键词：发展理论/民族发展/现代化理论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民族团结理论与实践研究”(16AMZ004)阶段成果;2015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团队建设项目“民族事务管理体制机制优化研究”(2015MDTD04A)阶段成果;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团结理论与政策研究平台研究成果
　　民族发展问题研究在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一直以来居于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完善相关学科理论的需要，更因为实现民族发展是整个中华民族各族成员的现实追求，实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目标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相关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无到有、从概念到形式、从学术研究到中共中央相关文献的成形，极大地丰富了整个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体系。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理论品质，在坚持理念与原则的基础上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进与开放性所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样如此。也正是基于这个逻辑，在民族发展问题上，新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者不应放弃对西方相关理论的了解与学习，相反，更应在透彻掌握后者学理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将具备一定先进性的具体思考与结论引入到民族发展研究中来。这其中，在西方由传统到现代、由不发达到发展发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影响的发展理论，就属于我们应当认真思考与对待的既有思想成果之一种。当然，将发展理论引入中国民族发展研究，除了必须预先考虑到其较强的西方色彩之外，在理论上，仍然需要将其作为一般性学科理论来对待，思考其在理论逻辑上对中国相关研究的适用性问题①。
　　一段时期以来，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流派现代化理论被国内人文学界大量引介，很多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尝试使用大量相关概念工具解释与分析中国现象，并考察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契合度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丰富了现代化理论体系本身，而且对包括民族发展研究在内的其他研究领域进一步学习与应用类似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从民族发展研究角度来看，以现代化理论为切入点，思考西方发展理论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契合与适用性问题，同样可以起到服务实践与丰富理论的双重作用。
　　一、中国民族发展研究与实践：发展问题的特殊重要性
　　“民族发展”②在我国民族研究领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与概念，并且我国长期以来对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未更多依托西方发展理论展开，总的来说我国学界对民族发展一词的使用一般存在着两种意涵的理解与表达。
　　一是从动态的民族演进规律角度谈民族发展，将其作为民族产生、发展、消亡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来理解。此时的民族发展一般来讲不存在具体的反向对应概念。
　　简要地说，这种使用方式的重点在于探讨“民族发展规律”，这里的民族更多指抽象与宏观意义上的民族总体，而此时的民族发展也更侧重于将世界上存在的一般民族实体与民族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后，讨论其演变、递进的发展变化过程，不过多指涉民族关系，也不适用于直接以本文提到的发展理论的眼光来理解③。
　　二是偏重从描述性概念的意义上使用民族发展一词，此时的民族发展存在一个反向对应概念，即对应于民族的“不发展”或者落后状态。
　　在这种前提下研究民族发展，其讨论的重点常常在于探讨如何摆脱民族不发展、不发达甚至落后的状态，以及对民族实现摆脱落后状态之后，如何实现民族进一步发展的状况、内容与策略的探讨④。
　　第一种用法相对抽象与宏观，更多地属于“民族发展理论”的范畴，而第二种用法则更侧重具体，侧重政策与政策落实，可以称作“民族发展问题”。抽象而宏观层面的民族发展为具象的民族发展问题提供客观规律与方向指导，具象的民族发展则印证、丰富与扩展了研究者对抽象民族发展的理解。但是毫无疑问，此两者分别是在两个层面使用关于发展与民族发展概念，因此，有必要在展开有关民族发展问题的讨论时首先加以细致划分，并阐明其具体所指。
　　民族发展问题在我国具有一定特殊重要性。如前所述，这首先是因为历史与现实给当代中华民族各族成员提出了发展的迫切要求：独立与主权的获得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民族走向繁荣与富强，在政治独立与制度初创成功之后，探索一个国家的具体发展路径与方式方法就成了首要之务，民族发展，也必然成为最直接的追求目标。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国在关于民族发展的研究方面，始终呈现出比较强的务实色彩，而且，将民族问题直接与发展问题联系结合起来思考。在民族发展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方面，“把发展问题视为民族问题的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点。‘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传统范畴，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给予它科学的解释。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也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这一表述，不但对民族问题概念作为科学揭示，也使中国共产党把民族问题的认识与发展自觉联系起来，始终将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作为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1]。
