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不是合法性的护身符

数十年前，一场农民起义赶跑了“刮民党（国民党）”和“伪政府”，建立了新政府。并宣称，作为新的执政者，它是历史的选择。

新执政者痛批被推翻者是“伪政府”，但是，自己干的却又无异于“赶走嫖客自己睡”的行径，这就使得新政府不得不苦苦为其合法性寻找依据。

在国内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真理及其意识形态，成为重要的合法性依据。那个时代，以极左政治思想为核心的“红色浪潮”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崩溃瓦解之后，经济发展速度成为合法性的救命稻草。

今天，当人类普世价值再次风起云涌的时候，“红色文化”也在中国大地上卷土重来。一时间，“红歌”之声响遍大江南北。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吹捧这场起源于重庆的唱“红歌”运动时说：“首先，通过唱红打黑，用一种创新的方式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其次，是赢得了国际发言权，树立了新品牌。唱红打黑特别是重庆经济发展的案例模式应该是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财富。再次，创造了新的思想观念，把社会主义的创新观念带进了国际市场，展示了重庆的软实力，重新叙述了中国故事，增强了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唱红”真的就巩固了执政的合法性和赢得了国际发言权吗？看看官方媒体高度的自我宣扬，再听听不少人的指责和嘲笑，再到街头巷尾听听大娘大婶大妈们对其劳命伤财的斥骂，你就知道民心所向，你就知道手淫和谐社会、意淫大国崛起是怎么一回事。

弗兰克弗里德说：“培育人们的脆弱性是恐惧的政治的重要成果。”.这场唱“红歌”运动，就如同当年我们批儒骂孔“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一样，是避开真问题、抛开真矛盾的一场“助人伦、成教化”的空洞的自娱自乐。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曾给幼稚的国人以崭新的希望。但数年过去了，以腐败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新三民主义”为什么如此没有效果？原因就在于它缺少了灵魂：权由民所授。只有权由民所授，才能保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没有人民的授权，任何权力都只能走向异化。而这样的权力，不也是伪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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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头开出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

权由民所授，才谈得上执政的合法性。

求购正版《红歌大全》一部，价格仍开……

三大纪录：

１、中国最红；

２、亚州最红；

３、世界最红。





八项注意：

１、红内容；

２、红色纸；

３、红色墨；

４、红包装；

５、红封面；

７、红封底；

８、通书除“红”外，无丝毫杂色！

看看官方媒体高度的自我宣扬，再听听不少人的指责和嘲笑，再到街头巷尾听听大娘大婶大妈们对其劳命伤财的斥骂，你就知道民心所向，你就知道手淫和谐社会、意淫大国崛起是怎么一回事。

___所言极是。

马克思在写《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德国要远远落后于英法等国，于是马克思在书中就写到“德国之所以有如此糟糕的政府，就是因为有如此糟糕的人民”，正所谓君臣一体，如果普通老百姓优秀，那么政府君王也就不可能很差。

在中国历代之中，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圣君贤相，忽视了普通老百姓中所隐藏着的巨大能量，往往采取愚民政策，“民可以使之由之,不可使之知之”,后人就将此罪过归结到孔子的这句话中去了。其实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看到魏国很富裕，于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在一生的实践之中，是很讲究有教无类的，所以说“民可以使之由之,不可使之知之”肯定并不是针对国民素质而言， 而是说的政治。

一个社会有无朝气，有无旺盛的生命力，关键是整个社会有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历史上政府和百姓之间处于极端矛盾的时候，大都是历代历朝的末期。推陈出新，是否能一代胜过一代，是否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下一代不能超越上一代，而只是固步自封，教条主义，思想专制，没有新气象，没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氛围，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僵化的，死气沉沉的。当年雍正皇帝时期，全国会考，考官就以“维民所止”为题，于是不仅仅自己丧命，还株连九族以及众多其他人士，其因就在于“维”为“雍”去头，“止”为“正”去头，是以要雍正的脑袋，当然这是清朝文字狱的一种可悲。其实原文本意怎么会是如此呢？它是指一个君主在管辖着上千里的国土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呢？就是要“维民所止”，也就是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自己所在的圈子服务，所有的心思都必须放于此处。作为一国之君，其责任就是要安民、养民、富民。有人向汉文帝进献了一匹千里马，汉文帝不喜，说按照祖制皇帝出巡每天不得超过三十里，那这千里马还有何用呢？于是不受。汉文帝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为贤明的君主，他在位二十余年里一直是将全部心思放在了普通老百姓身上，真正做到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