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张大千4幅破亿拍品

源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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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多世纪前，五千多箱故宫文物辗转迁入台湾，事隔多年，再次提起这段历史，依然令人唏嘘不已。
　　人们知道，北京有座故宫博物院，台湾还有座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中65万件艺术珍品，其中92%的文物来自于北京紫禁城的清宫遗存，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国之瑰宝。60年的两岸相望，对13亿大陆国人而言，它们是那般神秘。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月12日起，由纪录片《故宫》原班人马精心打造的12集大型纪录片《台北故宫》将在央视强档推出，为人们揭开60年前的历史谜团，对这些国宝先睹为快。
　　65万件珍品片中亮相
　　“台北故宫藏有65万件文物，大陆13亿人基本是没有见过的，隔绝了60年。”《台北故宫》的总撰稿胡骁说。《台北故宫》共12集，追溯了文物迁台历史和台北故宫现状，并对书法、绘画、青铜、瓷器、珍玩等台北故宫馆藏国宝一一进行介绍。
　　台北故宫65万件藏品多数为中国历代皇家收藏，是代表中华文明的顶级文物：现存铭文最长的毛公鼎、西周散氏盘，传世仅数十件的宋汝窑天青瓷器、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煌煌巨制《四库全书》，苏轼《寒食帖》和黄庭坚《花气熏人帖》；另有阎立本、米芾、蔡襄、宋徽宗、文征明、唐伯虎等从唐代到清代的历代名家书画等等，令人目不暇接。

翁宅会议议定迁台
　　1948年11月10日，南京市鼓楼区的一处院落中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会议。
　　来开会的一共8个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是这所官邸的主人，这次会议的倡导者、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李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故宫博物院的古物馆馆长徐鸿宝。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秘密会议，所有的人都认为南京已经岌岌可危，存于南京的文物极有可能毁于战火，这8个人一致主张将文物迅速迁往台湾。会议决定先抢运故宫600箱精品，并推举杭立武全权负责文物迁移的事。很快，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签发了批准文物迁台的文件。

《南京条约》首批转移
　　翁宅会议短短1个多月后，5大机构的第一批文物登上了驶向台湾的国民党海军“中鼎号”。
　　首批运往台湾的国宝一共712箱，它们是来自五个机构的顶级国宝，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
　　更值得一提的是，60箱重要的外交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中鼎号”前往，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南京条约》。

民间商船参与运输
　　通过水路迁台的文物一共3批。令人想象不到的是，除了国民党海军军舰，国民党还租用了商用客船来运送文物。
　　1949年元旦过后，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大势已去，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加快了文物迁台的步伐。但国民党海军已经派不出军舰来了。杭立武无奈之下只得包租了招商局的“海沪号”用以抢运第二批文物。
　　第二批运出的文物共有3502箱，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这批文物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善本书。这些书原本都是摆在书架上，参与人员钉制木箱、建立目录，忙了两个月才把它们整理好。这其中包括著名的文渊阁《四库全书》。

追讨日本劫掠文物一并赴台
　　1949年1月29日，“昆仑号”从下关起航了。这也是第三批迁台文物，1248箱国宝中包括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就在“昆仑号”起航前最后一刻，杭立武又派人送来四只大箱子。这四个箱子里装着一扇木镂雕镶翠玉屏风，这个屏风颇有来历。它其实是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抗战结束后，中国向日本追讨劫掠文物，连这件也给追讨回来了。而这4大箱里装的正是从日本追讨回来的第一批文物。
　　当时，已经超载的“昆仑号”再也装不下那四只大箱子了，当禇廉方得知这批国宝的来历后，便下令将官兵寝室内的办公桌椅全部拆除，硬是将这四箱文物搬上了船。
　　两年以后，日本又将从中国劫掠的105箱文物分6批陆续归还国民党政府，这些国宝后来都直接从日本运往台湾高雄。

北京故宫现存珍宝如何留下
　　从1948年12月21日到1949年2月22日，短短64天里，南京下关到基隆港这条水道上，总共有6个机构的5522箱顶级国宝被运到了台湾。北京故宫里的文物却得以保存，没有流走一件，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在国民党运送文物期间，杭立武的电报雪片般地飞向北京故宫，催促马衡精选故宫文物空运南京。1949年1月14日，沉默了多日的马衡终于和这位老朋友摊了牌，他在给杭立武的一封信中说：“医生不让我坐飞机，因此我暂时不能离开北京，我希望运完这三批文物之后，不要再运了。”

毕生积蓄换张大千画作
　　除了3趟水路运输，国民党还使用飞机运送。
　　1949年12月9日，一架飞机稳稳地停在成都新津机场。它是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
　　准备搭乘这班飞机的乘客有“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政务委员”陈立夫、“秘书长”贾景德以及刚刚升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大家都带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阎锡山带着两大箱黄金一同飞往台湾。
　　正当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一辆小汽车载着张大千冲进新津机场。
　　张大千对杭立武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并请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杭立武深知敦煌临摹壁画的价值，但眼前的这架已经严重超载的飞机却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万般无奈之下，杭立武从飞机上卸下了自己的三件行李，行李当中有他毕生积蓄的20多两黄金。
　　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张大千将画作捐出来。1969年，张大千兑现承诺，把这批画作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版文字部分引自《台北故宫》解说词，特此感谢）

拍摄背后的故事
三位亲历者讲述迁台秘史
　　周兵是《故宫》的总导演，也是《台北故宫》的总导演。
　　拍摄《故宫》的时候，周兵就和台北故宫有接触，《台北故宫》算是姊妹篇。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战争等原因，台北故宫的65万件文物，历经32年的颠沛流离，可谓空前。这段历史在《台北故宫》中将被首次触及。
　　“到底这么多文物是怎么样去到台湾，在迁移的过程中又是怎样被保护完好的，纪录片会细致入微地介绍来龙去脉，会给观众呈现一幅完整的国宝迁徙路线图。”总导演周兵介绍，从2006年起，《台北故宫》摄制组两年中四次赴台采访，采访对象达60多人，非常难得采访到了当年亲历文物迁台的三位老人：高仁俊、索予明和昌彼得，从中获得了大量文物迁台过程的细节。

剧组没进台北故宫
　　因为种种原因，《台北故宫》剧组最终没能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拍摄，但这并没影响这部片子的思想性和深刻性。
　　《台北故宫》与以往拍摄的纪录片有些不同，它是先有一些影像资料后才进行拍摄的。出品人杜大宁介绍，获取台北故宫文物影像资料，单单这一项，他几乎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想尽了一切办法。
　　“把这些影像资料从台湾运到北京也颇费周折，2006年12月底的一个早晨，天下着大雪，我们一行人到北京十八里店的海关去迎接从台北故宫运过来的影像资料，我们是抱着一种非常虔诚的心情，来迎接这批珍贵的影像资料。当看到这批文物影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这部片子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拍这部片子，整合这些影像资料，就是在为传承中华文化尽有限的一点努力。”杜大宁说。（记者：赵文侠侯健美）

