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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管清友:汽车行业出现“白酒化”特征,新能源汽车就像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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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水青蛙 发表于: 2018-4-6 19:43:00|只看该作者

管清友:新冷战的斗争策略 联俄分欧瓦解内部

源自:新浪综合
  管清友:新冷战的斗争策略
  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绝非很多人期望的那样草草收场。目前大有联合制华之态势。原因我在《新冷战的前夜》已给出。那么,怎么办?
  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贸易逆差,而是劳动生产率被中国超越,创新能力被中国赶超。
  尽管这两者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但贸易顺差是个巨大的发动机,迟早有一天中国会赶上。
  美国现在动手很聪明,中国不要对此抱有幻想。但是,这场国际斗争要讲究策略,既不要妄自尊大咬牙切齿不切实际,也不要妄自菲薄抱有幻想机会主义。
  这其中的战法、策略、分寸,确实需要高超的政治外交经济手段。
  中国的基本策略应该是:
  一,以点打面,有力还击。必须给予有力回击,但不可使贸易战扩大化,甚至导致多国对华施压。
  二,联俄分欧,瓦解内部。充分利用wto等国际组织平台伸张正义,对支持特朗普总统的选民利益施压,并鼓动美国在华有巨大利益的企业对美政府施压。
  三,长期准备,加快改革。站在大国博弈的历史视野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争取时间,用好窗口期,并强力推进国内改革。
  熬得住,拖得起,打得赢。十年后,攻守之势异也!
27#
 福正身有 发表于: 2018-3-23 10:30:00|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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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我们可能处于新冷战的前夜

⊙作者: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管清友

  目前的情势,只是初露端倪,很难量化分析。局势的演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句话我曾多次引用,也很有说服力:不可能的事情经常发生,你最好有所准备。
管清友:我们可能处于新冷战的前夜
  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政府对多国发起贸易战,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对华也有类似行为,那是个案,是战术行为。这一次是系统性的战略行为。
  对中国的“遏制”,从90年代末开始,美国就试图进行。可惜因为2001年“9·11”事件引发的全球反恐而“流产”。中国加入WTO,美国也没有想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进而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全球化是会逆转的,这要看对谁有利。二十年前的预言,在十年前成真。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紧迫性空前强化。特朗普总统不过是顺势而为。即便是希拉里上台,这个战略也不会改变,甚至变本加厉。对此,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
  有以下原因让我们担心新冷战时代来临:
  首先,全球进入新时代。强权人物接连登台,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日本等等,有些连续执政,有些风格鹰派。强权人物的特点是雄才大略,不会按常理出牌。你不能按照你对政治家的一般化的模型去理解。贸易战引发全面的国际斗争,在一战和二战时已显露无疑。
  其次,长期宽松造成全球分化。金融危机后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在转向结构性改革。但一些国家内部改革很难看到希望,其国内社会撕裂十分严重。做不大蛋糕,就必然到外面抢蛋糕。
  再次,从贸易战到意识形态战。上一次冷战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演变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这一次,从十分决绝的贸易战,是否会演变为意识形态战,尚未可知。如果是,那将不可收拾。
  本人绝不愿意秉持冷战思维,但就目前全球局势对企业和资产价格之影响,做如下判断和建议:
  其一,在政治、经济、贸易、货币全面趋紧的背景下,国家层面要有充分准备,地区层面要有充分预警,企业层面要有充分预案。从我们微观调研情况看,一些地区和企业对贸易战有心理和行动准备,但对更恶劣的情景缺乏研究和预案。对中美关系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民族问题,要有全新的考量。
  其二,刚刚开始的贸易战和已经启动的全球流动性收缩,对国际市场资产价格,对中国国内资产价格,势必会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以及普通投资者对此缺乏必要的防范和准备。要知道,十年的资产牛市,其基本动因是宽松政策,现在这一条件发生了逆转,资产价格的变动只是时点问题,不是变不变的问题。
  其三,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发生很大变化。外部环境总体恶化,和平与发展还是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本身就需要探讨。中国过了这个坎儿(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会经历一次蜕变,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光荣与梦想,可能会实现。从眼前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企业或是投资机构,对外部环境的分析不应只在国内环境,而应该放眼全球,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
  目前的情势,只是初露端倪,很难量化分析。局势的演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句话我曾多次引用,也很有说服力:
  不可能的事情经常发生,你最好有所准备。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26#
 金达莱 发表于: 2018-2-9 14:30:04|只看该作者

管清友:A股的慢性病犯了 动摇不了大局

⊙作者: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管清友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永远救不活一个没有造血能力的A股。当前A股的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内伤,不是一次手术、一次急救所能解决,必须靠坚持不懈的改革来休养生息、强身健体。

管清友:A股的慢性病犯了 动摇不了大局  这次全球股市暴跌,来得突然,似乎又是在意料之中。对于很多人而言,知道靴子终归要落地,现在只是看到落地了。核心资产泡沫成为这一轮经济和金融周期当中最后的泡沫。破裂,只是时间和触发点问题,不存在破不破的问题。
  中国股市似乎回到了2015年,但和2015年又不一样。因为这次股市得的不是急症,而是潜伏的慢性病发作了。“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一:消失的红利:A股慢性病浮出水面
  2015年的股灾来自资金端的急性病,2018年的所谓“股灾”来自资产端的慢性病。股价的核心因素有三个:盈利、流动性和风险偏好。其中风险偏好更像是一个主观的因变量,真正推动股价的其实就两个因素:要么资金端流动性多了,要么资产端公司盈利好了。2015年之前的牛市就是资金端推动。场内两融加上场外配资推动资金端疯狂扩张,导致疯牛。当清查配资导致资金端骤然收紧的时候,A股出现流动性股灾。2015年之后,资金端得到有效清理和控制,资产端盈利出现改善,整个A股(剔除金融石化)的利润增速在2014和2015年只有6.3%和-3.6%,2016年和2017年Q3分别达到了30.9%和37.9%。这样的业绩扶着A股走出基本面慢牛。但到了2018年,这个故事似乎讲不下去了,推动资产端改善的两个红利正在远去。
  一是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涨价红利。2015年底供给侧改革启动后,上中游传统产业产能收缩,价格暴涨,成为利润改善的最大动力。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长21%,时隔5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再次回升至20%以上。其中原材料加工业和采矿业贡献了工业企业68.5%的利润增长,而下游的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对利润增速的贡献仅占三成。翻开A股的报表也是如此,钢铁、采掘、有色、建材等中上游行业利润激增,幅度远远超过下游行业。
  由于这些行业中大部分是国企,所以国企私企的利润对比也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佐证。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5年国企利润10944亿,私企利润23221.6亿。2017年国企利润16651.2亿,私企利润23753.1亿。两年时间,国企利润暴增52%,私企利润基本没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一轮利润改善并非真正的需求复苏,只是供给侧收缩导致的利润再分配,而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宽松监管带来的并购红利。从2013年开始,通过外延式并购改善利润就成为一种流行。对上市公司来说,可以利用宽松的再融资和股权质押收购资产装入上市公司,改善利润。对被并购标的来说,可以绕过IPO的漫长征程,实现快速退出。双方一拍即可。外延式并购的并表利润成为A股尤其是创业板的重要利润来源。2013-2015年,外延并购对创业板新增利润的贡献度不断攀升,从31.61%增至80.77%,成为创业板新增利润的主要来源。但从2016年9月重组新规和2017年2月再融资新政出台之后,这种红利开始逐步退烧。2016年上市公司定增规模创新高已是最后的疯狂,总量虽还在上升,但对于创业板新增利润的贡献度却大幅下降至42.81% 2017年上半年,定增融资数量下降了46%,融资规模下降了50%。相应的,并购重组市场也大幅萎缩。2017年并购重组审核数量仅相当于2015年的51.5%,几乎腰斩。监管强化是大势所趋,之前宽松环境带来的融资并购红利肯定是到头了。

