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他突然一边挣扎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起来
几年过后，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在同一个地方，又“敲”了一个姓彭的教书匠的“砂罐”。
那天， 参加公判会的有好多中小学的老师和一些中学生。我长大了几岁，读中学了，个子长高了，胆子也大了一点点。有了第一次看“敲砂罐”却没有看清楚的经历，这次就特别站在离台子较近的地方，可以看清楚犯人惨白惨白的脸。
这个姓彭的是中心镇河对面一个农村小学的教师，犯的是强奸女学生罪，手段特别恶毒残忍。法官宣读的彭犯罪行激起了公愤，台下响起一阵阵愤怒的口号声和叫骂声，我看见几个婆婆大娘叫骂得唾沫横飞。
公判大会的过程和我小时候经历的差不多。使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当站在审判台子边被五花大绑着的彭犯被插“标子”时，他突然一边挣扎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起来：“×××！我在鬼门关等你！”扭着他胳臂的一个兵急忙用毛巾堵他的嘴。可是，这句话很多人都听到了。彭犯还在拼命挣扎。那几个高高大大的兵像拖死猪一样拖着他往山坡上一路急跑，很快，大家就听见了枪声。
我没有听清楚彭犯喊的那个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喊的是哪个。后来我从了解内情的老师们私下里议论的情况猜测，他喊的大概是他们学校校长的名字。彭犯肯定认为是校长检举揭发了他。怀着好奇心，我就特别注意去“认”那个校长。
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数十张揭发“校长”的大字报中，也列有一条“强奸女学生”的罪状。有一天我看见“校长”阴沉着脸看揭发他的大字报，看完了吓得脸青面黑，埋着头像一条丧家犬惊惊惶惶地溜走了。后来“校长”被群众批斗了几次，就过关了，并没有被公安局抓去。看来大字报上揭发的那条罪状查无实据。
现在回过头去想，教师队伍里固然混进去了彭犯之类的衣冠禽兽，但是在那个年代，小镇上的人没有经过什么大场合，一些捕风捉影的“生活作风”问题就可以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臭不可闻，整得没法做人。怪不得“强奸幼女”这条十恶不赦的罪行就很容易被一些人作为攻击对立面的“杀手锏”了。
第三次：死刑犯的嘴巴是用绳子勒着的
第三次，是七十年代初。我在川北西充县县城的一个饭馆里端盘子。一个在县公安局工作的男老乡，和一个在几十里外的公社小学教书的女老乡耍朋友。公安局要在女老乡的公社枪毙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是一个在当地组织反革命组织，妄图搞反革命暴动的元凶。男老乡邀我同去。我在两个老乡之间当了一回“电灯泡”。
公安局几辆大卡车满载着兵，枪毙一完就开回县城。我搭乘在最后的一辆车上，车上的人全都站着。一来车上只有我一个女的，二来，我对站得笔挺的一脸肃杀之气的公安兵充满了敬畏，回去的几十里路上都不敢和他们说一句话。最好笑的是尿急憋得肚子痛都不好意思、也不敢要求停一下车让我下去方便。
这一次“敲砂罐”，在公社中学大操场上的公判大会戒备森严，且进行得很快，开会、宣判、枪毙，一、二十分钟就完了。男老乡悄悄告诉我，枪毙这种反革命组织性质的罪犯，一定要速战速决，特别要警惕反动组织的同伙“劫杀场”。
曾经有第二次看敲砂罐时听见犯人大喊大叫的经历，那天我就想，这是个反革命组织的头头，他如果反动气焰嚣张，临死前要喊反动口号……？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特别注意到，死刑犯的嘴巴是用绳子勒着的。
第四次：一切就和我童年看到的差不多
1974年，我在端盘子的西充县城看见的第四次“敲砂罐”是最特别的。一是距离特别近，二是枪毙的是一个女犯，所以把时间记得比较清楚。
那年春天，不知怎么的，四面八方的农民，都到一个离县城四、五十里路远的偏僻小山沟“求神水”。大家传说，那小山沟里有一个仙娘范大仙，她的手指头在装满水的碗里划几下，就成了包治百病、把死人都医得活的“神水”。一传十，十传千，说得活灵活现，闹得沸沸扬扬，远远近近的提着瓶瓶罐罐去“求神水”的人越来越多了。单是从县城过路，到我端盘子的国营饭店歇歇脚，随身带几两大米换干饭吃的农民就比平时多了好多倍。
