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巴蜀文化与文学

八神 · 发表于: 2017-4-6 10:57:01

源自：《文史杂志》2017年第2期

　　一、魏晋文化与文学
　　从大汉声威，到盛唐气象，中间有一个魏晋南北朝，准确的全称应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从公元222年孙权称王到公元589年隋朝灭南朝陈而统一中国，该时段共369年。其特点是政权变移很快，多个政权并存，如中国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和南方的“六朝”等。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引起的社会动荡，使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发生根本动摇。老庄、刑名等各家学说再次复兴，再加上外来佛教的大举进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等异国文化的流入，使许多士大夫在思想上显得极度活跃，即阮籍张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由崇尚通脱进而标榜放达任诞，甚至出现“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现象。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生命短促危机感。李密《陈情表》所透射出的，是整个时代的悲音：庙堂的荣华富贵，何如平凡的切实人生？深刻的怀疑精神导致了一个思想高度自由的时代出现。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移自然引起文学的嬗变，新的时代生活产生新的文学。思考个体生命的意义，对人的终极关怀，注重个体人生的满足，就成为魏晋文学思潮的根本所在。陶渊明“觉今是而昨非，实迷途其未远”的感喟，“田园将芜，胡不归”的人生寻求，正是大多数文化人的共同心声。当然，在不同的地域，因为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民俗风习，以及统治者个人爱好，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是异彩纷呈的。曹操父子的诗文、“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的作品等，皆各呈异彩。
　　南朝民歌“吴声歌曲”和“西曲”等，大多是情歌，原因如干宝《晋纪·总论》所说，魏晋时女子每每“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其语言清新秀丽，基调婉约缠绵，表现出南方人细腻微妙的情感。《南史·循吏传》解释了其地域文化原因：“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北朝民歌大多收录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以及《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质朴粗犷、豪迈雄壮，是北朝民歌最显著的特色。这和北方的地理环境、民俗文化、游牧及军旅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如《敕勒歌》和《木兰辞》。
　　就文人创作来看，刘勰曾这样评说道：“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其根本原因在于“运涉季世，人未尽才”或“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张华、潘岳、石崇、陆机、陆云以及郭璞，一个个都作了权贵集团倾轧的牺牲品。即使是“横槊赋诗”的一代枭雄曹操也有“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之悲吟；大张“养生论”、鼓吹养生“上获千馀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的嵇康，亦难免作了屠刀下的短命鬼；王羲之虽然自欺欺人地要在兰亭那美丽山水和友情之中“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却仍然压抑不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清醒痛苦，因而发出“岂不痛哉”的惨烈呼号！陶渊明的主要价值在于把春种秋收的田园生活，把桑垅麻畴中的恬淡人生，第一次写进诗文中，以自然真率、淳朴高尚的思想和美学价值，个人化和平民化的写作，为魏晋文学对后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魏晋时期的《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诗品序》等的出现，以及挚虞的《文章流别集》编撰古今文章，“类聚区分”，“各为之论”等的努力，开始以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构架去思考文学，这都说明文学在全民族范围内的整体自觉时代已经来临。
　　二、巴蜀文化的影响