二:杠杆的轮回:从资金端去杠杆到资产端去杠杆
  杠杆永远是市场繁荣的影子,在A股慢牛的同时,杠杆的种子也在A股继续生根发芽。说起A股的杠杆,很多人会说股灾不都清理完了吗?其实和股市相关的杠杆有两种,一种是资金端杠杆,也就是投资者通过场内两融和场外配资加的杠杆,目的是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股票,这种杠杆在股灾时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另一种是资产端杠杆,上市公司通过质押股票、产业基金配资等形式加的杠杆,目的是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实体资产,这种杠杆在这两年并未解除,反而加速扩张。
  一是股票质押。股东拿权益抵押借贷,简单易操作。2014年沪深两市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待回购金额为0.34万亿,2015年实现翻倍,增长至0.71万亿,2016年为1.28万亿,2017年达到1.62万亿元。这些尚未解除的质押都是实实在在的杠杆。随着股票质押式回购新规、银行投非标资产受限及风险事件频发等多重因素影响,质押率有持续下调趋势。如果股价跌到警戒线,这些潜在的杠杆都是最不安定的基因,极有可能引发踩踏效应。
  二是PE+上市公司。主要形式是上市公司并购基金和产业基金。常见的玩法是上市公司做中间或劣后级,银行理财资金通过嵌套资管计划认购优先级份额进入基金,赚取相对稳定的收益。这种规模的实质是上市公司加了杠杆,银行获得担保,双方各取所需,让这种模式迅速流行。据统计,2015年5月~2017年6月共有410家上市公司设立473只并购基金,规模超过7600亿元;2017年合计311家上市公司参与投资产业基金,数量达365只,较2016年的176增长了107.39%。但随着资管新规出台,银行的理财将逐步回归本源,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受限,这种变相的杠杆也将难以为继。
  2015年股灾实现了资金端的去杠杆,2018年A股要面对的是资产端的去杠杆。当业绩红利逐步退潮的时候,资产端的杠杆风险会逐步暴露出来。一方面,上市公司本身的现金流会受到影响,自身的债务偿还能力变差。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股价会受到影响,抵押融资能力会弱化,再加上整个货币金融环境的收缩,资金链可能会吃紧。
  这是一种典型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也成为目前A股最不安定的基因。金融扩张的时候资产负债表正向循环,货币金融宽松-加杠杆-资产升值-抵押增值-放大杠杆-做大市值-进一步放杠杆,但金融收缩的时候资产负债表也会负向循环,货币金融紧缩-去杠杆-资产减值-抵押贬值-被迫降杠杆-股价萎缩-质押警戒-进一步降杠杆。

三:煎熬的股殇:从“疾在腠理”到病入膏肓
  这种不安的基因会不会让A股重蹈2015的覆辙?不会。相比2015,情况还没那么糟糕,这不至于是一场灾难。
  第一,市场水位没那么高。从指数来看,2015年上证指数最高点为5178,现在只有3300左右,不到三分之二,创业板指数更为明显,从4037跌至1600左右,低了近六成。从估值来看,全部A股和创业板目前动态P/E大概18x和42x,远低于2015年高点时的27x和110x。水位涨的没那么高,摔得也不会那么惨。
  第二,经济隐患没那么多。我们在2017年初曾提出“迟到的出清”,出清不可避免,只是有些晚了。无论如何,相比2015年,房价已经跌了15%以上,债市已经上了130多BP,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充分暴露,这些相关资产的泡沫已经消化了不少,甚至有点超调了。再加上股市自身的资金端杠杆大幅下降,即便股市再出大问题,对其他市场的连锁冲击也十分有限。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2018年,在盈利下滑和去杠杆的双重考验下,上市公司将出现大分化,局部性泡沫和局部性危机共存。
  第一档是茅台型公司:能够通过盈利消化,实现内生的去杠杆,甚至继续加杠杆。市场资金虽然在收缩,但由于打破刚兑和政府兜底导致资产端收缩的更快,所以大量的资金依然面临资产荒,这部分配置型资金可能会继续青睐这类股票,把他们当做一种债券来投资。即便业绩达不到那么高的预期,2018年这类核心股票的泡沫依然会存在。
  第二档是万达型公司。盈利无法覆盖,被迫卖资产,回收现金流,降杠杆保命。收购资产的最终目的是增加盈利,但短期内可能很多达不到业绩承诺,产生不了现金流,如果资金端宽松,那上市公司还可以养着。但现在资金端紧张,只能卖掉一部分回收现金流。万达就是典型,前几年把大量的资产配置在文娱等软资产板块,银行这边一收紧,现金流根本覆盖不了,只能不停抛售资产。
  第三档是乐视型公司。盈利无法覆盖,资产无法变现,被迫卖股权,股东大换血,失去控制权。这类公司的资产短期现金流不好,长期价值也有问题,不好变现,比如乐视庞大的生态系统,上市8年多不停扩张,结果2017年还亏110多亿,相当300家创业板公司的总利润。可见资产质量之差,那就只能被孙宏斌这样有底子的资本低价收购。可以预见,未来市场上还会有大量的控制权变动。
  第四档是保千里型公司。盈利极差,资不抵债,连权益都没有了,只能极端处理。这样的公司不说一无是处,也肯定是无力回天了。要么等待退市,要么就是控制人跑路,类似保千里这种闹剧一定不是最后一个。

四:等不到的救赎:命运的天平已经偏向另一侧
  对于系统性的危机,可以定性为“股灾”,要坚决救助,防止出现流动性危机导致的全局性风险。但对于这种局部性的危机,动摇不了大局,顶多算是一种煎熬的“股殇”。从客观上说,经济和政策层面都是可以承受的,这是“出清”政策的结果,要保持战略定力。
  经过近几年轮番的资产泡沫,监管当局已经对金融乱象忍无可忍、痛下决心。2016年第一次在中央层面明确提出“抑制资产泡沫”,2017年初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第一大攻坚战,都是中央向市场释放的明确信号。
  如果说2017年之前主要是释放出清信号,2017年进入实质性出清阶段,那么2018年很可能进入典型性出清阶段。没有股灾可能永远消灭不了非法配资,没有e租宝事件可能永远消灭不了非法集资,这一轮金融整风也需要标志性事件,杀鸡儆猴。2018年我们可能会继续见证历史:
  第一,可能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倒闭。1990年代末那次出清,如果没有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的破产,可能很难出现实质性的进展,这一轮出清的力度显然还没有到位,要知道,当时仅广东省就关停了近千家金融机构。
  第二,可能是一批违法违规从业人员的落马。伴随着过度金融化和杠杆化,过去几年的违法违规现象也时有发生。机构违规,业务违规,意味着从业者的违规。金融反腐和整肃不可避免。
  第三,可能是个别大型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陷入困境。大型企业集团由于信用堪比政府信用,在融资上享受了诸多便利,所以在这一轮加杠杆中最为凶猛。这些企业利用模糊的政商关系,不完善的监管,把土地、资本、杠杆、牌照,紧密的结合起来,实现了所谓创新,其实这是典型的跨界套利、跨制度套利、宏观套利。出来混迟早要还,他们去杠杆的压力也首当其冲。2017年是几个明星企业出现问题,2018年会是谁?会不会有人重蹈德隆系的覆辙?一切不得而知,因为命运可能已经不是他们自己能把控的了。

五:A股的出路:刮骨疗伤,休养生息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永远救不活一个没有造血能力的A股。当前A股的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内伤,不是一次手术、一次急救所能解决,必须靠坚持不懈的改革来休养生息、强身健体。
  第一,清除病变基因。改善体质是上市公司自己的事,但这需要监管机构的监督和倒逼,手段看上去复杂,其实最重要的一条,通过严刑峻法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该退市的退市,该罚款的罚款,该禁入的禁入,A股需要彻底的清理,投资者需要一个干净的市场。
  第二,引入新鲜血液。股市的初心是让更多优质的企业上市,让投资者能够分享这些优质企业的红利,一切改革都不能忘了这个初心,除了把老公司监督好,更重要的是通过IPO和定增来引入新鲜血液。IPO应该常态化,不应被当做调节市场的工具。IPO注册制应该加快,过去企业主要是传统行业,质量也比较统一,所以发审委是可以适应的,但现在企业越来越复杂,监管机构去审核和判断的难度越来越大,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如尽快交给市场,让市场力量来筛选。应该认真考虑把新三板改造成全新的第三家交易所,实现改革倒逼,增量推动。
  第三,培养优秀医生。推进注册制的同时必须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能看透公司体质的好医生,代替监管者来筛选好公司。所谓好医生,就是成熟的券商、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怎么能培养他们?监管者要做的不是上课培训那么简单,而应该真正让他们为自己的签字负责,出了风险必须付出代价。国外的配售制度是个很好的参考,当券商保荐的公司不好的时候,他会失去他的客户,受到市场的惩罚。长此以往,市场机构就会逐渐成熟,成为一个市场化的发审委,更有效率,还能节省大量的行政资源。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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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达莱 发表于: 2018-1-25 11:30:00|只看该作者

管清友:结构性泡沫已经出现并将持续

⊙作者: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管清友

  中国当前出现了资产负债不对等收缩的情况。当资产端收缩过快,资金端收缩相对比较慢的时候,部分核心资产就会出现泡沫化的情况。一些好的投资项目受到人们青睐,资金都投入到这里买确定性。

管清友:结构性泡沫已经出现并将持续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是我们双支柱框架的形成和我们目前观测到的收缩型流动性过剩,或者说金融部门资产和实体部门资产的不对等的收缩。

