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城市化、房地产和劳动力

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住房改善的方向是小面积住房
　　前些日子，任志强在第十届中国房地产发展年会上，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过一个回顾。那就是把1998年中央关于分类处理房地产的23号文件作为今天住房社会焦点的依据。他认为，1998年的23号文件划为了阶段，前面是福利分配，后面是市场化。也就是说，是当时的中央关于让高收入阶层买商品房的政策，成为今天炒热房地产的根源，导致了今天不该注意商品房的穷人们都眼热房地产市场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有钱人的炒热房产价格，让很大一部分有房改房的百姓拥有了一笔不动产或者说财产性收入。也成了富人。
　　看来，以拥有商品房为标志，今天人们把买不买得起，作为划分穷人和富人的标准。
　　既然任老板谈起了历史上的房改文件，人们就会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关于住房改善的设想是广泛盖小面积的住房。也就是说，当时中央并没有把住房市场化、为有钱人服务，作为主要方向。
　　任志强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央决心用房地产市场来作为振兴国内需求的重要支柱，所以当时有了这个23号文件，做出了让有钱人按市场化购买住房和租赁住房的决定。
　　小面积住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类似于今天广大群众所拥有的房改房，用五六万元，把过去设计的小面积住房购买下来。里面没有土地出让金。如果你要出售房改房，就必须补上土地出让金。
　　因此，小面积住房的概念，就是不让人民群众通过拥有住房而拥有财产性收入，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拥有财产性收入。

二：拥有财产性收入，是拥有房产好还是拥有股票好？
　　目前炒热的房价，是让拥有房改房的百姓拥有了财产性收入了吗？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让人民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专业经济术语，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背景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老百姓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当前居民储蓄在15万亿元左右。而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高涨，到2009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9000万个。
　　投资股市和投资房市是两个概念，美国历史上两次经济危机就有这两个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股市崩盘，人人想当股市赢家的做法失败；到了21世纪，2008年美国房利美等做房地产金融衍生产品的公司破产，又使得人人想当房市赢家的做法失败。
　　唯一没有失败的是21世纪初的AT业泡沫破灭，这是因为创业板的风险原本就很高，人们进入的技术门槛也很高，所以并不是人人都能当AT创业者。其次，AT泡沫中预支的不是实体资源，而是服务业拓展的未来空间，而这个空间是虚拟的，服务业是很少占用实体资源的。
　　因此，我理解的拥有财产性收入应当是依托在建立服务业开拓未来的资本市场上的，这里面不占用实体资源，不浪费实体资源。

三：炒热房地产，占用的实体资源首先是劳动力方面的
　　在穷人和富人的划分之外，还有一个划分方法，那就是劳动力和政府管理的划分。
　　美国的房地产与金融泡沫破灭是在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基础上的，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中并没有实质性的损失。
　　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面临着城乡一体化，国内自由迁徙的劳动力成本构成变化阶段。劳动力的增长是与年轻化相当的。例如进城青年农民和毕业大学生，是构成劳动力更新的载体，而过高的房价，使得劳动力的更新受到阻碍，劳动力成本良性构成与经济长久增长的比例成为不了常数，而是一个变数。
　　有人说，城里的青年人的长辈都有房改房。而且，青年人租房不买房也是一个规律。租房，并不影响劳动力更新。
　　中国的已有的房改房是与老龄化社会相关的保障房，而中国计划新建的保障性住房，由于该房的性质，既不能成为青年人租房的主力，也不是与劳动力成本相配合的内容。所以，中国的住房现状就是影响到了中国劳动力的更新。
　　因此，今天国家统计局在统计物价指数的时候，不计算商品房价格的做法，是很有问题的。
　　另外，在对待劳动力的成本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和国家机关也实行了错位的对待法则。例如杭州在对待劳动力的迁入方面，提出了一个人才房的概念。那就是承认劳动力成本有一个降低成本的问题，但是只对他们认定的劳动力──“人才”降低。
　　那么在杭州市政府认定的人才是什么呢？那就是公务员。
　　在当地报纸报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杭州市政府的文件，对此给出了一个范围：“人才专项用房覆盖面从原先的7大系统扩展到9大系统，在原来覆盖的宣传系统、发改委系统、经委系统、建委系统、旅委系统、农业系统、教育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政法系统和机关事业管理局，其中符合条件的大企业人才也被纳入其中。”
　　当地报纸报道说，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表示，杭州绝不在人才专项用房上赚一分钱，政府要成本价出让，价格不能超过同类地段商品房价格的一半，要找有品牌的房地产公司来建，确保人才专项用房的品质。
　　仔细读读王书记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现在商品房的利润至少在50%以上。这是首次以政府身份公开承认房地产的利润空间，可称得上再开全国之先河。
　　也就是说，政府一方面以支持房地产业为由，挣得了比商品房真实价格翻一倍的利润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心安理得地用劳动力成本理论，以财政的钱买来商品房只用一半的价格，来分配给自己的公务员。
　　那么，那些为杭州几十年建设盖房修路的和进厂打工的打工者，那些真实需要进入杭州的劳动力成本的人，他们的住房需求怎么办呢？对不起，这些不能进入政府的考虑之内。

四：目前尽快把住房计入劳动力成本，对于市长们的意义
　　中国迄今的城市发展，各个大中城市的市长们都长期占有了两大资源而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一，占用土地资源，而不承担直接纳税或间接纳税的劳动力成本中的住房责任。第二，占用农村劳动力资源，而不承担农村居民在劳动和收入所在地的社会保障责任。
　　今年两会后，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十分明确，这既是人民收入改善和提升尊严的要求，也是增加经济增长点的要求。
　　市长们的政府既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司，也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作为一个公司，追求单纯增长，而不计劳动力成本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城市化阶段的中国市长们就不行，必须做出政治决断。
　　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追求名为公务员的本集团成员的福利待遇，这可以。但是作为执政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政策执行者，就不行，必须做出相应的政治决断。
　　这个政治决断就是：尽快把住房计入劳动力成本。
　　所以，在这次中国房地产年会上，曾经当选为北京西城区优秀共产党员的任志强的一段话说得也对，他说，我想未来的十年，关键问题是把23号文件和18号文件三个体系，各自承担的责任落实了。虽然有人提出我们要搞第二次房改，未来二十年可能也不会进行二次房改，因为第一次房改都没有落实。要把第一次房改问题解决的好的话，今天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1998年提出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建立廉租房的保障制度，文件中已经有了，也提出经济适用房的准住制度。只是地方政府没有按照政策办，没有完整建立起来。如果同步进行了，今天就不会争论说面对商品房市场这个人买不起房子，房价高了等等，也拍不出《蜗居》这部电视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