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像斯大林秘密培养100万数学家必败吗

中国不像斯大林秘密培养100万数学家必败吗

祝黄书

中国青年报报导：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开始，他们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应是当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但这些出身的学人，跨越社会光谱之宽，拥有社会身份之众，也仍然比较接近“五四”前后一代青年──即与西方一战、二战中的青年其实也差不多。他们除了文化大革命说的“造派”，还有“导师”的形象。其实他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伟大导师”，他们也是只是尺寸小点。他们跟着伟大导师比画了一二十年，想不比画都收不住。更何况时代又提供了继续比画的机会。这里还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的数学家在国际公认的重要数学问题上，有重要影响的研究工作还不多，特别是那些有重大创新的、能引导学科发展新潮流的工作更少；我国的数学家在数学同其他学科交叉的领域及应用领域做的工作也很少，发挥的作用更显不够；也许这是中国不会有大出息，甚至不能生存的根源吗？

可对比的是，俄罗斯记者葛森在发行的著作《完美的计算：一位天才与世纪数学发现》中主张：“数学是斯大林隐藏的前苏联最大的秘密武器。”，那么，中国不能像斯大林秘密培养出100万名数学家必败吗？葛森说，1941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仅3周，苏联的空军力量就被彻底毁坏。斯大林试图将民航机改造为轰炸机来重建空军。但民航机速度太慢，无法预测和控制打击目标所需要的时间。当时安德雷-柯尔莫哥洛夫等苏联数学家重新制定苏联军的所有轰炸计算系统，消除了斯大林的烦恼。此后斯大林向数学家提供优惠待遇的同时，将他们当作秘密人员进行了严格管理。俄罗斯政府向数学家提供稳定的工作、收入、住房、汽车和食品等。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当中。如果与外国人接触，就会以间谍罪进行处罚。斯大林逝世后，数学家们仍无需担心生计、意识形态、人际关系、讲课和论文等负担，可以一心一意研究数学。苏联的40多座城市的秘密军事研究所等地，培养出了近100万名数学家。

正是这个缘故，2002年11月才有当时还是默默无名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成功地解开了过去100年来全世界数学界的难题“庞加莱猜想。庞加莱猜想是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于1904年提出的拓扑问题，为计算宇宙形态和大小提供线索。西方数学家就像前苏联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Sputnik号”一样备受打击。西方的数学界光是理解和验证佩雷尔曼的解法，就花去了3年时间。接上有人说，红卫兵－知青一代学人当过两种徒弟，即学校老师的徒弟和毛主席的徒弟；毕了业要当两种“导师”，即博士生导师和中国导师。两种选择可以非此即彼，也可以两头兼顾，还可以有所侧重。果然一步一个脚印，走成斐然的专家学者──江山不是不想指点，但打算指导完最后一届研究生，即退了休再指点。有的人则觉得学术小世界虽然放得下自己饭锅饭碗，但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博士生导师要当，中国导师更要当。

中国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一身兼着两种“导师”。两种“导师”各有各的侧重、路数、功夫和标准，彼此虽有重叠、互补、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有关照不过来、顾此失彼，甚至有你没我的时候。汪晖、朱学勤身上就都存在这样的身份矛盾和尴尬。朱、汪二位作为学者都有失严谨，作为思想者却不失严肃。两种利弊互见的身份及其矛盾，这是我们理解其背景的一个必要角度。也许这也是理解我国拔尖的、特别优秀的数学家，为什么还太少其背景的一个必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