过去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创新太慢了
  怎么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形成呢?实际上,双支柱一个是宏观审慎,一个是货币政策。过去我们其实对这两者是混为一谈。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实际上也经历一个比较复杂的思考期。应该说过去十年基本是量化宽松的十年,也是脱实向虚的十年。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被校正。中国的情况我们实际上对于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双支柱也经历了一个思考期,并且这种双支柱调控现在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为标志,实际上已经形成,并在影响着我们整个市场。
  实际上,国际上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有很多思考的,很多人认为我们实际上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宏观经济理论没有什么进展。双支柱的提法或者说法,算是宏观经济理论上的一个创新。它实际打破了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根本不关注金融这块的传统,把金融这块作为重要的一个领域纳入到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里头去,这个我觉得是最近十年以来的一个重要的进展,尽管我觉得我做不出来,宏观经济学理论上的原创我做不出来,但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过去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创新确实太慢了,大大滞后于现实。
  国际上探讨双支柱已经很长时间了。中国真正接受实际上是2015年以后,就是中国开始真正的采取宏观审慎的管理框架。并且把它和货币政策其实做了非常严格的区分。在实践过程中2015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具体原因不详,我猜测跟股灾发生,影响整个金融系统安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做理论上探讨的一个原因。今天无论来的商业银行,还是券商、保险,实际上未来双支柱调控框架对于我们业务层面的影响那是非常直接的。
  宏观审慎的全球理论经过了一个演进的过程。2016年国际清算银行其实也发布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份文件,明确了宏观审慎的定义。
  当然我们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应该说我们在金融危机以后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我个人观察,2015年以前我们对宏观审慎框架的执行和落地没有真正实现。2015年以后我觉得才真正实现,就是人民银行研究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工作会议,要求商业银行从2016年开始实行MPA管理。MPA管理在2016年以后也切切实实已经影响了商业银行的行为。
  当然,后期我们看到,2017年7月份在金融稳定报告当中,央行进一步强调了它对于中国的宏观审慎管理的职能。2017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其中也专门明确了所谓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职责。我们看十九大报告里正式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十九大对这个问题应该说从理论上,我觉得实际上叫拍板。这个问题虽然迟到,但是应该说定下来了。

如何理解宏观审慎的监管框架?
  对于宏观审慎的框架,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宏观审慎分析。第二个,宏观审慎监管。第三个,组织安排。宏观审慎分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需要看清楚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一行三会着手建立自己的精确统计机制。我们都是业内人士,实际上大家知道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包括保监会它们之间在很多金融数据上统计口径不一样,统计数据来源和统计方式不一样,所以家底都没有摸清楚。所以我觉得宏观审慎分析,第一个要看清楚问题。当然这里是有很大的挑战的。且不说我们的统计数据,底层数据就有问题,不同部门之间分割管理,统计上的口径,其实这个协调还是需要时间来协调的。
  第二个,宏观审慎监管。监管讲要长牙齿,带得上镣铐。原来我们对这一轮的监管,其实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是有点微辞的,就是过严,过于一刀切,监管竞争了。从宏观审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它对于监管这个要求,恰恰是这样,是比较严厉的,是能带得上镣铐,长的上牙齿的。第三个,从组织安排角度上来讲,需要能够协作。
  应该说2015年我们大力推动宏观审慎框架。为什么迟迟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地?我觉得跟我们中国特有的党政架构,以及在政府序列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有很大的关系,协调起来非常麻烦。但是不管怎么说,2017年7月份金融工作会议确立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算是一个在机构上的确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理论上来说,未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它会同时来兼具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两个,我说双支柱,两个支柱可能都在这个机构里头。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它应该更加侧重于宏观审慎管理和我们监管机构的协调。而货币政策这块应该相对独立。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人民银行都是货币政策执行机构。我们每个季度出的货币政策报告叫货币执行报告。所以中国的情况很可能双支柱调控的主要功能都集中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里头。
  我们怎么区分双支柱呢?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它的边界,宏观审慎政策它更加侧重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而货币政策它更加侧重于价格的稳定。因此,从中间目标上来看,宏观审慎政策它总量维度:广义信贷GDP。时间维度:建立缓冲地点、减缓资产价格和信贷的顺周期。
  空间维度:降低金融体系内部关联。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它要关注CPI,M2流动性调节。从工具上来讲,宏观审慎更加,就是会使用通用的流动性工具,其实MPA管理当中对商业银行的规范,其实很多工具已经运用到了。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讲,主要还是应用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央行贷款利率政策等等这些。
  我们可能要规避几个误区:第一个,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双支柱。不是谁隶属于谁,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相互补充的政策。第二个,宏观审慎监管又不能等同于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全部制度安排。但是这块我觉得目前在中国的政策框架体系来还没有完全明确,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
  第三个,逆周期的资本监管目标并不是一个平滑经济周期这么一个手段。它实际上是提高银行业的损失吸收能力和应对经济周期冲击能力的手段。所以我们看到它与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对双支柱政策的比较和区分。

资产负债的不对等收缩已经出现了
  在双支柱调控的框架形成以后,我们要看,资产负债不对等的收缩,其实已经出现了。资产负债不对等的收缩,其实表现在金融部门资产和实体部门资产的不对等收缩上。
  举个例子来说,居民三成首付买房,相当于三倍资金;由于实体部门去杠杆,居民无法三成首付买房,如果六成首付买房,连一倍资金都撬动不了。这实际上是实体部门资产的收缩,居民部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都是如此。但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由于历史成本记账的原因,不可能很快缩减。例如同业业务里面,资管产品,都是历史成本记账,不会很快反映到当期。银行缩表没有表现出来。但这里面,银行因为政策要求去杠杆,缩表就是个时间问题,并且可能会出现损失和呆坏账。
  我们可以同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社会融资总量的同比增速大幅下滑。而M2同比增速相对回落相对比较缓慢。从统计上来看,在2017年其实社融同比增速一直是高于M2增速的。所以我们看到资金面上应该说是整体是供不应求的局面。所以资金价格出现易上难下。同时我们看到M2增速和社融增速同时下滑,这个收缩的速度是不对等的,这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问题。就是今天讨论资产配置问题,这种不对等的收缩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就是M2同比增长是慢回落,而资产端2017年中社融开始出现大幅回落。
  第二个角度,在整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情况来看,我们看到资产的回落幅度实际上是比较小的,我们看同比上来看,银行的资金,在本轮监管主要流向政府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比幅度高达90%。对居民和企业的同比增速是回落的。2017年初以来,监管开始以后,我们看到银行对于政府和持牌机构基金流出大幅降低。居民部门加杠杆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我们能感知到的。
  我们怎么看在资产负债同时收缩,为什么会出现资产端的收缩速度可能比我们负债端的收缩速度要快,或者比资金端收缩速度要快,这有三个收缩:第一个,大型企业财团的去杠杆。就是企业部门去杠杆速度非常快。去年以来大家看到大型企业财团都在去杠杆。
  第二个,房地产的收缩,因为我们自2016年9.30以来出现了对房地产的严厉的调控,并且我们看到这两天很多人在讲,房地产调控放松的时候,不同的地方政府又出来讲,我们不会放松。所以房地产调控也是导致资产端快速收缩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实我觉得房地产市场今年下半年放松的波动还是有的。因为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讲到,不同地方政府所谓差别化调控。其实今年以来地方政府的所谓落户就业等等这些政策来对抗,实际上有点对抗,或者说对中央政策的一种变相的执行。所以房地产调控也是导致资产端快速收缩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实际上对PPP模式的规范,对地方债务的约束,包括出利人,包括现在地方政府不得已,新的班子换了以后,开始挤水分。我们看到地方政府的,应该说它们的资产也在收缩。

结构性泡沫已经出现并将持续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当资产端收缩过快,资金端收缩相对比较慢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部分核心资产会出现泡沫化的情况。这表现在一级市场上一些好的投资项目出现泡沫化,就是资金扎堆,买确定性。二级市场上所谓的核心资产,无论是我们说龙头的蓝筹股票,就是银行、地产,还有这些白马股,家电,食品饮料这些企业,出现资金扎堆,大家买确定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股票市场的核心资产和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都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核心资产居于历史高位。
  这个情况,就是不能简单的看我们股票指数,然后现在还比较低,因为我们百分之六七十的股票是平盘或者下跌的,但是我们看到核心资产,或者说这些比较确定的资产,实际上是已经出现历史高位的情况。宇宙行又创了历史新高。这和美国、香港的情况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在债券市场上也会出现大家买确定性,然后相对多的资金去追逐相对少的资产的情况。因此,我们觉得利率债可能仍然会受到资金的追捧。当然,信用债它的风险溢价会更大。整个我们看到由于流动性的收缩,资金利率居高不下,甚至稳步抬升的局面,可能短期之内不会得到改善。所以从资产配置角度来讲,在资产和负债出现不对等收缩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核心资产的泡沫化。而这种情况即便核心资产出现泡沫化的情况,这种基本的投资逻辑至少在2018年不会打破。
  这种收缩型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结构性资产泡沫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就是中财办主任刘鹤同志刚刚在达沃斯讲的,用三年左右时间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进行控制,控制宏观杠杆率。实际上,这种不对等收缩的结束,肯定用不了三年时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还需要观察。
  2018年和2017年有何不同呢?我们看到现在实际上是不缺流动性的。流动性是有的,资金也是有的,就是贵。为什么呢?大家对于风险的防范,这是对流动性收缩的风险防范,第二,对监管的风险防范。如果说2017年排在第一位因素是监管,第二位是流动性收缩,2018年我觉得应该换一个位置,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流动性的,第二位是监管。因为大家对监管预期已经比较充分了。因此,资金面实际上是有的,就是利率比较高。大家对于风险打的比较充分。所以我觉得这是2018年相对于2017年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这是我们讲的从资产和负债端收缩的情况。

