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乡下办事处。他们名为办公,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建立秘密巢穴。他们先后在这里办工厂、办学校、办医院,同时也设立了秘密看守所,逐渐将此变成了一块“特区”。 设立的看守所,称军统重庆看守所,是由戴笠在1939年的夏天,亲自决定将原四川 《美国研究》1988 年秋季号 15 军阀白驹的“香山别墅”改建而成。第一位所长为侯子川,是原军统枣子堡看守所所长。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大批美国人来华,戴笠又将这个看守所迁址于附近的渣滓洞,“香山别墅”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 到1946年,这里面的情况发生更大的变化。这时抗日战争结束,中美合作所全部撤销,军统局所属各单位也相继迁往南京。另外国民党又将“西南的军统集中营,息烽监狱、望龙门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合并,成立了白公馆看守所”〔14〕,于是这块“特区”,又变成了“白公馆看守所”的地盘。 1947年随着内战的扩大,国民党也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的镇压,于是在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捕后,这年10月,曾一度合并撤销的“渣滓洞”,又重被重庆行辕二处恢复关人。这样,从1947年10月到1949年11月底,这个特区里面开始同时并存两个规模庞大的监狱:一个是由保密局(军统局改称)直接管辖的白公馆看守所;一个是由重庆行辕二处开设的渣滓洞看守所。 据统计,从1939年成立到1949年结束,这两个集中营先后关押和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有: 被关押的: 1940年春天,张露萍、张蔚林等七人; 1940年3月被捕的罗世文、车耀先; 1940年4月被捕的许晓轩、谭沈明; 1941年被捕的叶挺、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幼子宋振中; 1942年被捕的廖承志; 1946年7月从贵州转来的杨虎城将军; 1947年“6.1”大逮捕中被捕的胡作霖、张现华等40余人; 1947年“小民茶案”被捕的何雪松、李子伯等8人; 1948年“挺进报事件”被捕的许建业、陈然等130余人; 1948年因华蓥山、梁平、垫江武装起义被捕的蒋可然、陈以文等30余人; 1949年叛徒刘国定(中共市委书记)出卖在成都被捕的川康特委负责人蒲华辅、华建等10余人; 1949年川东民革组织地下武装而被捕的黎又霖、王白与以及后来的周从化等10余人。 被屠杀的: 1946年在松林坡杀害的罗世文、车耀先2人; 1947年在白公馆杀害的尚承文、张长鳌、朱念群3人; 1948年7月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的李大荣、许建业2人; 1949年9月在戴公祠杀害的杨虎城、宋绮云等6人; 1949年10月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的陈然、王朴等10人; 1949年11月14日,在松林坡秘密枪杀的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 1949年11月24日,在梅园公路旁杀害的阎继明、张醒民2人;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在步云桥杀害的黄显声、李英毅2人; 1949年11月27日晚,在白公馆杀害的许晓轩、谭沈明等21人; 1949年11月27日晚,在渣滓洞杀害的蔡梦慰、余祖胜等190人; 1949年11月29日,在松林坡杀害的黄细亚、赵晶等32人。〔15〕 以上的统计数字,也许说不上十分准确,但说它包括了两个看守所的主要罪恶活动,我以为是完全没问题的。 现在再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前面第一部分中提到的,中美合作所成立和结束的时间,它们 16 《美国研究》1988年秋季号 是:1943年4月和1946年5月。 这两个时间对于我们澄清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将它们与方才列的那些被捕、被害的时间对照一下,我们会马上发现:中美合作所与这些逮捕、关押、屠杀等罪恶活动是完全无关的。这些活动要么是在1942年之前(即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要么是在1946年以后(即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 谈到此,可能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总有一段时间是同时并存的(1943年至1946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军统集中营隶属于中美合作所吗? 三、“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的关系 以上,我们谈到了“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个“集中营”,但“中美合作所”管辖“集中营”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中美合作所与监狱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大家知道,在前面介绍中美合作所的组织机构时,我们谈到它的主要业务部门有情报组、气象组、军事组、秘密行动组、心理作战组,而这些部门的任务都是与监狱的业务无关的,也就是说它们谁也没领导监狱。那么当时的监狱到底由谁掌管呢?原来,“该所在抗战期间,直接由匪首戴笠和军统局司法室领导。1946年冬以后,受保密局第六处(司法处)直接领导。”〔16〕“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没有直接组织上的联系。”〔17〕 第二,现存的档案材料中,没有一份材料能证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参与了集中营的活动。“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的活动主要是搞情报。他们也帮助军统训练过一些特工人员,但并不直接参与捕人、刑讯、杀人等活动。”〔18〕所以至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 第三,中美合作所与监狱在组织人事的安排上,有明显的区别。“中美合作所一切组织由中美双方人员组成,其负责人由军统及美方共同商派。”〔19〕而军统监狱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从成立到结束,负责人都由军统单独派往,而且没任何美国人参加管理。〔20〕 最后,我们再介绍一段《“中美合作所”内幕》中关于费巩失踪案的记载,它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证实中美合作所与监狱的关系。 这件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浙江大学进步教授费巩,于1944年春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引起全国教育界的关注。他们认为,费巩一定是被国民党的特务秘密绑架了。时有与费巩一道留学英国的同学40余人,联名上书当时的美国驻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请求他出面营救。魏德迈为树立美国在华的威信,便决定将这件事交给任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的梅乐斯来办理。希望通过美国特务的调查来找到费巩的下落。梅乐斯接令后感到此事十分棘手。他一面指使中美合作所内一个有名的纽约侦探克拉克少校负责侦破,一面又找到特务头子戴笠商量,希望能在军统的协助下来完成这一任务。为此,戴笠又派去当时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帮助克拉克破案。然而,虽然经过两人八方调查,但仍未找到任何确实的线索。最后有人提出,是不是到那些关押人的监狱中去查一下。于是,在材料中便出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沈醉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他(戴笠)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我说:“他们想讨好这几个留学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 这个案子最终结果如何,与本文并无多大关系。只是我们从这段对话中看到,克拉克作为一个中美合作所的美军“少校”,而且是在梅乐斯的亲自授意下,居然在调查时不能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