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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20年前向朱镕基建议国庆放长假的张国宝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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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宝(1944.11.19~2019.10.4)男,汉族,浙江人。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2012-4-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能源/资源:供需双方的对话”分论坛上,张国宝认为中国有14个核电站在运行,27个核电站在建设,选择发展核电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现任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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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菊花 发表于: 2019-10-6 18:18:46|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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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

  据《中国能源报》报道,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于10月4日下午4时许逝世,享年75岁。

  据公开简历,张国宝出生于1944年11月,浙江绍兴人,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负责能源、交通基础司、工业司、高技术司、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
  2004年,张国宝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2008年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11年1月,卸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据报道,张国宝亲身经历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上海洋山深水港、中俄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特高压输变电、金沙江水电开发等一大批世纪工程以及建设全国互联互通的统一大电网、第一个铁路中长期规划、城市轨道交通、天然气事业、新能源、船舶、汽车、钢铁、装备制造业等的发展规划和决策建设过程。
  张国宝曾著有《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书中记述了张国宝曾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汇报西气东输工程的细节。
  据书中介绍,2000年2月14日,朱镕基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西气东输工程,由国家计委负责汇报,具体汇报人就是张国宝。汇报中朱镕基打断张国宝问道:“上海的气多少钱1立方米?”张国宝马上就回答:“1.56元。”
  “朱镕基当时一听,便使了一个眼色给他的秘书李伟,让李伟给上海市长徐匡迪打电话核实。我只看到李伟几次进出,还和朱镕基总理耳语,但并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还以为是有其他军国大事。过了一会儿,李伟递上了一个条子。朱镕基总理看了一眼后,把纸条反扣在桌子上,拿杯子压起来,继续听汇报。”
  张国宝称,一直到汇报结束,朱镕基才把这个条子拿出来,说:“我刚才听到汇报里上海的气价,不相信张国宝说的这个数字,就让李伟去给徐匡迪打电话。徐匡迪回复了,说上海的混合气价确实是1.56元。所以,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没有说错。”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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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爱潜水 发表于: 2019-10-5 18:27:58|只看该作者

徐匡迪:我眼中的张国宝

源自:中国经济周刊
  10月4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的消息震惊业内,业内人士纷纷表达了哀痛和惋惜之情。
  享年75岁的张国宝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2003年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2008年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长期负责能源、交通基础司、工业司、高技术司、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曾在多个“小组”里担任组长、副组长、组员,如西气东输领导小组、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首都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领导小组、宝钢三期国家验收小组等,在能源、交通和工业领域颇有建树。
  2011年1月卸任之后,张国宝于当年2月增补为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2年6月受聘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院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
  卸任后的张国宝笔耕不辍,长期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文章逾80篇,即使在美国治病期间,也不曾中断。
  他在专栏文章中记述了他所亲历的那些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和建设过程,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中俄原油管道、特高压输变电等超级工程,以及国家电网、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等发展规划和决策论证建设过程,以及深邃的思考。
  其中,大部分专栏文章被收录进其2018年出版的《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中。现将该书的序和自序摘登如下,谨以此缅怀尊敬的张国宝先生。


徐匡迪:我眼中的张国宝

  张国宝同志80年代初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后分管过多个领域,在30多年间参与过许多重大经济发展规划、政策和重大项目的审批、决策、实施。
  我在上海市和中国工程院工作期间,在工作中和他多有接触。
  上海市的洋山深水港集装箱码头、长江口航道整治、浦东机场、磁悬浮列车线、城市轨道交通明珠线、外高桥电厂、宝山钢铁厂、漕泾化工区、外高桥和长兴岛造船基地、上海光源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等许多重大工程,正是在他分管这些工作期间建设的。这些重大工程项目在论证决策过程中,难免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
  张国宝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总能耐心倾听、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即便和有的领导同志意见相左,他也能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很多意见在决策过程中被采纳,而且被以后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在长期的工作历练中,张国宝同志培养起协调复杂、跨行业、跨省区重大工程的能力。例如,本书中所述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他都在工程领导小组中担任重要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微观层面,他有扎实的工程技术功底;在宏观层面,他能从全局和长远视角谋划行业的发展。
  例如,本书中“将我国建设成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一文,他向中央领导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建议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他身体力行,从规划到审批并给予实质性的支持,建设长江口、环渤海湾、珠江口三大造船基地。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造船工业处于低迷的情况下,他力陈国务院领导,支持将黄浦江畔的江南造船厂迁往长江口的外高桥。这些案例体现出了他对经济发展、行业发展的长远思考。他对能源周边外交的深入思考和身体力行极具战略思维。
  张国宝同志的主要工作生涯正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走过的历程,他把这一时期自己亲历的重大工程和行业的发展记录下来,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筚路蓝缕走过的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本文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为张国宝新书《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所作序,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辑所加。)

