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前的回忆

续：

１０月１２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成立。

１０月２１日，红卫兵开始徒步串连。新华社报通，大连海运学院１５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步行串连，历时１个月，行程２０００业，从大连来到北京。《人民日报》２２日为此发表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号召右地的学生“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待续……

续：１０月２１日，清华贴王光美的大字报：清华大学“第一红岩战斗小律”贴出题为《清华园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由来和发展～评王光美同志的首次检查》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长达１２６页。

１０月２３日，中央要求暂停来京串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暂时停止外地革命师生来京串连的紧急通知》。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

1966-1967“大串连”的风潮

作者：李玉琦

“大串连”是“文化大革命”所造就的一种现象：千百万人（主体是高等、中等学校的学生）打着“革命”的旗号，或者乘坐汽车、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或者迈开双腿步行，漫游祖国大地。“大串连”使得1100万青年人得以亲眼目睹伟大领袖的风采，了却了当时心中的美好愿望；使得千百万青年走出了自己故乡，得以见到祖国的名山大川、圣地古迹；使得千百万青年走出学校的围墙，得以见到真实的社会。同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焰，也以这些青年人为载体，烧遍神州大地，即使是边远角落，也要接受它的烧灼炙烤；中国的交通运输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国家数以亿计的金钱被投入到这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免费大旅行中。为什么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会出现这样一个事件？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有人说这是毛泽东想让一代青年了解社会，经风雨、见世面，得到锻炼。或许还能说出一些原因来，但都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但不管怎样，这一事件在一代青年的人生历程中留下了痕迹，并且对他们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以抛砖引玉。

一、风潮的发端

“串连”实际上是源于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开辟新区时采取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之法。这一做法本身是带有神秘化色彩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学生最初接触这个词汇和了解这一做法，是在60年代初期学习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开展“四清”运动文件的过程中。“文化革命”初期那种特殊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使得他们必然想到和拿起这个“武器”。自从毛泽东批准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率先响应，不几日就使得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秩序陷于混乱。为了把这场运动纳入有序的轨道，各地党的组织都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或者向一些院校派驻了工作组，或者要求学校党政组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及时制止混乱现象的发生。制止混乱措施的施行，使得一批激进的学生感受到一种压力，于是他们自发地在本地区的校内、校外寻找同情者和支持者，以权衡是非利害和商讨对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拉起一股势力来，共同与压力抗衡。这些活动显然要避开当权者的耳目，似乎是一种“串连”。与此同时，由于运动来势很猛，许多人都很不理解，于是他们走出校门，到一些在运动中影响较大的单位（例如北京大学）察看动态，参观学习。许多地处北京之外的学校的学生，则或者投书党中央，或者直接来北京，以控诉在学校和当地的“受压”之苦，争取同情和支持。这类活动在后来也被赋予了“串连”的名义。就这样“大串连”先以这种自发的形式出现了雏型。

对于学生们的上述活动，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7页）8月4日，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笔者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其中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7页）。这类讲话在当时不胫而走，在青年学生中流传，从而使青年学生们参观学习、联络和互援活动获得了统一的名称，同时日趋活跃。随着工作组的被否定，学生们的串连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到17.9万人次。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的北京学生也纷纷到各地“煽风点火”，传播北京学生的“造反”信息。至此，“大串连”活动已经开始。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和群众。在报道这件事的新闻电讯稿中，第一次公开披露外地学生到了北京，并接受毛泽东接见或检阅的消息。紧接着在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上，刊登了陈伯达8月16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在这篇讲话中，陈伯达根据毛泽东在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斗争，表现出你们有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能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陈伯达这篇讲话的发表，在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大串连”的动员。进入8月下旬以后，到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北京的学生也成批地到外地串连。“大串连”活动，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待续

二、风潮的形成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在这次接见大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我们相信，全国大串连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9月1日）接着在9月2日，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发出了《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要求铁路员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铁路还必须保证安全地运送进行革命串连活动的广大革命师生。”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外地师生“从9月6日起分期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这样，“大串连”便获得了合法的名义和必要的经济保证。以后，一股狂潮迅速波及全国城乡，青年学生们都利用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走向全国各地。