原文标题：五千多箱文物入台历程：张大千将黄金“挤下”飞机

源自：中国文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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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千是近现代书画大师中学贯古今的大家。近些年，随着其画价的飙升，市场上张大千的伪作层出不穷。
　　鉴别张大千的作品，从笔墨看，作伪者虽信手挥洒却力不从心，往往执笔彷徨、行笔迟疑、收笔轻飘，时时露出顿点圭角，这些非常容易辨认。张大千的大泼墨、泼彩作品国内流传的原作较少。他的泼彩作品有一种独特气韵，使自然与人的艺术感觉互相交融，伪作笔墨松散、气韵飘忽。
　　另外，在辨识张大千的作品时，考究题款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张大千的书法早年受曾熙、清道人李瑞清以及汉魏碑版的影响较大。写这种书法，象形较易，写出精神很难，因而仿造者很难造出他那曲折繁茂的书法。从张大千落款中可以看出，“大千居士张爰”这6个字中的前4个字在笔画上是相连的，而且即便有的时候这种相连并没有在墨迹上体现，但如果仔细观察揣摩，依然可以看出这4个字在气韵上的连贯，是一气呵成、一笔书就的。
　　作伪者由于自己的不自信，在题款署名上只能亦步亦趋地摹写，使得“大千居士”这4个字互不相连，有违真迹。同时伪作中往往写不好“爰”字，大多笔画很细，写得很轻，看似轻巧实则迟疑。

