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各阶层与牌坊之关系及对其艺术的影响

八神 · 发表于: 2017-3-27 14:57:00

源自：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01

　　牌坊是一种门式建筑物，明清是其建筑的高峰期，也是其形制的成熟期。其多不具备实用功能，主要是为宣传封建统治核心道德观。目前学界研究较少从艺术社会学出发来看其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及影响，作为一种礼教物化形态的社会共建筑有必要从艺术社会学的视野去探究。本文以巴蜀牌坊为研究中心，因其地处中国西南，山川险峻的地理环境得以保存约二百余座的明清古牌坊，是牌坊保存较多较好的地区之一。以牌坊与人的关系为出发点，通过分析牌坊建造前、建造中、建造后三个时间段，作为社会重要成员的人与牌坊及艺术的关系，牌坊建造决定者、牌坊建造的社会风气；牌坊建造的赞助者；作为接受者的民间百姓以及艺术工匠等阶层人士，建造完成艺术呈现中各阶层对艺术形式及审美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牌坊的建造决定权及社会各阶层对其态度
　　（一）统治阶级对牌坊建造权的严格控制
　　封建统治者对牌坊建筑的利用，目前已知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明代，《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载：“洪武二十一年，廷试进士，赐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上命有司建状元坊以旌之。圣旨建坊自此始。”［１］９６０１１也就是说，牌坊从明代开始正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由此未经帝王允许不得擅自修建。
　　对于牌坊建造来说，封建统治者将这一权利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甚至订立相关的典章制度来规范建坊的行为，清代主要有《大清会典》及《大清会典事例》等作为主要依据，但是每朝帝王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巴蜀地区部分牌坊铭文真实记载了这种政府对牌坊建造权利的严格控制，一方面体现在对于上报审批都有相关程序的记录上；另一方面牌坊醒目的圣旨牌，是其建造合法性的证明；此外，部分牌坊为了将这种合法性更进一步展现，则将建制的相关官员名字一一列上［２］，更有甚者将圣旨［２］５６４或相关建坊的审批［３］４３－４７镌刻在牌坊上。在泸州地区还存在一座无字牌坊，全坊雕刻精美但一字未刻，据相关学者实地调研考据该坊为圣旨前建坊原意是等圣旨下来再行刻录相关铭文，但是直到清政府覆灭也未审批下来，故而未敢刻上一字。［３］４１－４２
　　（二）民间对牌坊的追捧及牌坊的真正主人
　　民间对牌坊的态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以窥见：其一，从坊主或其家族拥有的牌坊数量上，量化的数字从侧面反映民间对牌坊的追求。坊主本人多是希望得到社会对其行为的认可，甚至出现了一人多坊或家族多坊现象，其中家族多坊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一人多坊的现象在巴蜀地区有牛树梅德政坊两座，分别是江油和隆昌两地百姓感念县令牛树梅功绩所立；泸州杨肖氏先建寿坊后建节孝坊，一人拥有多座牌坊①。家族多坊情况更为常见，最为世人熟知的棠樾牌坊群更是家族多坊的典范，棠樾牌坊群隶属于鲍氏家族，鲍氏家族不仅仅拥有棠樾村７座牌坊，在徽州区的鲍源村的村口现今仍有四座鲍氏家族的牌坊；在巴蜀地区这种情况也是多为常见，隆昌的云顶寨郭氏家族至今在隆昌县城仍存立两座乐善好施坊，历史上郭氏家族后人中有建造牌坊或镌刻入节孝总坊的多达２４位，这其中包括４位郭姓女儿［４］１８２－１９６；眉山市仁寿县徐杨氏节孝坊、徐余氏节孝坊皆是家族牌坊；此外还有绵阳新铺的及宜宾的薛氏家族牌坊等。
　　其二，社会风气对牌坊追慕，牌坊成为一个家族的荣誉符号。以节孝坊为例，坊主本人守节分为自愿或被迫两种，封建社会不提倡女子再嫁并有严厉的社会舆论，守节行为受封建社会道德束缚，是一种社会风气使然，这种建坊往往是在节妇死后申请建造，对于牌坊到底是坊主的还是其他的存在争议，在很多时候一座牌坊的修建更多与其家庭背景有关，终究逝者已矣，生者犹存。“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籍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５］４４１，是当时社会的形象写照。这种社会风气给牌坊提出了所有权的问题，到底谁才是牌坊真正的主人？坊主？统治阶级？坊主的家族？