当时青年学生的“大串边”是肩负着“革命任务”的，所以“大串连”不仅给交通运输业带来压力，而且对社会的生产与生活造成巨大的冲击。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在9月14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同时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上述文件要求：学校的红卫兵和学生不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不要到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串连；上述单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连师生大会上发表讲话，重申了中共中央的上述要求。这些措施的施行，虽然对于稳定工农业生产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当时那样一种形势下，也只能是杯水车薪。由于中共中央做出了上述规定，青年学生们的串连热情也就只能倾泻在交通线上了。于是乎，大批学生纷纷离开学校，结帮成伙凭着群众组织的“介绍信”，或者是本人的学生证，登程上路，四方闯荡。

随着“大串连”如火如荼的发展，国内所有的陆路和水路交通都不堪其重负，特别是铁路运输，每节车箱都严重超员，行李架上和坐席底下都挤满人，车箱过道也站满了人，几乎无立锥之地。为了缓解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先是在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后是周恩来同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商量，并经毛泽东批准，号召徒步串连。为此，在10月22日当大连海运学院15个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步行到达北京的时候，由《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并配发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公开号召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搞军事化的全程徒步串连。但是这种号召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多数学生依然乘车，只有少数学生徒步。由于大批学生依然乘车串连，造成铁路运输秩序十分混乱，客货列车晚点现象严重，在车站不断发生围车、拦车和阻止列车开行，以及乘车纠纷等事件，严重地影响了铁路运输秩序，大量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难以调运，危及社会的生产与生活。面对这样一种严重的局面，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以图缓解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但是，依然毫无效果。于是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适当控制进京人数，并决定从11月1日至5日各线铁路局停开来京学生专列5天，各地来京串连的师生要暂缓来京。这个通知在车站和列车上广为张贴，但亦然无法阻止进行串连的汹涌的人群。待续……

三、风潮的退落

“大串连”的失控发展，给各方面的工作都带来了许多困难，工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66年11月16日联合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同时，为了准备明年春暖季节更好地、更有计划地免费输送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也需要对前一阶段的运输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前一阶段使用过度的客车、客轮进行必要的检修。因此，决定从11月21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半个月后，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补充通知》，在重申11月16日《通知》的规定后，又补充规定：外出串连的师生，必须在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这两个《通知》的发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一部分学生按照《通知》的要求返回了原地。但是，由于外出学生太多，滞留在外地的人员仍然很多。据资料记载，当时“有上10万人挤到大寨，有上10万人挤到井冈山，不知有多少万人挤到韶山。天冷路塞粮缺，一些地方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军队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冈山空投大饼、衣服、毯子。”（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8页）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生利用手中的免费返程乘车证互相交换，继续在外地游荡。加上进入12月以后，由于免费乘车串连的规定被取消，步行串连活动日益趋向高潮，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徒步奔向北京、奔向韶山、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所以“大串连”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丝毫没有因为停止乘车串连活动而得到缓解。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大串连的兴趣依然浓厚，12月间提出了在全国各地设立兵站以接待串连者的主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8页）。虽然这个主张因难于实行而告吹，但是这个主张的提出和上述因素的存在，使得红卫兵“大串连”活动仍然延续下来，一时难以完全停止。

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毛泽东号召开展全面夺权。这种情况表明“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全面夺权”的深入展开，社会上由机关干部、工人、农民组成的“造反派”的作用日益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的作用日渐萎缩。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大串连”不仅不是运动发展的推动力量，而且会妨碍夺权运动的深入展开。因此，把学生重新关进校园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当时已是严冬，天气寒冷，大批外出串连的学生又都集中在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沪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几个地方，在接待、食宿、交通等方面都陷入了极为困难的窘境。这种情况表明，不论从运动形势发展考虑，还是从串连的实际状况考虑，结束“大串连”都是势在必行。果然，在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宣布：“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北京、韶山……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一律停止前往串连和参观”。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紧接着在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其中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进行军政训练。不久，在3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外出师生（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人员），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分期分批地接受短期军事训练。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明确宣布：取消原定在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停止全国大串连。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大串连”失控发展的势头被遏制，大批串连的学生都返回了学校，但是青年学生的串连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

