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前的回忆

续：

８月２０日，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

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贴出《向旧世界宣战》的宣言书。

8月19日这天，北京街头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街道上贴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宣布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全是“旧世界”。“我们要造旧世界的反!”大字报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裤不穿!……”

宣战书倡议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全市的红卫兵纷纷响应，发出“通令”，“勒令”不计其数。８月２０日以后，各地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和散发传单，集会演说，向所谓“四旧”展开猛烈冲击。说：“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衣”和各式港式衣裙，以及黄色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一定要诸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红卫兵们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把“东交民巷”改成“反帝路”，把“西文民巷”改为“反修路”，把“光华路”改为“援越路”。他们砸掉了“王府井”三个大字，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名为“工农兵医院”，“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享得利钟表店”改为“首都钟表店”，“篮天时装店”改为“卫东服装店”，在服装样式上也被迫实行“革命”，保证不再制作出售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在上海，永安公司的橱窗上，张贴满大字报，建议改成“永红”、“永斗”公司。“大世界”的招牌被拉下。“徐重道”、“雷允上”、“邵万生”、“吴良材”等老字号，纷纷更名。上海《新民晚报》从８日２３日起改为《上海晚报》。各理发店还宣布：彻底消天港式发式……各商店也表示，只卖物美价廉的大众化商品。在天津，红卫兵们敲锣打鼓，到处张贴大字报……更改路名。“劝业场”改“人民商场”，“中原公司”改“工农兵商场”、“北洋纱厂”改“四新纱厂”，纱厂商标“金三鼎”改为“工农”牌。在杭州，以苏东城名字命名的东坡剧院、东坡路和西湖苏堤，都只換上“具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沿用了３００多年的“张小娘”剪刀店只政为“杭州剪刀店”。在广州，“陶陶居”酒家的职工铲去了康有为题写的招牌，致成“东方楼”。在苏州，“采芝斋糖果店”改为“红旗商店”。在南昌，“黄庆仁药栈”改为“灭资商店”。在洛阳，“王城公园”改为“劳动人民公园”。在成都“春熙路”改为“反帝路”……

除改名外，红卫兵还掀起抄家、打人、砸毁文物、冲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袖的浪潮。１９６６年８月至９月，北京市被赶回原籍的市民达８５１９８人，被抄家的有３３６９５户。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８日，上海市被抄家的有８４２２２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前师１２３１户。苏州市被抄家的有６４０５６户，抄走图书、文物、字画等１７万件以上。除民主建国会外，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１００人先后被斗或抄家。８月３５日，各民主党派机关被迫停止办公。与此同时，大批文物古迹被砸毁。８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好得很！》。待续……

续：

８月２１日，总政、总参通知不谁动用部队镇压学生运动。

同日，《红旗》杂志社论讲“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罢官。

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沒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同日，《人民日报》发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同日，马列主义哲学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初的迫害下，遭开除党籍，含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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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著名作家、剧作家老含，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被迫投湖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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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８月２４日，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

８月２７日，首都红卫兵“一司”成立。全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江青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一司”的基本政治倾向是保护工作组和老干部。

下旬，北京少数红卫兵非法劫持和批斗班禅额尔德屋．确吉坚赞。

九月

９月１日，毛泽来复章士钊，周恩来提出保护干部名单。周恩宋批评红卫兵试图捣毁孙中山铜像和冲击宋庆龄住宅的行径。

９月２日，中央强调不准冲击公安机抅。

９月５日，全国大串连开始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导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内容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中发［66］450号

　　目前，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革命学生全部、革命教职工代表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工代表从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将来京参观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每批来京参观的外地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在北京逗留的时间定为四天，主要活动是:(１）参观和学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２）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３）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

　　（二）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各省、市、自治区应该根据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以及城乡分布的不同情况，通盘筹划，妥善安排。

　　（三）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同当地铁路管理部门密切联系，协商安排。在本地集中所需交通工具，由各地自行解决。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四）注意事项：

　　（１）旅途中自带干粮，火车上只供应开水。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但每人应按照自己的粮食定量交出粮票，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２）自带简单行李、衣物和碗筷。

　　（３）为了预防火灾，保证旅途安全，不要在车厢内外贴大字报。

　　（４）为了保证来京参观的学生和教职工旅途健康，可根据旅途的长短，由各地自行配备必要的医护人员。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应当建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落实计划，并切实做好来京参观的生活管理工作。同时，还应当推选负责人带队，负责旅途的安全和生活管理。

　　各省、市、自治区应当根据本省、市、自治区的学生和教职工来京时间的先后，选派几个干部先行到京，负责联络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党委和政府，教育、铁道等有关接待部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做好思想工作，落实组织安排，使来京的革命师生参观好，学习好，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文件全文完】。待续……

