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车手韩寒的草根奴才样本

在极权专制之下，不少反抗强权，为民众和社会提供思想武器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在突然之间叛变为极权和专制的清道夫、帮凶，甚至“杀手”。美国人马克•里拉对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文章2001年以《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之名结集出版。新星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文版（邓晓菁、王笑红译）封底介绍上说：“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民主社会、计划体制或法西斯社会下的许多哲学家、著作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但是，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自由和独立研究的理念？为何他们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大规模的压迫和人类苦难的立场上呢？”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对海德格尔、施密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德里达堕落到与暴政合作、追随、讴歌、赞美的现象进行了探讨。

海德格尔在纳粹还没有掌握德国政权时，就公开表示对纳粹运动的支持。后来加入纳粹党，不遗余力地宣传纳粹思想，并一次次激情高呼“希特勒万岁！”。

施密特不仅在理论、信仰和实践中是一个十足的纳粹分子，还是一个纳粹思想家、法学家。对法西斯政权给予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他起草的《法律实用之原则》成为法西斯的法学基础。在纳粹统治时期，他为纳粹每一次重大行动的合法性都开出了“法学证明”，甚至声称希特勒“自身就是最高的正义”。他还为种族灭绝提供法律依据的《关于公民权和种族的纽伦堡法》进行辩护，称其是“自由的宪法，是当今德意志法律的灵魂”。

本雅明接受了施密特的马克思主义“决断理论”，甚至表示“我将加快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步伐并加入共产党。”这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破坏特质的狂热理想。”

科耶夫对斯大林的暴行熟视无睹，甚至暗中为其辩护，他认为，即便是僭主政治也能推动历史的进步，是为更美好的未来铺设道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同时，他还为极权提供理论依据。

福柯则的思想不仅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而且他还鼓吹暴力，无视杀戮，甚至走上街实践暴力。

德里达从施密特的理论中汲取了精神资源，他认为“民主总是处于将至的状态”，这实际上是否认了民主的现实性，说正义居于“法律之外并超越法律”，进而否认法律自身具有的正义性。

虽然韩寒根本不够《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所探讨的知识分子的“档次”，但我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像海德格尔这类著名的知识分子都会在极权下自甘堕落，何况一介赛车手韩寒！？他《谈革命》的言论，就连自宫、堕落也算不上，不过是其本相的显身而已。《谈革命》的胡言乱语，在人类普遍价值如此深入人心和中东反专制独裁运动结出硕果的背景下，根本不值一驳。《谈革命》不仅为精神与人格分裂提供了奴才样本，也为“稳定压倒一切”提供了草根“理论。



《谈革命》不过是“秋雨含泪劝告”的韩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