1967年3、4月间，由于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一些人把反所谓“二月逆流”的斗争推向社会和煽动一些红卫兵组织开展所谓“深挖叛徒”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股不小的“大串连”波澜，有部分学生和群众开始到北京和其他地区串连。为制止这股风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在4月20日联合发出《通知》，重申停止“大串连”的决定，要求串连人员立即返回。这个《通知》对于安定人心，防止再度出现串连高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还是无法完全阻止外出串连的人们。

同年7月，武汉发生“七·二○”事件，林彪、江青等人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同时指使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到各地串连，伙同当地造反派制造事端，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这样一来，又产生了“第三次大串连”的舆论，也确有一些人打着串连的旗号出行。但是，很快毛泽东就严厉批评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号召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联合发布命令，严禁冲击军事机关和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从而制止了这个行动。9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精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9月23日，中共中央在向全国转发北京市革委会的这个《决定》的同时，又与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联名发出了《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连的北京和各地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返回原地、原单位；北京和各地的接待机构从9月28日起一律停止招待外来串连的学生和其他人员；所有北京学生和其他人员设立的各种联络机构在9月28日前全部撤销。进入10月份以后，全国各地都开始了学习贯彻《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活动，号召克服派性，实现大联合。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实行“复课闹革命”。10月17日上述四部门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都要“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不久，又通过报刊向社会公布即将开展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消息。这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和舆论宣传，产生了作用，学生们都陆续回到学校。尽管在这以后，还有极少数学生在校外游荡，但是从总体上说，学生们的活动已经基本被限制在校园之内。这表明从1967年底开始，“大串连”基本宣告结束。待续……

四、风潮中群生诸态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阶段中，组织并且鼓励青年学生进行串连，无疑是中共中央做出的决定。做出这样的决定曾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并且毛泽东也热衷于开展这样的活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时的宣传媒介对于上述事实都曾作过广泛的宣传，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需置疑。但是，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或出于怎样的考虑，才导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组织青年学生“大串连”的决定，因为缺乏资料，无从探究；因而我们现在认识和分析这个问题，也只能依据当时公开宣传的观点。这样做固然会使我们的探究受到一定的局限，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按着当时宣传的观点说，“大串连”是“新生事物”，是毛泽东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具体体现，是“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发动“大串连”的目的是让青年学生在“串连的革命大熔炉里，受到锻炼，在串连中去辨别大是大非……其意义是很深远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一段时间里青年学生获得空前的“自由”，其各种行为几乎没有什么约束；整个社会也毫无秩序可言，党政机关和社会保安机构全都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所以学生们的“大串连”活动实际上是在一种“自由加无序”的状态下进行。这种状态只能造成混乱，而不会产生任何其它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们，虽然都打着在“文化大革命”的“熔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旗号，但是事实上，无论参加串连的动机还是串连中的行为都必然是斑驳陆离，色彩混杂，归纳起来，大体可归为以下七种类型：

1．虔诚型

从属于这种类型参加“大串连”的人，在“大串连”刚刚兴起阶段是多数人的共同特征。青年学生本身就单纯、幼维，缺少社会生活经验，所以必然凭朴素的情感对待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舆论宣传，并且由此形成对当时“左”的理论的虔诚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导致了一种盲目的政治热情，并且升发出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进而产生出一些在今天看来十分怪诞、滑稽的念头或行为来。

据一个当年红卫兵的回忆，在1966年8月11日，一批北京红卫兵由于一时在北京找不到开展“阶级斗争”的事情，便开拔到天津市去煽风点火，开始了最早的跨市串连活动。于是这几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一夜之间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中央的‘钦差大臣’”。对待这种角色的变化，他们不但心安理得，而且力图有所作为。为此，他们在天津散发了挑动天津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天津市负责人的《告天津人民书》，并且在8月15日冲击和搅乱了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大会”。最后，还是被中共河北省委礼送回京。当时，类似这种情况的红卫兵串连活动不胜枚举，只要戴着红卫兵袖章，就可以到各地区各单位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宣传“造反有理”，开展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的活动。

