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阿坝州马尔康哈休古文化遗址的几点认识

　　川西北高原地处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的结合部，狭长广阔的地域、复杂多样的地形和自然环境，造成大渡河上游和岷江上游史前文化面貌错综复杂，文化的交融和民族迁徙频繁发生。因此，考古学界始终关注着这一地区的每一项考古发现，并且多年来投入较多的研究力量，先后发掘了近十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尤其关于营盘山、姜维城等处的文化研究成果显著。大渡河上游在经过了规模不等的调查和试掘后，也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实物资料，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这一地区主要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与特征、分期与编年、谱系与关系、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等一系列问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注意到因工作不平衡或开展不够，有些资料发现较少，很多问题还不太明了或知之甚少，亟待进一步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加强调查研究，予以解决。鉴于文物考古界对大渡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空白点和模糊点太多，为深度认识了解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与内涵，及其与周边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联系与民族互动等文物考古学术课题，2000年3月阿坝州文化局根据州委、州政府的指示和四川省文物局的安排，责成州文物管理所和马尔康县文体局会同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大渡河上游联合考古队，在2000年8月、2003年4月和2005年12月先后三次对大渡河上游的脚木足河及其支流茶堡河两岸地区进行了全面调查，在发现并确认了包括“哈休遗址”在内的10多处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聚落遗址的文化堆积和遗物采集点的基础上，对位于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县沙尔宗乡的哈休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为期10天的选点试掘，初步揭示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内涵和演化序列。
　　哈休古文化遗址地处大渡河上游脚木足河的一级支流茶堡河北岸的三级阶地之上，海拔2840米，高出河床80米，东南距沙尔宗乡政府驻地1500米，北靠八谷脑山，西临布尔库沟，南面隔河为沙(尔宗)马(尔康)公路。遗址东西长约380米，南北宽约260米，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遗址表面地势略呈缓坡状，地表常年种植小麦、胡豆、土豆等农作物。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中秦汉时期遗存主要位于遗址南部的台地边缘，但破坏严重。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分布面积较广，其中心部分位于遗址西北部的台地上，面积近万平方米，局部因文化大革命改土造田而受到破坏。试掘地点选择在遗址中心北部的台地边缘，共布5.5米探方6个(编号为2006SMHT1—T6)，其中T3未作发掘。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如下：第一层为农耕土；第二层可分为A、B两个亚层，为秦汉以后堆积；第三层至第五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第三层和第四层之下均发现有灰坑等类遗迹。试掘揭露面积87平方米，发现灰坑等遗迹十余处，出土了玉石器、陶器、骨角器、蚌器、兽骨等类遗物上千件。发现了四川地区最早的陶塑人面像、涂朱双孔石钺、穿孔凹背玉刀以及四川最完整的陶小口尖底瓶等各类文物上千件。试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鹿、猪、牛、狗、马、獐等动物骨骼，在灰坑填土中发现了粟等已经碳化的农作物种子。

一、哈休古文化遗址的面貌与特征
　　经过对比分析发现，大渡河上游考古试掘出土的这些新石器时代文物，都能在与相邻地区尤其是岷江上游、黄河上游地区的其他文化遗存中找到相似或相同的表现。尽管大渡河上游的各个新石器时代遗迹之间存在着各自的独特个性，就整体而言，它们表现文化类型特征的程度有差异，并存在自身的特性，但是总的来说，共性是主要的，即大渡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表现出与岷江上游、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一致面貌。
　　以最具代表性的陶器为例，哈休遗址出土的陶器绝大部分从纹饰、陶质陶色及其器形上均与仰韶晚期文化和马家窑类型相同或相似。他们的相似和共同因素包括：出土陶器包括泥质灰陶、泥质红陶、泥质褐陶、泥质黑皮陶、夹砂灰陶、夹砂褐陶等。纹饰包括线纹、粗细绳纹、泥条附加堆纹、戳印纹、凹弦纹、绳纹花边口沿等，还有少量彩陶器。制作方法均采用泥条盘筑和捏塑法，彩陶的彩绘均为黑彩，图案题材包括弧边三角纹、圆点纹、网格纹、水波纹、粗细线条纹、长条叶片纹、圆圈纹等，底色有红褐、灰褐色之分。器型以平底器为主，还有少量的尖底器，包括侈口罐、小口尖底瓶、卷沿盆、敛口盆、折腹钵、敛口钵、碗、杯、纺轮、环、丸、哨等。部分陶器壁上有穿孔。一些器物与成都平原史前遗迹相类似，似乎表现出一定的承继关系。
　　出土石器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等类。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石片切割器、刮削器、石杵等；磨制石器包括穿孔刀、单孔凹背玉刀、锛刀斧形器、锛、环、镯、穿孔珠、砺石等，个别环镯表面有穿孔；细石器包括水晶石片、玛瑙石核、燧石刻划器等。一些石器表面涂抹红色颜料。
　　骨角器包括锥、笄、簇等，骨质细腻、坚硬，部分鹿角表面有切割痕。灰坑H7还出土了一件骨梗石刃刀的骨梗，通体磨光，有镶嵌细石叶的纵向缺槽，背后切割出三道装饰性的凹槽，制作非常精细。
　　灰坑的开口平面形状包括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类。多数为口小底大的袋状坑，个别坑口及坑底铺放石板。坑内填土多为灰黑色。灰坑H10近底部还发现较硬的烧结面。灰坑H2出土有涂抹朱砂的双孔石钺、泥质灰陶双唇式小口尖底瓶等遗物，人工埋藏痕迹较为明显，值得特别注意。
　　哈休遗址考古试掘，初步探明了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早段的文化面貌，为大渡河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不仅发现了5500-5000年间的早期文化，而且第一次使我们完全掌握了古蜀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整体面貌以及发展历程、发展方向，确认了“哈休古文化遗址”是长江上游的区域文化中心之一，这是中国西部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项重要成果。由于哈休遗址面貌新颖独特，内涵丰富多彩，特质多源一体，因此许多考古家将此命名为“哈休文化”。

