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卖”粮票换手表

　　六弟乔迁，请我去喝喜酒。酒至半酣，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手表放在我面前说：“五哥，你还记得这块表么？”我凝神看去，这是一块陈旧的上海牌手表，由于年代久远，已不能使用，表壳蒙上了星星点点的锈斑，时针、分针和秒针呆呆地僵着，一动不动。微微醉意中，我怎么也想不起这块表的“来历”，便轻轻地摇了摇头。他哈哈大笑着说：“这是那年你和小弟用卖粮票的钱给我买的表哩！”他的话把我记忆的闸门打开，我猛然醒豁(方言：明白)过来，拿起那块老掉牙的手表，一面细细地审视，一面兴奋地点着头说：“对！是那块表！”
　　刹那间，我想起了34年前的那段往事……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六弟在云阳沙沱区沙沱公社当知青。1974年底，新疆某部队到该地招兵。此时，六弟已经过3年上山下乡的锻炼，有参军资格了。经过推荐、报名、体检、政审等各道关卡后，他终于脱颖而出，穿上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1975年1月6日离开云阳，乘轮船逆长江而上，抵重庆转乘火车赴新疆服役。动身时他给我拍来一封电报，叫我务必于1月9日上午10时左右在朝天门码头与他见面。
　　那天，我兴致勃勃地带着小弟，如约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见到了神采奕奕的他。寒暄过后，他从身上摸出一个旧信封来，低声对我说：“五哥，这是335斤四川省粮票，我当兵后用不着了，你带回去补贴家用吧。”
　　我一怔，忙问他，哪来这么多粮票？他告诉我说，他接到应征入伍通知后，就把锅盆碗盏、被子衣物、桌椅床柜，甚至蓑衣草帽一物不剩地与生产队的社员换成了粮食，然后通过“后门”关系在区粮站换成了粮票。那时物资奇缺，尤其是被称为“宝中之宝”的粮食，更是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中。得知这粮票的“来路”还正，我才放心地收了下来。我那时在一个企业当铆工，每月粮食定量45斤，父母已年迈，食量不大，我便对他说：“其实家里的粮食也基本够吃了。”小弟听后说：“可以把这些粮票拿去卖钱呀！”我听了后想了想说：“六弟，这几百斤粮票是你当几年知青的全部‘资产’，干脆卖了给你买一块手表，如何？”
　　六弟听后面带喜色，却又摇着头说：“算了嘛，这太麻烦了。”就现在而言，手表早已普及，谈不上什么珍贵之物，可在那个时代却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三转一响”者的“成就感”，绝不亚于现在别墅、小车的拥有者。六弟渴望拥有一块手表自然在情理之中，但也知道把这些粮票卖成钱买一块手表绝非易事，因而又摇头婉拒。见了他的表情，我坚定地说：“一言为定！”六弟只好默认了。
　　当天下午，六弟和我们分别后，和几百名新兵一起登上了赴新疆的火车。我和小弟即着手实施卖粮票买手表的计划。
　　那个年代私下买卖粮票的现象非常普遍。我所在的车间体力劳动强度大，职工的粮食定量比较高，师傅中家庭有困难的，都把省下的粮票卖钱看成一条有效的解困途径。师兄弟中若有差点零用钱的，也常常如法炮制。在工间休息时，他们常常在一起交流粮票交易的行情。我对此道早已“耳濡目染”，并不陌生。只是买卖粮票属“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我那时正在争取入党，为挣“表现”从不涉猎；但此番为了践行对六弟的承诺，我决定大胆地“闯”一回。
　　我家住在重庆郊区一个叫“双碑”的镇上，附近有重庆特殊钢厂及嘉陵机器厂两个大型企业，镇里人口众多，热闹繁华。我和小弟决定每个周日去“黑市”分批卖粮票。
　　粮票分两大类，即全国粮票（俗称“满天飞”，意即在哪里都管用）和地方粮票，地方粮票又分省粮票（俗称“操遍省”）和市粮票（俗称“本地吃”），价格按其“级别”不同而各异，全国粮票每斤5角左右，省粮票每斤4角左右，市粮票每斤3角5分左右。六弟带回的300多斤省粮票按“市价”顺利卖完后，买一块价格为120元的上海牌手表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其风险也很大，要是被市管会的人抓住，不仅要没收，还要视交易额的大小及情节予以罚款，挂黑牌游街示众，甚至被送劳动教养。小弟是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鬼精鬼精的。那时学校成天搞革命大批判，他文化没学到什么，可社会知识却很丰富，给我当助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给我出主意说，我们每人每次只带10斤粮票去黑市。这样，即使“翻了船”，也因数额小，顶多被没收而不会受什么更大的惩处。我采纳了他的意见。那个周日，我俩商量好后，便分头行动。