　　我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在民族发展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毋庸置疑，这些理论成果对民族发展实践的正面影响亦显而易见。新时期的民族发展研究，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性地位之外，有必要结合新的发展形势，有选择地借鉴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某些具体理论成果，这样做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解释与解决具体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有可能实现民族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更多的结合，扩展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以本文重点谈及的关于发展问题的现代化理论为例，就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经济层面的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与发展问题;区域现代化发展问题(县域、市域、省域、跨省地区以及民族区域等发展问题);产业现代化发展问题(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现代化问题)。
　　政治层面的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与经济现代化关系研究⑤;政治参与问题;政治结构分化问题;社会治理问题。
　　社会层面的社会现代化：社会分工现代化;社会结构分化;社会伦理道德现代化。
　　生态现代化问题⑥等等。
　　这些问题无一不能与民族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而每一种问题域的思考都会对民族发展问题产生直接的理论影响，带来新的理论思考成果。当然，上述所列的关于现代化的诸种理论并非唯一的划分方式，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发展问题一旦与其他理论体系相挂钩，就会立即打开巨大的研究空间。
　　二、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取向：发展问题的普遍意义
　　学界普遍认为，就“发展理论”这个概念本身而言，迄今为止很难下一个内涵与外延都相对明晰与严格的定义。也即是说，几乎所有关于现代人类社会是否需要发展，需要何种类型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入发展理论这个名目下。研究发展理论，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何谓发展。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甚至初级的问题，在发展理论20世纪后半叶兴起之初，却没有得到太多的追问与思考。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发展理论赖以立论的基础：什么是发展以及如何快速发展的问题。在当时，尤其是二战结束之后，一度在现实中得到了看似比较全面的解答。
　　发展理论最早兴起于西方学术界，而战后的西方世界，整个社会都一度沉浸在大战结束、经济恢复发展之后物质产品大大丰富、文化精神产业繁荣兴盛的乐观氛围与情绪之中。此时，人们更多地只是在享受发展，尤其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之中，而无暇顾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所可能带来的问题甚至危机。发展就是增长，增长是资本主义以及工业化带来的成果，发展与经济增长逐渐画上等号，“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为止，在实际意义上development大都等同于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2]。
　　发展理论兴起于这个时段，一方面是现实对理论的需要与需求，另一方面，源自西方的发展理论亦可以讲是对西方发展状况的一种“学术维护与学术表彰”，发展理论自其立论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理论自信即源于此。
　　但是，随后发生的冷战以及冷战结束后殖民地国家的纷纷兴起，加之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经济危机带来的破坏力量越来越大，传统发展理论在此时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发展理论中的反思性理论乃至挑战性理论也先后由所谓的后发国家中的理论研究者提出，并形成世界影响。
　　总的来说，截至目前为止的发展理论大致可以归类划分为：现代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也称结构主义经济学，Structuralist economics)、依附理论。在这些传统的发展理论之外，近来又发展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关注点与理论流派，比较有影响的有：后发展理论(Post-development theory)、可持续发展观，也叫可持续发展理论(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等等。
　　在这些分支中，现代化理论是发展理论中极其重要的学术流派，堪称发展理论中的显学，其中原因大致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从理论上讲，现代化理论研究目的单一、研究学者众多、研究成果极其丰富;第二，也更重要的是在现实层面，各个国家与文化体对现代化潮流的普遍接受，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使现代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发展”一词的代言理论：发展的目的在于现代化、发展的手段也是现代化，发展的意义自然由现代化的意义来证明，对发展的普遍追求一度转化为对现代化的普遍追求。
　　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民族发展问题：适用性的追问与价值
　　将发展完全等同为现代化，将研究发展变成研究如何在现实中实现“不分国别的现代性的展现”，这种看法与其说是现代化理论，不如说是现代主义或者“唯现代化论”的赤裸表述，如果直白地这样讲，即便连西方学者也不会完全认同。这一点提醒我们，照搬照抄式的研究与应用现代化理论，将其直接套用于中国民族实际发展现状之中，是极为不负责任的研究思路。包括现代化理论在内的发展理论，要更务实有效地应用于中国实践，就必须思考其在中国民族发展现实中的适用性问题。
　　所谓适用性主要指两方面而言：一是现代化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实践;二是在其运用于中国问题研究时有没有需要加以着重留意的问题。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因此，如果说对第一方面问题的肯定性回答没有太多争议的话，那么，所谓适用性的问题就主要集中于第二个方面，即，将现代化理论运用于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研究，要留意乃至警惕哪些问题。