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基于以下思考：第一，从牌坊上镌刻的名字来看，在大多数贞节牌坊上我们往往看不到女主人的姓名，看到的一般都是夫家的姓排在第一位的某某氏，据《巴蜀牌坊铭文》［２］整理，牌坊坊主名有以下几种格式（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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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蜀牌坊书写格式中，上表中的第三种只有上述两座牌坊，以第一种格式书写坊名的最多。再者，牌坊字版上对女主人的介绍中，永远都会有夫家或娘家家族中显贵之人的名字，巴蜀牌坊铭文的书写中也多罗列家族声望显著之人。［２］郑岩、王悦进两位先生在《庵上坊》一书中也曾谈到“究竟是谁的牌坊”这一问题，指出牌坊的修建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家族的荣耀，而不简单的是为了节孝女。［６］
　　第二，从建坊相关人群来看，一座牌坊已经牵扯了四类人，封建帝王、地方官员、建坊人的家族、最后才是坊主。以整个历史来看，坊主是建坊的必要条件，没有符合条件的榜样就没法立坊，没法立坊就无法更大的宣传统治者的思想，但这最重要的坊主有时确实是最不重要的。对坊主本人来说，留下的仅仅是千篇一律的溢美之言，留下的是皇帝的圣旨匾，留下的是家族中最显赫的名字和他们的功名，留下的是上报官员的名字，留下的是坊主丈夫的名字，而坊主所拥有的仅仅只是排在夫家丈夫或儿子亦或孙子后的夫家的指称“某某氏”，这些有与无又如何？统治阶级及促成建坊的人要的并不是这些，没有张王氏还有李王氏，坊主所起的作用也不过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封建礼教的物化符号，这个符号可以改良风化，也可以荣耀家族。有鉴于此，本文认为牌坊的真正主人从宏观来讲当为统治阶级，微观上正如郑岩、王悦进两位先生所述当为建坊者的家族。
　　二、牌坊的赞助人：坊主本人及家族、行会、政府
　　（一）坊主本人及家族
　　坊主家族建坊多是出于提高社会声望，这种家族通常财力雄厚，对建坊有足够的财力支撑。明清社会实行宗族制度，宗族的观念深入人心，若是家中无合适的建坊者，对于经济实力雄厚者则在本族中寻找可以建坊者，甚至重建早已坍弃的牌坊。棠樾牌坊群便是由鲍氏家族中大盐商鲍志道于乾隆、嘉庆年间申请并拿出私人财产建造，其新建３座并复建明代３座牌坊，完成今日牌坊群的大致规模。［７］１１４牌坊由本人或其家庭乃至其家族建造，在整个明清建坊中占有重大比例。
　　（二）行会或乡邻
　　行会和乡邻在少数情况下也会成为牌坊建造的赞助者，在有些地方甚至有相关的行会组织，来扶持这种封建守节尽孝的行为。如成立于清道光二十五年的隆昌县恤嫠会，由学博姚秀庵发起，知县牛树梅倡导，百位乐善好施者担任首事，通过募捐经费帮助本邑中贫困妇女守节尽孝，对家庭经济条件差者资助其建坊。该行会的建立使得隆昌县节孝者激增，牌坊建造也明显增多［４］１６４－１６７。德政坊是特殊的一类表彰官员清廉的德政的牌坊，其不必皇帝批准，为当地士民共建，建造时间为地方官员任满离职时，目的是当地士民怀念地方官的德政同时对后继官员寄以厚望。
　　（三）政府
　　政府是牌坊建造的提倡者、审批者，也是建造的赞助人。政府在建造上主要有三种形式，政府出钱建制、政府贴补部分钱建制、政府仅审批许可建坊不给予资金听由坊主自行建坊。其中政府出钱建造又有两种形式，其一，为个人建立牌坊由国库出钱，被称为“御制”如歙县棠樾慈孝里坊及达州市九岭乡艾家村的张子翼五世同堂坊等②；其二，是起于雍正年间的总坊，该总坊较为常见，因帝王规定，所以全国各府县皆有所建。
　　三、牌坊艺术的呈现──集体创造与历史积淀
　　在上文，讨论了牌坊的修建的前提，这包括牌坊的修建资格和牌坊修建的资金来源，在以下部分则将讨论牌坊艺术的呈现及其过程中相关的人。牌坊艺术的呈现本部分从艺术呈现的直接转现者──民间艺术工匠；艺术题材的主要决定者──民间大众与统治阶级；艺术的接受欣赏者──民间大众，三个主要方面来探讨。
　　（一）民间艺术工匠在牌坊艺术呈现中的作用及地位
　　工匠将帝王、官员、坊主家族与普通百姓联系在一起，与牌坊建修直接关联，但他们多数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也基本没有资格留下自己的名字，在极为少数的记载中我们窥探到部分石匠的名字，据此联系当时手工艺传承的社会背景，推测他们技艺多数为家族传承。出于这种家族传承和求生需求，艺术匠人的个人风格淡化，整个区域呈现一定的趋同性。
　　民间艺术家，让冰冷的石材从物料层进入艺术媒介层，成为民间艺术的载体，将民间艺术的生命注入冰冷的石头。一座牌坊的修建从开始到最后目的都是为了让百姓后人知道、看到，所以最后的普通大众才是一座牌坊修建的真正意图所在，没有广大的受众，帝王的统治意愿成为一个空壳。没有广大的受众，致力建修牌坊的官员和家族的名望们记载便无意义。