　　魏晋玄学的兴盛，有着必然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汉代巴蜀哲学家严君平、扬雄所建构的哲学玄理思想，被适当的社会条件所激活而蓬勃兴盛起来，这正如张衡曾经预言的：“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汉四百岁《太玄》其兴矣”。当时文人以整体的态势，表现着对漫漫宇宙中短促人生不堪一击认识的彻底清醒。一味地痛哭流涕是不够的，他们还要寻找另外的方式抚慰精神伤痛，巴蜀人文性格如司马相如等的“行无节”、以及被嵇康所仰慕“越礼自放”的人生形态，被魏晋人崇尚为“高士”而模仿着。巴蜀地域文化通过汉赋作家群体所表现的“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等艺术创造方式，自然地受到人们的注意。一批俳谐文字如张敏《头责子羽文》，陆云《嘲褚常侍》《牛责季友》，石崇《奴券》，鲁褒《钱神论》等“反讽”嘲谑文学崛起于文坛，一时成为风气。它们上继扬雄、王褒，寓讽刺于嬉笑，构成了中国散文中一个新的门类。此外，佛、道的宗教流传盛行，带来鬼神志怪作品的新文体，张华《博物志》、葛洪的《神仙传》、干宝的《搜神记》和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志怪小说大行于世。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记载士大夫们轶事清言的小说也开始出现，以工笔对人物形象以细腻描绘，称为中国文学运行的一种新气象。裴启《语林》是轶事小说的先驱，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尤其是托名刘歆的《西京杂记》，更是被视为“意绪秀异，文笔可观”。魏晋文学在文体多样化开拓上的价值，值得给予充分的重视。
　　蜀汉政权割据虽然构成当时“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为时太短；魏晋统一的主流中心价值观作用，决不会对“伪朝”的文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即使是蜀人陈寿主笔的《三国志》，也必然要受到统治阶级“主流意识”的制约甚至是干涉。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和出于对自我族群意识的骄傲，乃至于对大盆地生命史的“寻根”热情，常璩才愤而写作《华阳国志》。
　　“建安七子”王粲根据“巴渝舞”歌词改编的组诗四首，见载于《宋书·乐志》，即“魏《俞兒舞歌》四篇，魏国初建所用，使王粲改创其辞，为《矛俞》《弩俞》《安台》《行辞新福歌》曲”。《晋书·乐志》曰：“《巴渝舞》，汉高帝所作也。高帝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人从帝为前锋，号板楯蛮，勇而善斗。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人七姓。其俗喜歌舞，高帝乐其猛锐，数观其舞，曰：‘武王伐纣歌也。’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弩渝》《安台》《行辞》，本歌曲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由于刘邦的喜爱，两汉皇室和权贵府邸宴集中，“巴渝舞曲”极为盛行。王羲之写信给当时出镇巴蜀的友人：“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嵋而旋，实不朽之盛事，心已驰彼矣”，并且还打听“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皆有后否？”他的信件书帖《十七帖》中涉及蜀中的十三札《成都帖》（又称《成都城池帖》），可以说是名家中第一个为成都书写市名、并流传至今的墨宝：“成都城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为广异闻”。而《游目帖》则体现了王羲之对巴蜀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的双重倾慕：“山川诸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王羲之在其他帖中也几次提及盼望“游目”益州，登临“汶、峨”二岭；梁武陵王曾经被封于蜀，后时时念及，命著名画家张僧鹞，远赴蜀地作画“图其山水”以慰藉其对巴蜀的思念之情。张僧鹞画技的高处，有“画龙点睛”“画鹞鹰驱鸟鸽”等典故说明其形象逼真的程度。他的巴蜀山水画，应该是引起当时和后来众多人向往巴蜀的因素。
　　魏晋文学巴蜀题材的作品，影响大的是左思的《蜀都赋》。但却是受到扬雄的影响。《晋书》记载：左思“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他假托蜀人口吻而引出话题：“盖闻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跱。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吾子岂亦曾闻蜀都之事欤？”其《蜀都赋·序》自称所描写的内容，“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班固《西都赋》亦不得不引用引用蜀人“李尤高安馆铭曰：增台显敞，禁室静幽。庭扣锺磬，堂抚琴瑟。匪葛匪姜，畴能是恤”。