　　对此问题的回答也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
　　首先是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发展问题的独特性所在，即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往往会给研究者使用研究工具提出特别的适应性要求。在此方面，中国学者基于对自身民族状况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多精炼的解答：我国在人口结构方面存在着一个数量上占压倒性多数的主体民族，少数民族族体众多，但人口占比很小;在民族分布结构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民族发展阶段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发展差距。凡此种种，无不提醒研究者，如欲将现代化理论应用于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研究，首先就要考虑到研究对象与其他国家和社会的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细思明辨地研究中国民族现代化发展的独特问题;
　　其次是从现代化理论自身着眼，思考其在理论预设、逻辑自洽以及适用条件等方面的特点，从理论的特殊性以及理论可能存在的自身不足出发，考察其应用于不同语境时的适用性问题。这一点，正是本文所希望着重分析与尝试解答的，进一步讲，预先从现代化理论可能存在的深层理论不足出发，思考其在中国民族发展方面的适用性问题，庶几堪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现代性、现代主义与现代化概念共同影响下的现代化理论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明确本文对相关概念内涵的理解与使用范围，即对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词源与理论根源现代性、现代主义与现代化的使用作一个简单的框定。
　　一般而言，学术界主流认为，现代化主要是指一种作为社会发展过程的现代社会现象;对现代性则主要从两个层面认识：一是指一种产生出了现代化的现代性思想根源;二是以作为“传统性”的对立面存在的二元化分析的产物，指一种现代社会的本质状态，两者之间有理论层面的差别，但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主要是指以现代性为主要视角思考社会问题的思想流派。⑦所有这些概念都不仅仅基于时间的现代，而是基于质性上的现代本质。
　　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理论同样基于本质性而非时间性的现代化，但并不能与上述概念在同一层面使用。现代化理论特指以现代化为导向的社会发展路径与方法偏好，是一个更加社会科学化的使用性概念，其产生要晚于人们对现代性的思考，“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可以溯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时期，那段时期以来，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对战后国际制度的回应成为其产生的初始原因之一。”[3]虽然上述概念并不在同一层面上与现代化理论同时使用，但却无疑给该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影响：作为一种思想根源或社会本质的现代性给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相当巩固的思想基础，现代化进程使现代化理论具备了相当的理论自信，而现代主义者则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简单地说，根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促使人们思考与发现了有关现代性的问题，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思想者由此建构与树立了对现代化的自信，成为了现代主义者，于是开始凡事习惯于以是否符合现代化取向为标准思考问题，其中，一些人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解与解答构成了现代化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二)现代化理论关于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思想惯性与定势
　　现代化理论自成一体，但同时受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性研究影响，从上述的复杂关系考察可知，现代性等概念中内在的思想理路将毫无疑问地体现到现代化理论应用当中，因此，将现代化理论应用于民族发展研究，尤其是中国语境下的民族发展研究，除了关注中国民族本身的独特性之外，在理论层面首先要思考与警醒的便是这种源自西方的所谓“普遍性”理论极易给应用者带来的思维惯性与定势影响⑧。
　　基于上述概念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将现代化理论可能施加给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研究者的影响从三个角度加以分析，即：现代性的惯性思维、现代主义的唯现代论以及两者共同影响下的“现代化框架”思维定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现代化框架”主要是指那种西方学者因此自身视角所产生的关于现代化思考的，一旦在认知层面被中国学者作为思维框架接受下来，就按照其原生逻辑在中国思考者身上发挥影响作用，简单地说，现代化框架就是“既依凭中国学人发现西方的知识建构而得以确立，同时又使中国学人在其支配下生产出各种变异性知识。”[4]也就是说，本文希望尝试思考的不仅是西方理论对中国研究者的直接影响，而且包括了中国学者自身在延续了西式思维之后在解释自身现实方面所可能出现的问题。
　　1.现代性惯性思维的影响
　　“现代性同时是现代化的根源与现代化的本身”[5]，现代化理论离不开现代性所坚持一系列基本价值标准。在现代化理论的类目下，包括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现代化理论、线性阶段增长模式理论(Linear stages of growth model)、现代化批判理论，但所有这些理论无论研究侧重如何，都共享着一定的价值预设与理论预设。简单归纳，其中至少包括：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本质主义与理性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社会进化观与二元思维模式，这些基本预设在社会层面发展出了世俗主义、个体主义、科层主义等等现代观念，并且都可能对民族发展研究产生内在的影响。
