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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蔡昉:中国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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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之夭夭 发表于: 2020-5-26 13:54:00|只看该作者

专访|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中国经济复苏对世界有正面溢出效应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蔡昉:中国经济复苏对世界有正面溢出效应》
⊙作者:丁冬霞、谢希瑶 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记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近日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受疫情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都将承受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复苏,对于世界具有非常正面的溢出效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既离不开技术创新,更离不开驾驭新技术的人力资本。
  本文转载自新华社客户端,原文首发于2020年5月22日,原标题为《新华视谈|蔡昉:中国经济复苏对世界有正面溢出效应》。

一:中国经济复苏对世界有正面溢出效应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病情曲线,没有像中国的那样形成倒V字形,而是在高点上稳定,未能很快下降,可能形成拉长的倒U字形。
  受全球流行病情曲线影响,中国经济可能不会迅速达到V字形恢复,“像耐克这个符号,下降快一些,但上升会慢一些。”经济学家蔡昉说。
  蔡昉认为,随着复工复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在下半年将会加速恢复,率先复苏。中国经济复苏,对于世界具有非常正面的溢出效应。
  中国将以更大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这意味着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为复工复产关键期创造更好条件;进一步扩大内需,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进一步加大投资,特别是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为迎接新技术革命做准备。
  蔡昉说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复工复产将在医疗物资生产供给方面为全球抗疫提供直接帮助。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恢复消费的过程势必激活全球市场需求。中国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也会对其他国家出口产生强大需求。
  “没有中国的适当速度的增长,世界经济会萧条得多,今年作用将会更大。”他说。
  受疫情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都将承受下行压力。
  蔡昉认为,经济全球化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势,既是全球范围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时代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占据了中枢地位,全球供应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世界经济在复苏,对中国就会产生需求,这是无疑的。”他说。

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要提高人力资本
  疫情发生以来,快递机器人、社交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大显身手,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和丰富,一些行业通过自动化降低人工成本和风险的步伐将加快。
  蔡昉说:“当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过去工作的时候,人类又给自己创造出更有创造性的工作。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养,不断提高驾驭机器人的能力。”
  他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既离不开技术创新引领,更离不开驾驭新技术的人力资本贡献。“我们经济增长的未来,依靠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就依托于每一级的教育。”
  蔡昉说要发育生产要素市场,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让人力资源能得到更有效配置。
  “匹配既是劳动力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也是政府提供公共就业服务的结果。”蔡昉说,市场功能在于提供更多有效的信息,引导人力资源与合适岗位进行匹配。政府提供辅助就业公共服务,包括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将劳动者技能与企业需求有效匹配。
  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低、老龄化速度快。
  蔡昉认为既要认识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是一个现代的人口转变阶段,也要看到生育率受各种经济社会因素影响。
  随着人口红利比较优势消减,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会像过去那么快,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在缩小。
  “提高生产率靠创造性破坏,把那些生产率低的企业资源,交给生产率高的企业。”他说:“产能可以破坏,企业可以破坏,唯独人不能破坏。创造性破坏还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他认为,传统的人口红利没了不是坏事,一个国家传统的经济发展引擎逐渐消失的时候,其实它进入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只有持续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高质量发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今后的发展驱动力,更多是看不见的东西,是效率,是创新,是创意,这些因素是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可以让经济发展‘省油’得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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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树上 发表于: 2020-4-14 22:39:16|只看该作者

蔡昉:“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复苏前景看中国

源自:中国日报网
原文标题:蔡昉:“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复苏前景看中国

  导语
  中国疫情防控成效显著,正在迅速恢复经济活动。作为全球重要的医疗设备和服务的提供者、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全球化的维护者、全球商品消费者和投资者,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复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经济复苏的结果。
  从强制隔离到封城,中国为应对新冠病毒传播而采取的严格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此也导致了经济活动部分中断。近一段时期,中国大陆境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几乎“清零”,病毒在中国的流行病学曲线呈“倒V字型”下降趋势。
  然而另一方面,新冠病毒在其他国家的传播曲线仍在上升,峰值尚未到来。

