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南京

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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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十八年的最后一天，南京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处长林逸民长长的嘘了一口气，这一天他郑重其事向首都建设委员会呈送了装订精美厚重《首都计划》。
　　这就是[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制的、现在成为南京稀见文献丛刊之一的、中国民国建筑史上著名的《首都计划》。
　　在这个纲领性计划的首页，郑重其事的引用了著名的《总理遗嘱》，也称《国父遗嘱》。重温这个短短不足二百字的遗嘱，我们可以察觉，在中国近、现代诸多伟大英明的政治领袖中，在砸烂一个旧世界，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选项中，唯有孙文才是偏重建设的。唯有孙文的国家建设理论，才是以东西文化为参照的。唯有孙文才具备对于近、现代欧美强国深切体察，才具备对于中华当时积弱的深切感受和受惠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深溉滋润的。唯有如此，才让其《总理遗嘱》字字千金，意义深远而绝响，而让后来者高山仰止！
　　精通医术，又懂建筑的孙逸仙博士在《建国方略》中这样评价南京：“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细读林逸民主持编篡的《首都计划》，无不将孙文的国家建设理论融化为南京这座古都城市规划之中的。
　　有一点遗憾的是在今天，大陆所编篡的有关建筑学家的书籍里，却没有林逸民先生的相关介绍。

开放
　　《首都计划》的编制是开放的。孙科在《首都计划序》中说：“国民政府以是特聘美人茂菲、古力治两君为顾问，使主其事，两君于城市设计、宫室建筑之术，盖均有声于国际者。其所计划，固能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而于吾国美术之优点，亦多所保存焉。”
　　其中，美国建筑师茂菲在参与制定《首都计划》之前，已有中国“摸爬滚打”数载，已完成了清华园、金陵女子大学等重要规划设计，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与热爱。他的设计作品受到了梁思成的激赏：“至如燕京大学，则颇能表现我国建筑之特征，其建筑师茂菲，以外人臻此，亦堪称道。”
　　才华横溢的中国建筑师吕彦直也参与其中的，而他在吕彦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建筑时，正好得到美国著名建筑师茂菲的指导。
　　不过掌墨者则是林逸民。孙科说：“国人之襄其事者，则为林君逸民，盖国民政府特设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以林君为主任。今之种种设计，其间去取损益，又以林君之力独多也。”
　　“首都建设委员会1928年成立，总负责人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孙科早年留学过美国。他牵头完成的《首都计划》，是一部现代化的城市规划。”
　　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民国史专家郭必强说，《首都计划》的现代化建设理念，就是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的一种延续。
　　孙中山评价南京“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
　　孙科对南京的看法也延续着父亲的观点。在《首都计划》的序中，孙科指出，“首都于一国，故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所荟萃”。
　　“这些观点，都渗透在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之中。比如，它对一个城市进行了现代化的功能分区。”
　　因此，《首都计划》的编制视为一个国际合作的典范。
　　2006年南京出版社在再版《首都计划》时，内容提要：“本书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所编写的建设首都南京的计划大纲。该计划吸收当时古今中外的建设理念，对抗日战争前的民国南京城的各项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今天的城市建设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示范
　　《首都计划》的编制是示范的。所谓城市规划，是城市系统中各要素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体发展目标和计划，是对城市建设的综合考虑，是指导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基本依据，也是一个内容复杂庞大且需要不断修订完善的大型动态系统，包括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及多种详细规划。
　　因此，作为编制主持人林逸民在《呈首都建设委员会文》中陈述：“此次设计不仅关系首都一地，且为国内各市进行设计之倡。影响所及，至为远大，加以全部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之用，且具整个性质，不能支节拟定，故于设计事项，不敢不格外慎重。”
　　对于国人思维中的地方服从中央、模仿中央的集体无意识，看来编制者是清楚的。因此而强调城市规划的久远性与慎密性。
　　“设计先务在于查勘此类事项，如交通之状况、气候之变化、风雨之情形、古迹名胜、文化机关、公共建筑之所在、大小工商事业之现状、江潮之涨落、人口之数量与密度、机关职工之人数、土地之价格、城内各地之面积、地势之高下，以及其他具有关系各项，在成立之初即竭力进行，广为查考，并将所得结果制定图表，以为设计之预备。”
　　《首都计划》图表总共有59图，皆为当时最为先进的科学方法的分析绘制。
　　高标准的要求，也是《首都计划》的示范所在。《首都计划》规划出一片总面积达855平方公里的首都模样，预测百年人口200万。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建设为规模宏伟的“中央政治区”；鼓楼傅厚岗一带，是呈放射状分布的行政区建筑；下关码头地区，遍布连绵的货仓及工业区；首都的文化区，则选址在如今的五台山体育馆一带。
　　“此后按期进行，其训政期内所未及之部分，亦复继续施设，将首都一地不独成为全国城市之模范，并足比伦欧美名城也。”
　　今天，南京虽说位于长江一线，与重庆、武汉并称三大火炉，却被盛赞为森林城市。这样的郁郁葱葱，原来就是受惠于《首都计划》。
　　在“公园及林荫大道”一节中，开宗明义的阐明：“公园之设置，关系于市民之健康与幸福者至大，盖市民于工作之余，不能无所娱乐。公园内空气清洁，花木繁多，复有美术之物品点缀其间，固足以恢复其疲劳之精神，增加其身心之快感，而提高其审美之性质者也。”
　　公园，作为中西文化碰撞中被国人最为融合的新事物，在民国广为传播大兴。南京作为国都特别城市则更为重视。
　　在当时规划的南京公园面积及分配人数与欧美各比较：除了柏林、伦敦、纽约、巴黎、芝加哥外，南京的公园面积皆超过费城、波士顿，甚至于超于华盛顿六倍之多。
　　《首都计划》以为“大南京每一百三十七人，即占公园一英亩，此数实城市设计家所认为最适宜者也。”
　　作为示范，《首都计划》从1929年到1937年仅实施了大约8年时间，中间虽说有违章建筑事件时有发生，却也大致遵循。令的编制者万万没有想到，其示范效应就被战争的炮火轰然阻断。
　　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该规划的不少内容未能全部实施。但现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功能分区、一批公共建筑等都是由这一规划奠定的，今天南京中山路的林阴大道，鼓楼、新街口的环岛式街心广场，都是在那时形成的。
　　“南京城市的主要道路格局，大致是在那个时期确立的。作为城市主干道的中山路，仍是今天南京道路的骨架。”
　　据南京民国文化专家、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刘正平研究，当年的《首都计划》实施了30%-40%，这些实施的部分，奠定了今天南京城的民国特色。
　　无独有偶。当初称赞清华园的梁思成先生，也竟然怀揣“梁陈方案”，眼巴巴地望着古老的城墙被无情扒掉而失声痛哭……
　　一南一北，纸上规划，半个世纪，不堪回顾。