源自：北京商报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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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拍在即，如无意外，张大千的作品又将领衔整个近现代书画板块。据统计，去年春拍，张大千就以14.42亿元的成交总额，蝉联艺术家成交总额冠军宝座；2011年，张大千的作品更以34.89亿元的拍卖额荣膺世界艺术拍卖市场首位。
　　但是，对张大千作品的质疑之声也接连不断，如著名学者傅雷就曾说他“江湖习气可慨可憎”。今天，也有人认为“张大千称不上大艺术家，只能算一个大画师”。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张大千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格？是贵得有理还是市场气数终有尽日？业界专家展开了论辩。
　　正方
　　收藏家郭庆祥──张大千是典型商业画家 而非艺术大师
　　我一直认为，张大千是中国非常典型的商业画家，和艺术大师毫不相干。他的作品之所以价格这么高，完全是炒出来的。大家都很清楚，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善于运作。现在他的作品能够被爆炒，原因在于中国人的美育程度太差，不懂艺术的人太多，就像吴冠中先生所说的“美盲比文盲还多”。对于什么是原创、什么是美，收藏家或投资者只会人云亦云，自己并不懂。
　　要说书画技术全面，张大千自然不在话下。尤其是在古书画造假、临摹方面，他确实做得很高超，以仿作几可乱真而闻名画坛，但那只能算是一个技术工人的活，水平再高充其量也只能叫画师或画匠，跟有独立思想的艺术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像工艺品再好也只是工艺品一样。
　　即便是张大千最受热捧的泼彩，也并非他的首创和独有风格，更何况张大千晚年的泼彩画，主要是因为其眼疾不能大篇幅地画比较工细的作品，所以借鉴古人之泼墨技法在自己的画面上而已，构图、笔法、墨法等均没有个性化的创造。而他的泼彩也不是同时代人中最出彩的，刘海粟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尝试过泼墨山水画创作，五十年代以后跟泼彩结合，进行了有意识的创作实验。张大千开始泼彩画创作，同样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不比刘海粟早。更要紧的是，刘海粟在泼彩上做得比张大千好多了，他的作品显得大气、有冲击力；而张大千总要在一个完整的画面上补一小人儿、加一小船，以显得漂亮、秀气。事实上，这样的精雕细琢不过是为了迎合他人，获取商业价值，让画作卖出好价钱，个性则全然被湮没了。
　　当然，商业画家本身没什么问题，他在艺术上爱怎么见风使舵都是他的事，能将几千元钱的东西卖到几百万元，也是他的能耐，但社会把他捧得那么高就有问题了。今天的投资者还愿意花几百万元去买实价几千元的东西，只能说自己的眼光有所欠缺。我始终认为，随着社会美育水平的提高，张大千和齐白石的作品，必定要从天价的云端跌落，回到正常、合理的价位。
　　收藏家冯毅──市场炒作太盛 价位高得离谱
　　张大千在艺术上确实有点成就，他跟齐白石、李可染、徐悲鸿一样，在同时代人中属于画得比较好的，也带出了一批学生、徒弟。但现在张大千和齐白石的作品常常卖得比唐寅、仇英等明清画家的作品贵，甚至卖得比青铜器贵，这就很离谱了，说明市场上虚火太旺、炒作太盛。
　　我们可以从张大千作品这二三十年来价格飙升的程度入手来进行分析：上世纪90年代，张大千的作品还非常便宜，最好的作品也就卖七八千元；2001年，最近刚刚完璧归国的青铜重器“皿方罍”，在美国拍出了900多万美元，创造了中国艺术品的最高价，当时张大千的作品也就几万美元；而今天，张大千的作品动辄几千万元、上亿元，已企及甚至高于很多青铜重器的价格。
　　据说，国内某博物馆想买一两百张张大千的作品充门面，假设平均一张一两千万元，那一两百张得多少钱？值得吗？中国台湾的林百里，手里有上千张张大千的精品，你花几百亿元去买，又能跟林百里比吗？这样做只能是帮着人家炒作，把张大千的作品价格继续往高处抬。如果花两百个亿将国外上拍的青铜重器都买回来，那才叫镇馆有宝。
　　青铜器是没人炒作的，因为量太有限了，你看每次香港拍卖，青铜器有多少？而近代书画又有多少？中国人花高价去买张大千之类的近代书画作品，不买穷买颓才怪！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大家都想不明白？那倒未必。主要是中国多数买家眼里只盯着钱，总想着今天买进明天就翻一倍，这才让炒作者有机可乘。
　　反方
　　画家、评论家梁江──世界影响决定其贵得有理
　　张大千作品的市场价格跟他的艺术造诣是否完全相符，在当前处于失范状态的市场环境下进行讨论，并无太大意义。但如果我们以理性的目光来看待他，清晰地认识到，迄今为止他仍然是中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近现代画家，就会明白他的作品达到这样的高价无疑是好事。
　　作为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领军人物，张大千的作品能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达到比较高的价格，说明国际市场对中国画的认可，这个意义已经超出了张大千本人。如果在世界舞台上我们连一个拿得出手、卖得出高价的中国画家都没有，那就遑论中国画的世界影响力了。当然，张大千留下的作品比较多，确实为艺术品市场炒作他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我们都知道，当下市场上有很多艺术水准远不如张大千的作品，一样卖出天价。以此来论，张大千的作品价位再高，理由都是充分的。
　　早年，张大千学石涛、八大山人，积淀了深厚的传统功力；上世纪40年代，他到敦煌面壁三年，临了很多壁画，后来他的青绿山水、泼彩，都有敦煌的文化因子在其中；抗战期间，他得到了董源的《潇湘图》和巨然的《秋江晚景图》两件名画，对董巨非常感兴趣，自诩“有以为是董巨复兴”了。除此之外，他还行万里路写生。因此，张大千的作品笔法多变，山水、人物、花鸟都很擅长，是一位全才式的画家。但是否我们就该要求他在所涉及的领域都要登峰造极、超出尘外？
　　艺术家个体能达到的水准总是有限的，每个人只能在某一角度有所创新，只要比前人多走了一步，就值得后来人肯定，如果他的创作还能给后来人带来启迪，那意义就更大了。而张大千的创作就有这样的艺术价值──他的泼墨、泼彩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引导作用。
　　总之，我们一定要把张大千放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解读：作为20世纪一位非常有突破性、创造力的艺术大家，张大千对中国画走向世界起到了很大作用。我想，现在不是“张大千”多了，而是“张大千”还太少。
　　画家庄小尖──在市场上稳居前列有其必然性
　　曾经我也认为张大千虽然文化功底、艺术准备都比其他画家好，但并没有创造出明显的个人风格，作品仍囿于传统，并未突破。后来，看到的张大千作品越多，对他的艺术历程了解越深，我逐渐意识到，张大千的画作在市场上一直稳居中国现当代画家的最前列，确实其来有自。
　　张大千的人生轨迹，跟绝大多数的中国画家不同。他天资高，出身好，诗词书法等传统文化积淀很深厚。不仅如此，他长大后对周围环境的培育，是同时代很多画家难以企及的。他一生当中朋友多、机会多，却几乎没有敌人，画坛中很多名家之间都有私人恩怨，彼此之间互相诟病，但再怎么难相处的画家，张大千都能相融相洽，达到了一种极高的为人境界。同时，他非常用功，从不浪费自己的天分，人家是一招鲜，他是全套武功。后来，张大千在印度待过，又去了巴西定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像他的泼彩，借鉴了西方，又不失中国画的神韵。另外，在大陆运动不断的年代，他每年都会到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或者某些国家办展览，乃至参与国际性的拍卖会，作品价格一直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中国画家。因此，张大千一辈子都过着别的艺术家难以比拟的富贵生活：富是指他经济方面从来都后顾无忧；贵是指他一直位于社会阶层中的金字塔顶端。
　　我们都清楚，艺术作品是一个人的性灵、品格的自然流露，张大千过的是贵族生活，秉承的是贵族精神，因此无论是他的水墨作品、大青绿还是后来的泼彩，都会散发出若隐若现的贵族化气息，他的雅俗共赏，是在极高的层面上达到的。这种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贵气，在现当代的中国少之又少。而真正的艺术，说到底都是贵族化的产物。对于想供养一张画作的人，也都愿意选择在精神上能给自己带来正能量的作品，张大千的画作无疑是首选。虽然长期的市场培育也是一种积累，但他的作品备受市场追捧，最根本的还在于其中展现出来的贵族气度。
　　所以，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市场上，张大千的成功都有其必然性和难以复制性。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作品雅俗共赏 价格会很坚挺