　　我带着10斤粮票来到镇边永胜桥头，这儿是“黑市”交易的聚集地之一。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桥上溜达两圈后，便有一个满面胡须的中年汉子靠上来低声问：“‘飞’（卖）‘子子’（粮票）么？”我点了点头。他问道：“‘满天飞’？”我摇了摇头说：“操遍省。”那人“嗯”了一声，说：“开价。”我答道：“4厘（每斤4角）。”那人点了点头。我说：“跟我走。”于是那人便跟在我身后离开了桥头，绕到17路车站背后，一手钱一手“货”成交了。我带着这4元钱兴冲冲回到家里，放好后又取10斤粮票出门继续去卖，在巷道口碰到同样“胜利归来”的小弟，我俩会心一笑，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后，又各行其是了。这天小弟卖出30斤，我卖出了20斤，收入了20元钱。
　　就这样，我和小弟以“少量多次”的办法，过了几个周日，就顺利地卖出了大约280斤粮票，收入了110元钱。其间虽然遭遇了几次与市管会人员的“碰撞”，但都有惊无险。几经风雨，我俩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当又一个周日来到的时候，小弟对我说：“还剩50多斤粮票了，干脆今天我们把它全部带到身上，早点卖完后凑齐钱买了手表给六哥寄去。”我同意了。小弟把50多斤粮票装进了衣袋，我俩一起到了另一个“黑市”交易地中心湾。
　　到了那儿不久，一个30多岁的高个子和小弟搭讪上了。几句话后，小弟就从衣袋里把那50多斤粮票掏了出来。那人伸出手来接时，我猛地喊了一声：“一手钱一手货！”这话提醒了小弟。小弟将手一缩，向那人问了句：“钱呢？”那人冷冷一笑，说：“钱？鬼想钱爱令牌，端公想钱跳起来！小小年纪就来搞投机倒把。走，跟我到市管会去！”我俩还没反应过来，四周忽地冒出几个彪形大汉来，把我们围住，推推搡搡地“押”往市管会。
　　50多斤粮票虽然不多，但也不少，他们十分重视。在市管会办公室，一个负责人盘问了我们的身份，问我们粮票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搞投机倒把活动的。对此，我早就“成竹在胸”。我谈了我和小弟的关系后，对他说：“我是制药机械厂的铆工，粮食定量高，最近刚发了工资，钱包就被偷去了。无奈，只得把平时省下的粮票卖了解决困难……”他们把我的话作了笔录。第二天，又派人到我所在的工作单位进行调查，证实我不是“专业”的投机倒把分子后，只把粮票全部没收了，未作诸如挂黑牌游街之类的处分。
　　可车间领导却不放过我，因为我平时表现好，他们说我是“两面派”，在厂里伪装进步，骗取组织信任，却在社会上搞投机倒把活动。我一口咬定我是因钱包被偷出于无奈。他们说不管什么原因，我的行为客观上是“投机倒把”，要我作深刻的检查。无奈，我写了一份检查。领导认为我检查不深刻，我又写了第二遍，把自己上纲上线地“批判”了一通，才算过了关。我原本是车间党支部当年三季度的“发展对象”，出了这事后，“发展”资格被取消，年终评先进工作者的资格也被抹脱(方言：取消)。班组里师兄弟们都嘲笑我，说我平时看起聪明，其实笨得很，连市管会的人都认不出来，啷个(方言：怎么)不“翻船”嘛……

上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上海牌手表  上海牌手表.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0-6-25 14:06

文件大小: 20.46 KB

下载次数: 3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幸运的是，虽然经受了这么一番“劫难”，但此前已卖出粮票的事却没有暴露，所获110元钱完好无损。那月发了工资后，我从中抽出10元来凑足120元，加上20张工业券，十分满意地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给六弟寄去……
　　看着这块表，我感慨万千地对六弟说：“一晃30多年过去了，现在物资丰富，我们再也不必为一块手表绞尽脑汁铤而走险了。”六弟点着头说：“是呀。现在我把它作为‘文物’珍藏起来，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