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疏卷三十五(北魏郦道元撰 清杨守敬纂疏、熊会贞疏):《汉志》庐江郡下,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出。《决水注》淮水,则东陵在今商城、固始之南,此利水在今广济黄梅境。水出东陵,则自商城、固始东南,至广济黄梅为古东陵地。阮元谓庐州府舒城县,应是东陵之首,东至扬州甘泉、江都,为东陵尽处,非古谊也。江夏有西陵县,守敬按:谓汉江夏郡西陵县也。详见上西陵县故城下。故是言东矣。《尚书》云: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者也。全云:按此则善长不以洞庭为九江,以是知第四十卷九江在长沙下隽之文,非《水经》所有。如以为《经》、《注》互异,则彼文善长何无一语纠正之?守敬按:善长不以洞庭为九江诚如全氏说。而全氏於《山水泽地》篇,谓善长以湖汉为九江,则非。善长引《禹贡》之正名。……《禹贡〉之九河,为一河所分,则九江亦必为江水所分。《淮南子》禹凿江而通九路,是其明徵。其他入江之水,固不可以名江也。夫九江为《禹贡》要义,善长不应不置一辞。考《事类赋注》六引《水经《释九江三科,皆是上《注》文。盖善长於岸阻江山以下实叙九江。而今本亡之,惟叙九江於东陵之后,似与《禹贡》不合。不知利水本始终西南流,固不嫌先东陵而后九江也。这节注疏,主要大意还是认为“不以洞庭为九江”不是《禹贡》本意,言下之意还是倾向于洞庭是“九江”,则东陵在今岳阳及与湖南、江西交界处比较合理了。 天岳幕阜是东陵。《书经集传》中注九江曰:“汉九江郡之寻阳,乃《禹贡》扬州之境,不得以荆江之水当之。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意思是,如果认为九江是在寻阳,则进入到扬州境内,不是荆江之水了,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九江还是在长沙下隽是合乎逻辑的。那么下隽又在哪里呢?县西北入洞庭。此县应在今洞庭湖东北岸。南朝梁陈时曾为隽州及上隽郡治所。隋开皇九年并入蒲圻(今湖北赤壁市)。 隽。下隽县,古县名。西汉置,因隽水得名。治在今湖北崇阳肖岭暇心畈(通城西北)……据《水经注》,沅水东至下隽县西,澧水东至下隽。据《湖南历代郡国州县考》引“下隽”自东汉到南朝,齐时期记载如下: 西汉长沙王国,领县十三,东汉长沙郡,治临湘;三国“下隽”,两汉故县,今岳阳临湘和湖北崇阳、通城县地;内蒲圻,下隽在今湖北,属地在今湖南境的八县;西晋巴陵,吴为下隽县境之巴陵邸阁,晋升县;东晋:长沙郡,治同西晋,领县十,属地在今湖南境的八县;南朝·宋:巴陵太守,治巴陵,今岳阳市,元嘉十六年(公元436年)立,领县四,内蒲圻,下隽,治在今湖北,属地今湖南境一县;南朝·宋巴陵,西晋故县,原长沙郡,今岳阳市和岳阳、临湘县地(公元420-479年);南朝·齐巴陵郡,治巴陵,今岳阳市,宋(南朝)故郡,领县四,属地在今湖南境的一县(公元479-502年);巴陵·晋宋故县,今岳阳市和岳阳临湘县地。从以上朝代所辖变化看,“下隽县”在南朝·宋(公元479年)以后当被“重华”(公元552年置)继承。又据同治五年《崇阳县志》记载:“汉下隽县治位于邑西暇心畈,今沿沟里许,有城址可寻,其东曰东关,西曰西关,南为风城岭,崩处出铠甲戈矛之属,西北泉陂市,遗墟长二里许,弥望皆荒冢,为古达岳州驿路。” ……崇阳县府南四百二十五里,西至通城县百二十里,汉长沙郡下隽县地。可见,下隽乃今天湖南、湖北、江西交界处也即天岳幕府山地段没错。 隽水河。隽水河又称桃溪,是湖北通城、崇阳县人民母亲河、生命河,系长江中游右岸一级支流。发源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湖南平江、江西修水、湖北通城幕阜山北麓,源头在通城县马港镇高峰村境内,横穿鄂南的通城、崇阳、赤壁,在嘉鱼西北角隅注入长江,全长三百六十五里。位于赤壁、嘉鱼的隽水河中下游段据说是因三国东吴名将陆逊驻军屯田于此,故改名陆水。今隽水河定义仅限通城崇阳境内的上中游段,干流长约两百余里。(三五)隽水河更加证明了上述观点。司马迁《史记·河渠书》称:“余南登庐山, 观禹疏九江”第一次说了九江的地望在汉寻阳境内。班固从司马迁说, 其《汉书·地理志》云:“寻阳,《禹贡》九江在南, 皆东合大江”。《晋太康地记》曰: “九江, 刘歆以为湖汉九水入彭蠡泽也”。他以注入彭蠡的湖汉九水为九江。宋儒考“九江”, 一反汉唐陈说, 力主湘、资、沅、澧等九水入洞庭者为“九江”。此说发轫于宋初胡旦,他分析《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认为九江当即洞庭诸水。宋儒说抓住如果“九江”在寻阳境内,则成了扬州地域了,又怎么能是“荆江之水”呢?力主“九江”在下隽西北之“洞庭水”。 九江。《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这已经明确了“九江之间”不就是洞庭么。《禹贡》中关于“九江”的记述有三,一是记荆州时云: “荆及衡阳惟荆州, 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二是记导山时云: “岷山之阳, 至于衡山, 过九江, 至于敷浅原。”三是记导水时云: “岷山导江……又东至于澧, 过九江, 至于东陵。”《水经》云:“九江在长沙下隽县西北”。