　　郭璞不仅对严君平“卖卜市井”的高风亮节崇慕不已，而且以《巫咸山赋》《盐池赋》的繁富辞藻描绘巴蜀美景。《文选》收录的《江赋》就是郭璞的巴蜀题材代表作。此赋文采宏丽，铺张夸饰，气象壮阔，笔力雄健。其写大江之浩瀚的如“聿经始于洛沬，拢万川乎巴梁。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呼吸万里，吐纳灵潮，自然往复，或夕或朝。游逸势以前驱，乃鼓怒而作涛。峨眉为泉阳之揭，玉垒作东别之标”；状地势之险峻如“类胚浑之未凝，象太极之构天”，“巴东之峡，夏后疏凿；绝岸万丈，壁立赧驳”；又以鱼、“羽族”、“金矿丹砾，云精魿银”等铺陈巴蜀物产之丰富；也有一些写景片段（如描写江中舟楫往来的情景）亦生动传神，被誉为“中国山水文学的重要作品”。刘勰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钟嵘说他：“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
　　张载入蜀看望时任蜀郡太守的父亲张收，途中经过剑阁天险，有“表誓戒”铭文刻于碑，还有《登成都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之语。其《登成都白菟楼诗》曰：“重城结曲阿。飞宇起层楼。累栋出云表。蛲檗临太虚。高轩启朱扉。回望畅八隅。西瞻岷山岭。嵯峨似荆巫。蹲鸱蔽地生。原隰殖嘉蔬。虽遇尧汤世。民食恒有余。郁郁少城中。岌岌百族居。街术纷绮错。高甍夹长衢。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程卓累千金。骄侈拟王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馔逾蟹婿。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换句话说，总之，当时许多著名作家，或多或少地都有过“审美巴蜀”之作。
　　《史记》《汉书》和《水经注》的“巴蜀发现”，亦是这个时段中国文学一个突出现象：郦道元的《水经注·三峡》，记述了长江三峡的壮丽景色，如“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洄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润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末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作者不仅细致地描绘了三峡在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不同景色特征，还适当地穿插进前人的亲身见闻和感受，使优美迷人、妙趣横生而又气势磅礴的三峡奇观，展现于世人。后来中国文学的三峡题材文学，便由此全面拉开帷幕。
　　三、巴蜀文学
　　在急剧动荡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的阻隔和政治军事的割据，偏安一隅的巴蜀地区呈现着独特的发展状况。蜀汉政权的割据，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行政方式，将“天府”农业、天然气煮盐技术和盐、铁、纺织业等商业经济提升到新的高度，形成“夷汉粗安”的良好态势，这都为巴蜀文化的再发展准备了条件。但“达于为政”的诸葛亮无暇顾及文化建设，“国不置史”之禁令以及诸葛亮本人“文采不艳”（陈寿语）的垂范，使巴蜀文学未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继之而来的“成汉”政权为政宽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百姓富实。西蜀出现当时南、北方不曾有的太平局面，是以成都被称为该时期“西方之一都”。其间虽有“谯纵据蜀”负险自固八年，许穆之（司马飞龙）之乱世五年，以及南北朝时梁武陵王萧纪称帝于成都等，皆未从根本上影响巴蜀社会经济的发展。蜀汉政权的割据以及文化的运行，开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积淀。今人何满子先生说：“三国时期是巴蜀文化和周遭撞击十分激烈，因而是地缘文学的定性时期。自然形成的诸种文化因素的凝集和有序化，通常依赖于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政权……蜀汉政权则是炎刘以正统自命要匡复天下的政权，因此对巴蜀文化影响特深”。还有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巴蜀大地的确立，对中国文化特色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时期，巴蜀文学仍然以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这“天底下两大至情文字”辉耀千古。《北史·文苑传》说：“汉自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扬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马、王、扬为之杰”，“历选前英，于斯为盛”。汉代蜀籍作家的大赋，仍然是本时期文学创作的范式。蜀人秦宓、杜微、杨厚、任安、彭漾、杨戏，李密、李兴父子和常璩等，继扬、马、王之流风而崛起。在曾经被人们视为仅出忠勇之士的巴文化地域，也涌现出一批文士，仅巴西一郡，“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产生了谯周、陈寿这样的文化大家。外地入蜀者刘巴、许靖、诸葛亮、陈震、马良，也在为巴蜀地域文化的繁荣而努力。