　　一个艺术家能否长期为市场所认同，为收藏家所追捧，主要看三方面：一是艺术家的社会影响力；二是艺术水准的高低；三是作品在社会上的接受程度。
　　以此衡量，张大千的作品，整体艺术水准很高，有一批特别高端的文人画作品，又有大量雅俗共赏的创作，跟李可染、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等完全可以相提并论，当得上“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另外，张大千的传世作品比较多，便于流通推广，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因此，他的作品能够被藏家所热捧，价位一直居高不下，并非空穴来风，跟市场上一些硬推硬炒、价格虚高的作品有着本质区别。
　　按照艺术市场的规律看，张大千的作品价位还会一直很坚挺，不太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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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13日，成都，海峡两岸“张大千”首次合璧！成都商报记者昨天了解到，“万里江山频入梦──两岸张大千辞世三十周年纪念展”本月13日将在四川博物院盛大开幕。本次大展是目前一代大师张大千专题作品的最大规模的纪念展，(台北)历史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四川博物院和深圳博物馆四馆同仁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携手合办此次颇具历史意义的大展(深圳、成都、长春、台北四地巡展)，成都站共推出150幅张大千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精品(其余三站展出105件作品)，其中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的35件(套)作品更是借着这次巡展首次亮相大陆。
　　免费开放张大千作品首次合璧
　　据悉，这次巡展也是首次合璧海峡两岸收藏的张大千作品，汇聚了吉林省博物院所藏张大千早期作品35件，四川博物院收藏的张大千中期作品，(台北)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张大千晚期精品力作35件(套)。四川博物院院长盛建武在谈到这次展览的重要性时表示：“这些作品展示了张大千不同历史时段的艺术风貌，使我们可以一窥早年大千先生师古之迹，继观其敦煌寻梦、追唐宋高古之风，再踪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终聚中西艺术之精华。无疑是海内外艺术界所期冀的一大盛事。”更有专家感言，此次合璧大展，其意义不亚于之前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合璧。
　　而对于四川的艺术爱好者来说，能在家乡近距离欣赏到张大千如此多、精、美、全的艺术佳作，实乃幸运。据悉，展期将持续至5月25日，对公众免费开放。
　　机会难得全面欣赏张大千作品
　　四川内江诞生的张大千，在中国近现代绘画艺术领域中，是一位画艺卓越、情感丰富、个性鲜明、充满激情和创作力的艺术大师。曾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一大千”。(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张誉腾介绍，张大千的绘画艺术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早年师习明清以降的文人水墨画风，作品清新俊逸；其二是中年时期赴敦煌临摹，一变而趋精丽雄浑之风；其三是晚年发展泼墨泼彩风格，开拓了现代水墨的新境界。”此次的150件展品由吉林省博物院、四川博物院和(台北)历史博物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博物机构各自收藏着张大千一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以此完成张大千艺术生涯的“完整拼图”。比如，吉林省博物院在上世纪60年代征集到大量近现代书画名家的作品，其中以张大千的作品数量最为丰富，达到百件以上，成为其特色收藏之一，此次吉林省博物院选取张大千的画作35件，涉及山水、花鸟、人物各科，均为1949年以前的早期和中期作品，较为清晰地反映他五十岁以前的画学经历和画风嬗变过程，是研究早期绘画的珍贵资料，其中部分作品更来自大收藏家张伯驹的捐赠。吉林省博物院院长赵瑞军表示，这次画展完整再现张大千早中晚不同时期的作品风貌，为全面欣赏张大千的艺术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会。
　　而坐落在大千故乡的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同样作为收藏艺术作品的重镇，除了其早期作品外，更有百余件张大千于敦煌临摹石窟壁画之作，“这些作品提供了追索其精丽巨构与重彩画风转变的重要轨迹。”
　　高端讲座一气呵成领略大千传奇
　　“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张大千以这样的读书论开启了自己的世界艺术之旅和行走之旅。为了从学术上为张大千艺术研究者提供更好的交流机会，在本次大展举办期间，四川博物院还邀请全球多位张大千艺术研究专家举办多场学术交流。其中一场由台湾地区学者、著名张大千研究专家巴东主讲的学术讲座格外吸引眼球，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魏学峰也准备与巴东展开一场关于张大千艺术的对话。张大千自述“一生最识江湖大”，这些精心安排的讲座，或许能一气呵成领略张大千的大千传奇。成都商报记者谢礼恒
　　张大千和溥心畬的乱世佳人们
　　于非闇1935年撰文，把张大千和溥心畬并称为“南张北溥”。这两位比肩的画坛巨匠，毫无疑问都具有精妙绝伦的艺术造诣。然而他们画笔之外的现实命运，却令人咋舌地大相径庭。张大千一生叱咤风云，颇有时势造英雄的气魄，不愧为“五百年来一大千”；旧王孙溥心畬则一辈子挥之不去落魄与悲凉，只可谓今之古人、生不逢时。在他们错综复杂的人生脉络中，各色女人陆续担当了极为关键的角色。是红袖添香还是红颜祸水？点点滴滴折射出两位大家的传奇。
　　滚滚红尘中拈花微笑
　　在种种姻缘纷至沓来之前，张大千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他的那个她，是青梅竹马，比他大三个月的表姐谢舜华。
　　痛失纯爱初恋落发为僧
　　张大千的母亲见两个娃娃这么投缘，就在他俩十岁时定了亲。定亲后，小姐姐对少年张大千更是体贴，这让情窦初开的他，更认定了这位未婚妻。18岁时，八弟张大千随二哥张善孖去日本学两年染织，说好了回国后就成亲。临走那天，未婚妻怀揣四个热乎的鸡蛋，躲在村外的林子里等着他，一直把他送到大路上才依依惜别。谁料这一别，竟成了诀别……1918年冬天，19岁花季的小姐姐患干血痨病逝。据说是她太思念未婚夫，终日郁郁，拖垮了身体。空悲切！旧式女人的痴情等待，往往伴随着强烈的自我耗损。若她能有一些新女性的独立洒脱，一边等待一边好好保重自己，后来的故事是否会全部改写呢？
　　一心盼着早日回老家与之团聚的张大千，在日本惊闻噩耗，犹如五雷轰顶。痛彻心扉的大男孩不顾国内局势危急，立刻回来奔丧。无奈当时张勋复辟，内地一片混乱，他到上海后发现无法回到交通不便的四川内江。在张善孖的督促下，只好又回日本继续学业。
　　在这段还未真正成亲的初恋中，张大千把他整颗的赤子之心都放在里面了，这也是他唯一全心全意的恋爱，毫无保留。当爱情之梦猝然破灭后，没有女人再这样完整地拥有过张大千的一腔爱意。
　　1920年，仍然深陷情殇的张大千，终于回国。伊人已去，事业迷茫，不知何去何从的张大千遁入空门，在上海松江禅定寺出家了。“大千”正是出家时所赐的法号。三个月的禅修生活，让原本苦闷不堪的21岁青年好好清空自己，灵性大开，平静了许多，也看开了许多。但是他终究尘缘未了，在当了百天的和尚后，被二哥押回老家。
　　短暂的出家修行，让本来就很有慧根的张大千境界高阔不少，日后更多豁达与圆融，潇洒与豪迈，能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佛语禅心伴终生。
　　不满包办婚姻纳妾生子
　　被“押”回老家后，张大千才知道家里人已经为他包办了另一门亲事，新娘是19岁的曾正蓉。张大千不喜欢这位矮矮胖胖的夫人，勉强成婚后不久，就去上海拜师了。温顺的曾正蓉就这样被搁在一边，日后尽职尽责料理家务、伺候公婆。可能是张大千一直冷落她，结婚十年之后，她才生下唯一的女儿。这种感情上被遗弃的心酸与苦痛，与谁能说？
　　婚后两年，张大千娶了含苞待放的黄凝素为妾。她漂亮、苗条，又精明能干，还略懂一点画事，甚得夫君欢心。张大千的许多仕女画，就是以这位小自己8岁的川妹子为模特。二太太不仅为夫君带来创作灵感，还为张家开枝散叶，一共生下8个子女。不断地生孩子，还要照顾这么多孩子，让黄凝素大多时间只能在家，不能陪伴四处闯荡游历的张大千。这为十多年后三太太的进门，埋下伏笔。而三太太的受宠，让性格要强、脾气火辣的黄凝素长年备受冷落与煎熬，终日以牌为友，以至于后来红杏出墙，1947年与张大千离婚。从15岁嫁入到40岁离开，这25年最风华正茂的时光，她全部献给了前夫张大千。