对“文化大革命”怀有这种虔诚心理的人在“大串连”中还常常会做出以下两种表现：其一，想通过参加串连，到北京见毛主席。这是一种十分朴素的情感。对毛泽东的神化宣传，使得许多青少年把能见到毛主席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其二，到各革命圣地，瞻仰领袖的故居和革命遗址，使自己受到陶冶，真实地体会一下中国革命的艰辛，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因此走上串连之途的人，尽管有游山玩水之嫌，但在他们的思想中绝无游玩之念。甚至于在事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还要愤愤不平地辩解说：“有人指斥当年红卫兵‘大串连’是专为游山玩水去的，对此，我不能苟同。诚然，在平民百姓视自费旅游为神话的年月，年轻人哪个不想出去开开眼。然而在那种站在哪一边生死攸关的形势下，多数人是没有心思四处游逛的，至少我们不是。”这种说法尽管在今天让人感觉似乎不可理解，但是应该说是真实的。

2．上访型

这种类型的串连活动是导致“大串连”兴起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招致“大串连”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1966年6、7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兴起，为了保持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向各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通过工作组抑制少数学生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的行动。但是这种工作使得运动中的激进学生既感受到思想上的压力，又极为不服气。于是，他们有的投书中央，有的直接奔赴“中央文化大革命接待站”“告状”，控诉“受压”之苦。7月下旬以后，随着工作组的被否定，又传出了毛泽东指示派车迎接天津大学赴京“告状”学生的消息，更使得这种上访“告状”活动加速发展起来。这样就造成了事实上的“串连”。中央决定开展“大串连”后，上访“告状”的事情虽然屡见不鲜，但是不能构成串连的主体。中央决定停止“大串连”后，以上访为理由的串连活动则频频发生，并且成为串连的基本形式。后来，虽然不再使用串连的名义，但是在事实上此类活动仍然是“大串连”的遗存。

3．锻炼型

属于这种类型参加串连的人，也是一批充满革命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投身“大串连”不是出自某种“革命”目的，而只是想经受一种锻炼，达到“学生要以社会为课堂”，“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经风雨，见世面”，“改造锻炼自己，接受新的考验”。怀有这种动机走上串连之途的人，多是在1966年10月份以后进行步行串连的人们。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所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感到迷惘，不想介入到这种不可捉摸、不可理解的“革命”中去，于是他们想通过串连来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改造思想。他们的串连活动常常是访问老贫农，会见老红军，拜谒烈士陵，参观革命旧址……有时还会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紧急集合之类；当然在当时“红色风暴”席卷全国的形势下，也难免会介入一些“文化革命”的活动，表现出“革命小将”的“造反精神”，只不过这类活动只是偶尔为之，与走上串连之路的出发动机并不相干。待续……

4．避难型

属于这种类型参加串连的人，是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受难者。他们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被打倒的一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所谓“黑帮”的子女，以及部分“黑五类”子女；另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受到批判和迫害的红卫兵和一些教师和学生。他们外出串连主要是避开无休止的“批斗”活动，排解胸中郁闷，更有甚者则是为了躲避因莫须有的罪名而招致的牢狱之灾。1967年初，“联动”的南下大逃亡可以算作这类串连的最为典型的事例。

5．从众型

属于这种类型参加串连的人，在走上串连之途的时候，一般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觉得“大串连”是中央号召的，那么多同学也都出去了，所以也应该出去看一看。他们把外出串连看作是响应党的号召的行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表现。正因为如此，他们虽然没有一定要出去的欲望，但是也还是走上了串连之途。当然在外出之后，他们的思想会发生变化，有的人乐而忘返，有的人知难而退，有的人循规蹈矩，有的人无所顾忌；有的人流连于大学校园的大字报之林，有的人则沉迷于公园名胜的湖光山色……他们是“大串连”活动中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因为是无目的而来，所以也就仅仅是参加而已。但是尽管如此，“大串连”活动依然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潜移默化之中增加了不少人生阅历，促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理解人生。

6．游乐型

在“大串连”当中，还有那么一些人出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串连当作免费旅行，抓住这个机会到各地游览一番，产生这种想法的人，有些是有一定社会经验，年龄较大的人，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某些客观原因，如出身不好而被排斥于运动之外，百无聊赖；也有一些人是在运动初期受了冲击，心灰意冷，总之基本上或主要是一些在运动中的失意者。他们由各自不同的原因，对于“文化大革命”失去了热情，所以决心“走走山河，观观风景，开开眼界，看看形势了”。当然，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延伸，这种失意者越来越多，所以即使在停止串连以后，也有些人凭着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利用各种可乘之机，出门游玩串连。尽管可能因为“全面内战”的形势，一些人最后失望而归，但是出于美好的幻想，这种串连的热情始终是长盛不衰的。当然，这种以游乐为目的串连在当时是要受到谴责的，不论是谁都不会公开地道出这个内心的秘密。当时的宣传媒体，出于褒扬“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也不会披露这样的事实给“大串连”这一“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抹黑。但是，这一现象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也只在当时不过是心照不宣罢了。

