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和王刚是一起到北京的。我们厂有一个国防科研项目，当时还属绝密。为了给中央首长汇报研制情况，我们搞了一部录像送到北京去。厂里本来准备让王刚一个人去，厂长都批了“飞机往返”。但不知为什么，第二天又变卦了，要王刚坐火车去。坐火车必须二人同行，于是就喊到我。厂长对我说：“坐飞机危险，万一出了事，人死了是小事，资料带损坏了，那就遭了。”还嘱咐我：“你们一定要一起去，一起回来。”
在北京，我们忙了半个月，晚上无事就吹牛。王刚说：“坐飞机危险，千分之四的死亡率。我已经坐过好多次飞机了，下次再坐，说不定就要撞到，不能再坐了。”我说：“生死命中注定，谁能躲得过呢？我还没坐过飞机，只要能坐，死也要去坐一回。”他说：“下次来拿带子，我扯个把子（方言，撒谎）不来，肯定喊你一个人来。一个人就可以飞机往返，你就可以坐了。”
1月16日，我们把事情办完了，一大早就去火车站买票。售票厅早已是人声鼎沸，挤得水泄不通。我求人帮忙，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卧铺票。我和王刚商量，说再买一张硬座票，晚上他睡卧铺，我白天睡，无非一个晚上，好对付，还可以节约一笔钱，买一只北京烤鸭在车上吃。不知他哪股神经发了岔，说：“算了，反正回去可以报账，我去买张飞机票。”他主意定了，我怎么劝都不听。我俩在前门分手后，他就乘车到东四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18日的飞机票。
其实，18日的飞机票早在1月15日下午就卖完了。王刚买到的那张票，是别人退的。
重庆某医大的校长和几位教授去北京开会，会完后便买了18日的飞机票，还给家里打了一个电报，要学校派车接机。星期六，校长和教授们无事，便上街去闲逛。突然，冲过来一个人，抓住校长的肩头，对着校长的胸口就是两拳，还一边叫道：“好啊！你到北京来了都不给我讲一声，都不到我那儿去看看！”校长回过神来才看清，来人是他的一位老同学。这老同学的家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城里，他不由校长分说，拉起就要走。校长说：“我的飞机票都买了。”那老同学说：“退！”教授们也劝校长，既然碰上了，就去老同学家耍两天嘛。
校长和他的老同学便急匆匆赶到东四，把那张机票退掉。他们还没跨出售票大厅，王刚就闯了进去。
却说医大办公室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便派车子于1月18日去机场接人，司机干焦焦地等了八九个小时，等来的却是飞机爆炸的巨响。当晚他赶回学校，校长和那几位教授的家属得到噩耗，立即沉浸到无尽的悲痛之中。校长夫人也是位教授，哭得特别伤心，后来竟昏死过去。学校忙把她送到急诊室抢救。
那校长在老同学家耍了两天又回到北京城。街边有个报亭，一大堆人在盯着看报纸。他下意识地瞟了一眼──“西南航空公司一客机失事，机上一百零八人全部遇难”。
他大吃一惊，立即买了一份报纸仔细读起来。不看则已，一看心中翻江倒海。是悲？是喜？是庆幸？是震惊？是感慨？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一刻，他站在街边，只觉得脚肚肚发软，心头空荡荡的，脑海里一片空白。行人、汽车、吵闹声、喇叭声，一切的一切，都退得很远很远。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回过神来，突然想到家人一定非常着急，立即用百米赛跑的速度，赶到邮电局，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到学校。
学校传达室的人接到电报，一看是校长打来的，竟高兴得大声喊道：“校长没有死！校长没有死！”拿着电报，飞也似地跑到急诊室。校长夫人还躺在病床上，那输液管里的葡萄糖还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滴。
“校长，校长，没有死……”
校长夫人抓过电报，瞟了一眼，竟翻身坐起来，一把扯下针管，跳下床，把电报对着大雾后的艳阳天看了又看，然后一转身，便跑出病房──哪里还像个病人哟！
四
我是幸运的，那校长是幸运的，还有一人比我们更幸运，那是一位当时的重庆市政府领导。
该领导上北京去办事，也买了1月18日回重庆的飞机票。中午，重庆驻京办事处的某主任陪着他赶到首都机场，谁知那架伊尔18飞机一到北京就要修理起落架，而且不知什么时候能修好。20世纪80年代，北京到重庆每天只有这一班飞机，重庆白市驿机场动不动就关闭，在北京等上两三天是常事。那位市领导20日还要到成都开会，觉得不如直接改飞成都。于是另买了一张去成都的机票，下午4时左右，他就抵达成都。
1月20日省里的会他还是没能参加。19日他就从成都赶回重庆，与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四川省副省长马麟等人一起，组织对“1·18”空难的调查并处理善后事宜。
我们不知道这位死里逃生的领导面对那些散落在田野里血肉模糊的遇难者，面对那些痛不欲生的遇难者家属有何感想。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像我等平头老百姓一样，只是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场人生劫难。作为市政府主要领导，他会为重庆的交通不便而焦虑不安，为正在修建中的江北机场加快进度暗暗使劲。
多年以后，这位领导以888票高票当选四川省政府主要领导。有记者采访他，问道：“这888票是不是意味着要发发发？”他说：“8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吉祥数字。1988年1月18日发生的‘1·18’空难，坠毁的是伊尔18型飞机，有108人遇难……”他的一席话，使记者们的心都沉重起来。
是的，他没有忘记“1·18”，也不应该忘记“1·18”。
1989年12月30日，重庆江北机场建成并投入营运。该机场投资8个多亿，占地300公顷，跑道长2800米，宽60米，属国家一级机场。如果该机场能早两年建成，那架伊尔18在一个发动机失灵熄火后不改飞成都，可能就不会有那场灾难了，或者飞机上的108人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人活下来。
五
那位领导退掉的飞机票，又被笔者的一位老同学抢去了。
他姓庞，说话有些女兮兮的，我们都叫他“庞娘娘”。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进医学院的，那时他已经30岁出头了。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了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人年轻，医术也过硬，不久又作为中国援非医疗队员被派往非洲某国，一待就是两年。在非洲，他肯定有说不完的见闻和感受，可还没来得及告诉任何人，他便离开了我们。
在埃及开罗转乘飞机前，他发了封电报回家，说他1月18日中午可以到达北京。因此，当民航当局将死亡通知单送到他所在的单位和他的家属时，没有人相信，都说民航搞错了。的确，按时间推测，他是不会坐上这班飞机的。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他不可能再回到亲人的身边了。
久居国外，归心似箭，思乡情切。他在北京一下飞机，见到去接他的重庆驻京办事处的人，第一句话就是：“还有没有飞重庆的机票？”刚好那位市政府领导决定改飞成都，这张机票便被我的这位老同学抢了过来。他当时不可能知道，这是一张死亡通行证，一张地狱邀请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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