　　首先，这些预设中最基础的是本体论与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与理性主义思维。现代性中的本质主义坚信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唯一的本质，这个唯一本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同时是评判发展优劣的标准，理性在人们追求事物本质、表达本质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理性的帮助下，人们得以凭借本质主义的认识论给整个世界“下定义”。现代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本质主义投射到民族领域的产物：本质主义使民族性与民族意义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同时，过度强调民族性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出现也同本质主义不无关联。在民族发展问题上，与对民族主义的影响一样，本质主义强调民族的独特性与主体性，这在民族发展起步时期凝聚民族向心力、动员民族内各种物质与精神资源大有益处，但在多民族国家背景下，是否需要特殊强调与宣扬这种本质主义的影响力就值得商榷了。以民族文化发展为例，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多样性决定了其文化多样性，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就不仅仅是某一民族文化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主体的同时，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对民族主体的理解问题上，本质主义思想无可厚非，但在多民族共同发展问题上，一定要寻求一个西式的唯一与本质的“民族精神”、“民族意志”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很可能会给未来的共同发展埋下隐患。文化领域如此，民族政治、经济等发展方面亦然。
　　其次，是方法论的社会进化观与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所谓社会进化观就是以进化论的视角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在这种发展观理解下，人类社会是一种线性发展进程，传统社会必将被现代社会所取代，与此相联系，对社会也就有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式理解。奠基于对现代性肯定式理解的现代化理论很难摆脱其核心的价值标准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同样，也很难放弃传统社会与现代的两分以及现代化理论中对发端于欧洲的工业文明的积极评价，整个20世纪早期与中期，西方社会科学家也都惯于以这种套路来研究人类社会。[6]“发展理论通常总被认定为是进化论与进步观的观念分支，同时也是西方社会意识中增长性变革的产物”[7]，现代化理论自然就成为了这种二元化思维模式下的必然产物。对社会进化观与二元化思维的批评有很多，这些批评也适用于对现代化理论的解析。⑨除了西方学者从学理展开的批评之外，以这种模式理解中国民族发展问题具有显而易见的偏颇：一方面，中国各民族需要发展，没有人否认社会发展的优先性意义，但另一方面，社会进化观与二元论主导下的民族发展观极易导致人们对传统因素的负面理解以及对民族发展道路和指向的同一化处理。中国各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所有的民族并不是都必须按同一线性程序进入现代化，同时，“传统—现代”的二元划分很难适用于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传统因素首先都不尽相同，其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各族传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凝聚民族认同、保持民族文化、规范民族成员行为等积极作用，民族的发展并不一定要将这些积极因素统统摒弃。
　　2.现代主义“唯现代论”的影响
　　坚守现代优越性的学者其观点也往往具有唯现代论的特点，当然，这种唯现代论不一定都是赤裸裸的感观表述，也有一定的理论分析与证明。比如就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就有学者认为是现代化理论包括了发展理论，同时，现代化理论也可从包容依附理论本身，两者之间是谁更现代，谁更不现代，而非谁现代，谁反对现代的问题⑩。
　　当然，坚持现代社会在各个方面优于传统社会，西方社会的发展应当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典范的那种作法，目前已经受到包括西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评，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主要就是针对上述理论优越感展开的。在学习与借鉴现代化理论的同时警惕唯现代论，这两者并不矛盾。西方学者在此方面的思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坚持现代性的前提下试图给当代的现代化理论纠偏;另一方面是以后现代批判的思路进行的理论创新。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值得中国民族发展研究者关注。
　　第一类思路聚焦于现代化理论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及其对现实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当代德国思想家，被誉为当世哲学家中堪与黑格尔比肩的哈贝马斯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明确认为现代化理论已经偏离了韦伯的“现代性”概念：“现代化理论……把现代性从现代欧洲的起源中分离了出来，并把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就时空而言，这种模式是中性的。此外，它还隔断了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我们不能再把现代化过程看作是理性化过程和理性结构的历史客观化”[8]。
　　如果将哲学家的术语进行较为直白的解释可以看到，哈氏的理解中，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与流行，首先是人类尤其是西方文明极力追求普遍性的结果。现代性也许不是世界性的，但现实中出现的现代化与后来对现代化进行总结而生的现代化理论却是普遍化的，希望借助所谓“普世性的力量”，推向全球各个文明体。如果说现代化理论存在最大、最深层次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最主要地来自于现代化理论在实质上与真正的西方传统的割裂，这种割裂出现的原因在于，正是在西方有历史连续性的理性主义传统中，现代性得以生发，但当今的现代化理论却割裂了现代性与传统理性主义的联系，所以，现实中表现出来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与理性主义，进而与理性化渐行渐远了。西方学者的有关反思提醒我们，在将现代化理论应用于中国民族发展研究实践时，至少应当明确，现代化理论本身也存在特殊性理论与一般性理论的区别，将这种理论应用于民族多样性极其丰富的中国民族发展研究，更应考虑到其适用度的问题。