同样,在中国经济即将复苏之际,世界经济放缓,特别是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放缓,正变得更加严重。结合经济全球化背景和疫情的全球发展形势来看,中国经济不太可能沿着典型的“V字型”轨迹复苏。然而,无论是“V字型”还是“U字型”,不容否认的是,中国的经济活动正在迅速恢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2.0,高于50荣枯线,同2月份相比增长显著。截至3月25日,全国采购经理调查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复工率达96.6%,较2月调查结果上升17.7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尽管世界经济前景仍黯淡,中国正成为引领经济复苏的先锋。

在人类面临共同敌人,即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威胁之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引领经济复苏,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经济活动也不应像正常时期那样被理解为国家间竞争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一。因此,如果中国能够在今年恢复其经济表现,它将在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对世界的重要作用将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最直接的是,中国能够提供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这些都是迫切需要的。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生产国之一,也是原料药生产和出口、药物研发和医护人员培训中心。在过去几个月同新冠病毒的斗争中,中国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再加上其丰富的医疗资源,意味着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对外国伸出援手,提供紧急协助的国家。即使疫情进一步恶化,中国仍愿意向陷入困境的低收入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二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为经济全球化保驾护航。

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全球供应商或采购商可能在病毒大流行期间或疫情结束之后停止生产活动,造成全球供应链的暂时中断,甚至可能出现永久性破坏。
  目前,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自身的经济复苏可以帮助修复全球供应链,防止经济全球化出现倒退。
  第三,当世界整体复苏时,将产生对进口消费品和外国投资的需求。

待中国国内的生产生活完全恢复正常,将出现三大因素刺激消费:
  一是疫情结束后,那些曾受疫情和防控措施影响的商品消费将出现反弹。
  二是虽然一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受疫情影响而出现下滑,但另一些商品和服务作为替代品,消费量出现上升。
  三是疫情催生了新的消费领域,如与公共卫生和保持社交距离相关的产品。

与此同时,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在疫情过后实施大规模投资:
  一是为了对抗经济紧缩,国家正在释放足够的流动性,以便在企业层面吸引更多投资。
  二是包括一些大型基建项目在内的必要刺激方案,有助于缓解失业压力,克服经济发展瓶颈。
  三是疫情提供了“创造性破坏”的机遇,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将加强新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包括5G网络、大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新冠病毒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遏制病毒大流行、恢复经济增长是各国的共同愿望。中国经济能否复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经济的前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作者: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
41#
 韩省 发表于: 2020-1-18 17:33:41|只看该作者

蔡昉:中国拥有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 奠基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源自:中国新闻网
原文标题:蔡昉:中国拥有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 奠基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中新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王恩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18日在北京表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为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奠定了基础。

资料图:一商场内的顾客来来往往。中新社记者 陈超 摄  0221-inhcycc0369171.jpg  保存到相册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天举行“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建所40周年庆祝大会,蔡昉在会上如是说。
  此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仍是头号动力。
  蔡昉表示,总体估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大体上在5亿到7亿人之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也是潜在消费群体,为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奠定了人口基础。而从消费者构成和每个群体的收入增长趋势来看,在提高消费潜力方面中国至少有两大独特优势。
  一方面,作为高消费人群,中等收入群体中较高收入者对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结构不断提出更新需求;另一方面,该群体中较低收入者将随着收入提高,不断以庞大数量充实和提升现行消费者群体,保持消费市场超大规模的可持续性。
  谈及挖掘消费潜力应重点关注的人群,蔡昉指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让脱贫人口尽早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消费贡献因素。这与中国扶贫实践和成功经验相符,亦与巩固脱贫成果、培育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目标相统一。
  此外,还要挖掘老年人消费潜力。蔡昉说,老年人群体的医疗服务等消费需求更甚年轻人,消费市场要根据这一特点实现丰富拓展。同时,还可采取措施提高老年人群体人力资本,提升其劳动参与率,从而助力就业和教育相关消费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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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鹃 发表于: 2019-12-26 10:24:00|只看该作者