　　作为艺术创作者并不能全然掌握艺术的全部内容，牌坊装饰艺术是民间艺术的重要一部分，其不同与文人画，其题材来源及风格是由时代地域中的百姓共同创作的。民间艺术家更多的应该称为民间工匠，他们将时代历史的艺术语汇删减、取舍加以再造呈现，因此在牌坊艺术的题材中和而不同的情况屡屡存在。
　　（二）统治者与受众共同决定牌坊装饰题材语库的生成
　　在探究牌坊的艺术前，我们以巴蜀地区牌坊装饰为中心，基于田野及其他一些资料整理提炼出巴蜀牌坊题材的选取的四大主要特色：
　　第一，题材的地域性特色，图像题材具有范式。例巴蜀以三国时期蜀国故地、《白蛇传》中小青修行地等，地域特色图案尤为显著；
　　第二，题材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图像取材具有一定的母题性。主要表现在流行图案的应用上，吉祥图案广泛流传在明清时期各种工艺美术品及建筑装饰上。
　　第三，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吸收，这包括对建筑艺术形制、彩画艺术、门画艺术，及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也有一定的吸收再造。
　　第四，题材具有一定的教化性。题材的选取往往是有一定历史故事性的典故，戏曲、传说故事等，尤其偏爱“忠、孝、节、义”的题材。
　　在这种特色下，形成一定的艺术语库。在这种艺术语库的作用下，牌坊艺术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化，即范式。如牌坊上通常龙凤牌高挂在中央最显眼处，龙凤牌徽州多为对龙，巴蜀地区多上方一正龙，两侧为侧龙；此外自贡地区的龙凤牌多用火焰纹与联珠纹作为外围装饰，徽州地区的龙凤牌则较为简单。再则，以隆昌为例，牌坊上多一面为双龙戏珠，一面为双凤朝阳。上述为图像表现的范式，牌坊艺术中还存在一定的母题，一部分母题具有时代性不受地区的限制，如常见的八仙图案，无论是徽州地区还是巴蜀地区，八仙纹样都广泛存在。
　　艺术语库的存在反映了集体审美意识的沉淀，也很大程度上限定了牌坊艺术工匠选材范围。从艺术选材的特点来看，主要与民间大众的艺术审美接受和统治阶级的建坊目的相关。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统治阶级建造是为了教化百姓，两者共同作用、调和，最终生成牌坊艺术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语库。
　　（三）受众对艺术表现形式及审美的影响
　　牌坊通常立于大街小巷的交通要道或村口、祠堂等处，通过牌坊的建造位置可以看出牌坊受众主要有三种：其一，低级统治阶层，在此主要指地方基层官员。其二，有一定文化教养的儒士，通常为求仕或养性的读书人。其三，目不认丁的百姓。鉴于明清地方基层官员多是由科举举第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可以将其与第二类划归为同一接受群体。在这两大类民间接受群体中，首先由于文化层次的不同，目不识丁的百姓读不懂铭文内容。再者，两者艺术修养也不同，这两个阶层的艺术审美观不同，其分属于艺术中通常所说的“雅”与“俗”的审美体系，具有一定的分歧。通常我们将高雅艺术称为“阳春白雪”，通俗艺术称为“下里巴人”，但牌坊却将这二者协调统一起来，但不同区域对这二者结合的偏重有所不同③。
　　１.作为文字补充的图像叙事
　　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来说，以图说教是文字与图画的完美结合，也是图案叙事性功能及教化意义的所在。广大受众由普通百姓组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目不识丁，这就给图像艺术提供了广阔空间。以图代文，工匠们将常见的能代表“忠孝节义”家喻户晓的戏曲故事刻在了牌坊上，艺术作为一种教化手段。这种图像说教方式，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西方也曾为图像的功能爆发了著名的“偶像摧毁运动”，支持派认为图像存在的理据在于图案可以给目不识丁的人以教化，这是圣象存在的必须性，最终支持图像存在价值的一方取胜，以图说教的方式得以延续。在古代社会尤其针对广大受众多目不识丁的状况，图像的教化意义尤显突出，牌坊上多见的“二十四孝”故事图画，“桃园节义”“三英战吕布”等“忠孝节义”及保家卫国的封建伦理故事是最形象的艺术说教，劝广大民众行孝并恪守封建道德。
　　从艺术观赏的角度，图像叙事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具有极高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一方面反映在图像本身的形象性及不需要经过文字的学习仍可读懂；另一方面在前述所言牌坊题材装饰具有语库的特点，这种语库的特点更加降低了牌坊图案解读的难度。也正是基于牌坊题材语库及极高的可读性基础上，又因为牌坊雕刻为不同的民间工匠，使得牌坊装饰图像具有独一无二性。这也是手工艺时代艺术独一无二性的体现，加之牌坊图案解读往往运用联想等思维方式，给艺术的解读增添更多趣味。牌坊图像由静化为动，巴蜀民间有言：“牌坊下走，锣鼓声声响”是艺术观赏中通感的重要表现。牌坊图像取材自民间戏曲舞台、传说故事，其上雕刻的图案或许就是昨日戏台上演的戏。在喜闻常见的图像题材中，勾起观看者以回忆，一个顷刻，静化为动，加之雕刻的写实性，一切都动起来了，活起来了。如牌坊上八仙的人物或暗八仙的图案，当我们看到时便会立即想起八仙的故事并联想起其最有名的片段，如八仙祝寿、八仙过海、八仙救人等相关故事。静的图案立即有了生命，鲜活了起来。