选择
　　究竟为民国，究竟为南京，究竟为中华文化。
　　《首都计划》在“建筑形式之选择”上，旗帜高扬的宣布：“关于此项房屋楼宇之建造，经过长久之研究，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
　　“宫殿式”中国传统建筑特征为台基、翼角大屋顶，并且重装饰与色彩绚丽。然而，从经济适用与建筑功能的角度上看，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在屋顶部分是成本尤其昂贵。有统计表明“宫殿式”的建筑造价往往为后来的“现代化的中国式”的两倍！
　　然而，《首都计划》的主持者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是顾及经济的承担能力，而专门提出：“中央政治区等各种建筑物，现以经济关系，不易同时建筑，更不能不采用中国方式，一方备日后之拓展，一方免目前之缺欠系统也。”
　　“宫殿式”建筑的典型为国民政府交通部大楼，气势恢宏无比。1930年7月开工，直1934年底竣工，耗资120万余元，为国民最鼎盛时期的历史见证。抗战中却惨遭日军炮毁大屋顶，还都后又无财力恢复，故成为去了帽子的平顶在房子。
　　南京作为民国中央特别城市，当时对主流建筑风格的选择是毫无犹豫的。不过，后来由于经济的缘故，居然穷则思变地流行起了“折中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式”建筑，1934年落成的中国民国外交部大楼便是典型。
　　“国民政府外交部（1931-1934），曾被民国年间的《中国建筑》杂志评价为“首都之最合现代化建筑之一”。建筑的平面设计与立面构图大致为西方现代建筑手法，同时又融入中国传统建筑的菁华。混凝土结构，楼面的褐色面砖，檐口部分用同色琉璃砖做成斗拱装饰物，建筑内部大厅装饰有清式彩画，炫目富丽，民族风情浓郁。办公大楼一、二、三层为办公室，会客室和会议室，四层为档案室，分区合理，是为典范。
　　然而，这座楼竟为国民政府经费拮据的成果。因为这幢建筑最初为著名建筑师杨廷宝担任总设计师，平面为“土”字形，采用“宫殿式”风格。后因经费原因，改由上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赵深、陈植、童寯等人设计。新设计为“T”形，力求中西合璧，经济实用。精心插柳，作为新民族形式建筑，兼顾现代功能和技术，又带有民族风格，竟为民国建筑之现代经典。
　　南京民国文化专家卢海鸣介绍说：“中山大道两旁的建筑是民国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南京重要的民国建筑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折中主义建筑，如墨菲设计的金陵女子大学教学楼。第二类是西方古典式建筑，如中央大学的大礼堂。第三类是中国传统宫殿式的近代建筑。
　　《首都计划》中明确规定“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当时，大批政府办公大楼都遵循着这种风格，如励志社、行政院、考试院、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等。
　　卢海鸣介绍说，“这些大屋顶的传统宫殿式建筑，费时费钱，民间有种形象的说法叫'穿西装戴瓜皮帽'。”
　　令人惊讶的是，在1949年以后，因抗日战争的缘故，于南京没有完成的 “宫殿式” 大屋顶的建筑梦，一跨数千里的在北京长安两侧大模规的实现了。这不能不说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的顽强，文化就是文化，文化的宏大，远远超过政治意识形态的狭隘。