2018年经济处于多重紧缩政策之下
  最后,我简单说一说我们对于2018年宏观经济的判断。这个问题现在分歧特别大,有的人认为2018年经济增速会重新到7以上。有的人认为大概在6.5-7,应该还是比2017年略差,但是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但是也有人说要断崖式,但是总体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这种可能性我觉得确实不大。2017年经济增长确实出现了超预期的情况,就是经济增长的韧性比较强,这里有很多原因,我们从统计,出口,库存和投资几个角度做了解释,我就不细说了。
  我们对2018年经济的看法,我们觉得比2017年还是要略为弱一点。因为我实在想象不出在金融紧缩、财政紧缩、房地产调控、货币紧缩,这几重紧缩之下,整个经济还能出现如此大的反弹,出现反弹到7%以上的情况,我确实看不太到。所以我们预计2018年经济增速可能比2017年略低一点,但是总体应该还是在6.5以上这么一个水平。通货膨胀可能会成为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国际油价上涨,国内几类商品价格的调价,一般消费品价格的涨价,对通胀我觉得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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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达莱 发表于: 2018-1-18 16:30:00|只看该作者

管清友:未来3-5年挣钱更难了

⊙作者: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管清友

  在这个经济下行周期,从消极的态度来讲是“活下来、熬过去、坚持住、等风来”。如果用积极的心态应对这种情况,是“深挖洞、广积粮、早称王、不称霸”。

管清友:未来3-5年挣钱更难了
一:焦虑的时代
  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
  我们大多数人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我们为什么会面临如此普遍焦虑,其原因无非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产业变迁。
  产业变迁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我们一时无法跟上。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五年,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什么?是产业结构、产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变动非常快。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努力,而是我们身处一个相对传统的行业,被其他新兴产业远远抛在身后,所以我们会焦虑。而且,这种产业的变动仍然在持续。所以,我们会焦虑。
  其二,资产泡沫。
  在过去十年,各个领域的资产,权益资产、固定收益资产、不动产、另类资产,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轮泡沫,有的泡沫很大,有的泡沫已经破灭了,有的形成了更为坚硬的泡沫。在此过程中,有的人抓住了资产的泡沫,成为了所谓的“人生的赢家”,有的人则失去了抓住泡沫的机会,也被社会其他阶层落下了。所以,我们会焦虑。
  其三,快速迭代。
  处于互联网时代,大家最强烈的感受是,无论对于商业模式而言,还是对于产品、服务而言,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话语体系,包括我们所看到的所谓“新物种”、“新部落”,都在快速地迭代,我还没有理解上一个词的意思,下一个词已经出来了。
  在资本市场的力量,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风口”,东南西北风不停地吹。“风口太多,猪都不够用了”,在快速的迭代过程当中,我们无所适从。所以,我们会焦虑。

二:泡沫的背影
  201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2015年以后“股灾”、“债灾”、房地产严控,我们几乎经历了各类资产泡沫的破灭。实际上,这个泡沫从2008年就开始了。在最近十年以来,我们实际上经历了金融化到对金融化进行整顿,去杠杆、去金融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大家有历史记忆的话,二十年前,1998年曾经搞过这样一轮去金融化,各类资产泡沫一个都没有少,治理整顿的过程中这些泡沫一个也跑不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心存侥幸。
  刺破泡沫,有主动的原因也有被动的原因,主动的原因占主要部分。先说被动的原因,2008年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凯恩斯主义那套行不通,实践中我们看到这种量化宽松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资产泡沫、严重的社会分化,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下滑。过去十年,美国经历了伯南克经济学、耶伦经济学。日本经历安倍经济学。
  中国也在不停地探索,三期叠加的判断、新常态的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施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倡导,都是对当下中国如何应对危机、走出新路,甚至是引领世界的尝试。大家对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走出困境各显神通,成功与否现在还没有定论,从不同的角度看很难说。有一点是我们看到的,过去十年确实经历了资产的剧烈波动和泡沫,也经历了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的来回摇摆,社会各个阶层财富占有的差距,已经影响到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社会生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资产泡沫、社会分化其实各国都是试图尽快地走出来,这是被动的因素。
  再说主动的原因。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金融化和泡沫化的时候,离金融资本、房地产最近的当然是最受益的。所以金融政策紧缩的时候我们也是最难受的,这就是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的事情。
  我们在主动刺破泡沫。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讲,2015年是一个分水岭,2015年有两件事情触发了主动刺破泡沫的决心。
  一是股灾。2012年十八大以来,总体上是鼓励,延续前五年金融创新、鼓励创新的模式,整个环境相对宽松,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比较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也出现了一些不当的创新,打着创新的晃子制度套利、跨市场套利。当我们说价值投资的时候,我一直要打个问号,过去五年是价值投资吗?有一部分,大部分是制度套利和跨市场套利。
  二是2015年底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股灾的发生让我们意识到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于宽容的金融监管导致了资产泡沫及其破灭,影响了整个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稳定,甚至威胁到了国家金融安全,这是2015年发生重大的转变。
  股市和债市出现这么大的波动,监管政策并没有马上调整,一直到2016年四季度甚至2017年上半年才逐渐地显现出来,这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决策时间差。中央定调、一线执行这中间也是有时间的,因为中央层面管得没有那么具体,所以我们看到2015年股灾以后开始探讨成立一个跨部际、统筹的大监管机构,从最高当局已经开始要下定决心整顿金融,这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回过头去看这个故事。
  货币政策不能再这么宽松了,不光是我们,美国人、欧洲也会逐渐地步入货币政策的常态化,美国2015年已经进入弱加息的周期了,所以这是为什么2015年重要。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下决心“三去一降一补”,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要解决房地产高库存的问题,要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企业负担重的问题,尽管这条到现在还没解决。2015年发生这种转变,我想也与资产的泡沫、产能过剩、大量的企业“跑路”有关系,所以这是主动刺破泡沫的开始。
  2016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逐步进入去杠杆的过程,“三去一降一补”从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开始逐渐蔓延到整个传统行业,2016年四季度到2017年上半年开始正式蔓延到整个金融行业各个业态中。
  2017年,我也经历了很多事情。翻过过去一年,我对形势的判断,基本上还是看清了趋势,踏准了节奏。《迟到的出清》,谈了中国正式进入全面的市场出清阶段。《回头却不是从前──从1998到2018》,系统总结了中国式的经济运行、宏观调控和危机应对特征及其影响。《金融王气黯然收》,较早预言了监管和整个金融行业生态的变化。《庞氏金融的崩塌》,把造成今天局面的宏观金融原因做了梳理,并对未来做了预判。《最后的泡沫》,是对资产泡沫破灭以及时间节点的分析。

三:加速的集中
  刚刚过去的2017年,被称之为“史上最严格的监管年”,我们的房地产领域也已经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限购、限贷、限售政策。我们对地方债务的规范和约束上,实际上在2016年已经启动,突出的表现就是对PPP的约束。
  由于政策的严格、刚性,一些地方政府、地方平台公司重新进入一个调整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地区、产业、企业之间的分化和集中已经开始。
  首先,地区的分化。
  长三角、珠三角和全国其他地区的这种差距在进一步地拉大,也就是说全国其他地区和长三角、珠三角一带,能够在过去十年里主动调整经济结构、主动地腾笼换鸟的地区差距在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东北地区的争议甚嚣尘上,对过去改革不彻底的反思已经非常深刻。城市之间的竞争加剧,新一线城市崛起,与其他城市的分化日趋严重。很多地区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挤水分的过程,辽宁、内蒙古、天津滨海新区这些地方已经爆出,一些发达省份和经济大省的统计水分也不可小视,2018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的可能性在增大。
  其次,产业的分化。
  中国正在经历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并购、重组、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美国的钢铁行业先是卡内基钢铁公司,卡内基钢铁出口占到美国的70%,后来被摩根收购了。中国实际上也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产业的集中并购、重组,中国的情况确实非常特殊,我们特殊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拉郎配”,这是中国的特征,同时民营企业的并购借助资本市场确实有些不错的案例;另一方面,因为我们二级市场的不规范,很多是以并购为名,行市值管理之实,只是变相炒股票,引发监管层对并购重组的高度重视,这是两个特点。不管怎么说,中国确实会经历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产业大整合,产业+资本的融合过程。
  几乎所有的行业,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互联网行业,都出现了向龙头集中、上游集中的特征。企业身处其中,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你进不了前十,前二十,你很可能就被淘汰。
  在各类富豪排行榜中,传统的富豪是重资产行业,而新兴的富豪大都来自于互联网、金融有关的行业。创业者之间的分化也非常严重,很多创业公司两三年之内做成了独角兽,当大家呼唤他为“巨无霸”的时候轰然倒下,这种快速的迭代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其实也引发了泡沫,引发了人们的焦虑。
  这个分化还表现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上。过去十年我们经历了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各类泡沫、投资泡沫,潮水退去之后我们发现真正的价值投资,基于商业模式、产业的投资为数不多,所以我们看到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泡沫是非常之大的,真正跑出来的企业其实是凤毛麟角的。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产业里面,很多的企业领域已经出现这种加速的集中,无论是行业集中度还是企业龙头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整个国际市场的地位都更加地凸显,所以赢者通吃、胜者全得。
  中国的股票市场也经历了严重的分化,A股日益港股化,未来我们会看到很多“仙股”,没有多少交易,无人问津。龙头行业、龙头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优势明显,这也是我们在2017年股票市场看到的龙头企业为什么受到资金的追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在整个金融收缩、金融下行的过程当中,对于投资者、投资机构而言,最优的选择当然是买最确定的安全边际最高的标的,所以龙头行业、龙头企业就成为大家的首选。
  所以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中国的创业者、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开始觉醒,这些群体已经不太愿意被征收“智商税”,所以他们在拼命地学习,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在泡沫以后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