蔡昉:失业率是逆周期调节更有效的指标

源自:界面
原文标题:蔡昉:失业率是逆周期调节更有效的指标
⊙记者:辛圆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日前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表示,失业率、民生是经济形势预测和调节的有效指标,如果观察GDP增速,就业、民生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确定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方向、时机和力度。
  在蔡昉看来,用稳就业的目标来进行逆周期的调节,可以带来一些额外的好处。如果判断错的时候,大规模的投资会带来比较糟糕的结果,产能过剩、负债提高,甚至通货膨胀。但是,如果基于稳就业,这些措施至少可以改善民生。
  其次,用失业率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到最后出台相应的逆周期调节政策,有直达目标的作用。蔡昉说,逆周期调节最根本的是因为我们不想让民生受到伤害,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就是直奔目的本身。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去年同期上升0.3个百分点。
  蔡昉指出,失业率的变化是一点一点变化的,“微弱的变化如果给你信号以后,你可以进行宏观经济的微调或者逆周期政策的微调方式,而不要‘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往往会造成后遗症”。
  “新常态下,用过去同样的投资拉动,不管用多大的刺激是调息也好,直接安排投资,搞项目也好,用同样的投资带动不了那么多的GDP增长。还不如直接把它盯在稳就业上,稳民生上,这样效果就更加显著了。”他强调。
  此外,蔡昉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也应该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观察GDP增速,就业、民生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确定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方向、时机和力度。
  根据蔡昉的研究,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是下降的,下降的原因有很多。一部分人选择多读书,多读书就暂时不愿意就业,20岁上下的人劳动参与率下降可以用这个原因来解释,但是40-50岁这个年龄段劳动参与率下降可能是就业形势不好,有一些人提前退休了,或者是早退,还有农民工提前离开劳动力市场。
  蔡昉表示,中国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应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让老年人能够具备就业能力和技能,保持更充分的就业。政府要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等方面进一步努力,为未来的劳动力创造更好的基础条件,使宏观经济更加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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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纪录 发表于: 2019-11-17 17:42:50|只看该作者

蔡昉:制造业流向海外的趋势正在发生 是比较危险的

源自:财经栏目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于2019年11月17日在深圳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强调,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制造业的不断提升,就不会有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端服务业,如此,经济成果的分享就会变成一纸空言。“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会,深圳应该重新打造高端的制造业,利用更高的规模经济”。
  蔡昉在分析制造业发展时,提到了“雁阵模型”,这个概念描述的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他分析称,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或者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之间,可以依次转换。“过去,日本曾经是东亚甚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个中心逐渐转向‘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之后又进一步转到了中国,主要是沿海地区,而深圳在这个雁阵模型中完整的演绎了这个模型的变化”。
  但他也提到,深圳在2004年出现人工荒,随后,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
  此外,蔡昉还提到了规模经济效应,即制造业在选择布局时,会考虑地理位置、交通设施条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配套能力以及金融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能力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最早并没有布局在劳动力最丰富的中部地区,反而是沿海地区的原因。
  但蔡昉指出,根据测算,在1998年~2008年的十年中,中国制造业布局受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比较优势效应的作用大大提高,在十年里面提高了80%。而规模经济效应的决定作用在下降,下降了46.5%。
  蔡昉提出,虽然比较优势的效应越来越强,但不只沿海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也正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以致制造业留流向海外,到了那些人口更年轻、人力资源更丰富、人口红利更充沛的周边国家甚至非洲。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趋势发生,如果这个趋势发生,是比较危险的”,蔡昉强调。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通常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很高的时候,如美国人均收入达到16000美元,日本接近19000美元时,制造业比重达到最顶点再下降。
  而像拉美等地区,在人均六七八千美元的时候,农业比重还比较高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制造业比重下降,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比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拉美国家还早,我们在大概3000美元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到现在仍然在下降之中,而到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这个过程应该治理”,蔡昉提出。
  蔡昉还提出了经济的“飞龙模型”。“飞龙模型”的两翼,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规模经济。他认为,深圳在这两翼上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法比的,“深圳有特殊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打造了一个最好的、最高端的规模经济聚集效应,同时深圳又依托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中国在长期内还有丰富的劳动资源,还有所谓的低端人口,这是一个资源禀赋,利用资源禀赋就是经济规律,而不利用资源禀赋就意味着对规律的违背,也就会遭到惩罚,形成了前面所讲的高收入陷阱的现象”。
  蔡昉强调,经济发展不是目的,目的是人的发展,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因此人民生活的改善可以逐步来,也可以由先不均衡再到均衡,但是总的来说要让大家觉得有出路,有上升的渠道。“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说现在社会流动性不太强,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性流动还是很强的,我觉得这是发展效应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效应”。
  有部分意见认为发达经济体、高收入阶段意味着不再需要低端人口,不需要低端产业,但蔡昉并不认同此种观点。他认为城市应该吸引各类人集聚,“有劳动力资源,因此投资也就随之而至,工作岗位也就增加经济繁荣”。
  “讨论上什么项目,如何引资,任何时候对地方政府来说都不是问题,但是如何把人力资源、把人口看作更重要的因素,可能需要我们多呼吁”,他说。
38#
 奋斗再奋斗 发表于: 2019-5-22 15:02:48|只看该作者