自序
张国宝:我亲历的改革开放40年

  2018年,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也是见证者,我们目睹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这个时代改革和建设事业的直接参与者,我们付出过,但我们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是幸运的。
  我在80年代初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承蒙党中央和国务院、发改委历届领导的信任,我分管过技术引进、基本建设投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国防动员等领域的工作,并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和国家能源局局长,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我具体负责制定了铁路中长期规划、船舶工业、汽车工业、钢铁工业、软件产业等发展规划,代表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汇报并实施了上千的重大项目。
  当这些项目从谋划、论证、审批、实施,到一座座桥梁拔地而起,一条条铁路通达东西南北,变成一个个伟大工程项目时,作为参与者的豪迈心情大家可以感同身受。
  这些项目的建设构建了中国经济的骨架,这是我感到十分欣慰的。青藏铁路的建设,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的实施具有史诗般的意义。西气东输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誉为拉开了西部大开发的序幕,在中国大地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洋山深水港的建设都极具战略谋划和决策。
  我对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的描述仅仅是我所接触到的那一部分。一个重大工程从谋划到决策,到实施,千千万万的人为它付出了努力。我讲述的只是一个时间段、一个方面的事情。记录下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的争论、比较、决策和实施,也是记录科学决策的过程,可以让今后的实践来检验。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它会使我想起几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亲自领导、关怀和信任,他们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情怀和担当,他们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包括在外人看来“铁面宰相”朱镕基总理,尽管他会不留情面地批评,但我可以和他们坦率地讨论,畅所欲言发表意见看法。吴邦国同志则平易近人,宽厚如邻家友人,在他们领导下工作是我人生中最宽松、民主氛围最浓、工作最紧张愉快的时期。
  我们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我们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曾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知悉我生病后亲笔给我写了一封深情的长信,信中写道:“退休后分别已五年了,经常想念你和那难忘的岁月。我们共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深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而自豪。”使我十分感动。
  在宣布我退休的第二天,习近平主席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是与能源工作强有力的保障分不开的,其中也包含着你的辛勤劳动。希望你今后继续关心能源工作,为我国能源事业科学发展献计献策。”
  当我写下这些回忆文章的时候,成千上万和我共事的同事,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浮现在我的眼前。中国人民是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群体。他们使我感动,使我由衷地对他们表示敬意。是他们的奉献创造了伟业,创造了历史。
  我们从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的年代走来,到今天市场极大丰富,所以用“筚路蓝缕”作为书名我想是十分恰当的。
  (本文为张国宝新书《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自序,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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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筝123 发表于: 2019-10-5 15:03:26|只看该作者

20年前向朱镕基建议国庆放长假的官员去世了

源自:观察者网
原文标题:张国宝逝世,20年前是他向朱镕基建议国庆放长假

  昨天(4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而曾任职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张国宝,与中国放长假决策有着不解之缘。
  在1999年春节的一顿年夜饭上,有人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应该有所提高,但是由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又发生了特大洪灾,因此涨工资不是很现实。
  于是张国宝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了增加节假日的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经过十个月的商讨,终于在1999年国庆迎来了第一个七天长假。


  在《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中,他回忆了放长假决策始末:
  下文节选自《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
  1998年发生了特大洪灾,重灾区是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湖北省簰洲湾决堤尤为惨烈。1999年春节,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湖北灾区看望慰问灾民。同行的有朱镕基总理夫人劳安,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朱镕基总理秘书李伟和我。
  除夕夜,湖北省委省政府为朱镕基总理安排年夜饭,总理会见了抗洪救灾烈士家属、劳动模范和灾民代表。活动结束后,总理及家人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又吃了一顿家庭式的年夜饭,湖北省党政领导均不参加。席间交谈比较轻松,话题谈到了能否涨工资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应有相应的提高。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又遇到了特大洪涝灾害,对是否涨工资有不同意见,所以财政上虽做了一些准备,也恐难实行了。我看席间交谈有家庭式气氛,所以大胆将我思考的两个问题向总理提了出来。
  第一个是关于增加节假日的问题。我对朱镕基总理说: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已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我补充说明: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不需要像建国初期那样靠动员大家加班加点工作来提高生产,相反有不少行业出现开工不足、人浮于事。与其这样,莫如增加大家假期,有更多时间休息、学习,还可起到调整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从现实情况看也不会因为增加了假日影响劳动生产率,影响产品产量。
  第二个问题是我向朱镕基总理反映,农村高利贷很严重,说明农民需要钱用,又没有正常的贷款渠道,应该增加农村信贷。
  对第一个问题,席间大家似乎都赞同,对第二个问题有些不同看法。李伟同志说,农村高利贷很多是家族势力甚至是黑社会恶势力性质,借款人不敢不还,如政府来承担贷款,很可能是一批坏账。我觉得总理对这两个问题似乎都听进去了。后来我听说,在春节假期前几天慰问活动结束后,朱镕基总理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叫到休息地,增加了数亿农村信贷。但这只是听说,不知真假。
  春节假期结束后朱镕基总理回到北京就把可否增加节假日的事交代给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研究。王忠禹秘书长又交代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具体经办。尤权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把增加节假日的建议进一步具体化,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国务院提出建议,最好能以国家计委名义正式提出,还希望我了解一下其他国家节假日的情况,作一个比较。我内弟在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工作,该公司在世界主要国家都设有办事机构,我请他帮忙可能比正式通过外交部向一个个驻外使馆了解更简单快捷。他很快就了解了世界主要国家的节假日情况。为了有可比性,我让他不仅要了解发达国家的节假日情况,更要了解一些与中国情况相仿的发展中国家的节假日情况。从了解到的几十个国家的情况看,欧美发达国家自不待言,有名目繁多的假日。即使比较发展中国家,当时中国春节三天,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天,国庆两天,元旦一天,全年共七天法定节假日也不是多的,和朝鲜、越南大致一样。