　　上海遇知音终生相顾惜
　　在娶妻之后，纳妾之前，张大千其实另有一段珍贵良缘。或许是太过珍贵，他把此段相知相惜的感情升华为饱含平等与尊重的知己关系。
　　1920年秋，张大千来到上海，拜师前清名士曾熙和李瑞清，学习书画。当时他借住在宁波巨富李薇庄的家宅中，与同岁的李家三小姐李秋君相识。清丽可爱的秋君自幼喜欢绘画，拜吴吉芬、李瑞清为师，专习仕女，天赋极高。两人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华，也倾慕对方的风雅。难得才貌双全的三小姐动了情，李家随后提出愿将秋君下嫁给大千。凭着男人的直觉，张大千跪下，诚惶诚恐地拒绝，坦言自己在家乡已娶妻室，哪能委屈一代才女秋君作妾！
　　秋君此后竟然终身未嫁，继续精进丹青，成为上海著名画家。但她仍然甘心侍奉大千，如贤妻一样无悔奉献。甚至在大千云游四方时，收徒弟的大事，都由秋君来定。徒弟们也敬她为“师娘”。张大千格外珍惜这位知己的厚爱，走到哪里都写信与之分享他的艺术见闻与感悟，无论是上黄山，去敦煌还是后半生客居海外。这些心里话，只与秋君说，连大千身边的妻妾都没这个福分。如此习惯一直持续了40年，直到秋君去世。抗战前，张大千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过继给已经三十多岁的秋君，怕她孤单。秋君则悉心照顾和培养，视作亲生。
　　这段柏拉图式的绝恋，不禁让人扼腕长叹，恨不逢时未嫁成！但转念想来，张大千这样“束之高阁”的处理，于他于她，恐怕都是最为明智。李秋君是张大千一生的挚爱，不是妻子，却胜过所有的妻妾。其她红颜，都是张大千生命中的过客，情爱来了，情爱去了，但是惺惺知己情才是张大千最大的牵挂。他曾在秋君晚年时，写信道：“一生曾蒙无数红颜厚爱，然与三妹相比，六宫粉黛无不黯然失色。”男女之爱，超然若此，已有永恒的况味。
　　北平艺人十年患难与共
　　大太太持家，二太太生娃，交游甚广、名声日隆的职业画家张大千，身边缺少一位可以带出去应酬的大方女眷。
　　1935年，他来到北平准备画展，花费巨资租下颐和园内的听鹂馆作为住处。这里曾是慈禧太后听戏的园子，风景怡人，让张大千的绘画从“师古人”渐入“师造化”的阶段。初春时节，张大千认识了16岁的北平艺人怀玉姑娘。吐蕊之年的怀玉，一双纤纤素手，让画家醉心不已。他在以她为模特的仕女画中题诗，把怀玉喻为格调高雅的雪里梅花。画里画外，两人情投意合，亲密无间，张大千欲纳之为妾。同住听鹂馆的二哥张善孖坚决反对，只因怀玉是艺人！且不论这个理由本身，二哥对于张大千来说，长兄如父，恩重如山。张大千的成长与习画；去日本留学；闯荡上海画坛；四处游历；来北京发展等，无论画技还是人脉，一路都是张善孖手把手教养与引荐。既然二哥不赞成，八弟只好浇灭这短暂的火花。还不谙世事的怀玉，为此很是伤心失落了一阵。殊不知，祸兮福之所倚，且看半年后嫁给大千的另一位北平艺人的命运，就明白了。
　　同年初秋，黄凝素在苏州待产，不安分的张大千又看上了唱京韵大鼓的艺人杨宛君。19岁的宛君秀丽聪慧，身材高挑，同样有一双凝脂玉手。这样的天生尤物，张大千情不自禁要俘获。他请于非闇做介绍人，与宛君姑娘相会，其才华与谈吐让宛君很是倾心。况且张大千当时已是知名画家，生活阔绰，虽然年龄比她大一倍，但是家境清贫的宛君还是乐意做她的三太太。
　　有勇有谋的宛君后来救过丈夫一命。当时张大千落入日本人手中，危急之时，只见一辆医院的救护车疾驶过来。宛君和医生朋友下车，镇定地骗过日本军官，称张大千患上传染性肝炎，急需回医院救治。日本人一听，吓得赶快让他们都上车，也顾不得多问了。这次救命之恩，让张大千十分佩服宛君的机智与胆识。
　　“七七事变”爆发后，两人从北平历经磨难逃到香港，再取道柳州、梧州、重庆，回到成都。张大千全家老小，自此隐居青城山上清宫数年。其间，三位夫人以姐妹相称，不得不佩服张大千对内管理的本领。
　　再后来，宛君跟随大千去了敦煌。那段极为艰难困苦的荒凉日子，吃的是大麦炒面，睡的是黄土窑洞，背后有多少宛君的艰辛付出？无论风光还是苦累，大千与宛君夫唱妇随的日子，大约持续了近十年，直到下一位少女走入张大千的心扉，就像当年宛君一样，势不可挡。
　　1949年，张大千携四太太离开大陆，留下了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宛君，从此与丈夫天各一方。她没有子女，一个人熬过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生活之凄凉惨淡，不敢想象。即使如此，她仍苦等了张大千一辈子，直到年逾古稀，临终弥留之际还在呼唤：“大千，我能见到你吗？”这忠贞不渝的等待，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俏佳人作陪畅游四海
　　长江后浪推前浪。杨宛君的“后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徐雯波。这位比杨宛君小十几岁的少女，是张大千女儿张心瑞的同学。她平时喜爱画画，有一天得知心瑞的父亲就是张大千，于是很想来目睹一下这位画家。没想到，当时46岁的张大千见到这位16岁的盈盈佳丽，先被她的娴静优雅迷住了。
　　一位是正遭遇“中年危机”的大画家，才高八斗，但家事缠身(与黄凝素矛盾很大)，日子过得郁郁烦心；一位是父母双亡、寄住在姑母家的文艺美少女，青春如初露，但内心很渴望父亲般的疼爱与导师式的指点。
　　于是张大千答应徐小姐可以经常来家看他作画，徐也欣然前往。两人秘恋之后，张大千又尽量抽空去她姑母家画画，博得姑母的认可。姑母虽然仰视张大千的才华，但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毕竟徐雯波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到良好教育，父母都是大学毕业，不幸在瘟疫中早亡。这样亭亭玉立的女学生，怎能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老男人做四姨太呢。但是小女子铁了心要嫁，并以怀孕为由，姑母只好同意。1947年，这对老夫少妻低调完婚，两年后离开大陆，后半生漂泊海外。张大千没有看错，徐雯波的确是一位内外兼修的全能妻子，而且在他晚年时寸步不离、精心照料。1983年，张大千在台北病逝。在这四房妻妾中最风光，陪伴大千时间最长的徐雯波，终究失去了挚爱的丈夫。晚年的她，拜马寿华为国画老师。在画案旁，她定是常常想起大千挥毫泼墨的身影吧？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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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4月2日，被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先生在宝岛台湾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五岁。回望其传奇一生，为世人带来的是无数艺术精品，而他带走的，则是对巴山蜀水的无限眷恋。
　　每个关心其艺术创作的人心中都有对张大千先生的不同评判和解读。先生身后备受争议有三：一是造假，其仿制名家作品，却又常常自揭真相。二是敦煌临画，说其苦行僧般临摹壁画将古老文化发扬光大者有，责其破坏古迹罪不可赦者亦有。三是先生后半生远走他乡，有家不回，最后选择在台湾终老。
　　无论是“天才特具”还是“江湖习气”，都无法概况先生之一生，面对其绚丽的泼彩和工细的描摹，惟有赞叹，张大千的艺术成就已成为中国艺术史篇章之一无疑。
　　商人之子张爰，十九岁丧妻，遁入空门，年轻气盛投了佛门的鲜有真正就此皈依我佛，虽说是断了烦恼三千丝，最终还是在剃度时给自己留了后路，要求免了“烧戒”。住持不允，谓：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张爰自觉尘缘未了，带着师傅赐的法号—大千，不辞而别。
　　于世人，世上少了一个吃斋念佛的僧人，多了一位饱受争议的画家；于张爰，一念起，佛门中万水千山，一念灭，艺术里沧海桑田。
　　据言，因家庭条件良好，不差钱的张大千先生在青少年时便留学过东瀛，也师从大书画家曾熙、李瑞清为师，两位老先生在光绪年间皆中进士，且名震天朝。尽管已是前朝遗老，但当时的读书人气节犹在腰杆笔挺，授予弟子的皆是八大山人与石涛的技艺精髓，一本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也被张大千先生奉为“床头真经”。
　　先生就此开始了自己的漫漫学艺路，天赋加勤奋使他很快能够背临出以假乱真的石涛画作，甚至歪学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之旨。始，借用石涛的风格创作出伪石涛画作，虽不会有“赠xx老板，乾隆御笔”之荒唐，但年少狂妄的张大千先生也曾犯下以假乱真蔽了书画大师黄宾虹之眼的囧事。那一天黄宾虹先生宴邀众友一同欣赏刚入手石涛遗作，众人皆称好，席散，张大千拿出自己的印章给先生过目并称此画作乃自己仿作。此乃狂得可爱，如谢公言：天下才尽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笔者尤敬才，有才之人，狂得甚是令人欢心；半桶水，狂得令笔者白眼不曾消停。
　　于世人，世上少了一个吃斋念佛的僧人，多了一位饱受争议的画家；于张爰，一念起，佛门中万水千山，一念灭，艺术里沧海桑田。