蔡昉:不应该再用经济增长速度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了

源自:财经栏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55d5-hwzkfpu8036022.jpg  保存到相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于5月17-18日在北京举行,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不应该用经济增长速度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因为已经很难找到依据了。
  蔡昉称,过去我们是用增长率,符合预期的增长率就是好的,比预期低就要刺激一下,过去符合我们预期的增长率是不低于8%,总的来说,我们是认为我们有一个潜在增长率.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或者传统的落后经济国家,潜在增长率就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过去支撑经济发展的条件都变化了,相应的,潜在增长率也发生了变化。并且很难测算了,所以他说,不应该用经济增长速度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了。
  蔡昉认为,宏观经济评价应该从经济增长速度转向失业率。但也有人指出,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蔡昉调查称,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是美国人指出的,他认为,具体是超前、同步还是滞后,应该由市场评价,由投资者评价。
  此外,蔡昉还谈到了三点:
  一、当前中国面临减速不是需求侧现象,不适用于周期分析的思路(虽然需求冲击也是潜在风险)。
  二、发展阶段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长速度预期应该是新的潜在增长率。
  三、中国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或(几年后)成为较低水平的高收入国家,仍有趋同和赶超,不可能回归世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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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纪录 发表于: 2019-4-28 10:03:00|只看该作者

蔡昉:美国在全球化中受益 但收益不能被劳动者共享

源自:财经栏目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于4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1990年全球化出现以下特点:各国经济呈现趋同现象,全球贫困大幅度减少。减贫的主要贡献是中国,中国对全球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贡献了76%,除了中国外,全球贫困人口也在减少。总的来说,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劳动力市场作用,劳动者分享了全球化收益。
  在美国同样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得到了更多的收益,但是不能被所有劳动者分享,反而出现了中等阶层的减少,中间技能产业岗位的消失。蔡昉称,但这不是因为全球化,也不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竞争,而是因为自动化的影响,同时发达国家没有好的社会政策,也没有好的再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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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吖吖 发表于: 2019-3-15 08:53:00|只看该作者

蔡昉代表:失业率超5%,宏观经济政策应更积极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蔡昉代表:失业率超5%,宏观经济政策应更积极
⊙记者:王姝 沙雪良 李玉坤 陈鹏 彭子洋 编辑:刘丹 校对:王心

  新京报快讯(记者:王姝 沙雪良 李玉坤 陈鹏)政府工作报告把5.5%的调查失业率作为宏观经济指标,意味着什么?
  3月1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最后一场“代表通道”在人民大会堂东厅开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对此做了解答。