张国宝(右二)向朱镕基总理汇报有关建议。左二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魏礼群

  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想法我向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同志汇报后很快得到他的赞同。我和政研室共同起草了向国务院的汇报稿,并与尤权同志和秘书局密切沟通。将增加节假日具体化为: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两天;将国庆假日从两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一天。其余不变,全年实际只增加了三天。但可以将前后两个周末合并使用,全年可形成春节、五一、国庆三个七天的长假日。
  汇报稿上报国务院后,由尤权同志召集相关的13个部委开会听取计委汇报并征求意见。由我代表国家计委先汇报介绍了关于增加节假日的建议、方案设计及相关问题。会上,除经贸委外,其余12个部委都赞成。其中教育部提到增加三天假期不会影响学生学业,相反学生可以在节假日与父母、家人、同学在一起更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增加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公安部也讲道,根据统计,节假日犯罪率反倒低于平时工作日,只是公安干警要保障节假日社会治安会有更多加班值勤,要做好调休和考虑干警待遇。民政部、民委表示支持,但提到能否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清明、中秋也放假。实际上清明节很多人也是去祭扫先人,还有利于海外华人来团聚。交通部、铁道部提到长假日出行旅游人数会增多,会造成交通拥堵,还要注意防止出现恶性交通事故,但对长假表示支持。会上还谈到一些具体问题,如银行,节假日仍有存取钱的需要,不能都放假关门,节假日银行要做好有人服务的安排,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不便。还有,如中国放假,外国不放假,有国际事务和业务处理怎么办等等。经贸委来了两位司局级干部,一位是办公厅负责人,另一位可能是综合司的,他们提出了一些疑议。一是工厂有许多是必须连续生产的,如钢铁厂、化工厂,长假期这些企业必须安排连续生产不能停,根据劳动法节假日加班必须给双倍工资,会增加劳动成本。二是要防止官员利用节假日到下面去玩,引起不正之风等等。结果经贸委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反驳,认为这些问题是长假期必须考虑注意的问题,但不是不能实行长假期的理由。最后尤权同志总结,对经贸委提出的必须连续生产的企业因节假日加班多支付的加班费做一个测算,看看会增加多少成本。会议上绝大多数部门都赞成增加节假日的意见。
  会后尤权同志向王忠禹秘书长作了汇报。据他向我讲,王忠禹秘书长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有权决定公共节假日的设定?是国务院还是人大?国办查找了历史文件,最初设定公共节假日的文件是1950年的政务院文件,也就是说是由国务院来决定公共节假日。据此,王忠禹秘书长提出还是在原有节假日上增加天数为妥,不增加新的节假日名称。因此关于清明、中秋节放假的意见就不考虑了,还是元旦、春节、五一、国庆四个假日,其他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还按原规定执行。这个方案的好处是没有增加节假日的名目,但也有人对五一和十一之间时间间隔较长而没有一个节假日感到遗憾,但又找不到一个好的名目在此间增加假日,总不能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全民放假。关于经贸委提出的必须连续作业的工矿企业因节日加班需多付的加班费也测算出来了。以钢铁行业为例,只增加不到2000万元加班费,对这么大国家来讲不算什么。经过这样认真分析研究、征求意见和测算,增加节假日的方案已基本成熟,但时间也到了8月底,离国庆节只有1个多月时间,朱镕基总理希望能在建国50周年大庆时就能实施。8月下旬或是9月初,朱镕基总理召开总理办公会审议增加节假日方案,会上没有什么悬念,各部委和国务院领导都一致同意,也没有提出更多意见,只是强调要做好值班,注意交通安全,银行要做好节假日服务等。最后朱镕基总理提出,这么大的事,虽然是由国务院作出决定,但必须提交党中央那边听取一次汇报,时间已经很紧,必须在国庆到来前争取在中央那边安排一次会听取关于长假期的汇报。于是把中办副主任胡光宝请到会场,朱镕基总理向他讲了情况,请他务必在9月份安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加上这一内容。胡光宝同志答应一定尽快争取安排一次会听取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后来大约在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据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很快就通过了。正式文件是在9月23日才发的,这时距国庆只有一个星期了,准备工作也十分匆忙,好在各部门都拥护增加假期,50周年大庆全国人民享受了第一个七天的长假。作为“始作俑者”我也有一丝担心,长假期间千万别出事故,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长假期的做法一定会受到指责。国庆长假过了,国办也在密切跟踪假期的情况。十分幸运,第一个长假十分祥和顺畅,没有发生交通等重大事故。国办还监测到交通运输增长情况和消费零售服务业的增长。各方面情况都表明假日刺激了消费,“假日经济”一词也应运而生,各方面都给予了好评。但在其后,有些批评意见也逐渐出来。