二、哈休古文化遗址的分期与编年
　　哈休遗址新石器遗存初步可分两期，早期以灰坑H2、第五层等单位为代表；晚期以第三层、灰坑H3等为代表。早期陶器中的双唇口及平唇口式小口尖底瓶、敛口尖唇内突棱的细泥陶钵、弧边三角纹彩陶片等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早段的同类陶器相似，年代也应与大地湾四期早段为代表的仰韶晚期文化前段、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第四期文化、陕西宝鸡市福临堡遗址三期前段文化等的年代相当，略早于营盘山遗址的主体遗存，但晚于茂县波西遗址下层遗存。而大地湾四期的碳14年代为距今5500—4900年，营盘山遗址的碳14年代在距今5300—4800年之间，哈休遗址初步判定为距今5500—5300年。晚期陶器中的喇叭口式小口瓶、宽沿彩陶盆、带耳彩陶瓶、细泥红褐陶浅腹碗、内外彩带穿孔的直口钵，以及磨制双孔石刀、两侧带缺槽的打制石刀等，均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同类器物相似。与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第五期文化、陕西宝鸡市福临堡三期后段文化等的年代相当。这类遗存在川西高原分布的范围较广，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及中游均有发现，川西高原史前文化在这一阶段进入繁荣时期。哈休遗址晚期文化的年代与营盘山遗址相当，在距今5300—4800年左右。哈休遗址早期和晚期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陶器的演化序列明晰，也有准确的地层叠压关系，它们是同一支文化前后承袭的不同发展阶段。
　　根据哈休遗址考古试掘资料及其与周围地区尤其是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大渡河中游汉源县狮子山遗址、大渡河上游丹巴县罕额依遗址及黄河上游地区大地湾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比较，初步判定哈休遗址是分布于大渡河上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包含有本土土著文化、仰韶晚期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文化因素，其主体遗存的时间断代在距今5500—5000年间，略早于营盘山遗址，更早于成都平原宝墩遗迹。哈休遗址是至今大渡河上游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也是四川地区2007年3月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考古说明，地处长江上游大渡河上游的马尔康地区早在5500年前就已有人类定居，并创造出了发达的古代文化。大量出土文物说明遗址的规格相当高，是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的区域文化中心之一。
　　哈休遗址考古试掘是继茂县营盘山遗址发掘之后，川西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重要成果，发现了大渡河上游最早的陶塑人面像、涂朱双孔石钺、穿孔凹背石刀及目前四川地区最完整的陶小口尖底瓶等一批重要实物，丰富了川西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内涵。