　　第二类思路中最典型的当属“后发展理论”。
　　后发展理论(Post-development theory)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一种关于发展的理论。后发展理论诞生之时，主要的学术指向是反对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因此可以这样说，英文语境中的后发展理论其实可以说是一种“非发展”或者“反发展”理论(Anti-development)。正因为其非发展甚至反发展的价值取向，后发展理论可以一般性地归入后现代主义等“后”学研究的范畴，而不是中文语境中关于后发展国家与后发展社会的“后发展理论”(11)。
　　后发展理论认为，目前所谓的发展理论或其中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等，其实都是赞同现代化前提下的同一取向的理论，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产物。后发展理论反感发展观念在现当代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倾向，出于独立思考“现代形式的发展究竟有无必要”的考虑，后发展理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偏好：与现代单一向度的文化以及现代化垄断性知识相对，后发展理论偏重于“地方文化与地方知识”;与科学技术话语相对，后发展理论采取批评主义的立场与态度;与宏大叙事下的现代政治观不同，后发展理论致力于保卫与提升地方、地区化的力量;与大规模现代动员相左，后发展理论乐见多元化的草根运动[9]。
　　后发展理论的一些具体成果可以直接为我国民族发展研究者进行对应性研究，如其中对地方与地区的重视，可以直接对应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发展特殊性的研究，同时，后发展理论中包含的后现代主义批判思维更可以成为我们当下实现“跨越式民族发展”实践时重要的借鉴思路之一。
　　3.现代化框架的思维定势
　　如果说前述两种思维定势的影响还只是单纯的外来问题的话，那么现代化框架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外来+内生”的问题了。现代化框架是一种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中包括的却不只是西方关于现代化的描述与理解，更重要的是多了现代中国学者研习现代化理论之后的衍生性解释。
　　现代化框架思维定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民族发展研究中，而在几乎各个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体现，不仅只在某些具体理论研究领域产生影响，也从更深层面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认识与评价。从逻辑上讲，中国学者认识中国问题应当较之西方学者更为透彻，但在理论层面却并非一定如此，尤其是中国学者借用西式理念，而又没有进行必要的厘清与界定的前提下。
　　类似情况在中国民族发展研究领域已经几乎比比皆是，在民族经济、民族政治、民族文化发展等研究领域莫不如此。民族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发展被现代化标准所左右，谈及发展民族的论述，常常出现以现代教科书式的眼光审视打量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情况。
　　以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为例，早期我们出现过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标志的失误，这种错误如今已经不可能出现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理论之中，比如很少有人认为必须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业的方式实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但新的中国式的对现代化的理解框架却仍然在起着主导作用，坚持着类似逻辑，如将城市化视为民族发展与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标志;又如仍然习惯以产业发展的视角思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却鲜见抛开产业发展思路来研究思考民族经济问题的文章。
　　现代化框架造成的影响不仅止于某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一旦我们习惯于以现代化相关理论概念作为自己惯常使用乃至思考的工具，就很容易放弃以其他类型的概念与工具进行多视角思辨的可能性，并且各个学科所受的这种影响将会随着现代化框架的思维定势进一步相互印证与固化(12)。
　　四、思考现代化理论适用于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启示与意义
　　民族发展从理论上可以整体地归入发展研究的总体思考框架，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将发展理论的具体结论成果照搬到民族发展研究中来，借用现代化理论视角进行的中国民族发展问题有关探讨同样如此。
　　思考现代化理论之于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适用性其意义至少在于：第一，分清作为手段的现代化与作为目标的现代化的区别，警惕打着各种客观主义旗号的理论体系的潜在影响。第二，在概念使用与应用研究时，一方面，要防止执着于现代化话语体系而产生的“话语权”的丢失，出现离开现代化理论工具便不善于思考发展问题的情况出现，同时，防止执着于任何一种现代化理论流派的“思维依赖症”的出现;另一方面，更需要反思中国民族发展研究中是否会因现代化框架思维定势的影响出现攀附式的概念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期许与自我褒奖式的知识产出。第三，推而论之，与本文一直强调的中国民族问题独特性与民族发展问题独特性相呼应，中国学者有责任在使用国际学界主流理论与概念时，更具主动性地结合中国实际，扩展既有理论的话语、内涵与内容，在民族发展问题上，也就是创造更能反映中国民族发展实际的现代化发展话语，丰富现代化发展的中国内涵以及贡献更多体现中国民族发展多样性的研究内容。
　　①类似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诸如：市民/公民社会概念的运用与中国社会性质特点的讨论，政治文化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讨论以及人权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内涵与表现问题等讨论。