四:跨界的创新
  中国的新兴业态,实际上是从市场的夹缝当中产生和生存出来的。比如我们很多“第一桶金”实际上是从管制和市场的夹缝当中拿到的。今天我们看到的BAT等互联网公司没有哪一个不是从过去管制和市场的缝隙当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过去十年如果说它是一个好的时代,那它确实给创新提供了缝隙、提供的市场。
  从需求来看,中国有最广阔的市场,新中产阶层已经形成,不同的认定口径,有三四个亿的人口规模。巨国效应仍然是我们的市场优势。再大的创新也需要市场。QQ在以色列不行,在中国就能迅速发展。
  从供给来看,中国在很多领域的市场结构,还是垄断式的结构,体制僵化,管制盛行,任何一个松动的改革,都会释放巨大的供给潜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分重要。国企改革是重中之重。
  从技术来看,互联网技术让世界变平,互联网与具体产业的结合,提高了效率,改变了商业模式,改善了用户体验。人工智能AI正在逐渐商业化,区块链技术尽管遭遇了投机炒作,但泡沫过后,依然会留下适应市场的模式。关键在于,技术的发展,突破了很多政策壁垒,让中国出现了从“后发劣势”到“后发优势”的转变。
  从监管来看,监管的滞后给了一些创新迅速生发的机会,也带来了风险。中央监管和地方监管的诉求和功能不同,也给很多创新带来了难得的缝隙。当木已成舟,与监管博弈的机会就出现了。当然,监管的僵硬甚至粗暴,也是企业家必须认清的中国特征。

五:主动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选择?
  如果从消极的态度来讲,我总结几句话:“活下来、熬过去、坚持住、等风来”。
  如果从积极的层面来看,我们用积极的心态应对这种情况,我想是“深挖洞、广积粮、早称王、不称霸”。
  对睿智者,这是最好的时代;对平庸者,这是最坏的时代。
  在未来的3-5年或者是5-10年,我觉得大家有两个态度:
  第一个相对消极一点,我觉得消极不是一个贬义词,在整个金融下行周期环境当中,保住你的财富可能是首要目的,金融下行周期意味着全市场利率水平的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更难了、更贵了,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更差了,监管趋严了。
  当整个全社会融资的成本更高了、融资更难了、企业经营压力更大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消极一点的做法就是防范风险、熬过去,准备超越这个周期。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未来3-5年挣钱更难了,我们不大可能再赶上特别大的资产泡沫了,挣钱最快的时代过去了,金融回归实体的时代确实回来了。
  如果有人告诉你今天刮东风,明天刮南风,我希望你不要被风吹得晕头转向,当然也希望各位用积极的态度应对金融下行周期。

■ “深挖洞”
  为什么是深挖洞?我们做企业还是做创业者,做好风险控制是我们当前第一个要注意的。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我们面临来自于政策的风险、来自于监管层面的风险、来自于经济下行的风险。

■ “广积粮”
  为什么要广积粮呢?我们觉得要把企业所需要的条件要素合理地配置好,要学会做减法,要抓住核心的东西。
  在过去十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风口,各种酷炫的新物种,各种“互联网+”……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的是,做外卖还是要把饭做好,所以做好这个饭是我们核心的东西、核心的要素。做内容的,当然要把内容做好,分发的平台再多,精品内容仍然是稀缺的。这也是我愿意做一个独立第三方投资研究平台的初衷。做投资,总要选择比较良好的标的吧?新零售,无论如何新,产品总还是要做好吧?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广积粮”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在泡沫化的时代用一种工匠精神重新认识到我们所做事情的本质。

■ “早称王”
  什么是“早称王”?未来的行业的企业分化会越来越快,赢者通吃、胜者全得的现象愈发明显,我们要早日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或者是行业能够在统计行业集中度里面放在前十个、前五个里面。
  如果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你至少要占据中国市场;如果是细分区域市场,你一定要成为区域的龙头。所以“早称王”的发展,在于你能不能在细分市场、细分领域进一步地提升客户的体验,抓住客户的心。
  我们的企业家要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也意味着当你成为龙头的时候,绝大部分人成为了“炮灰”。

■ “不称霸”
  为什么要“不称霸”?当你成为行业龙头的时候不要被盯上,你懂得要低调、闷声发财、讲政治,不要忘乎所以,多做善事,与社会、自然环境和谐友好相处,维持良好的政商关系。
  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我们看过太多企业界的枭雄经历的波折,至今仍觉得惊心动魄,这些是大家要尽量去规避的。中国社会几千年历程中形成了很多历史文化的特点,有很多人性的特点是没有改变的,东方社会就是如此,我们要善于从中去体会。
  最后,再说一遍:
  对睿智者,这是最好的时代;对平庸者,这是最坏的时代。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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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人 发表于: 2017-12-13 06:26:00|只看该作者

民生证券管清友辞职创业:出任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源自:澎湃新闻
  民生证券副总裁管清友辞职“创业”:出任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澎湃新闻 见习记者:林倩 来源:澎湃新闻
  继任泽平之后,又一位券商研究圈大佬离职投身智库。
  12月11日,民生证券原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其微博表示,已经从民生证券辞职,开启个人独立搭建智库平台和投资平台的“创业”,现担任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12月12日,民生证券方面也对澎湃新闻表示,管清友博士确实已经离职。
  公开资料显示,管清友于2012年加入民生证券,2014年提出政经新时代,2015年提出从钱荒到资产荒,2016年提出“一个泡沫都跑不了”,2017年提出“迟到的出清”等研究观点。
  2016年7月8日,管清友还以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的身份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这次管清友履新的如是金融研究院,由通衡浙商俱乐部和通衡浙商资本于2016年8月22日,共同发起成立。作为金融资本投研平台,如是金融研究院服务中央决策,服务产业发展,下服务企业投融资。
  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是金融研究院成立之初,就聘任管清友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同时聘请大家房产、莱茵体育、新和成、康恩贝等十二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为研究院常务理事。
  管清友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曾表示,如是金融研究院的商业模式是,短期以研究咨询导入流量,中期以资本中介服务增加粘性,长期以战略和财务投资兑现收益,得到了多家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投资支持。

管清友个人简介
  现任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现为国情研究院)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主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宏观处处长、调研处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财政部发改委ppp专家库双库专家,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中心学术委员,工信部工业经济运行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最早在国内提出并系统阐述“李克强经济学”和“习近平常态”(Pinormal)概念,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出版多部专著,代表作有《石油的逻辑—国际油价波动机制与中国能源安全》、《后天有多远?—通货危机、石油泡沫和气候变化》、《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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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 发表于: 2017-10-10 03:26:00|只看该作者

管清友:跨境资本流动持续改善有助于稳定人民币汇率

源自:每日经济新闻
  管清友 张瑜 齐雯:跨境资本流动持续改善有助稳定人民币汇率

  【编者按】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17年二季度及上半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2017年6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均较上年末增长,各类对外资产均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各类对外负债基本呈现继续回升的趋势。总体看,我国储备资产规模仍位列全球第一,对外各类投资有序进行,来华各类投资稳定增加,国际投资头寸状况较为稳健。