三、哈休古文化遗址的谱系与关系
　　大渡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是以马家窑文化类型为主要特征，受到仰韶晚期其他文化类型影响，带有一定自身特性的文化类型。在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播往往是随着人类群体的迁徙往来完成的。因此，我们认为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是这一地区纯原生的文化类型，而是渊源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伴随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史前人群的迁徙往来的结果。正因为大渡河上游和岷江上游与黄河上游及其他区域文明的广泛联系和相互影响，才逐步造就了多元一体的衍生基础。考古证明，大渡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但表现在从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进入人类早期文明社会的整个过程中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人种和血缘上的同源分流和异源合流相互交织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方面。前者从双方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文化习俗方面的众多迹象中可以得到证实，后者在神化传说和图腾标志，以及有关历史记载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大渡河上游新石器文化遗址或遗迹的分布说明当时的人群 交流和迁徙已经深入到了大渡河地区，这些大小的河流地带成为人群迁徙的走廊，人群迁徙往往伴随着文化特征的流动。大渡河上游，这些史前人类沿着大渡河干流分布的遗迹，原生文化堆积丰富，而从干支流交汇处溯流而上，则年代较晚，表明了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的时间先后序列。从大的范围来看，他们与岷江所处的横断山脉地区同时期的其他文化遗迹有了交往(在大渡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与岷江上游风格相似的器物),而从成都平原史前遗迹中出土的器物表明，大渡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与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现有的考古成果推测,大渡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时间为距今5500-5000年间,宝墩遗址为距今4500年～3800年前)，甚至可能是源与流的关系。西北地区的史前人类在气候变动的环境下迁徙进入大渡河上游流域，创造的文化景观在受到环境影响的同时表现出对特殊地理环境的响应，从而在文化景观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了互动演绎的过程。他们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灿烂的陶器制作工艺和石器制作,他们广泛地与来自于临近地区的文化相接触,并有了自己的一些特色,进行细石器的制作,他们逐渐散居到大渡河上游干流以及西岸支流的河谷台阶地上,并在发展交往中形成了哈休等文化中心,他们的成就使大渡河上游地区成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交流的交汇地与中转站之一。新石器时代，大渡河上游、岷江上游及周边地区的古文化遗存不仅数量大增、分布广泛，且总体上存在着“从四川盆地外缘向内发展之趋势”，表现出不同地区性文化之间多向互动、多层次交流的复杂关系。川西北高原峡谷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众多、内涵丰富，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多姿多彩的文化图卷，为长江上游的文明肇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渡河的哈休遗址与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和沙乌都遗址－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十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已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古蜀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以至融合的历史轨迹和脉络。在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进程上，集中代表了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在多元整合、一体发展的中华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个过程中既有人群的迁徙，更有文化的互动和传承。考古证明，古蜀文化就是从黄土高原发散至川西北高原狭长的河谷地带，再一步步走进宽阔的成都平原。在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上，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古蜀文明，最早可追溯到距今4500年—3800年的新津宝墩文化；而在宝墩文化之前，最早则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5500年的营盘山文化和哈休文化。虽然古蜀文明从岷江和大渡河上游找到了它的源头，但是古蜀先民从川西高原走进四川盆地，足足花了一千多年！历史上，古蜀地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包括大渡河、岷江、嘉陵江上游等地区。可见，这里自古就有许多不同族属、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活动、生息和繁衍，因文化交汇不断组合、重组而汇聚一体，古蜀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古蜀文明。从民族族群的角度着眼，古蜀王国的民族为古氐羌族系与古濮越族系的民族，而以前者为主。至于古蜀国王室的族系，蚕丛、柏灌、鱼凫应属古氐羌族系，而杜宇、开明则属古濮越族系。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红山黄帝文化、以粟作农业为主的仰韶炎帝文化、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大汶口和良渚蚩尤文化在这里也都可以找到文化互动的因子。
　　哈休遗址试掘是川西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重要成果，为探讨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也为古蜀文化探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一发现出乎很多专家和学者的意料。在长江上游考古中，除了已在四川发现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灿烂的长江上游文明，考古专家已把考古工作推进到了长江上游的岷江支流--在距离成都约300公里的阿坝州茂县，考古专家已经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聚居中心。哈休遗址的考古试掘和研究彻底改变了大渡河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局面，不仅在古蜀文化的研究上取得了颇为显赫的成果，而且又把古蜀文化历史向西推进了大约200公里，考古历史年代又向前扩展了500年左右，并从岷江的上游地区延伸到了大渡河的上游地区。同时，为大渡河地区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研究、古蜀文明的起源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窨和弥足珍贵的资料。
　　如果研究证明，大渡河上游的哈休遗址和相邻的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确实同为古蜀文化的早期蕴育地的话，那么，对这一区域人文地理的长期观察，无疑将获得一个崭新的视角。

