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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 发表于: 2018-1-31 10:48:00|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2018年] 侠客岛:“村霸”背后的问题绝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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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如岛叔此前在文章中所言,扫黑除恶、尤其是在基层扫黑除恶,实际上是在给探索新时代基层治理破题。面对治理的现实困境和难题,需要拿出兼具顶层设计性与操作性的系统措施。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分析问题。要解决基层的黑恶势力,要打击“村霸”,就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根源。
  为此,岛叔今天与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林辉煌博士进行了一番长谈。林博士曾经先后在祖国东中西部的十数个省份、五十多个村庄进行长期调查研究,累计调研时长超过800天。他的讲述里不仅对“村霸”有直观的观感描述,也有对其生存土壤的分析和思考。
  以下是林博士的讲述实录,侠客岛进行了文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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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村霸”现象在中国有多大范围的存在呢?

  就我个人的调研经历来看,有“村霸”的村庄中,贫穷的、中等的、富裕都有,但大多数还是利益比较集中的地区,如村庄内部富含自然资源(矿产、森林等),或者是靠近城市的城郊村,存在比较大的征地拆迁利益。换言之,“村霸”现象的出现,往往有其经济基础、利益基础。全国有多少村庄存在“村霸”我没有完全的发言权,但就我个人调研过的地方看,这个比例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必须要考虑到,我去过的村庄里有不少是贫困落后、人口外流严重的,而“村霸”大多数是要抢夺利益的。
  这些“村霸”有不同特征。华南一些宗族结构保留相对完整、家族观念比较强的地区,“村霸”多少会和强势的宗族有关;北方一些地区,靠兄弟多少、家庭势力;中部靠近长江流域的地区,由于村庄比较原子化,也存在一些主要依靠个人“气势”的村霸,比如身材魁梧、犯过罪、坐过牢,有这么一些共同特点。
  当然,“村霸”不一定都是恶霸、地痞流氓,“霸凌”、“权力压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霸”,我们后面会说到。
  我们知道,中央此次扫黑除恶,很强调一点是要深挖、清除其背后的“保护伞”。“村霸”背后当然也有。
  比如,一些“村霸”本身就是权力拥有者,比如当地的村支书或者村主任,他们在非法侵占公共利益的同时,还向更高一级的官员输送利益寻求保护,那些贪图“利益”的官员自然也就乐意充当“保护伞”一角。
  也有“村霸”和权力拥有者有一定利益关系。比如有亲戚、血缘关系,又或者权力者需要通过这些势力达到一定目的──比如基层选举时,参加选举的候选人要依靠“村霸”来确保自己当选,又如需要这些人帮忙完成征地拆迁工作等,事实上和权力拥有者形成某种“共谋关系”。
  当然,也有的“村霸”就是地痞流氓,或许没有什么大的“保护伞”,但谁也不怕。这些“刺头”,基层的管理者可能也不愿意理睬,放任不管,不去招惹;但这种不管不治,则成了另一种“保护伞”。
  上一次我看了侠客岛的推文,岛友很多在留言中质疑这些“村霸”为什么最后收到的刑事制裁算不上很重。这跟基层法律意识淡薄、尤其是物证技术不发达、取证难有关系,在制裁这些人时,往往需要大量的口供和认证;但基层的村庄,大家生活都在一起,村民有顾忌、不敢或不愿指认,担心日后遭受打击报复,导致证据不足从轻发落的事情也不鲜见。
  “村霸”是如何产生的?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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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事实上,以“村霸”为代表的基层治理困境有深刻的结构性原因。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之后,八九十年代的村庄治理工作,主要有两件“大事”:收农业税、计划生育。这两件事都不容易。尤其是计划生育,在南方一些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很难开展,经常遭到反抗,有时候村庄、乡镇里面为了就会默许甚至借助村里面比较强势的人,以完成任务。
  我们知道,03年之后农业税取消,计生工作到现在也慢慢软化、开放,其实村干部的分内之事就少了很多。但之后的另一个趋势是征地拆迁兴起,很多城郊村利益变得很大。这件事当然也不好做;同样的逻辑,管理者不容易搞定的事情,一些灰色甚至黑色的势力就崛起了。比如拆迁公司,就混进了很多这样的势力。坦白讲,这股风气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根除。
  但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表面“秩序”的维持,其背后并不意味着良性秩序的出现,反而侵蚀了基层的合法秩序和执政基础,因此中央必须痛下杀手。
  那么,为什么面临治理问题,合法的力量反而无法触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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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涉及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基层法治力量、尤其是警力布局的严重不足。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乡村依靠一些乡土规范为耻,但随着基层原子化,乡土结构能起的作用式微,即使村子里有混混、恶霸出现,曾经有威望、管事儿的老人也不管、也管不了了。与此同时,合法的暴力体系(如警察),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介入、难以及时有效地渗入农村进行管控。
  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派出所的,我在基层派出所有过长期的蹲住经历,知道他们是严重缺乏人手、完全忙不过来的。很多地方一个乡镇只有一个派出所,但人口可能有五六万甚至十万之多,派出所的正式编制甚至都不到5个人。乡村结构又不像城市紧凑,人口分布非常广,有时候一个山头就住几户人家,日常出警怎么覆盖得到?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人均的正规警力相当少。因此,法律的力量、合法的暴力不足,也是黑恶势力趁机兴起的一个现实原因。
  但说到底,无论是治理能力的弱化、还是基层法治力量的缺乏,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在趋于松散、原子化、趋利化的同时,地方自我规范的能力并没有跟上。在传统良性约束力量缺乏的条件下,向“权钱”看齐就成了通行规则,一旦有利益出现,就很容易出现抢夺。这也就是为何会出现前述的“村霸”、以及“村霸”如何寻找保护伞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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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所以,“村霸”不一定是每一个村庄都存在的具体现象,但以小见大,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却是耐人寻味的:基层治理到底为何面临困境、为何失效?为何基层政权建设不够完善?