代表通道,全国人大代表蔡昉。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PxG1-hufnxfn5998214.jpg  保存到相册

  蔡昉代表解释,把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是就业优先政策的升级版,是积极就业政策的3.0。同时,它也提升和改善了宏观政策的体系,最关键的是有了一个直截了当、确定的目标。
  “过去,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主要是看经济增长速度等,也关心就业,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扩大有一个系数关系,我们把它叫做就业弹性。”蔡昉代表说,随着我国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弹性系数会发生变化,与其是间接寻求就业目标,不如直接把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实施的依据,这样目标更加明确,也在就业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手段之间形成了有机的、内在的联系机制。
  如何着力解决就业问题?蔡昉代表提出,先从总理讲到的5%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看,这是一个比较充分就业的失业率。意思是,这个失业率不含有周期性因素,主要是结构性、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个人技能和劳动力需求不完全一致,因此要培训,要提升技能,需要一定时间;摩擦性失业是指,需求和劳动力还没碰上面,这与劳动市场的功能、信息传递机制有关。因此,解决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应该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从培训、教育、提供更好的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完善市场功能,让求职者和需求企业更好衔接。
  “失业率在5%以上,当前我们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一旦发生需求侧的冲击,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潜在增长能力,这时就会出现更高的失业现象,超过5%的失业率就属于周期性的失业现象。”蔡昉代表说,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指示,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应该更积极、主动,要加大力度。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工作报告把就业目标确定在5.5%的调查失业率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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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各国 发表于: 2019-3-11 12:08:00|只看该作者

蔡昉代表:应该用最大力气克服学前教育短板

源自:封面新闻
原文标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应该用最大力气克服学前教育短板
⊙记者:王国平 谢凯 田雪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利器,而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儿童早期教育,也就是学前教育。
  蔡昉说,城乡地区之间教育上的差距如果比较大,那么早期教育的差距就更大。因此,应该用最大的力气去克服学前教育这个短板。
  “一个人最后在学校的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以及他未来的发展,和早期教育,甚至三岁以前的教育是直接相关的。”蔡昉说,大量的研究证明,从学前教育到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再到大学教育。按照这个顺序,它的社会效益是递减的,也就是说学前教育的社会效益最高。
  蔡昉说,社会效益最高,是指这个人在这个阶段受到教育、产生的效益是可以传递到全社会。因此,这就意味着要以公共品的方式来提供这种服务。
  蔡昉建议,现在讲义务教育阶段是从小学到中学,未来我们的人力资本要进一步的保持它的增提高,则需要将义务教育向两边延伸,向上可以延伸到高中教育阶段,往下应该延伸到早期教育阶段,也就是学前阶段。
  蔡昉将此称之为“教育深化”。
  采访中,蔡昉还提到,要重视贫困地区的儿童健康问题。
  “儿童早期发展,可能表面看上去没有病,但潜在的会有发育不良的情况,因此要给儿童保障在起跑线上。”蔡昉说。
  让生活更美好·2019年全国两会新浪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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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区之众 发表于: 2019-2-16 16:03:00|只看该作者

蔡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源自:财经栏目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rlFV-htacqwv7272117.jpg  保存到相册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于2019年2月16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以“积极就业政策3.0版”为题发表演讲。
  蔡昉认为,过去无论多强调积极的就业政策,都是把它作为民生、理念,没有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之中。“央行易行长手边不是随时用失业或者劳动力市场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决定他的政策实施,但是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
  2007年以后,全球各国经济下行的同时几乎都出现了高失业率,唯独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在蔡昉看来,这说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趋势性变化,“我们和周期没有很强的关系”。“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周期性的,失业也不是周期性的,或者说我们更接近于自然的失业”。
  蔡昉提出,要重新审视“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当然你不能说经济下行导致劳动力短缺,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
  在他看来,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蔡昉判断,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
  此外,他建议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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