7．阴谋型

所谓阴谋型的串连活动，主要是指那些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指挥下，用串连的名义搞的一些打击、迫害老干部，搞乱某些地方局势的活动。例如谭厚兰带队砸孔庙活动、聂元梓1966年12月搞乱上海局势活动、红卫兵绑架彭德怀活动、红卫兵抓“叛徒”活动等。这类事件的特点是，在事先均有林彪、江青及其同伙的暗示或诱惑，是通过某些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具体组织实施的。所以，尽管参加这类活动的多数青年学生完全是出于革命热情，但是他们的活动客观上成了林彪、江青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之所以称其“阴谋型”串连活动，目的完全是为了指出这类事件的本质，而绝非是把一批青年学生因幼稚和无知而出现的错误与反革命阴谋混为一谈。但是，必须指出，由于这类活动都是得到当时的某位“中央首长”的支持，所以在执行过程中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常常是不受任何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所以参与者不仅在当时给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而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不良影响也是难以消除的，尤其是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

“大串连”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怪胎，因此它的发展也必然是混乱不堪，与发动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以上把“大串连”分为七种类型叙述，只是一种大体上的分类，绝不能涵盖“大串连”的全部表现形式。任何一个事物的出现，如果不加限制，任其自由发展，必然会偏离正常的轨道，造成一个难以预测、难以把握的局面，而社会的无序化更是产生混乱的催化剂。这个道理已经被无数历史事实所印证，而“大串连”中出现的五花八门的现象又再一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待续……

五、风潮过后的历史反思

“大串连”一事到现在已经成为经过积淀的历史陈迹。尽管其表面还有些许扑朔迷离的色彩，但是其实质确已经能够为人们所认清和辩明了。所以，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探讨，无须再做利弊得失的评估，更无须再做“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因为这种评估和结论，凭今人的良知，都会得出准确无误的判断。鉴于这样一个前提，我们的反思和探讨必须超越对事件本身的评价，必须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上，从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悟出一些发人深省的东西来。这段历史让民族、国家及整整一代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果能通过认真、理性地反思，让人们从反面获得某种启迪，使得人生及社会发展道路少一些波折，昔日的付出或许能对今后的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带来益处。

1．无序的行动必导致混乱的结局

“大串连”发端于基层党政组织软弱无力，学生们处于失控状态之时，兴起于基层党政组织瘫痪之际，泛滥于“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社会无序状态之下，结束于建立“革命委员会”，毛泽东纠正“文化大革命”具体错误的过程中。这一事件发展经历了从破坏秩序，到全面混乱，再到争取恢复秩序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大串连”的设计者和策划者毛泽东出于一种想当然的愿望，不计代价地为之推波助澜，但是由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实际上造就了一个无序的社会环境，所以他的这一愿望只能以“自我否定”宣告结束。一时间声名大震、波澜壮阔的“大串连”落得这样一个结局实在是一种必然，并且再一次向人们昭示，无论什么人仅凭主观愿望出发办事情，注定不会成功。

就“大串连”的本质而言，它是“文化大革命”造就的一个怪胎，是“文化大革命”的衍生物。这使其注定是短命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串连”在事实上的被否定，并不是在10年动乱之后，而是在10年动乱之中。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的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在经历了1年多的“全面内战”的混乱之后，试图让社会的运行进入一种有序的轨道。基于这种考虑，才采取有效的措施，坚决制止红卫兵的串连活动，并且在这之后，每当要发动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时，都要申明不搞串连。这一历史现象表明，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要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就不能允许布朗运动式的人群存在。换句话说，无序的、自由运动的人群，必然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虽然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但是对任何人来说，自由的存在都只能是有条件的。不受限制、无规范的自由，只能对人类和社会构成一种破坏力量。

