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科学的沉思（摘要）

中国科学院科学的沉思（摘要）

范良藻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先生走了。时仅隔二日，《人民日报》文化版发表了《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钱学森先生说：“中国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或者敢不敢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说过的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的学生就是要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今年90多岁了，想到了中国长远发展的东西，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钱学森先生对中国科教现状的忧虑和期盼你深有同感吗？我们该怎么办？

马克思说：“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公平、公正地回顾过去的60年，不要把极左思潮、十年文化专制主义和在这一历史时期广大优秀共产党员奋斗牺牲、建设新中国的贡献等同起来；不要把当今部分官员腐败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体制与党中央领导的改革开放、励精图治等同起来；不要把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历史挫折和人类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等同起来。在由美国发端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知识分子除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在党中央领导下奋发图强、走钱学森毕生走过的强国之路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上世纪50年代，在全面向苏联学习时期，毛泽东不同意采取“院士治院、教授治校”这一通行世界的理念，决定仍用管理政府机关的方法来管理科学事业、管理大学。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外行领导内行为内行领导内行。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牢牢掌握尖端技术发展的主动权。”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说：“我是支持基础研究的，因为任何应用和开发都以基础研究为动力和源泉。”

上述情况表明，国人何时能得诺奖，中国本土果真没有杰出发明创造人才吗？我们的中青年科学家竟然没有一个能登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吗？我们真的应该深思学者们把基础研究，异化为写文章，官员们则说写文章，就是基础研究。而那些真有创新思想、勇于质疑的投稿，则被视为洪水猛兽，一律拒之门外。国家颁布的科技政策被“你好、我好”的“圈子内的潜规则”所扭曲。大量科研经费消弭于无形；作不出成果，有的所长先生还怪罪国家投入不够。中国有没有出类拔萃的科技人才，这难道还需要讨论吗？但是中国的创新人才总是“冒”不出来，这倒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一流人才，钱学森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应是一个标高和榜样。上世纪30年代，他们到了美国，处在一个能晓何为科学前沿、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学术氛围中。教学相长，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但钱、李两位前辈的大师潜质，是青年时代在中国形成的，而绝非在美国诞生。美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这一点应大昭天下。1977年恢复高考后，陆续得到美国高校资助的中国留学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摧残之后仍然出类拔萃，得到世界公认，其中不少已成为美国科学家的后备梯队，能说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世界一流人才吗？事实上是在中国本土这样的人文环境里，学术资源被垄断，学术民主被压制，学术评价缺乏公正，人才大量流失，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中，杰出人才怎能“冒”出！

在中国科教界，尤其在清华、北大、中科院这一三角地带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学者，什么是世界一流水平，早已耳熟能详。老科教工作者从走出校门那天起，就勇敢自信地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困难，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比世界任何一个名校留学归国的同行差,怎么能说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人才呢！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科技蓝天，不是由本土科学家支撑起来的呢？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堡，在帕多瓦－威尼斯听了李政道的报告后说：“今后的物理学是华人的世界，因为中国人天生聪慧，文化传统非西方人能比。”1955年钱学森回国，向恩师道别。冯·卡门即说：“钱，你现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我为你感到骄傲。”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千里迁徙，在昆明办了一所享誉中外的西南联大。抗战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多是西方大学在中国的翻版，因此，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是旧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特征。但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使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成就为中华民族时代的脊梁骨呢？看来，苦难与挫折，是使民族清醒而奋起的一剂良药。同样的道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若不是参加了劳动锻炼和“四清”社教运动，进入社会最艰苦的底层，也不可能激发起他们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愿望，安心过着每月五六十元人民币的清贫生活。我们当今的知识精英年薪三四十万元还嫌不够，真有必要定期到艰苦的农村去看看，看看我们的农民兄弟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

成就西南联大的还有另一个历史契机，国难当头之际，使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处处洋溢着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风气，这又似乎是解放后新中国如何民主办学的一次预演！这也回答了如何在中国办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问题。70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能做到、做成的事，7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如此自谦、自卑！西南联大取得的辉煌，在近代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全校不到1000人，创办七八年却培养出了118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蜚声国际学术界的大家不乏其人。办学的硬件条件最差，培养人才的业绩却最好，世界上有哪一座名校能望其项背呢？

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就是：给予学术研究充分自由，发扬学术民主，反对学术垄断，鼓励百家争鸣和尊重人格尊严。不仅要学好数理化的工具理性，更要获得修身、齐家、治国、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性。没有当年蔡元培、梅贻琦自主办学，就没有今天的清华、北大，就没有陈独秀、梁漱溟、胡适、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严济慈等群贤毕至。中国缺少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的管理队伍。发现人才要有眼光。熊庆来发现了华罗庚，华罗庚发现了陈景润，在中国能作基础研究的人才，断档已近50年之久。自1957年到1976年这样一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以反对理论脱离实际为名、行取消基础研究之实，是中国出不了大师级科技人才的根本原因。现在，没有大师级的教授队伍，就没有一流大学，这个社会就出不了一流的科学家。

现代化是用钱买不来的。没有道德层面上的高风亮节，就不可能有惊世骇俗的科技成果和出于污泥而不染的科学家。在一个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谁会有闲心、有耐心、有决心去做什么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功力，研究生到了社会上也做不好应用开发。在美国大学里，不养士，美国就会迅速沦为三流国家。现在一个可怕的局面是，在大学和研究单位搞技术、搞工艺的教师不关心理论，搞理论的教师不关心技术和工艺，这是中国科技难以腾飞的又一原因，如果中国科学家的内心世界把“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又何苦花力气去探微究深呢？“学而优则仕”的陋习不改，中国科学家将降格为现代化翰林院的大学士和御用文人。为什么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土生土长的、像华罗庚和袁隆平这样的大师级科学家，如此之少？

为什么学术不端之风屡禁不止？为什么把大学办成发财致富的产业？为什么把科学的神圣殿堂异化成承包商的自由市场？为什么现在国家科研投入已和日本、美国投入总量差不多，但还是听到钱少、钱少的呼叫？试问那些年收入近百万的留学归来的所长、校长先生：面对1个美国科学家的功效相当于5个中国科学家的功效的现实，你们不觉得回国从研当官，比在美国生活要轻松多了吗？

基础研究不是科学工程，它永远是理论先行的思维运动。口说要重视基础研究，却不把心思放在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正道上，而是把基础研究异化为向上伸手要钱。此时此刻，不知诸位有没有听到一个画外音：“拿钱这么容易，不拿白不拿，拿了还要拿，花光了用几篇文章就可以到财务处报销。”发钱的人和花钱的人都不须问责，请问浪费国家大量资产和贪污盗窃抢银行有什么区别？这场闹剧究竟什么时候才算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