　　年轻时张大千先生花钱如流水且爱好收藏石涛及各家古画，缺钱就自己仿古画充正品卖予藏家，卖得钱继续收藏真品。据传到现在各博物馆所藏石涛画作也有一半是张大千所伪造。因为年少时的不光彩，齐白石对其避而不见，傅雷也称其“江湖义气，可慨可憎”。
　　因不可言说之缘由，他退隐，蜀居，青城山。在不惑之年，他决心去大漠深处传说中的敦煌一看，这一看，便是人生新阶段，“一头青丝进敦煌，须发染霜回蜀地”。敦煌莫高窟在中学课本里与两个人的名字息息相连，一个是莫高窟的罪人，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带帮手粉刷壁画，将文物糟践卖予外国人—王圆箓道士；一个是莫高窟的功臣，带着满腔热情勤勉认真，垫脚临上壁，卧趴摹底面，邀好友研究莫高窟洞史，自己则用心重现所谓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张大千先生。
　　徐悲鸿称先生为“五百年来第一人”，而先生也只是个凡人，在知天命的年岁仓皇出国，旅居他乡。他身上总携着两枚印章以自嘲，一枚为“别时容易”，另一枚则为“一生江海客”。
　　他身上总携着两枚印章以自嘲，一枚为‘别时容易’，另一枚则为‘一生江海客’。
　　张大千是一个情商极高之人，人脉关系非常人能所及，在国外他时常办展，卖画，直到卢浮宫展出了他的画。当时在东画厅展出的是“张大千绘画展”，西画厅则展出的是“马蒂斯遗作展”，这也可谓是东西文化的一次“PK”，且不说谁胜了谁，只能说当时将一个东方人的名字放在了野兽派鼻祖马蒂斯的旁边，令这个东方人迅速蹿红。后先生与抽象派大师毕加索交好。
　　“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计，梦中满意说乡关。”先生挥毫蘸泪写下了这些诗句，他的旅途早已有数十个万里，何时是归程？皇天不负有心人，落叶须归根，人走了一圈必然要回到最初的地方。先生近耄耋之年，终返程踏上故土，不过未到梦中青城，而是抵达台湾，后受邀开始创作绝世之作《庐山图》。在此之前他的眼睛已昏花，画画也一改往日精细工笔画法，开始了泼墨加细节处理画作。
　　荷马失明而成《荷马史诗》，左丘明目盲而修《左氏春秋》，弥尔顿眼疾而作十四行诗，这才是“自我实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生如一场修行，苦难来临之时，更要坚持自己，才可谓是自我实现。以死(颓废)殉道乃易事，不死(抗争)而殉道才是难。在创作完《庐山图》之后先生仍坚持未放下手中笔墨，心脏病复发，卒。
　　先生一生饱受争议，作品也毁誉参半。在收藏界，先生作品常拍出每平尺天价，于同辈画家之首，但傅雷曾称其作品“俗不可耐……投机倒把……”先生作品是否可顶桂冠，不得知，艺术本身就无法同金钱所匹配，加之如今有各色操盘手，代理人，更难评判。
　　论笔墨时代他不及齐白石、徐悲鸿，论中西融合他不及林风眠。但先生不争，他未想与同代画家比创新，他痴于中国传统绘画，哪怕游历世界也是一袭青衫。
　　大千先生一生可划为三个阶段。起初谓之：仿古。先生临画初期便学石涛，八大山人，王蒙等，研究中国工笔画作，人物，山水，花鸟，走兽，也曾在画中题诗。论传承，那是一等一之好手。或曰：先生穷其一生都在仿古。但中国画不同于西画，天人合一，人画合一，中国所讲究的是气韵意境，则画中常含有创作者的人格思想。而先生最常被人诟病的是他的高情商与精明，因周旋权势富贵之流，在常人看来不及归隐之士八大、石涛，所以先生的画初见有直率刚猛之感而细品则有所不足。
　　先生赴敦煌临摹，谓之：探究。其间对于敦煌壁画的研究奠定了其书画特色，线条硬而薄，并且伴着这样的线条终其一生。有人批判，先生所崇敬的石涛曾言：笔墨当随时代，就书画题材而论先生存于动荡年代鲜有时代作品，就书画技艺而言也少有变化，论笔墨时代他不及齐白石、徐悲鸿，论中西融合他不及林风眠。但先生不争，他未想与同代画家比创新，他痴于中国传统绘画，哪怕游历世界也是一袭青衫。
　　“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一句再见，先生同故土一别是再没相见，直至老眼昏花，受眼疾之困(也因受西画之影响)，先生开始泼墨创作，谓之：画心。因泼墨无需精雕细琢之功力，作品产量突飞，虽气势恢宏，难免也让人觉这是掩盖，乃无奈之举。
　　大千先生的画一言蔽之为雅俗共赏，知其俗守其雅，知其雅守其俗，大俗即大雅。先生一生尽享荣华，挥霍才华，美人相伴，侧帽风流，也如行蜀道一般修行艺途。
　　对于先生备受争议的一生不再评判，毕竟艺术只属于部分聪慧而多情之人。
　　董惠贤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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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美食很大一部分是靠名人、靠文人墨客、靠民间推动的，这一点在民国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民国吃家》是一部关于美食的故国风情录，它从美食写到食事，从食事写到人生，名人的饮食情趣，食物的典故内涵，人与食的缱绻深情，久远的历史风貌，亘古未变的生活气息。作者二毛是《舌尖上的中国》的美食顾问，在他看来，吃吃喝喝绝不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
　　当时，能到张大千家吃饭的同时得到其亲自书写的食单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我们注意到这道菜谱里面有一道菜叫六一丝。张大千61岁那一年在日本东京开画展，东京四川饭店有一个名厨叫陈健民，为他特意发明此菜，是用绿豆芽、玉兰苞、金针菇、韭菜黄、芹白、香菜梗6种蔬菜加火腿丝，就是所谓六素一荤，呈红、白、绿、黄四色。这道菜清鲜爽口，张大千十分喜欢。这个六一丝他每次款待嘉客的时候必须上，是他家宴的保留菜品。这个菜我们也可以用很多其他食材来替换，做成多种六一丝。
　　张大千一生都把烹饪当做一门艺术来追求，在他的眼里，一个真正的厨师和画家一样都是艺术家，他把厨师的技艺真正看成是一门艺术。张大千曾经教导弟子：一个人如果连美食都不懂得欣赏，又哪里能学好艺术呢？所以张大千常以画论吃，以吃论画。
　　有一次，张大千回故乡四川，朋友梅晓初在源记饭馆设宴款待他。席间张大千在吃到内江鸡肉抄手和蛋丝饼时就说：这些小吃绝非短时间就能够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境地。就如作画，纵然纸笔色墨尽皆相同，但到能者手中就会出神入化。他把绘画的布局、色彩的运用以及画境的喻义都应用到了烹制之中。
　　在十多年前，我也曾开过一席“中国书法宴”。宴席上我将炒勺与笔对应，锅和器皿与宣纸对应，调味料与墨汁对应，食材与题材对应，烹法与技法对应，装盘与装裱对应，火候与章法对应。所以说中国烹饪与书法是相通的，与中国绘画艺术也是相通的。
　　今天，张大千宴客的食单作为一件件艺术品广为流传，而当时，能到张大千家吃饭的同时得到其亲自书写的食单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1981年张大千在台北宴请张学良夫妇的食单，张学良拿回去精心装裱成手绢，特在后部留白，次年邀张大千在上面题字留念。于是张大千在上面画了白菜、萝卜、菠菜，提名“吉光兼美”，并题诗云：“萝菔生儿芥有孙，老夫久已戒腥荤。脏神安坐清虚府，哪许羊猪踏菜园。”当时在场的张群也应邀在此页题字：“大千吾弟之嗜撰，苏东坡之爱酿，后先辉映，佳话频传。其手制之菜单及补图白菜莱菔，亦与东坡之《松醪赋》异曲同工，虽属游戏文章而存有深意，具见其奇才异人之余绪，兼含养生游戏之情趣。”这一张集诗、书、画于一体，有九位名人在录的普通家宴菜单就一跃成了烹饪界和书画界所共享的稀世艺术珍品。这件珍品在1992年美国华盛顿展出的时候轰动了当地的书画界和烹饪界。
　　除了绘画与烹饪之外，张大千还酷爱京剧艺术，他认为京剧艺术与绘画艺术、饮食艺术也是相通的。
　　1929年5月，张大千在北京经友人介绍认识了京剧泰斗余叔岩──名伶孟晓冬的师傅。余叔岩也喜欢诗书绘画和美食，所以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他们常常去张大千最爱的餐馆春华楼，每次去春华楼几乎都有老板兼大厨白永吉包办点菜。张大千对白永吉的菜色情有独钟，同时余叔岩也很喜欢这里的饭菜。因此北京人当时有这样的话：“唱不过余叔岩、画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吉。”
　　张大千与孟晓冬也有非常深厚的交往，1967年9月孟晓冬由香港赴台定居，深居简出。孟性格孤傲，流落香港、台湾之后始终不再唱戏。但最后却在香港专门给张大千唱过一次清唱，可见两人交情之深。孟晓冬实际上是梅兰芳的姨太太，最后又嫁给了上海大亨杜月笙。其死后墓碑上书有“杜母孟太夫人墓”，就是张大千给她题写的。
　　提起梅兰芳，张大千和他也有过一次有趣的交流。一次张大千要从上海返乡回四川老家，其弟子糜耕云为他设宴践行，并请来梅兰芳等社会名流。张大千与梅兰芳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而张大千本身又是京剧迷，在席间张大千面带笑容来到梅兰芳面前，举起杯子就说：“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此话一出四座皆惊，梅兰芳一时也未能解意，忙问此语做何解释，张大千笑答：“你是君子动口，我是小人动手。”
　　