《楚地记》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今岳州巴陵县,即楚之巴陵、汉之下隽。洞庭正在其西北,则洞庭之为九江审矣。今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资水、湘水,皆汇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这个把具体的九条江都说出来了。汉唐多以为不出古寻阳之地,或以湖汉九水入彭蠡泽者。 岳阳古称东陵。相传后羿斩巴蛇于巴丘,积骨为陵,亦称“巴陵”。春秋战国时属楚。秦时,东部属长沙郡罗县、下隽,西部属南郡、黔中郡。汉时分属长沙下隽县,罗县及南郡华容县、武陵郡孱陵县。三国初由吴、蜀分治,后属吴。建安十五年(210),吴析长沙郡北部置汉昌郡,为市境置郡之始。西晋太康元年(280),析下隽县西部建巴陵县。元康元年(291),分长沙郡北部4县置建昌郡,郡治设巴陵县。东晋咸康元年(335)撤郡。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复分长沙郡北部4县置巴陵郡。(三六)南宋蔡沈《经书集传》:“东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县也。”六朝宋人庾仲雍《江记》(《寻江记》)载:“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谓之巴陵,亦名东陵,《禹贡》过九江,至于东陵”。岳阳平江地方学者陈砚发在其文章《天岳幕阜山伏羲陵考辨》一文中引“北宋曾彦和云,巴陵与夷陵相为东西,夷陵亦曰西陵,则巴陵为东陵可知也,又名天岳山,巴丘山。”然后分析说:此说对了一半,东陵在湖南岳阳,但不是巴陵而是天岳山;北宋曾彦和提到了天岳山就是东陵,但他把天岳山与巴丘山混淆了;巴丘很难称山,要称其为陵,而且是东陵实难以相通。 不过在这里要再分析一下,禹贡说的东陵或其它做注的搞研究的概念的东陵,说是巴陵也好,是天岳山也罢,都是说的一个大概,且历史地名也在变化,现岳阳这个曾经是“东陵” 的地方大范围曾经叫“巴陵”、“巴州”、“岳州”,其因有了天岳幕阜山而成东陵么,这里面是没有矛盾的,这里的分析逻辑问题是把东陵就只概括为是一座陵墓了,这样的话,幕阜山也不是通座山是陵墓,也岂不能叫“东陵”了?至于把天岳山叫成“巴丘山”,也没什么不对,天岳山上有平台,正好叫“巴丘山”名符其实哩。关于这一点,与陈砚发先生及大家探讨。而清儒王夫之的理解就很到位,其《禹贡稗疏》卷二说:“东陵者,武昌以东,瑞昌以西,江之东岸诸山也。”这个说话很精到。岳阳是东陵,也就为天岳幕阜是东陵增添了源码。 东陵幕阜有皇陵乃古伏羲墓。东汉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绛史引)载,伏羲去世 “崩葬南郡”。注“湖北江陵也”。《路史》载:伏羲葬南郡。南郡就是湖北的江陵。而幕阜山唐以前属湖北江陵郡管辖。清朝著名学者张瓒昭在其《楚陵述略》对湖南省境内的茶陵、昭陵、醴陵、零陵、泉陵、春陵、东陵等古陵一一考证,得出 “平江之天岳,即《禹贡》东陵,其下有皇坛,乃伏羲之葬地”的结论,这是他对楚陵研究的重大发现与贡献。东晋著名道学家、医药学家葛洪写有《幕阜山记》,云:山有石壁刻铭,上言:“禹治水,登此山”。清《同治地方志》载:山有石壁,刻篆文曰:“夏禹治水到此”。正因为幕阜山葬有千古第一帝伏羲,所以被尊为东陵,所以舜帝要封天加冠为“天岳”,所以大禹治水要南来登山拜祭。 太昊和伏羲并非一个人。相对,伏羲更远古,太昊当晚辈。古史记载伏羲是华胥氏之子,出生于今四川,成长于甘肃陇西成纪,建都于陈,为上古三皇之首,与女娲同被尊为人类始祖。太昊,古籍中或记为“太皞”,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荀子在他的《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可见两人自非一人。“最早将太昊与伏羲并称为一体的,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在《世经》中,刘歆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突破传统的以黄帝为历代帝王之首的体系,以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与神农并称,列于黄帝之上,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给王莽代汉提供合法依据”。 幕阜山有魁屋。幕阜山天岳堂有许多古建筑物,正殿地基清晰可见,正殿前留下了三棵千年古杏,大的有三人之围。大殿旁有一石屋,石屋中有一麻石远古神像,旁边有石砌的八方台基尚在。在大殿下方坡内,有一小石屋,石屋中有一石柱,柱上可见“魁屋”二字。《史记天观书》曰:“魁,星名,北斗第一星曰魁。”伏羲应天而王,是三皇之首,为百王之先,成人文之祖,当然就是为大为首为主也。伏羲因此而称为太一、泰帝、东皇。 由此推断,“魁屋”就是人文始祖伏羲之屋,华夏之祖殿、祖祠之所在。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推断与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