  有专家分析指出,在政策调整下,内资外流势头得到缓解,内外资回流提升。随着人民币下调预期的弱化,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改善趋势有望持续。
  管清友 张瑜 齐雯
  10月9日,央行更新了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截至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1085.1亿美元,环比增加169.83亿美元,这也成为2014年6月以来首次连续8个月上涨。
  外汇储备规模与人民币汇率息息相关。实际上,在8月中到9月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曾出现一波凌厉的升势,不过到了9月中下旬,美元指数小幅回升又让人民币汇率这一波上涨暂告结束。10月9日,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493,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24个基点。
  不过,撇开单日的数据不论,9月份,在价值重估和汇兑损益对外储规模的影响都为负的情况下,中国外汇储备仍然取得正增长,说明我国银行结售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改善对外汇储备形成有力支撑,当然也能利好人民币汇率。
  再来看国际投资情况,6月末,我国对外净资产17515亿美元,其中,对外资产66446亿美元,对外负债48931亿美元,较上年末分别增长2.8%和4.9%。
  资本净流出额是资本流出额与资本流入额的差值。资本流出额的大小由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对外金融资产的增加与对外金融负债的减少共同决定。资本流入额的大小则由对外金融资产的减少和对外金融负债的增加共同影响。
  2017年第二季度,我国资本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从存量上看,2017年二季度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6.64万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4.89万亿美元,对外净资产1.75万亿美元。从边际增长上看,2017年二季度金融资产较上季度增长1622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增长1425亿美元;最终体现在对外净资产上,2017年二季度对外净资产由一季度下降687亿美元转为增长196亿美元。此外,央行储备资产二季度增加476亿美元(上季度仅增加49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增加477亿美元(上季度为负14亿美元),货币黄金减少2亿美元(上季为增加59亿美元)。
  如上文所述,对外净资产的增加有两个驱动因素,其一是对外金融资产的增加,其二是对外金融负债的减少,二者都可以造成资本流出。
  根据计算,2017年二季度资本流出的总额为1220亿美元(上季度1188亿),资本流出的去向主要为:
  其一,境内投资者对海外资产的投资458亿美元(上季559亿)。2017年以来境内投资者海外投资数量和占比持续下降,反映了2017年以来对外投资政策收紧。
  其二,储备资产增加476亿美元(上季度49亿)。二季度储备资产较上季度大幅上升,其中外汇储备增加是主要原因。一方面,受益于美元走弱,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总体升值,资产价格上升推动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另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下挫预期逐步弱化,银行结售汇逆差状况趋于改善,推动外汇储备持续回升。
  其三,贸易信贷产生的资本净流出167亿美元。二季度贸易信贷资本流动方向反转,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
  其四,其他对外金融资产增加119亿美元。在资本流出端,相比上个季度来看,资本流出规模增量变化不大。境内投资者海外投资下降,但被储备资产增加和贸易信贷产生的资本流出抵消,使得2017年第二季度资本总流出额在2017年第一季度1188亿美元的基础上微升至1220亿美元。与此同时,在美元走弱、人民币下跌预期弱化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结束了连续11个月负增长的趋势,二季度增长476亿美元,代替内资外流成为资本流出的主要原因。
  外资流入也由两个因素驱动,一是对外金融资产的减少,二是对外金融负债的增加,二者都可以造成资本流入。
  根据计算,2017年二季度资本流入的总额为1023亿美元(上季度1875亿),主要来源包括:
  其一,境外投资者中对我国的投资429亿美元(上季度653亿)。来华直接投资自2016年9月以来保持增长趋势。
  其二,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存款减少与吸收海外短期资金257亿美元(上季度762亿)。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存款和货币项为净流入,说明境内机构存放于境外的资本有一定回流,但规模较上一季度有所回落。
  其三,贷款产生的资本净流入156亿美元(上季度为负234亿)。由于二季度我国机构借入各类贷款大于境内机构通过向境外提供贷款和拆放等形式而持有的对外资产,所以二季度贷款项由流出项转为流入项,说明海外融资有回暖趋势。
  其四,其他金融负债增加181亿美元(上季度为负347亿)。在资本流入端,相比上个季度,来华直接投资、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存款减少以及吸收海外短期资金增多仍是资本流入的主要贡献项。
  与此同时,贷款产生的资本从流出变为流入,其他金融负债也由负转正,使得资本总流入额在2017年第一季度1875亿美元的基础上下滑至1023亿美元。最后,二季度资本流出金额变化不大,但资本流入大幅下降,使得二季度资本从净流入转为流出。
  “8·11汇改”后,以国际投资头寸表下衡量的资本流出来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汇改后,汇率调整引发外资恐慌,2015年三季度~四季度,资本流出是以对外负债大幅减少的外资撤出为主;第二阶段是2016年一季度~二季度,资本流出是内资流出+外资撤出共存,随着汇率机制透明及稳定,外资撤出开始减缓;第三阶段是2016年三季度,以内资流出为主;第四阶段是2016年四季度至2017年二季度,内资和外资流出趋于稳定,拆分再细观之,即从对外金融资产与对外金融负债具体科目来看,呈现出对外金融资产变动趋于零,对外金融负债的边际变动基本成为资本流动方向的决定力量。
  在政策调整下,内资外流势头得到缓解,内外资回流提升,具体体现为内资海外存款汇回增加、我国境内机构海外贷款增加。目前外资撤出和内资外流的高峰已经过去,“资本政策+加大吸引外资+鼓励境内机构海外资本回流”的组合拳使得内资外流在2016年四季度得到了控制,甚至还出现了资本净流入。随着人民币下调预期的弱化,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改善趋势有望持续。
  进一步观察过去7个季度内单季资本流动细项的变化趋势。在资本流出端,内资外流压力有所下降。境内投资者海外投资增加对资本流出的贡献逐年下降,二季度外汇储备资产的边际变动已成为资本流出方向的决定力量。
  在资本流入端,外资持续流入。汇改后,资本流出是以对外负债大幅减少的外资撤出为主。近期外资对华投资增加(连续4个季度净流入),成为资本流入的主要贡献力量。
  除此之外,我国资本流入结构有所改善,货币存款连续两个季度带来资本流入,说明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存款下降、吸收海外短期资金增多,资本流入结构优化。
  另外,储备资产由流入变为流出,反映央行二季度没有依靠出售储备资产来回流资本,资本流入出现实质性改善。
  (作者为民生证券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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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 发表于: 2017-7-21 08:08:00|只看该作者

管清友:让金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源自:中青在线
原文标题:[学习时刻]管清友:归本源、化风险、促改革,让金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7月14日至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由光明网出品的 [学习时刻]栏目,今天邀请民生金融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请他谈谈对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理解。
  访谈实录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光明网“学习时刻”,我是管清友。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着重就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当中的三项任务给大家作一个解读、分享。
  三项任务分别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实际上是解决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过去这些年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脱节,产生了资产泡沫的问题、金融空转的问题,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不利于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所提出的“降成本”的实现。因此,服务实体经济实际上让整个金融行业、金融业务回归本源,真正地给实体经济服务。这就要求金融行业里各个业态都要按照其本源去服务,而不是泛金融发展。
  第二个任务是防控金融风险。在金融和实体经济出现脱节的时候,一定会带来金融风险,这种金融风险不仅中国存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与2008年以后全球各国普遍采用量化宽松政策有关系。微观层面,相对来说企业的杠杆率也较高,这些企业又关联着相关的金融机构,银行、信托、券商,一旦这些企业发生问题,资金链条出现问题,就有可能波及到整个债务链上的各个主体。这种风险的积累,它的冲击力是不可小视的,所以必须从顶层采取坚决的措施防范这种风险。
  第三项任务是深化金融改革。为了应对金融和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防控金融风险,就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次金融工作会实际上明确了宏观审慎管理。也就是说把不同的金融主体在统一的金融框架当中监管起来,防止出现因为监管真空所造成的风险。所以这次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也有利于我们解决金融和实体经济脱节、金融风险累积的问题。
  (光明网记者李澍采访整理 剪辑:臧颖)
源自:光明网-时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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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人 发表于: 2017-6-16 05:56:00|只看该作者