　　秦宓，绵竹人，《三国志·蜀书》卷三十八称其：“少有才学，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是一个极有个性气节的士人。他开始注意到逐渐形成并且逐渐固化的巴蜀文化：“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见《论语》作《法言》；司马相如为武帝制封禅之文，于今天下所共闻也”。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扬子云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于今海内，谈咏厥词，邦有斯人，以耀四远”。作为一个文学家，秦宓在《与王商书》中自认：“仆亦善长卿之化”，强调自己的文学创作受到司马相如的影响，执著于现实世界那鲜活的人生形态，从世俗人生中获取自我的内心平衡并坚守自我人格，是谓“听玄猿之悲吟，察鹤鸣于九霄，安身为乐，无忧为福，处空虚之名，居不灵之龟，知我者稀，则我贵也”。其创作理论为“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五彩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彩藻何其伤？”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本质就在于是一门美的艺术，必须要有形式的美作为表现形态。这似乎是秦宓所生活的环境所铸造的。当地人们喜爱艳秾华丽的民俗，遂蕴蓄成后来独具特色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风格的喜庆、热烈、质朴、粗犷、泼辣，已经被世人公认为具有巴蜀浓郁乡土特色。“难张温秦宓逞天辩”故事，不仅在《三国志》中得到详尽地叙述，更是被《三国演义》给予浓墨重彩地描写，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蜀中多辩才”之由来，也是以被今人视为“辩论界元老”之原因。陈寿谓之“秦宓始慕肥遁之高，而无若愚之实。然专对有馀，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才士矣”。秦宓的学生谯周曾经将其言论辑录为《春秋然否论》，惜失传。五言诗《远游》是其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描述游子远行的艰难困苦，是为“远游何所见，所见貌难寻，岩穴非我邻，林麓无知己，虎则豹之兄，鹰则鹞之弟，困兽走环冈，飞鸟惊巢起”。北魏时常景，写下一组颂赞巴蜀作家的组诗。
　　《魏书·常景传》说：“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其赞司马相如曰‘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其赞王子渊曰‘王子挺秀质，逸气干青云。明珠既绝俗，白鹄信惊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鸡命，徒献金马文。’其赞严君平曰‘严公体沉静，立志明霜雪。味道综微言，端蓍演妙说。才屈罗仲口，位结李强舌。素尚迈金贞，清标陵玉彻。’其赞扬子云曰‘蜀江导清流，扬子挹余休。含光绝后彦，覃思邈前修。世轻久不赏，玄谈物无求。当途谢权宠，置酒独闲游’”。汉代巴蜀作家群的为人和作品，当然地会引起常景的喜爱，即所谓“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这个当时“以文义见宗”著名文人，遂以巴蜀组诗，来表达对故乡前贤的景仰。
　　本时期巴蜀文学的运行动因，在于巴蜀文士不甘于被“边缘化”而奋起，如常璩不满于“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即史载“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裒削旧作”，改写成《华阳国志》，其立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的悠远。魏晋时期是中国社会动荡激烈时期，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活跃时期，已经形成霸主权威的儒家思想受到首次挑战，老庄学说盛行并大胆地消解着儒学。“巴蜀半道，尤好老子之术”的地域文化，通过严君平、扬雄的哲学思想，成为魏晋玄学的核心而大行于世。纷扰的战乱使人们时时有“朝不虑夕”“人命危浅”的恐惧；文人便转向山水，力图在大自然美景中寻求身心的平衡和安宁。偏安一处的大盆地乃“无事偷着乐”，从容地享受着生活的美好，静候着一个可供大展才华的时代的来临。外部世界的纷纷扰扰，更衬托出大盆地“溺于逸乐”的“天府”优势，以至于巴蜀文人“士多自闲”，“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隋书·地理志》）。但是，这也使巴蜀文学的影响难以扩展出去，“正史”难录。
　　作者：成都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邓经武 · 发表于: 2017-7-1 17:24:12

谢谢多次转发拙作，还是请给出作者姓名，便于有心人与我交流意见。谢谢。邓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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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魏晋巴蜀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