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的大政府时代：从“唱读讲传”说到宪政体制

　　非典型的大政府时代：从“唱读讲传”说到宪政体制
　　（一）重庆的打黑道与唱红歌
　　重庆的打黑道与唱红歌是出了名的。
　　重庆的打黑道是结合政府里面的腐败来打，所以有震慑政府官员腐败的作用，这一点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
　　重庆的唱红歌是延续了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精神文明的建设思路，把过去一直在中学生当中实行的革命影片教育，浓缩在“唱读讲传”的活动中。这一点结合打黑，也有着教育政府官员，震慑歪风的作用。
　　“唱读讲传”具体来说，就是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和传箴言，这里面不光有革命时代的精神作品，而且还有关于历史上名人名相的忠君报国的言论举止。
　　应当看到，重庆的党政领导，结合重庆地方精神传统推出了与打黑道结合的唱红歌的活动，是有相应背景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可以说在全国各地都得到了有创造性的贯彻。
　　但是，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重发展的论述，这几年已经不在全国层次提起。这是因为，物质文明的载体──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重视物质利益和物质交换的价值源泉。在这个价值源泉之上，精神作品也是依托于市场，成了可以交换的次生物，也成了物质。
　　因此，当前，除了物质化的精神作品之外，全社会公认的独立于物质价值体系之外的精神价值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当重庆的党政领导，结合重庆地方精神传统，推出了与打黑道结合的唱红歌的活动，此时就出现了一些议论，这些议论说重庆出心裁、独树一帜。重庆领导对此说，我们不过是干了一件实事而已。
　　下面我们就结合历史，说一说在中国这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是如何离不开统一的价值观的。一旦全国都在重视纯粹的物质利益，统一价值观出现了空白，就很容易走向地方主义和小国寡民的割据局面。
　　（二）从历史沿革，看打黑唱红的填补空白作用
　　中国的打黑是有传统的，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奉行的是严刑峻法，用法度来统一原先六国的官吏，实行的是大政府和大法家。这以后，流放、酷刑是治理官吏甚至是内宫的重要手段。
　　秦，二世而亡，汉朝初期实行的是黄老哲学，无为而治。但是，无为而治的结果，在各地的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以后，各地的亲王也发展了腐败的局面。当时分封在各地的刘姓亲王，在各地搞的腐败事例可以说是前所未闻。
　　吴王刘濞把持盐铁，富得流油，联合各地占山为王的诸侯，对抗政令，甚至勾结匈奴破坏统一，最终形成了七国之乱。
　　汉朝从景帝到汉武帝，都在实行打黑收权，但是全国没有一个精神支柱，光是打黑收权，并不能收到统一各地官吏人心向着朝廷的作用。到了最后，还是会出现官吏被地方宗族势力腐蚀的情况。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刘彻虽然对于官吏进行了法度的严厉惩治，但是，最终还是感觉要找到一种精神支柱。独尊儒术适时地出台了。
　　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献策，重新恢复了自秦始皇焚书以后停止的儒家价值宣传和教育。董仲舒的盐铁专营和独尊儒术之策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盐铁专营是打黑的基础，而独尊儒术是填补空白，给各地官吏树立一个精神价值平台。
　　独尊儒术以后，各地的儒生恢复了孔子创立的演礼、颂讲、君臣等等忠孝价值的宣传和操练，经过三国晋代和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中国的的科举制度出台了，科举考试任命官员，专门以儒家经典来考取官员，这才把儒家文化与官员的守节操守的关系固定下来。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重庆创造的把原先在中学生中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到对于官员操守的群众性压力活动，应当被看作是加大对于官员腐败的法制治理之外，对于官员缺乏精神操守的一种填补空白的措施。
　　重庆领导说，我们不过是干了一件实事而已。这一表态是有着全国背景的。
　　（三）有了统一价值观，大政府并不意味着大司法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大政府并不意味着大司法。
　　自从隋唐实行了儒家传统与考察选拔官吏的制度性建设以后，历代中国的大政府并没有实行像秦始皇那样的大的法律活动，而是把一直贯彻到乡村治理的直管基层的官员价值体系与儒家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
　　新中国在1949年诞生以后，大政府特征被强化到很高的层面，每个人的经济生活都被计划体制计划在内，户口、定量和单位把每一个人的一生管得死死的。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的权力不可谓不大，但是当时并没有强大宪政体制来制约官员。建国六十年中相当长时间 制约官员的是一种高度融合的党政体制。
　　党政体制的一种处罚，或者说对于官员一旦出现错误的处罚，不是国法，而是党纪。
　　今天的人可能不太相信，一段时期内，一个体制内的人，一旦遭到开除党籍或者党内警告这类的处分，就足以使得这个人或者官员去自杀以谢罪。这足以说明当时党的精神载体作用之大，党政合一不在于任命过程，而在于当时全社会的价值体现者的作用，这一作用可以说大得很。
　　建国六十年中，曾经一段时期内，党政体制不单单是制度层面上的，而是精神层面上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党政合一体制，把入党和做人结合起来，把自觉为党的集体精神奉献与做官结合的情况，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因此，当时并没有严刑峻法，光是一个党内审判或者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把一个人的从政或者施政，管得死死的。
　　（四）统一价值观与宪政体制并不矛盾
　　在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中，对于政府官员的腐败有着针对性，因而引起了全国的议论。议论的根据就是，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系列理论，并没有包括用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制度作用的内容。
　　党的几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一直把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等等作为对于政府制约的方向，也就是说承认世界政治有着普世价值的方向。相比较起来，重庆推出的唱读讲传，其中一些官员自省的例子，是在过去的精神层面的党政合一体制时期的例子，有一些例如《出师表》之类的名人名相的册子言论，还有着封建社会忠君的遗风内容，这样的东西与一个与世界接轨的政治潮流，究竟合不合拍？这是出现议论的根源所在。
　　按照这些议论持有者的观点，中国的各级政府制约，还得靠完整的宪政体制的建立，宪政体制的意义，也就是先天地对于官员的道德表示不信任。对于精神层面的制约表示不信任。这些都是各国推出宪政的出发点。
　　那么，既然道德教育的不信任这些都是各国推出宪政的出发点，中国的政治建设也不能例外。
　　在这个观点看来，自从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以来，党政合一的精神价值体系被老百姓公认的时代已经结束。那个时期，官员对于党内审判的敬畏已不复存在。因此，单纯重温那个时代的经典故事和箴言是没有用的，是刻舟求剑。
　　但是，从重庆结合自己的地方精神传统推出的唱读讲传活动效果来看，应当说，继承精神传统与建立宪政体制并不是矛盾的。
　　重庆出现的全社会唱红歌的民众情感，并不单纯是怀旧和造压力，而是一种对于执政党的党风的呼唤，是一种持久的民众要求。
　　我们任何一个关心中华民族现代化以后往哪里发展的中国人，对于这样一种持久的民众要求都不应当否认。
　　今天的中国毕竟是从过去的中国发展来的，因此，重复经典，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必定要有一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