饭店本来就是一个传播小道消息的公共场所。每天，我们就听那些“求神水”回来的男男女女眉飞色舞地吹牛。他们说，去“求神水”的人山人海，周围几个县，甚至百多里路远的地方都有人闻风而去。人太多了，根本连范大仙的影子都见不着。前几天去的人把那个生产队井里、田里、堰塘里的水都舀干了。后去的人求不到“神水”，就求“神药”，范大仙家周围几片山坡的庄稼、树叶叶、草根根都被扯光了。甚至有的人连泥巴都要包一包走。“心诚”的人要拿钱“敬拜大仙”，范大仙家的竹篱笆墙缝缝就被5元、10元的大票子塞满了。顺便说一句，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21元。
这股迷信风潮闹了大概一个来月，就被政府迅速地平息了。当然，范大仙光是搞封建迷信活动还不一定被判死罪。判她死刑是因为她杀死了两个人。据说她收了30多个徒男徒女。那天，她挑选了一对18岁的金童玉女，“恩准”他们跟随她一起“升天”。晚上，金童玉女净了身，赤条条并排躺在大仙的床上，安安静静地等着升天。大仙在隔壁厨房里把切菜刀磨得霍霍响，然后举着利刀走到床边，像切西瓜一样轻松麻利地切下了他们的脑袋。
第二天早上，同院子的人看见范大仙血淋淋地趴在门口，吓得大惊失色，急忙报案。范大仙杀了金童玉女后挥刀自杀，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或者说是没有勇气）完全割断自己的脖子，还在苟延残喘。她喘息着对去抓她的人说：“行……善事，给我……补一刀，我的……金童玉女……还在天上等……”。
范大仙杀人的事成了小城的特大新闻，被人们渲染得云里雾里，鲜血淋漓。可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那两个金童玉女也是凡胎肉体，18岁的青春年华，就像干柴烈火，赤条条地躺在一起就不动“凡心”？听见范大仙磨刀霍霍，他们就不感到危险，还不逃跑？？被杀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求生的本能，不夺刀、挣扎、反抗、呼救？
可是公安局老乡证实了一部分传言是真的。他还说公安局把范大仙弄到医院去抢救，可是她拒绝吃药，拒绝打针，拒绝输液，甚至连续几天绝食，连牛奶都不喝一口。
牛奶在当时可是连婴幼儿都难得喝到的高级营养品呐！我说：“这种杀人犯，早晚要遭敲砂罐的，不如趁早给她一枪，还花那么多钱抢救她干啥？”老乡对我如此“法盲”嗤之以鼻，他说：“她是绝顶的反面教材呀！枪毙一个人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嗦？复杂得很，还要调查取证审讯……，好多好多程序，要判了死刑才能枪毙嘛！”
范大仙被判了死刑。据说她几次被提审的时候都满不在乎，还装神弄鬼地给公安干警“看相”，指着这一个说“你有福相”，指着那一个说是被“妖魔缠身”，还口口声声地叫嚷：“快点！你们搞快点嘛！我的金童玉女都在天上等了我几个月了……”。
枪毙范大仙那一天，大半个县城都戒了严。几乎全城的成年人都集中到中学的大操场去参加公判大会了。那两天，就要在县城枪毙范大仙的事成了小城居民议论纷纷的兴奋点，但是谁也猜不准“杀场”会选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饭店就在戒严区内，但我们并没有停业。饭店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顾客。大街上也空荡荡的，没有一个行人。我们两三个服务员站在店堂门口听电喇叭播放的大会实况。忽然，电喇叭里传来一阵阵口号声，根据前三回的经验，我晓得“快了！快了！”
突然，一辆大卡车风驰电掣般从右边大马路开到我们店堂门口，轰地一声在一丈多远处停下。一个插了标子的女犯人，被几个全副武装的彪小伙提着 “呼”地从车上跳下，瘫软得像一团稀泥巴，脚都没点地，就像被抓小鸡一样提着一路急跑。穿过街对面10多米长的小巷子，就是河坝。“乒”的一声枪响，震得我耳根子发麻。这一切神速得像是发生在一秒钟之内。我的心脏来不及狂跳，来不及捂住胸口，来不及张大嘴巴，来不及一声惊叫，甚至来不及眨一眨眼睛，就这样近距离地目睹了范大仙被“敲砂罐”。
七、八分钟后，潮水般的人群从会场那边涌到河坝上来，挤着嚷着去看死人，争着抢着解捆死人的棕索索去牵猪儿，大喊大叫“血腥臭熏死人呐！”胆子大的男娃子拣起石子瓦片去砸血糊糊的尸体……一切就和我童年看到的差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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