续：《通知》下发后，大串连在全国出现高潮。交通运输阻塞，社会秩序混乱，商店商品花色品种减少。政站生活和经济生活出现混乱。在串连运动中，红卫兵们把各地工作组和保护工作组的干部、派出工作组的党政机关当作主要冲击对象，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在北京，林业部、地质部被红卫兵“占领”，国防科委遭到冲击。在兰州、哈尔滨、西安、成都、重庆等地，红卫兵包围了省委、市委驻地。在桂林、包头，红卫兵连续举行游行示威。许多省市党政机关被迫停止了工作。９月９日，长沙市各高等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业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集会，喊出了“炮打九级司令部”（指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党政干部）的口号。对此，周恩来、陶铸等人和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产生了意见分岐。

９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切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适行大辩论，大呜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丒恶面貌，不能肃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文斗，就是要充分揭露，深刻批判”，“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后来全国大武斗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９月５日，首都红卫兵“二司”成立。

“首都大专院校紅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的基本政治倾向是保护工作组和老干部，也有一些造反组织参加（如此京航空学院“紅旗”战斗队等）。江青等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９月６日，首都紅卫兵“三司”成立。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成立。它是受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支持的与“一司”、“二司”对立的造反派组织，由蒯大富等人领导。江青等人出席了成立大会。【这是江青（毛泽东）典型的在学生中人为地制造矛盾和分裂的作为。】

待续……

续：

９月7日，毛泽东就工农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事致信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江青等。

同日，因全囯工农业生产形势严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９月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规定：保障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

９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同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地委另有部署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初可以暂时停下来；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搞好；县以下各级干部，应在本地群众和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改正错误。对问题特别严重，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向上级组织反映，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调初或撤销其工作。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则依法处理。对于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按“罢官”的做法；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已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这个文件以及同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都是周恩来报毛译东批准下发的。

９月１５日，首都紅卫兵成立“捍联委”。

北京市１０多所高等院校的红卫兵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串连会。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批判谭力夫保护工作组和老干部的发言为主要任务。待续……

续：

９月１６日，康生就安子文、薄一诐等６１人出狱问题致信毛泽东。

康生在信中说：“我长期怀疑刘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笔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结，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形为。当时座狱的人，大到可分三类:(一）少数反对少奇同志这个决岩，拒不执行（据说刘格平等人反对）。（二）有些人立场不稳，组织上服从。（三）有些人本来就已经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了。二、三类人，约计７０余人。现在有些人的名字，还弄不清楚（已弄清一些，补正），现正在继续查证，详情查明后报。”信后还附有１９３６年京津地区报纸影印件。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背后设有毛泽东支招，康生敢去查吗？】待续……

续：

９月１７日，《红旗》杂志第１２期发表社论《撑握斗争的大方向》。这篇社论是毛泽东审阅发出的。

同时，因大串联导致铁路运输困难严重，中央发电报要求保障铁路运输。电报是由周恩来批转发的：目前全国铁路运输十分紧张，为了不影响工农业生产，各地革命师生暂不要到其它省市去串连。

９月１８日，林彪提出学马列要９９％地学毛著。林彪说：“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耍９９％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沒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出现了新的形势，我们军队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的阶段，搞出新的局面，要适应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的形势。”“要通读与选读相结含。”

９月１８日至２０日，红卫兵头头攻击刘少奇。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召开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会上，红卫兵头头蒯大富、王大受等人攻击刘少奇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周恩来“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下来，”还提出“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９月２４日，周恩来审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关于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

９月２７日，《毛主席诗词》发行，接着，总政拫据林彪指示编印了《毛主席语录１００条》，供战士学习，兼作识字课本。

续：

十月

１０月１日，首都１５０万群众集会和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７周年。

１０月３日，《红旗》杂志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１３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根据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７周年会上的讲话精神，公开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的反动路线”的任务。社论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国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抨衷主义。”此后，全国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方，一大批党政干部被打倒。

１０月５日，中央中央转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在转发批示中说：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同一天，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师生１０万人大会，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此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１０月６日，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待续……

续：

誓师大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在大会上发表讲强。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江青在讲话中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布的决定。

１０月９日，江青指使非法查抄郑君里等。

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按江青和叶群指示，在上海组织一些人非法查抄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的家。江腾蚊将查抄来的江青早年在上海活动的有关材料空运北京，送江青、叶群焚毁。

续：

１月９月至２８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初提法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周恩来曾明确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毛泽东认为运动的阻力不小，对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部分成员表示“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１０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１３期社论和林彪当天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中公开提出的。林彪讲话中提的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红旗》杂志在以《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为题的社论中，先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十六条的公布，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接着又说：“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口号的背景主要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已不能正常工作，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江青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时毛泽东经常看红卫兵出版的各种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使他形成了一个概念：他认为刘少奇的“错误路线”还没有批倒，并且认为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在９月间一次会议上提出：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是从８月８日到９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前文引述的《红旗》杂志社论关于当时运动的分析，就是根据毛泽东的论断作出的。