食材肯定崇尚新鲜，所谓“鸡要叫、鱼要跳”，腌腊制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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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2-3-21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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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是四川人，所以口味重，偏爱麻辣和醇香。他常常以美食家自居，淡化自己画坛巨匠的身份。

作为一名真正的美食家，张大千对食料的要求非常苛刻，即便在餐馆用餐也是如此。张大千从来不吃过夜的蔬菜，一些鱼死了他也不吃，一定要吃活的。他把食材的鲜和活看得非常重。现在的食材一进冰箱味道就变了，所以新鲜的东西尽量直接拿进厨房烹饪，不要放进冰箱里。

当然有些食材不需要新鲜，比如腊肉。我们老家的腊肉，只要是当年做的就算新鲜的。

作为美食家，张大千不仅善谈，而且善做，自己亲自上灶。他的家里到吃饭时间，往往高朋满座，最多的时候要摆三大圆桌。

在张家的餐桌上出现最多的菜莫过于粉蒸牛肉。粉蒸牛肉原本是四川小吃，叫小笼蒸牛肉。这道菜香浓味鲜，而且麻辣可口，里面要放大量豆瓣、花椒，有些人还要放干辣椒面，以增加香辣。但是张大千不满意普通的干辣椒面，他用的辣椒面一定要自家自炕、自舂再加香菜。

张大千还专门到牛市口买著名的椒盐锅盔，用锅盔来夹着粉蒸牛肉吃。这种东西一大口咬下去，酥软的锅盔加上润滑鲜香的牛肉，很多人都会流口水。

我做粉蒸肉的时候，把粳米、糯米和少许花椒在锅里用细火炒香，然后再加入现磨出来的颗粒比较粗的米粉，这种粉子蒸出来的肉更香更有口感。肉是用现买的前胛肉，再加上盐、白糖、料酒、少许豆瓣酱用猛火蒸出来。

张大千云游海内外，所以百味杂融。他喜欢的菜不仅仅是川菜，还有粤菜、鲁菜、苏州菜等等。民国30年3月他携带家小来到敦煌，一呆就是两年7个月，期间描绘壁画270幅。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他的绘画技法突飞猛进，为其后来“墨染山河笔惊天”的泼墨画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们不了解的是，张大千在敦煌石窟中还发明了许多运用当地食材烹饪的菜。他在敦煌有一个食单，写着这样几道菜：白煮大块羊肉、蜜汁火腿、榆钱炒蛋、嫩苜蓿炒鸡片、鲜蘑菇炖羊杂、鲍鱼炖鸡、沙丁鱼、鸡丝枣泥山药子。在敦煌这种贫瘠的地方他能创下这些美食，让人难以想象。这些菜中的一些食材比如鲍鱼、沙丁鱼是他带过去的罐头。而另外一些新鲜的食材比如蘑菇、苜蓿和榆钱、山药则取自当地。敦煌位于沙漠之中，在沙漠里面他竟然能找到鲜蘑菇，这不能说不是奇迹。

关于找蘑菇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张大千住处附近有一片杨树，每年7月这些杨树下都会长出蘑菇，每天可摘一盘。张大千在临离开敦煌的时候特意画了一张野蘑菇生长地点的秘密地图，送给了后来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在地图上张大千详细地标明了野蘑菇的采摘路线和采摘时间，还标明了哪一处的野蘑菇长得最好、口味最佳。这让常书鸿非常感动，说这张图无疑是雪里送炭，是张大千留给敦煌工作人员的一个宝。