“大串连”就其发动形式而言，是由中共中央做出决定，责成各级党政组织加以实施的。但在事实上，各级党政组织根本不具备组织实施的条件和能力。“大串连”是在失控状态下运行的。“大串连”的兴起与高潮时期，已经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局势。这时“党的领导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一切党组织、一切党员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按毛泽东思想接受考验”。青年学生和红卫兵是“勇敢的闯将”，他们要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正因为如此，红卫兵们才能目无党政组织和法纪，到处“造反有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样一来，各级党政组织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了领导组织“大串连”的权力，而只剩下组织接待，安排车辆运送的职责和任务。“大串连”组织指挥系统存在的这些问题，决定了“大串连”只能在无组织的状态下进行。这也就是说，在事实上学生们处于无规范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状态之中，他们的活动和行为只能听凭意愿的驱使和良知的控制。这样一来，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都有恣意放纵自己的机会。人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大串连”会造成人如潮涌、交通拥挤、秩序混乱的现象，为什么在接待红卫兵的工作中屡次出现虚报冒领、损公肥私的现象，为什么在红卫兵中会出现损人利己、以强凌弱的事例。这种情况表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要想建立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必须健全社会管理系统，必须健全法制。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由，只能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希望获得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只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幻想。待续……

2．偏执的情绪必导致荒唐的行动

“大串连”发生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期。这个事件的出现，显然与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有关，而且应该说，“大串连”就属于毛泽东的“非常措施”的范畴。“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产物，那么作为“非常措施”必然会有悖于常理。事实上“大串连”也确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观。这一奇观的参与者和完成者，主要是一群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他们长期在学校中活动，对社会生活知之有限。长期的一元化的正面教育，使得他们很容易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的忠诚拥护者。所以，当极左思潮大泛滥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成为积极的响应者，并且由此产生一种偏执的情绪。这种情绪使得他们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在头脑里绷紧了“阶级斗争”的神经，用“怀疑一切”的目光审视社会上的人和事物，只有少数几个“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人才不在怀疑之例。在这样一种情绪的驱使下，他们生吞活剥一些政治名词和概念，想当然地进行“革命”和“造反”，有的时候甚至一条消息、一个传言就会引起轩然大波，至于得到中央文化大革命某些人的一种暗示、一个意见，那更要大动干戈，大闹一场。当时，目无组织、目无尊长的“造反”本已是一种时尚，舆论还一再宣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不能“文质彬彬”，“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等等，再加上当时特别强调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政治表现，并且此事关系到一个人的荣辱上下，因此使得一大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争先在人为的阶级斗争舞台上表现自己，以博得一顶“革命”的桂冠。在这样一种环境和情绪下，青年人的理智、良知和传统的道德观念都被抛弃殆尽，一种强烈的表现欲驱使他们展开一场非理性的竞赛。“大串连”为这种竞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无疑会助长他们极左情绪的进一步蔓延和发展，并且由此导致一系列荒唐的行动。

在“大串连”刚刚兴起的阶段，除了赴京参观的青年学生外，多是北京的红卫兵到外地传播“造反精神”，以及各省区中心城市的红卫兵到省内其它地区煽风点火。这些俨然是“救世主”的红卫兵尽管在他们学校所在地区可能是出名的“保守派”，但是一到外地都变成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在这样跨地区的串连中，常常颐指气使，直接鼓动当地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党政领导人。为了表现“造反”精神，他们敢去冲击当地党政机关主持召开的群众大会；他们敢公然抢夺当地领导人的话筒，并当场发表煽动性的讲话；如果遇到有当地已经确认的“牛鬼蛇神”，他们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解下腰间的皮带大打出手。而这类粗野、蛮横，目无法纪和人的尊严的作法，在当时被称作“造反派的脾气”，非但没有人制止，反而受到褒扬。这样一来，通过“大串连”使这种风气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而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只能落到含垢蒙尘的境地。

当“大串连”进入高潮阶段，红卫兵的串连活动就不再是纯粹自发的行动，有些串连活动在实质上是有所秉承。当然参加这类串连活动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事情的内幕和真相，而仅仅知道自己参加的活动已经得到某位“要人”的支持。但是，在当时仅此一点就足可以煽起青年人胸中的激情，生发出一种偏执的情绪来，进而导致他们做出许多荒唐的事情来。例如“北师大红卫兵的曲阜造反”、“绑架彭德怀事件”、“抓叛徒”活动等等，就是突出的例证。

