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津话”的由来问今四川、重庆话的“祖根”

由“哪儿是天津话的根”问四川、重庆话的“祖根”

    在河北的主要“方言”中，天津话别具一格，与周边的河北人所操话语声调等差别甚大，众多天津人也以此颇为自豪──外地人到天津因不说天津话是常常会处处遭白眼的。为此，似乎是“草根”的社会学者李世瑜提出了“天津方言岛”一说，后学术界一致予以认可。

    但对天津方言的语源却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流行在天津这一地区的一个土著方言；或说，是由静海话在声调发生演变之后而逐步形成的；另一民间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村移民带来的，市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根据志书所载许多早期人物籍贯是山西，文献中也有“自山西移民”的记载，故也主此说；另是“燕王扫北”时从江苏、安徽的移民带来的。

    而李世瑜认为，从语言现象上看，“燕王扫北”之说才是符合实际的。

    “燕王扫北”是流传民间已久的传说：朱元璋称帝后，仿效古人，封了许多藩王。四子朱棣握有重兵，且屡建战功，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为燕王，让他领兵到北京、天津一带戍边。还传说燕王从固镇地区一带招募了很多士兵，带着家属开赴北方。且不论传说真伪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在“燕王扫北”前后，苏皖地区确实不断有移民到天津地区，江淮人逐渐地占了压倒性优势，才确立了天津方言岛。从山西或其他地方移民天津的人，由于不是大批的，无论是操什么方言，其语言也都会被同化。燕王是安徽凤阳人，他带兵北上定会从他的家乡及附近招募士兵，包括随军家属或其他移民，而且这些人“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天津县新志 汪来传》)。所以《卫志》户口有军籍、官籍。通过上述逃荒、漕运、戍边等，大批人定居到天津。《卫志 毛恺德政碑》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些史料说明明朝初期天津卫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军、经商的吴人成了天津卫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比较高，为社会生活中的“强势集团”。于是，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

    确立了天津话的来源，就要弄清楚，天津话的“母方言”到底在哪里？凤阳？蚌埠？淮安？还是……？上世纪80年代，已经60多岁的李世瑜先后两次南下，奔波于安徽的各个城市。洪泽湖畔，留下李老踯躅的身影，搜寻线索遍布“江淮”。

    凤阳并不是天津话的老家：寻访过程中，李世瑜发现，凤阳的方言南部和北部还有差异，南部入声字更多一些。他又调查了凤阳附近的临淮和留埠，结果也是一样。抵达淮安后，同样是一无所获，李世瑜的线索一下子断了。凤阳和淮安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的推断，被事实否定了。

    宿州才是天津话的正根儿：绕着高邮湖、洪泽湖地区跑了一圈之后，天津方言的“母方言”似乎还在云里雾中。李世瑜决定再到安庆寻访。在从徐州乘火车前往安庆的途中，他却有了出人意料的收获，这个收获成为李世瑜寻访成功决定性的因素。火车上很拥挤，李世瑜和很多人一样是“站票”。火车过了宿州后，李世瑜身边的两个人因为抢座吵了起来。一口纯正的天津话，从两个人嘴里硬硬地甩出来。李世瑜以为碰到了老乡，便劝起架来，“都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别吵了”。抢座的人眼眉一立：“嘛！嘛出门在外！我，我就这儿的”。一句话，让李世瑜大喜过望，安庆不去了！他干脆跟着这两个人下了火车，下车的这一站叫固镇，在蚌埠北48公里处。一到固镇火车站，李世瑜以为回到了天津，充斥双耳的统统是他从小听到大、说到大的天津话。车站的茶摊前，一位老掌柜和他们搭起了话，一种“共同语言”让他们相谈甚欢。至今李世瑜的录音带里还留存着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两位同志，你们哪儿人哪”？“您听我们是哪的人”？老人迟疑了一下：“听你们的口音是本地人，可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啊”？原来，固镇来来往往的人都要经过这个火车站，老掌柜差不多都认识。老掌柜告诉李世瑜，固镇属于宿州市，宿州市距离固镇45公里。兴奋的李世瑜马不停蹄地回了宿州，历经数月的调查，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终于现出了真容──天津话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广大的江淮平原。



    今问：虽说语言学家将重庆、四川归于“北方方言区”，但北方一些人却仍视重庆、四川人为“南蛮”，且在北方广大地区(除去汉中部分地方)听不到与今四川、重庆话接近的方言，那大体相差不多的今四川、重庆方言的“祖根”又在哪里？──不否认今四川、重庆一些地区存在个别“移民方言岛”，如成都近郊的“洛带”有 “广东土话方言岛”，但仅限于家族内部交流(我的一位同事即为洛带人，由他所说知此说不假)。

    我“少小离家”，一直生活在北方，大半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但“乡音不改”──仅改说“重庆官话”，儿子却可说一口标准的河南话），走过不少地方，接触的人也不算少，只在武汉的一个区听过和重庆话很接近的当地方言，听桂林的一位朋友说桂林有的地方的话和我说的重庆(官)话也很接近，还听学生说湖南南部一个县的方言和我说的重庆(官)话特别特别像！而原“麻城县孝感乡”即今麻城和红安部分地区的“本地话”，我们四川、重庆人去了却是很难听懂的──现在还没有想清楚这些能说明什么？

    又想到，一个不断有操各种方言的各地移民进入的地区最终对外交往时都说同一种“基调”的“方言”，应该说明这个地区的社会生活中似乎一直有一个“强势集团”，因而外地移民或他们的儿女必须学说这个“强势集团”的语言，方能与人交往，以便生存下去，──如同我的儿子随我到郑州，一上学很快就能说一口标准的河南郑州话，但迄今仍不会说一句标准的重庆话；近代迁居重庆的、绝对数量也不是很小的“下江人”的后代现在恐怕也不会说上海话、江浙话而说标准的四川、重庆话一样！

    不说远了，如果明清之际特别是清朝初年今四川、重庆地区的社会生活中也一直有一个“强势集团”，而若原四川、重庆人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动乱中都差不多“绝”了，那这个“强势集团”又来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