张大千还能够把羊杂和鲜蘑菇一起炖，这可以说是独具匠心。我曾自创过一个羊杂火锅，在火锅里加入平菇和羊杂，再加入当地的泡姜、泡萝卜，一边煨一边吃，还可以下粉条和土豆。

苜蓿在敦煌当地是早春之蔬，如同南方的荠菜，也如四川的豌豆苗，而且它的鲜香也不亚于豌豆苗。这让张大千睹物思乡，于是仿照四川的豌豆苗炒鸡丝，创造了一款苜蓿炒鸡片，这道菜是非常有创意、有品位的。在北方，苜蓿作为野菜，常用来喂猪，但嫩的时候人也爱吃。当地有句俗语：“关中妇女有三爱：丈夫、棉花、苜蓿菜。”可见当地对于苜蓿的偏爱。苜蓿可以拌，也可以炒，可独立成菜，也可和肉搭配。

其实不光北方人吃苜蓿，上海有一道名菜叫生煸草头，这里的草头就是苜蓿，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请问有没有高人或者前辈知道一些关于杨孝慈的故事啊？除了网上搜的到的，网上相关的所有我都已经收集了····但全部差不多。我想知道一些网上没有的。比如他怎么去世的？这一类···

【其实我知道这样提问机会渺茫··可能大家都没听说过。但因为他是我很在意的人，所以只有尝试用这种大海捞针的方式问。

我是他的曾孙女。都是最近几年才听爷爷说起他父亲。我只比网上知道多一些的就是祖爷爷去世后，我爷爷把他埋在了郫县那一截。当时是由于政策问题，说我爷爷官僚资本主义浓厚，被发配到西昌搞医疗建设，我爷爷埋了他父亲之后就回西昌了，很多年后成都搞建设要用地，便在报纸上刊登，让郫县这边的坟墓主人的亲人去迁坟。当时由于我爷爷在西昌，家里其他亲戚也都被发配到各处，没有人知道，很多年后才听说，去了发现面目全非，什么都没了····     那么久过去了，爷爷年龄也大了，我只是想尽自己的努力为老人家做点什么。毕竟祖爷爷为什么去世的我爷爷都不知道，只有入土为安再说，结果现在····  哎，不管当年的风光，什么跟孙中山革命，什么资助张大千去敦煌···这些都不是重点。 我只想打听多一些关于祖爷爷的故事，讲给爷爷听。  如果有人知道当年郫县迁坟的事的话，求联系，可以回帖，也可以加我QQ251490531  验证就说“巴蜀关于杨孝慈”   如果有听说的，真的是跪谢！！】

三跪故土 尘蜡苔痕梦里情
　　从此，李秋君把一生挚爱深深地埋在了心里，在张大千面前没有再提过谈婚论嫁之事，而是以妹妹自居。
　　上世纪30年代初，李秋君跟随张大千来到了上海，在国立美术学校任教。李秋君一如既往地照顾张大千的起居，甚至亲手缝制张大千的衣服。张大千云游四方时，干脆由李秋君代选门徒，徒弟们也敬李秋君为“师娘”，李秋君也并不拒绝，就这样，李秋君终身未嫁。
　　怕三妹寂寞，抗战前夕，张大千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心瑞、心沛过继给了三妹做养女，李秋君把她们视如亲生骨肉，尽心疼爱教育。
　　在李秋君的鼓励下，张大千决定远赴敦煌写生，这次敦煌之行对张大千的一生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敦煌苦旅使张大千蒙受了“古文化破坏者”的不白之冤，但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连徐悲鸿也感叹“五百年来一大千”，毕加索在看了张大千晚年的作品时曾发出“真正的艺术在东方”的感叹。
　　不管张大千在哪里，他从未中断过与李秋君的联系:在黄山，在四川，还是在遥远的敦煌，每到一处，他一定把艺术感受写成文字，传送给远方的三妹，与她共同探讨艺术上的话题。他们将这种通信习惯持续了近40年，直到张大千于1949年去了东南亚，彼此失去了联系为止。
　　1939年，虽然国内战局颇紧，但是张大千还是惦记着远在上海的三妹，偕新婚四夫人雯波一起从成都坐飞机到上海为李秋君庆贺50岁大寿。当时，张大千已经患上了糖尿病，所以每吃一道菜，都要由李秋君先品尝。临行前，李秋君拉住雯波夫人的手，把自己亲自为张大千书写的菜谱交给她，对她说:“好妹妹，你能够每天在他的身边照顾他，有多好，我就是不能够啊！他是国宝，一切要以他的身体为上！”
　　抗战期间，在沦陷区上海的李秋君同何香凝女士一起组织了灾童救护所，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孤儿。而张大千则万分惦念远在沦陷区的三妹，多次劝她赶快到自己的身边，怕“战乱纷纷，骨肉分离”。但是，李秋君无法离开上海，一是惦记在念书的两个养女，二是不愿给张大千的生活增加负担。1945年8月，远在成都的张大千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挥笔画下了一幅歌颂祖国山河美好的巨幅山水画《苍莽幽翠图》，并且盖上了“秋迟”之印。他盖上此印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他深知此画将是他一生之杰作；二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让远在上海的李秋君看到，遥寄思念之意，以此纪念他们一生的情意。随后，他将此画交给了好友谢稚柳，希望谢稚柳把这幅作品拿到上海展览时，李秋君能看到略寄相思。遗憾的是，在谢稚柳还未来得及将这幅画展示给李秋君，1952年《苍莽幽翠图》就被没收，直到1984年才归还给谢稚柳先生，这时，张大千早已远在海外，李秋君终其一生，也未能见到这幅画。
　　1949年，张大千从东南亚到南美旅居，他思念一生的挚爱，每到一个国家，就要收集一点那里的泥土，然后装在信封里，写上“三妹亲展”。到张大千去世时，他已经有了十几个从来没有被打开的信封。后来，通过在香港的李秋君的弟弟转来的他给李秋君的信中这样写道:“三妹，听说你最近缠绵病榻，我心如刀割。人生最大憾事为生不能同衾，而死不能同穴。你我虽合写了墓志铭，但究竟死后能否同穴，实在令我心忧。蜀山秦树一生曾蒙无数红颜厚爱，然与三妹相比，六宫粉黛无不黯然失色。八哥今日犹记初逢时你一副可爱娇憨模样，铭心刻骨，似在昨日……恨海峡相隔，正是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尘蜡苔痕梦里情啊。”
　　张大千与李秋君自1949年分别以来，再未见上一面。1971年，李秋君去世时，张大千正在香港举办画展。当听到最爱的人先去的消息时，张大千顿时神思恍惚，长跪不起，几日几夜不能进食。从那以后，他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身边弟子经常听他说的一句话是:“三妹一个人啊……”八年后，张大千谢世。2004年3月，《苍莽幽翠图》几经周折，终于由谢稚柳的后人奉出拍卖。这幅张大千的一生力作浮出后，“秋迟”的来历才得以最终解密，从而曝光了这段旷世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