　　这时江青开始把打击矛头指向周恩来。９月底，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派出张春桥、王任重、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社连续多天召开听取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学院等大专院校的群众组织汇报会，参加者有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首都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会议由张春桥主持，这些红卫兵头头在发言中说，当前中心问题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影响还很大。他们除了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又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认为他“和稀泥”、“折衷主义”等。张春桥回到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汇报时，没有请周恩来参加。江青听了汇报说：“总理就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议决定一面把汇报记录送毛泽东，一面写一篇《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江青主张社论里一定要写上批判“和稀泥”、“折衷主义”的话，在社论定稿时已经改得比较缓和，只说“不能采取折衷主义”。）国庆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并在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会上进行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参加审定和讨论，最后由陈伯达定稿。社论初稿没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的是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国庆节林彪的讲话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起草的。初稿提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毛泽东原已同意定稿。陶铸觉得“反革命”的提法太重，经他和王任重、王力向毛泽东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经毛泽东同意后，当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是这样讲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进行。”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大厅里和部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谈话时，张春桥又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要改回来。毛泽东说：可以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杂志第１３期的出版因此拖期，这篇社论延至１０月３日晚上才由电台广播。待续……

这篇社论事先没有给周恩来看，讨论、推敲这个口号的提法时他也没有在场。看了这篇社论，他曾明确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社论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周恩来对联络员刘西尧说：陈伯达未经中央讨论就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又有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据王力讲，周恩来曾对他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和‘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我要去问主席。”他找了毛泽东，事后又对王力说：“我去问过了主席，主席用英文作了回答：说原来用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Ｌｉｎｅ（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Ａｎｔｉ玻颍澹觯铮欤酰簦椋铮睿幔颍Ｌｉｎｅ（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Ｌｉｎｅ（反动路线）好。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王力说：“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的主张驳掉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第一年》，载《传记文学》１９９５年第５期）国庆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的时候，曾在城楼大厅里同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一部分成员谈话（周恩来不在场）。谈定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改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在谈论运动的发展情况时，这些成员大都认为中央和地方上许多领导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还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毛泽东也就运动发展的形势讲了不少的话，认为运动的阻力不小，应当彻底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看来他对这种状况不很满意，有点着急。但他表示要不顾一切，硬搞下去。甚至说了“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这样的话，听了使人吃惊。

　　他在这年７月８日写给江青的信里就曾说过：“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此刻又这样讲，进一步表明了他的决心。

　　谈话中间，《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吕相友曾经进来照相。当周恩来走进来时，吕相友和另一位摄影记者也跟着进来。江青立刻站起来说：“请总理跟我们一块照个相吧！”毛泽东的谈话就此停了下来，和大家一起走到前厅，朝外排成一行。那时正是姚文元风头十足、红得发紫的时候，江青已把对他的称呼由“金棍子”改为我们的“重炮手”，特意把姚文元拉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中间站着。照完相，周恩来先陪毛泽东离开天安门城楼，我们回到钓鱼台时已是深夜。

　　毛泽东说：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

　　谁人要打倒你们呀？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不能完全怪他们。林彪、江青推波助澜，极力煽动群众，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

　　国庆节过后不久，１０月８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旨的工作会议，继续克服来自各级领导的阻力。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分别编进各个小组。这次会议原定开３天，后来一延再延，结果开了２０天，到１０月２８日闭幕。１０月１６日，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在所谓对待群众态度的问题上大作文章，说：“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的学生，这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派多少工作组的地方，或者没有派工作组的地方，如果那里镇压革命的学生，同样是犯了路线错误。”林彪则在会上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公然否认党对运动的领导。１０月２３日，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自我检讨。１０月２５日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指明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这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目标，就被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了。

　　刘少奇、邓小平１０月２３日在会上的检讨，事先都曾送给毛泽东审阅，并得到他的首肯。毛泽东在刘少奇检讨的初稿上批示：“基本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他还建议把稿子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征求意见。对邓小平的检讨稿，他除表示同意外，还建议再加一些积极振奋的话。２２日，他在邓小平的检讨稿上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１０月２４日晚，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讲话说（大意）：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人家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Ｑ正传》。刘、邓错误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５个月，最少５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笔者按：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自己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搞好，谁会打倒你们？

　　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个一线二线。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二路，我同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他说：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解决了。

　　毛泽东说，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他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６月、７月、８月、９月，现在１０月，５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５个月。可能要搞两个５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他说，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２８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２８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１７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５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自从去年１１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