　　②本文中提到的民族发展与民族发展问题不仅仅指某一个民族的发展，而更多地指中华民族的发展，因此，包括民族地区(既指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也包括沿边民族地区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等)发展在内的民族发展问题在广义上也是本文指涉的对象。
　　③如对民族发展史中民族发展内在动力的探讨、对民族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的讨论、对民族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民族分化组合等民族形式结构产生的变化进行的分析、对民族发展进程中“超越式”民族发展的探讨、对宗教与民族发展关系的探讨以及在诸如处理对待某些具体民族问题时对民族发展规律的强调，等等。
　　④如具体地探讨民族关系的优劣对民族发展的影响、对民族习惯习俗与民族发展的关系的探讨、在与贫困落后相对应的层面使用民族发展，即以民族的发展摆脱愚昧与落后状态、加强与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发展、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扶持、国家为支持某个民族或某个民族地区的民族发展制定专门战略，等等。
　　⑤比较典型的是李普赛特对经济发展与政治关系的分析，他最早将经济发展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由李普赛特开创的这种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研究途径很长一段时间主导了现代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See：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Modernization：Theories and Fac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World Politics，Vol.49，No.2，Jan.，1997.P.156
　　⑥代表性的是生态现代化理论，从理论出发点来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立论依据相对乐观，即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改善与提高，科技的潜力足以解决目前我们面对的环境问题，因此，可以借此将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提升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整合实现改弊为利。详见David Gibbs，Prospects for a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Geography：Linking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Regulationist Approaches，Clark University：Economic Geography，Vol.82，No.2，Apr.，2006.p.196
　　⑦关于现代化、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复杂关系，国内外学者都有相当多的论著，许多思想界的大家也多以此为论题展开详尽的讨论，本文无意陷入其中关于定义与内涵的争论之中，而只在不影响理论自洽的前提下依照限定的范围框定自己的讨论。
　　⑧现代化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发展理论中的显学，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在没有受太多质疑与反思的前提下风行于国际研究界，就在于很长时间内现代化同时作为目标与手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同，但是，随后的理论与现实发展表明，现代化理论也仅只是发展理论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因此，当然存在理论盲区与价值偏好，而并不是一种所谓完全客观的理论视角。
　　⑨比如，社会进化是一种源自现代人到目前为止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回望”，基于这种回望而匆匆所下的结论至多只是对迄今人类发展历史的表述之一，过分坚持社会进化观很可能断绝了对人类其他发展类型与模式的想像，现代化于是成为一种自我鼓励与自我表彰;对传统—现代二元模式的批评更多，比如认为其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推论过程，而且对何为传统何为现代的划分过于主观和武断，等等。
　　⑩一部分西方学者与一部分日本学者就持这种观点。典型如日本学者薮野佑三认为，现代化理论可分为连续模式与隔断模式，现代化理论向依附理论的转变不过是两种模式的转变而已。连续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放在发展的连续线上，并聚焦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同时把现代化看作是通向乌托邦的途径。隔断模式强调政治经济体制中固有的障碍可能导致现代工业化的中断，从而在理论上更加关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病理现象，如经济危机与滞胀等，其研究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连续模式是乐观的，隔断模式是悲观的，随着历史的演进会不断更替，因此，所谓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之争，其实是现代化理论在发展中出现的乐观主义情绪与悲观主义情绪的又一次更替性对抗的产物。参见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11)中文语境中目前所使用的后发展理论，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发展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更强调所谓“后发优势”的发展理论，这种理论从本质上仍然赞同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认同现代社会的发展目标与理念，在发展的实现方式方法也与传统的发展理论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可以这样说，中文语境下的后发展理论重点在对“后发展”一词的强调，而西文语境中的后发展重点在对“后”字内涵的强调。两者绝不是同一种理论或者同一种理论的相似分支，这是在发展理论中应当留意的。
　　(12)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中国民族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表现也许更加突出。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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