　　图像叙事的形象生动性、可读性、趣味性，不仅扩大了受众教育的范围，也提高了受众的接受程度，寓教于乐是牌坊图像叙事的一大功用，也是牌坊铭文的重要补充，更是牌坊艺术展现的重要形式。
　　２.雅俗审美的艺术交融
　　雅与俗是中国艺术审美中重要的一对审美范畴，中国传统艺术长期被分为文人艺术和民间艺术两大对立阵营，雅和俗通常分别与文人艺术和民间艺术对应。文人书生出身的官僚统治阶级，自然喜欢雅文化，所以牌坊上雕刻着笔法优美或雄健的楹联，和一些代表四君子的“梅兰竹菊”“琴棋书画”等文人所喜爱的图案，普通老百姓则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以艺术手法处理后的“俗”文化，“俗”是世俗，是生活的气息的外现。
　　但牌坊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建筑物，作为由统治阶级提倡，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仪式化建筑，其雅与俗共存并相互交融。以牌坊上的戏曲雕刻为例，一个普通的故事，或取自文本小说、或取自坊间传说，所以原本或许是很俗的故事，但是雕入石头经过艺术家的取舍，它便将艺术的雅融入故事的俗中。再如牌坊上的很多人物塑像，神仙的表现形象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仙风道骨，而是邻家老者的相貌，这是神仙形象的世俗化，是雅中融入了俗。
　　雅与俗在牌坊中并不是完全分离，而是有机的融入乃至融合，作为公共礼教建筑的牌坊立于通衢处，平等的面向每一个从它下面经过的过客，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田野乡夫。
　　四、
■　结束语
　　一座牌坊的建修由坊主事迹构成先决条件，帝王的政策支持是牌坊建修兴盛的根本原因，官员和家族名僚是重要推动力，民间大众是接受者也是被教育的对象。在这之间，工匠完成将冰冷的石头化为有血有肉故事的重要转化。牌坊雕刻的故事人物成为最生动的说教者，他们共同完成的是一个关于儒家封建统治的仪式展演。在这个过程中，牌坊建造的资金主要来源有三种：封建政府、坊主本人及家族、地方乡绅及行会，其中以坊主本人及家族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在牌坊艺术题材及风格形成中，封建统治阶级教化指向、民间的审美趣味，乃至时代、地域都起到重要作用，最终牌坊的题材以吉祥图案、教化意义的叙事图像、地方传说故事等为主生成牌坊装饰艺术的语库。
※　注释
　　①牛树梅德政坊分别在江油青莲镇和隆昌县北关；泸州杨肖氏位于泸州古蔺县。
　　②棠樾慈孝里坊的龙凤牌上镌刻“御制”二字以为标志，明代建坊，乾隆年间重修；达州九岭乡艾家村铭文“敕封四川达州百岁寿民张子翼五世同堂诗以赠之敬录御制”，建于乾隆年间。
　　③相较而言，徽州牌坊偏雅，巴蜀牌坊偏俗。
§　参考文献
　　［１］陈梦雷，蒋廷锡.考工记［Ｇ］／／古今图书集成：第７９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９６０１１
　　［２］黄尚军，李国太，罗亮星.巴蜀牌坊铭文研究［Ｍ］.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陈鑫明.泸州牌坊［Ｍ］.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政协隆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隆昌石牌坊文史资料专辑［Ｚ］.内部资料，２００３
　　［５］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三［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
　　［６］郑岩，汪跃进.庵上坊［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８
　　［７］江巧珍，孙海峰.棠樾［Ｍ］.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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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社会各阶层与牌坊之关系及对其艺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