当然，在那非常的岁月里，由于偏执的情绪导致的荒唐行为并非都出自什么人的唆使，有些事情也不至于对他人和社会造成较大的损害，但是在今天看来也是足以让人啼笑皆非的。例如在1966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刮起的大搞“红海洋”之风；还有像红卫兵卧轨拦截国际列车，到国际列车上搞“串连”活动；像有些红卫兵偷越国境，“串连”到国外，搞“世界革命”（并且确有人洒血东南亚的战场）。这样一类的事件在今天的青年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就的的确确发生在年仅十几岁的青年人中间。有些事情实在既让人感到荒唐，又要让人生出一种可悲可叹之情。待续……

3．荒诞的年月必导致畸型的人格

一位在16岁时经历了“大串连”的人在他步入不惑之年后，回忆起了这段往事并且以中年人的成熟说道：“可以说，大串连的岁月是我们走入人生、真正领略人生的开始；可以说，大串连的经历对于我们有限的人生是一种财富，它的价值在我们以后的人生岁月中时常显现，起着这样那样的作用；可以说，大串连的发生是为一代人的成长与立身奠定了一种基石，使一代人从那时开始走向成熟。”（李桦：《人，在这样的时刻成熟》，《大串连》，知识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154-155页）

经历过“大串连”的人这样来看“大串连”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大串连”的参加者主要是“老五届”大学生和“老三届”初、高中及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这一批人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独立的社会生活一直是在新中国的学校中渡过的，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主要是来自教师和家长的教诲和电影、戏剧及小说的表现和描写，“党和前辈用所有带着红颜色的思想教育了他们，用前辈英雄的业绩陶冶了他们，用所有崇高的东西塑造着他们”（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东方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96页），他们对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学校以外的社会生活状况缺乏真实的了解和认识。“大串连”使得他们走入了社会，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切身感受，独立地观察、分析、处理所遇到的一切事物，进而真实地了解社会和人生。可是，由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的极其荒诞的岁月中，人们正常的善恶是非观念被扭曲，被亵渎，青年们不能不、也不得不根据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时尚，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意识体系。这样一来，青年学生的故有良知不曾泯灭，社会舆论阵地倡导的新观念又不可拒绝，于是只能在自己的社会心理上发生扭曲，发生畸变，因而他们的“成熟”既有正直、坦诚、良善的一面，也有被时代扭曲而产生的圆滑、世故、狡黠的一面。他们正像有人描绘的那样：“总有一团迷雾让你抹不去，他们真切的不能再真切，率直的不能再率直，可你看不清他们；他们所有的语言都平俗如话，可你不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已经那么多次将自己的历史底子亮给你，他们多侧面地解剖着自己的灵魂，他们一如既往、坚忍不拔地按着自己的原则行事，可你仍然不知道他们是谁？”（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东方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94-95页）诚然，当过红卫兵的一代人形成这样的人格特征，并不是完全由于“大串连”，但是不能不承认“大串连”是这一代人形成这样人格特征的源头或重要起点。

“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教育和学校生活，再加上无处不在的政治灌输，使得广大青年学生在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时候，习惯于使用政治语汇对社会上发生的现象进行判断，多方面条件的局限又使得他们无法感知真实的社会生活。因此他们对于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同真实的情况存在一定的距离。“大串连”为他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使得他们得以亲眼目睹了名山大川的秀丽和雄伟，充分领略了祖国河山之辽阔壮美，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同时通过“大串连”，也使得生活在城市的青年看到农村的贫穷；生活在农村的青年看到了都市的繁华，而这一切都增加了他们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真实了解，对他们今后的人生历程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在“大串连”中时常感受到和见到人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真情，会使他们体会到人间之和谐，社会之温暖；在漫长徒步跋涉的过程中锤炼的百折不挠的意志，能够帮助他们克服未来人生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不过，人们常说“社会是个万花筒”，其含义一方面是社会上的事物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的人出于不同的观察立场和角度，对同一事物的感知也是纷繁复杂。“大串连”是中国历史上荒诞岁月中的一个离奇事件，它带给人们的东西，也必然是多层面的。因此它固然对一代人的成长起到些许的正面效应，但是负面效应的作用更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