操作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京古老而灿烂，与之匹配的《首都计划》的编制是先进而可操作的。

因为规划属于拓展城市空间，重塑城市格局的事业，在《首都计划》编制之前，南京从无细密的地图。并且编制时间又紧张，幸好动用飞机航拍。林逸民在抱怨中有欣喜地说：“自用飞机摄制全京地图后，始有精确之地图可用，惟此图亦以种种障碍完成过程，故初时所定计划，又须一一对校订正误点。”

“所定路线，初用土地局《南京城市实测图》为初步之设计，继用飞机所摄地图，比例尺较大，当以此图所定路线为标准。”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使航摄应当实属先进之举。

《首都计划》不独在编制手法上先进，而且在城市经营理念上更是参照欧美，以典型商业市场的方法，进行城市土地的资本运作，而行为的主体是政府。这样的理念，如此的经营城市的模式，在今天看来，无疑是领先了大半个世纪。

“南京自中山路筑成而后，附近土地之价值，多已超至十倍或十五倍，现方有加无已，可为明证。土地税为一最良好之税则，关于此项之税收，政府现方积极筹备，不久即可实行。将来土地税及土地增价税之收入，为数当属不赀。抑本处所拟计划，系以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以明故宫为火车乘客总站及商业区地点，在明故宫区域以内之地，几全属诸公有。车站以南之地段，适合于为戏院、旅馆、百货店等大商业之用，计该处属诸公有之总面积为一万二千九百七十四亩。除军校地址，将来街道所占土地，及土地之不适于高等之建筑者外，约有六千亩之土地，可为商业之使用。现在之市价，每方约值十元，计共值三百六十万元，现方逐渐腾贵。政治区及车站完成而后，价值尤将顿增。”

这样的经营城市的理念与操作办法，当然是参照了欧美西方的。

“征之七十余年前，法国规划巴黎为一华美之都市，因是游客众多，该市得岁增入息四万余元；美国芝加高市，于前数年费一千六百万元美金，改良密歇根路（Michigan Ave），而该路物业之增价，多至一万万元美金，皆足为城市计划生利之例证。南京之设定整个计划，实开吾国之先河，将来中外人士之来京观光者，料亦不在少数也。”

并且还专门附了一张绘制详细的民国十七年每方地价的《南京地价目图》。

《首都计划》的编制者的建筑经济的商业视野的超前，足以穿越时间隧道而作用于当代。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在《中国工程科技发展：建国主义政府（1928～1937）里指出：“南京是中国第一个按照国际标准、采用综合分区规划的城市……如果南京今天可以称作‘中国最漂亮、整洁而且精心规划的城市之一’的话，这得部分归功于国民政府工程师和公用事业官员的不懈努力。”

現在還是應該說：中國之固有的形式為最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