四、哈休古文化遗址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
　　哈休遗址试掘同时对灰坑填土进行了浮选，收集的植物已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鉴定，初步分析浮选结果可以确认发现了粟等作物品种。遗址试掘发现的灰坑以圆形为主，个别灰坑为口大底小的袋状坑，且有一定的深度，如H5、H8、H10等，坑内填土呈黑色粉状，包含大量陶片、兽骨、植物炭化灰烬，H8的坑口及底部各有意放置了两块石板，H10近底部还发现了经过焚烧的硬面。根据形状、结构以及填土遗留物，判定这些灰坑应为贮存粮食及其他物品的窖穴。营盘山遗址也发现有多个此类窖穴式灰坑。
　　哈休遗址出土了数量丰富的动物骨骼遗骸，一些灰坑出土的兽骨与陶片的数量几乎是对等的，初步分析其种类包括鹿、牛、狗、马、獐、猪、飞禽等，其中部分应为家养牲畜。遗址还出土了少量细石器(质地包括水晶和白色燧石等)与镶嵌细石叶作刃的骨梗刀，一般而言，细石器及石刃骨梗复合工具常常用作切割加工兽皮，是狩猎游牧业的常用工具之一。实物资料表明，哈休先民的生业形态是定居农耕为主，主营粟作农业，而狩猎、采集业则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补充形式。由于试掘面积有限，哈休遗址目前尚未发现房址、烧制陶器的窑址等遗迹现象，但灰坑H5等单位出土了少量窑内烧结物，与营盘山遗址窑址内烧结物的颜色、形状、结构和硬度完全相同。由此表明，哈休遗址范围内应存在烧制陶器的窑炉设施，经过测试、分析，营盘山遗址窑内烧结物的烧制温度可达1000℃以上，哈休遗址的陶器烧制业水准也与之相近，遗址出土的部分彩陶可能为本地烧制而成。
　　遗址一定数量涂红石器及陶片的出土，表明尚红习俗是哈休先民精神生活领域的重要内容。青藏高原及其东缘的区域范围之内发现有多例新石器时代的涂红现象，除哈休遗址外，在岷江上游茂县营盘山遗址的灰坑02H40底部发现有涂抹红色颜料的石块，经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测试，该红色颜料的成分以汞的氧化物为主，即朱砂。另在一件夹砂褐陶矮圈足器内壁也发现有同样的红色颜料，应为调色器的遗存。表明营盘山居民也有尚红习俗，朱砂的具体用途除了宗教等特殊含义之外，还可能与涂面、刷房等活动有关。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曲贡、贡嘎县的昌果沟、琼结县的邦嘎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有大量的在打制石器上涂抹红色颜料的现象，但经测试，它们所使用的红色颜料均为赤铁矿(赭石)，成份以铁的氧化物为主。
　　就目前已有实物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涂红现象最早发生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西坡遗址仰韶中期的庙底沟类型文化的石器涂红即为实例，距今年代上限近6000年。之后尚红习俗随人群移动、文化传播而进入渭水上游地区，如甘肃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仰韶文化晚期）大量出土朱砂彩绘陶(已发现朱、白彩绘陶片近百件)，距今年代在5500年左右。与此相当或稍晚，川西高原也出现了尚红习俗。大渡河上游的哈休遗址、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相继出现石器、陶器涂红现象，距今年代均在5000年以上。而青藏高原腹心地区的尚红习俗出现的年代较晚，曲贡、昌果沟、邦嘎遗址发现的石器涂红现象距今年代均在4000年左右。
　　而后来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也存在着尚红习俗。古代文献记载内容及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均表明，岷江上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与古蜀文明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如从陶器演化序列来看，以茂县沙乌都遗址为参照点，哈休遗址、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大渡河上游、岷江上游史前文化与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前身宝墩文化之间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成都平原商周时期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均流行在玉器尤其是玉璋的阑部阴刻线条上，石雕人像、石虎、石蛇的眼部、口部表面涂抹红色颜料（朱砂）的风格，从这一风格中或许可以看到哈休遗址、营盘山遗址等的朱砂涂红习俗的影响。
　　人类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是既有共通性，又有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文化是多元的、多样的，不是单一的、无差别的。一体多元的古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谱系当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考古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原地区是周边地带文化的能量集结处和辐射中心，除华夏集团外，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均发祥于黄河流域，然后向各地大交流、大迁徙、大演进，最后自成一体，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征，但是其中可清晰地看到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的深刻影响。哈休遗址的考古试掘是川西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重要成果，为探讨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也为古蜀文化探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以哈休遗址考古试掘为标志，大渡河新石器时代研究从此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历史的多面性格提醒我们，考古发掘必须谨慎细心，才能穿过屏障，洞见真相。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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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段渝，邹一清.古蜀文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2004

【作者简介】庄春辉（1962～），男，藏族，四川壤塘人，阿坝州文化局副局长兼州文联和州社科联副主席，四川省民协会员，主要研究方向：藏羌文化和文化产业。

源自：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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