  从学理上看,基层政权建设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基本社区(农村或城市)实现自我管理,也就是真正实现基层民主;二是需要一个高效、廉洁、有力的官僚行政体系。前者可以保证民众参与和监督公共事务的执行,然后与后者相结合,才能构成比较成熟的、既有体现在地声音和利益诉求、又可以上下贯通的成熟基层政权体系。
  拿这个标准来看,现存的基层民主显然是不令人满意的。我们看到许多地方的基层选举在走过场,要么是大家漠不关心,要么是资源被强势势力甚至黑恶势力垄断,选谁不选谁,人民做不了主。
  还有一些村,少数乡村新富走上政治前台,凭借较强的致富能力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甚至还以承诺和捐赠的形式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当选,形成令人警惕的“富人治村”现象,“基层民主”变成了“基层选主”──普通村民只需要选一个主人,而无法进入基层治理,形成基层村庄的权力结构固化。
  某种意义上,“富人治村”跟“恶人治村”的逻辑是相似的。富人可以用金钱手段来代替一些强制手段,甚至可能富人以前是恶人,但现在不需要暴力手段了,可以用金钱收买了。这种现象之所以值得警惕,是因为其表现出一种基层局部失控状态。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不能只吸引能赚钱的人、强势的人让他们在经济上“带后富”,因为实际上根本带不起来,基层党员的政治性反而被过度的经济性稀释掉了。
  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基层治理难题,其实是非常深刻的一道考题:如何在平衡中央与地方(涉及到财权、事权等)的前提下,一方面让自上而下的资源(扶贫、农业、社会服务等)、权力意志渗透下来,另一方面又真正解决地方的痛点和需求?
  如果这道问题没有有效的解答方案,自上而下的资源、权力意志难以有效渗透到村庄一层,这时候基层就会留下权力的真空,“强势群体”、非法、灰色的力量可能就会产生,用以解决基层内生的不确定乃至不稳定因素,维持某种表面秩序。
  事实上,这种权力和治理的真空,不仅仅会造成恶霸的问题,群众身边的“微腐败”、资源使用的无效性和浪费等也都与此紧密相关。因此,“村霸”虽小,映照出的却是国家治理体系与基层民主衔接失衡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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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说了这么多,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权力真空?村级组织、机构发挥的作用呢?
  是的,前面所言的失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党组织涣散。
  传统乡村结构变迁是一个历史性的必然过程。这是发展的“病”,“病”就会“痛”。但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出现真空,是因为没有力量来真正替代原有传统组织、乡规民约的作用。事实上,直到今天,如果你去跟一些上年纪的村民聊天,他们会说,以前党员在村里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但80年代以来,不少基层尤其是村级党组织,都已经如中央所言,“软”、“散”、“乱”,失去了生命力。
  在此背景下,基层党员的自我认同感弱化,相应地,群众对基层党员的认同也弱化了。以前是“有困难找党员”,现在反而不信任他们了。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反思基层党建工作开展的实效性问题。在我过去的调研中发现,一些基层党建工作花了钱、做了宣传,但其实是在“空转”;看上去玩得很红火,进村下乡,好像跟群众在一起,但只是形式上“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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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如果真正要治理地方基层的这种村霸、黑恶势力,党最值得信赖、也最应该仰赖的,首先就是基层的党组织。党组织运转得好,其优势自不必说,基层党员可以参加选举成为村干部,从最草根、最基层的视角去收集民意、了解民情;利用各级党组织的垂直条线,上级、中央可以收到传导上来的民意,从而利用这个组织体系了解地方、社区,基层民主才能和行政体系形成良性衔接。
  因此,如何把我们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党组织的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在基层真正盘活起来,是真正关键的一道问题。
  基层治理要真正运转起来,不是仅仅投投票、走个形式就完了。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治理效果。乡村怎么留得住人?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进公共事务的管理?
  举一个小例子。西部的一个省份,有一个项目是给每个村庄10万元搞一些村庄建设,但前提是村庄要成立理事会,必须多次讨论、开会、集体决定,理事会成员同时去银行,才能取用这笔钱。我看到他们开会的现场,有讨论,有吵架,但这是件好事,意味着村庄被盘活了,民主真正转起来了。通过乡村振兴的计划,如果真正能盘活村庄内部的青壮年力量,把他们发展成党员,由他们主导并且参与到乡村治理当中,与党组织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目前基层治理与上层意志脱线的问题才有了解决的可能。
  说一千道一万,只有依靠制度化的设计、可操作性的配套措施(比如在基层建立良好的党建、财政和教育医疗等体系),才能够把基层村庄变成是有公共利益的、吸引人的场所和空间。这样下来,自然会有人投入治理的热情,形成良好风气,从而内生出基层自治的可能,形成有能力的行政官僚体系,遏制住黑恶势力的生长空间。
  采写/公子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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