管清友:美联储决定加息缩表 政策紧缩难以支撑美元

源自:每日经济新闻
  管清友、张瑜:从“加息+缩表”模式看美联储紧缩能走多远
  管清友、张瑜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会议所公布的决定,有一个未超出预期,另一个略超出预期──加息25个基点的决定,并未超出市场预期;但在另一方面,美联储却超预期提及缩表,而耐人寻味的是,联储的缩表又留足了回旋余地,缩表启动规模低于市场预期。也正因为如此,联储的决定并未引发市场剧烈波动。
  从加息决议公布之后4个小时窗口看,市场即期反应比较平稳,美元由96.5突破97后回落至96.92,道指上涨0.15%,纳斯达克下跌0.38%,标普500下跌0.02%,10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跌6.9个基点,COMEX黄金由1275跌1.1%至1261。
  美联储“加息+缩表”的政策搭配已经初步建立,相对于资产数量确定(相比整体债市规模有限)且缓和的缩表节奏(未来5年完成缩表)而言,加息是对于资产价格和经济影响更深远、更广阔的货币政策工具。随着加息步伐的常态化,市场对于短期加息节奏的敏感度开始下滑,对于加息中长期影响及远景的关注逐步提升。
  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美联储加息对实体经济具有很大影响。其利率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对于基准利率的直接或间接调整来影响市场利率,最终作用于实体经济。具体来说,基准利率可通过对居民信贷利率、企业债收益率、抵押贷款利率和汇率的传导来影响个人消费支出(耐用品支出)、企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进出口。
  从容易受到影响的指标来看,利率敏感性高的支出受加息影响最大,一般包括耐用品消费支出,如个人消费支出中对于汽车和家电的消费;此外还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如私人投资中对厂房和设备投资;再比如房地产投资,如对房屋建筑和住宅的投资。
  从本轮加息分析,美国经济复苏近期有望持续,但未来经济面临回落可能性加大。一方面,利率周期提前于经济周期,加息对消费和投资的负面影响将在1~2年后充分显现;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是否饱和是观察经济拐点的领先指标,预计美国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将逐渐接近充分就业,叠加美联储的加息政策,这大大增加了美国经济未来回落概率。
  我们可以以房地产行业为例,通过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来分析加息的影响。
  历次加息周期中,利率上调会遏制美国房地产市场,其传导机制为:基础利率-市场利率-抵押贷款利率-房地产投资:抵押贷款利率是影响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指标。以成品房销售为例,成品房占美国住房市场的80%,经验显示,抵押贷款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成品房销售额就减少25万个单位。由于房地产销售数据反映了消费者的预期,所以成品房销售又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领先指标。
  研究显示,利率上涨在2年后会对房价和经济产生冲击:房地产是美国本轮经济复苏的驱动力之一。美联储首次加息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火爆甚至过热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并未出现明显降温的迹象。根据旧金山联储的研究,美联储加息两年后,房价有最大10%左右的降幅,对经济会产生-0.9%~-0.3%不等的负面影响。
  美联储加息对金融市场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以股票市场为例,美股走势和企业盈利水平相关性强于加息,加息周期不会改变股指变化趋势。不过,如果出现利息上升和经济增速下降,则将加重美国的债务负担。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加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影响美国的债务。首先是加息直接带来的预算赤字增加。根据测算,如果美联储加息,美国所需支付利息占GDP的比重会从2015年的1.3%上升至2024年的3%。其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来间接地影响美国债务水平(经济增速下降导致税收减少,失业补助和其他补助增加)。基于此,美联储加息将带来严重的赤字,利率的增加直接抬高了政府偿息和未来的借债成本。
  另一个加息带来的非直接影响是:如果加息造成失业率更高、经济增速更低,那么债务情况会恶化。低的失业率意味着政府可以支付更低的社会补助(食品、失业等其他补助)、收取更高的税款。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未来经济可以保持增长、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那么通过支付转移和税收增长带来的收入会减缓财政赤字压力。如果美国经济在未来面临回落,那么财政赤字会更加恶化。
  本次美联储加息势必对美元走势造成影响,预计后期美元很难走出强势。
  美元指数在2016年年底一度走得非常强,不过当时是受到“特朗普当选效应”影响,再加上货币紧缩预期和美元回流预期,三方面因素共同推升所致。然而今年以来,以上三个因素都在边际弱化,因此美元指数前期出现单边下行。
  未来随着特朗普在国内的威望由于“通俄门”和弹劾的风险而进一步降低,作为其政策框架核心的减税改革的后续推进将会面临更大阻力,因此“特朗普效应”对美元走势的影响开始从正向定价逐步转为负向定价,因此年内难以支撑美元。
  而随着美联储加息逐渐常态化,缩表尚未实质性到来,下半年将处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情绪真空期,货币政策紧缩难以支撑美元。另一方面,美元回流目前看不到;市场普遍预期欧元年底可能缩减甚至退出QE,欧元在英欧谈判这个不确定性正式落地后,恐迎来修复,作为美元指数篮子中占比近60%的币种,欧元的走强将会对美元形成较大的下行压力。
  美元不强,对人民币汇率当然不是坏事。首先,欧元修复,美元不强,人民币的外盘将不会有太大压力;其次,逆周期因子的公布,已经明确表达了对于外汇即期交易市场贬值交易惯性的逆向调节倾向,即期市场的贬值交易惯性方面的压力下滑;再次,通过逆周期因子,中国央行增加了对于汇率机制的把控力。综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内基本不会出现“破7”的概率。
  (作者分别为民生证券副总裁及研究院宏观固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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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人 发表于: 2017-5-9 08:56:01|只看该作者

管清友:没想到金融监管如此严厉 要熬过这两年

  管清友:迟到的出清
⊙作者:管清友 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本文是管清友博士在内部讨论会上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我们确实没有想到,2017年年初以来的金融监管如此之严厉,上升的高度如此之高,影响如此之大。
  抚今追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十年。审视过去,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就仿佛身处四季如春的温室大棚──经济周期被人为熨平,但人为修正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都是有代价的,就像大棚需要不断的施肥耗电那般,我们也消耗货币宽松与财政扩张对其不断的滋养。其间偶有迟疑、停顿,但终是不舍、不忍及不敢走出温室,黄粱美梦终有一醒,秋去冬来终需直面,主动的进入冬天就等于主动的迎向了春天,唯有瑞雪才可兆丰年,唯有彻底的出清才可带来轻装上路。
  2017年,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走出温室的一些征兆,一些政策的决心和严厉程度是超出我们年初预期的: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中性,监管趋严,整治乱象,挤压泡沫,更重质而非量。眼下,全球同步复苏、特朗普效应消退叠加美国缩表尚未实质开启,外围看是难得的温和窗口;金融市场形成信用创造的内部空转、大类资产的价格扭曲与闹剧、实体企业在一次次政策摇摆中预期紊乱,造成宏观面上的周期钝化,内部看出清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举目远望,2017、2018年可能是出清的年份,也就是所谓的结构调整阵痛期,如果这两年我们可以熬过去,黎明的曙光大概会发生在2019年。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1990年代末期的那一次比较彻底是市场出清,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20年了。而这一次,距离上一次出清也差不多20年。

一:迟到的出清
  阳光底下无新事,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速下行、有效供给不足、产能过剩、库存高企、债务过高等,几乎都能在1990年代末期找到影子。这些问题一方面源于外部的金融危机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另一方面,源于内部过度追求高增速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投资过热和货币超发可以说是产能过剩、资源严重错配和资产泡沫的罪魁祸首。
  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决策者大刀阔斧,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用一次彻底的出清换来了生机。中国的GDP增速在2000年反弹重回上升周期。1998年去产能和体制改革双管齐下,体制改革涵盖国企三年脱困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金融体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社会保库体系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多个领域。我们先看看这轮经济出清的情况。GDP增速从1992年的14.2%一路下行至1999年的7.2%。通货紧缩严重,1998-2000年CPI和PPI最低分别降至-1.4%和-4.1%。工人大规模下岗,就业人数从1998年的1.46亿人降至2000年的1.16亿人,三年内减少3000万人。行政化国企改革和去产能效果显著,1996-1998年,国有企业从 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 42%;去产能以纺织业为例,用三年时间(1998-2000年)淘汰落后棉纺锭 1000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 120万人,并在2000年实现扭亏为盈。
  从1998年至今,二十年矣,我们又站在是否要进行新一轮经济出清的抉择路口。2015年底,中国的决策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着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但实质性的经济出清仍未出现,政策甚至多有摇摆。实践证明,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要想同时实现,何其难也!稳增长与调结构,在短期之内是存在矛盾的。要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当前,大家对于经济L型、增速换挡的趋势是有共识的。但是,这个阶段要持续多久,很多人心里是没有把握的。这就导致了预期的紊乱,选择的短期化,投资的泡沫化。宽松政策导致金融过度繁荣、资产泡沫化、流动性空转,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并没有相应提高,出现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凡此种种,需要决断,需要取舍,需要定力。

二:难得的窗口
  外部环境来看,当下面临难得的窗口期:全球同步复苏,特朗普效应消退,缩表前的最后真空期,政治黑天鹅的担忧高峰已过,之后的荷兰、法国大选等都比较平稳。
  2017年是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步复苏的年份。2008年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从3.09%震荡下跌至2016年的1.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从8.6%连跌腰斩至2016年的4.1%。但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加息落地及大宗商品开启一轮修复,欧美日及巴西俄罗斯等经济景气指数同步向上,2017年将是危机后的首次全球同步复苏,发达经济体增速将升至1.9%,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将升至4.5%。
  我们将会看到巴西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大宗出口国将会迎来经济增速的由负翻正;美国、加拿大增速稳步提升;欧洲日本虽然问题仍在但增速基本持平;印度绝对增速依然维持高位。如果全球经济不好,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还是风险属性的,再叠加内部出清,可能会触发强烈的风险偏好回落,眼下全球经济温和,这是一个较好的外围基本面,毕竟动手术的时候最好别发烧。
  特朗普“非典型性”正在消退,“典型性”总统属性正在增强。特朗普整体框架是想通过一套非常激进的财政扩张政策来完成其“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执政理念,市场将特朗普效应认定为“买增长、买通胀、买新美国”,我们对其“减税收+兴基建+扩军费+贸易保护的”的一揽子政策的经济影响做了初步的评估,首先会给美国带来非常大的财政冲击,公共部门债务/GDP十年后将会高达108%,甚至超过二战时期,其次是由于减税的脉冲效应较短和逆全球化的长期损害,会使得美国经济增长中枢未明显提升的情况下增加波动。这些也是特朗普各方面政策推进都比原计划要慢的主要原因,原先激进的政策理念和框架正在美国法治与国会制约中缓慢的有所回归,特朗普的“非典型性”正在被磨灭,典型性总统的特征在增强,市场前期对其政治理念的幻想过于拥挤,后续边际冷静回调,换句话说,美国没有爆发式的经济增长对中国也是好事,否则将会通过息差联动、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等掣肘国内政策。
  关键是,这是美国加息后与缩表前的最后真空期。目前加息落地三次,利率水平仍低,美国尚在回归常态化货币政策的空间之内,还算不上经济过热式的强劲加息,缩表在2018年之前尚难实质到来。一方面加息情绪已经饱满,从2014年紧缩预期到15、16年加息落地的三轮脉冲效应来看,我们明确感受到没有经济过热基本面的加息情绪是边际弱化的;一方面缩表情绪尚未到来,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直接关系到对美国经济的看法,美联储与市场都在等着经济数据做相机抉择,因此眼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其实是美国货币收紧的一段情绪真空期,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三月超预期加息的美元其实强不起来,全球资本也没有回流美国。

