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我池上林” ──“少年中国学会”首次成都研讨茶聚会侧记

                  

                          

“少年中国学会”首次成都研讨茶聚会，于2011年6月24日晚，在锦江畔“我的太阳”茶府举办，从七点半至十点，约二个多小时。

参加茶聚会有历史学的何艳艳博士、徐耀教授、刘世龙教授、杨天宏教授；社会学的柳成湘教授；哲学的康德衡博士；经济学的李节博士；民间学者张明先生（澳大利亚）、翻译家芮虎先生（德国）、文学评论学者张义奇先生、作家雷文景先生、作家谢天开先生；企业家赵伟先生等。

茶聚会围绕“少年中国学会”（简称“少中”）这一话题展开。

茶聚会先由谢天开综合介绍：“少年中国学会”是上世纪初，在中国出现时间最久、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也是中国政党的孵化器──分别催生出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并且在发启人中，以四川人为主。

“少中”的七位正式发起人中，成都分设中学同学就占三位：王光祈、曾琦、周太玄。而最初的动议，也是由这三位开始的。

杨天宏：“少中”是一个很大的现象。他曾研究过其中有关基督教讨论，专著为《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当时有“少中”人提出，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得参加“少中”；这一提案即刻遭到田汉等人的强烈反对。“少年中国”（学刊）为此专门出了“宗教”专号。

张义奇介绍：“少中”存在时间为七年多一点，目前综合性研究只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吴小龙的专著，可惜吴小龙英年早逝。

杨天宏：有关“少中”的研究分项的是很深入了，分别从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社团史等方面研究。但是，目前没有形成一个群体团队进行研究“少中”。

建议在成都可以组成一个研究“少中”的文化沙龙，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跨界漫议。

徐耀：“少中”的核心人员多为成都人，而且是当年石室中学的一个班的同学，后来他们成为影响中国的文化人，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可以研究当时他们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师承关系。如近代音乐人曾孝谷、四川音乐学院创始人叶伯和在音乐上对王光祈、魏时珍的影响。当时成都有一个叫“海顿室内乐团”。

可以用纪实文学来表现这一群“少中”同学。

杨天宏：“少中”的课题很大，既有的学术成果已足够成为文学的素材了。如成都的雷斌关于建国初期李劼人的研究；西南交在鲜于浩有关旅法的研究，可谓“穷经皓首”了，一个题目就可以搞一辈子了。

谢天开：文学为人学。关注与表现人的心态、习俗、生活与学习的方式，生存方式，还有人与人的瓜葛（缘分）、人的性情与命运；家世渊源、时代社会的风潮。纪实文学往往跟在历史学后面。

杨天宏：关于巴黎和会的消息，与梁启超、林长民有关。梁是列席，林是中国外交协会的。中国成为一战战胜国，也梁启超说服当时的政务院总理段祺瑞有关，而关于德国战败，则与蒋百里的精辟分析结果有关。

不过，当下中国历史学界的注意力已转移至建国初期的研究上了。“少中”的研究可能在新的语境下，有出新，但不可能再成为史学界热点。因为有关“少中”的研究仅次于中共党史研究了，对一个民国学术团体够关注了。

近代是相对的概念，古代才是永远的。

康德衡：梁启超当为“少中”的教主。当时中国溺水了，选择马克思，是文化与历史的选择，因为这根木头当时距离溺水人最近，也最有效。

张明：五四以来，形成“西方文化中心”了，影响至当下发生了“文化错乱”：物质透支了下一代的，文化流失了上一代的。

李节：一切历史当是当代史。研究“少中”应考虑对时下的裨益。

康德衡：当时救亡压倒了启蒙。“少中”意义在于启蒙。

杨天宏：五四是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胡适曾说不幸的是政治干扰文化。

柳成湘：“少中”是产生在高原文化与低地文化之间，西方只是低地文化。对“少中”研究可以在网络论坛上展开。“金沙水磨坊”网可以支持。

在茶聚会上，还对中医与西医，进行文化上的有趣争鸣。

“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这次茶聚会具有文史哲跨界的特色，因漫议气氛相当热烈。

“少年中国学会” 首次成都研讨茶聚会谢天开先生、刘世龙教授发起联络；企业家赵伟先生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