三:主动的收缩
  2016年以来,大宗商品、房地产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金融大体系内信用派生剧烈扩张,部分过剩产能“死灰复燃”。监管层不得不放弃货币宽松,进行主动的收缩,并且收缩是多方面的。
  从去年三季度房地产调控为标志,目前是三重收缩的重叠。第一,主动收缩房地产政策。930开启的房地产周期收缩,目前销售已见明显回落,向上游投资、拿地传导有一个时滞,但房地产投资下滑是确定的,只是一个传导速度的问题;第二,主动强化监管。金融周期收缩,强监管、去杠杆以及央行实质性的缩表,利率上行,货币信用双紧,紧是确定的,具体紧到什么程度只是监管力度问题;第三,库存周期见顶。需求下滑,收缩也只是时间问题,工业企业主动补库存基本已经接近尾声。
  在这三重收缩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会扩大这种紧缩共振效应。首先,整体的政策层面的共振。房地产政策紧缩直接冲击了行业的配套融资;进一步加速“政企分离”50号文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城投平台的举债融资;去年为了打击PPP热潮中的明股实债问题,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发步32号,从全面推进到开始重项目质量与真正的合作架构,对于PPP增量也有一定的冲击。其次,监管制度决定的共振,2015年股票市场异常波动后,对整个金融监管的调整没有实施到位,目前“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监管+职能监管”的金融监管思路是清晰的,但这种监管体系尚未形成,以至于在强化金融监管时只注意到了部门协调的问题,大家说到监管时一起发力,导致对整个市场的影响骤然加大。
  事情正在起变化!我们发现,目前,需求侧全面多角度承压,地产、基建这两个最为常用的调节器都没有留口子,因此,我们要小心在下半年看到一个通胀下行+经济下行的典型“小衰退”。
  站在今天这样一个时点,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预判全年的形势:增长前高后低,通胀倒V型,财政宽松空间不大,货币政策事实偏紧。
  (一)增长方面,2017年的冬天有点冷:前高后低,四季度或探6.4%,全年6.5-6.6%。
  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不足。从投资看,基建受制于预算内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和预算外监管趋严,但已落地项目仍能消化一段时间。乐观情景下,或与上年持平,预计为15%;地产投资因调控收紧必然下行,考虑到销售传递的时滞,预计全年4%~5%;制造业在终端需求不足(地产、基建疲软)和去产能大背景下难有大作为,预计全年5%~6.5%。基建、地产、制造业合计占固定资产投资70%以上,假设其他投资的增速与上年持平,则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为7.3%~8.5%。
  从消费看,2017年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取消,叠加2016年底的提前透支,预计汽车销量同比从2016年的14%降至2017年的6%~8%,拖累社会消费品总额同比降至8.9%至9.4%。
  从出口看,重回衰退型顺差,进口降幅大于出口,预计2017年进口同比8%~9%,出口同比6%,贸易差额5085亿美元。三驾马车的动能不足,多项交叠的加码显现的低谷在四季度,GDP或在四季度探底至6.4%。
  (二)通胀方面,关注结构变化:倒V型,全年CPI 1.3-1.4%,PPI 5-6%。
  具体看,CPI在2月达年内低点(0.8%),逐步回升至8月(1.6%)后见顶回落,12月降至1.3%;PPI在2月达年内高点(7.8%),随后一路下行至年底(1.7%)。CPI发生结构性变化,主要拉动由以往的食品项转为非食品项,食品项成反而主要拖累。食品项中,猪肉和蔬菜拖累最大,猪肉受高基数效应和需求疲软影响,蔬菜受暖冬效应影响。非食品项中,居住、教育、医疗保健增长最快,居住项源于本轮房价上涨,教育和医疗保健源于消费升级带来的需求上升。另外2017年是医改大年,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价格加成、流通环节实行两票制等改革大幅提升医疗价格。PPI下行趋势明确,需求端地产基建下行,供给端去产能力度减弱、由行政化转向市场化,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回调。
  (三)财政方面,宽松空间不大。
  预算内外财政都受镣铐制约。从预算内看,今年一般公共预算在一季度已出现赤字,以往一般出现在年底或下半年。一方面是财政支出加快,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在改善。另一方面是财政收入下滑,主因是经济增速放缓和减税降费力度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从1月的18%降至14%。财政赤字扩张空间有限,2015年和2016年分别动用了7300亿和6200亿财政结余弥补赤字,目前财政累计结余只剩2400亿。从预算外看,2017年专项建设债被叫停,(15-16年发行超1.8万亿),叠加PPP和城投债监管趋严,PPP落地速度或放缓,城投债发行受冲击。
  (四)货币方面,强监管、去杠杆、慢缩表。
  去杠杆、去泡沫很难有个明确的量化标准,但从一些简单的数来看,在基本M2增速下滑的趋势,货币乘数出现指数级背离飙升,背后体现的是金融体系内部信用派生的问题,金融体系怎么派生,其余影子银行、理财空转等我们暂且不展开而论,最为典型的就是同业存单的内部循环,也是触发监管加码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因此,没有看到货币乘数与同业存单的实际有效双降,难言去杠杆有实质性进展。
  后续来看,决策层对于经济的运行下线忍耐度提升,对于金融泡沫与经济顽疾的忍耐度降低,因此只要不是危及系统性稳健的程度,经济下行难再逼迫货币政策转向,至少量价双松的老路不会再走,或许会看到价紧量松。

四:艰难的配置
  在这种宏观背景下,资产配置很难选择。债市来看,利率债价值随跌随现,信用利差走阔,特别需要注意甄别信用风险;股市来看,一方面本身泡沫较低且委外冲击不大,另一方面由于IPO提速与流动性收缩整体又承压,指数变动易跌难涨;个人、高净值、机构的资产配置是要区别对待的,现金为王需要动态看待。
  债市方面。利率债来看,经济基本面确定性回落,长端利率还是跟经济,配置属性为主,下半年随着强化监管这一最大利空因素的逐渐消化,金融机构可能重新配置债券,利率债仍然有配置的刚需,因此利率债价值是随跌随现;信用债来看,经济价量双缩,企业盈利未来也是确定性的要掉的,金融监管之下信用受冲击非常明显,一二级联动冲击最大(信用债大规模取消发行),短期内利差走阔,长期看监管消化时长与调整幅度,跌的多价值就有,毕竟信用有相对较高的绝对收益,风险筛选的情况下可以为投资者博取高收益。
  值得关注的一点,由于境内融资环境恶化,境外直接发债的流程也比较便捷,政策也放开了,未来中资企业境外发债恐继续放量,机构投资者可关注其中的投资机会,中资美元债方面我们已经写了很多的深度专题进行了梳理。
  股市方面。一方面本身已经在2015年6月经历过一次强力去杠杆,且委外中权益的占比很小,大概在1000至2000亿左右,因此这一轮规范委外对股市直接冲击不大;一方面由于IPO提速冲击估值与流动性收缩降低风险偏好,整体又承压。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对二级市场应持谨慎态度,对风险偏好者来说,一批盈利情况和成长性比较好、PE倍数不高的股票,其投资价值已经逐渐显现出来了。
  所谓“现金为王”,对不同的投资群体,含义和策略是不一样的,是动态的。大型金融机构、高净值客户和普通投资者对二级市场的投资策略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于金融机构来讲,不可能现金为王,但普通投资者可能需要现金为王。
  对投资而言,短期看,冬天已来,春天尚远。所谓资本寒冬,不过是挤压泡沫过程中机构、企业和个人的不适应。丢掉幻想,准备过冬,是理性的选择。长期看,梅花香自苦寒来,聪明的资本总是会在市场上无人问津的时候寻找到合意的资产,静待冬天过去,迎接春天到来。而这个春天,我们想,大概会在2019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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