时至今日,国庆长假已成为出游的黄金时间

  一是认为长假日交通、住宿、旅游景点压力陡增,忙闲差太大,也会造成旅游景点损害,主张还是应该推行带薪休假。其实带薪休假制度不是没有,公务员还有根据工作年限带薪休假天数的具体规定,但为什么一直执行不起来?因为中国的国情和观念与西方不同。如果领导不休或供职机关不休,承担工作任务的人往往宁可放弃休假也会坚持工作。我和我周围大多数人都没有扔下工作去带薪休假过,这点和西方人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下班点一到吊车悬在半空也照样下班,这也许是中国人勤勉工作的美德。还有中国家庭往往是双职工,而西方多数家庭是全职太太,男人一放假可以带全家去旅游。中国不行,男女双方如有一方工作走不开就不能成行,而男女双方都凑在一起休假往往很难,所以带薪休假就形同虚设了。还是采用放长假的办法好,全国从上到下一起休,虽有些问题,但能保证受到大多数人欢迎。提带薪休假的往往是些学者理论家,可能书生气太足有点脱离国情。
  二是又老话重提,认为春节、五一、国庆三个长假太多,主张减少一个长假而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中国人传统节日休假。提这种意见同志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减少七天长假,增加三天小长假,以减少长途出游压力,鼓励引导家居休息和郊游。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在讨论长假期时有人提出过,但从不增加新的节假日名目的要求考虑未予采纳。对于已经享受了长假期好处的国民来讲是不愿意放弃五一长假的。但国家发改委社会司事实上是力推取消五一长假,增加清明、端午、中秋小长假的。两种意见激烈交锋,后来社会司搞了一个网上民意调查,报告说民意调查赞成取消五一长假,设立清明、端午、中秋小长假的占多数,于是在国家发改委办公会上通过了这一方案。我在会上是反对这一方案的,我主张保留五一长假,这个季节也是旅游的好季节。但我的意见与社会司主导的意见相左。我听到一些说法,认为网上民意测验并不科学,不代表大多数人真正的意见。因为网民只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学校老师学生有寒暑两个假期,所以这一人群中不少人主张取消五一长假。而广大民工有长假还可回家,小长假很多人只好选择留在原地,少了一次回家机会。民工上网的人少,网上调查没有反映出这一人群的意见。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广东省政府从地方行政立法出发,决定保留五一长假,但从政令不统一考虑,上边让广东省取消了这一决定。
  放长假已实施了14年,广大人民群众从中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假日经济拉动了消费是不争的事实,符合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的方向。许多提出休假改革方案的后来人没有完整经历这一过程,作为过来人我把这一过程如实记录下来以作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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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倦人儿 发表于: 2019-10-4 23:20:00|只看该作者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 曾主导西气东输等

源自:界面
原文标题: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曾主导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众多重大工程


  界面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于10月4日下午3点59分逝世,享年75岁。
  张国宝是浙江人,出生于1944年11月。
  1991年起,他先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司工业处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司副司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等职,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委员、协助主任分管固定资产投资、外资、重大项目审批等工作。
  2003年4月起,张国宝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04年3月,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正部级)。
  2008年3月,他开始担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是国家能源局首任局长。2011年1月,张国宝到龄卸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张国宝曾是中国众多重大项目的重要亲历者和主导者。在其著作《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中,张国宝称自己在80年代初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分管过技术引进、基本建设投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国防动员等领域的工作,并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和国家能源局局长,具体负责制定了铁路中长期规划、船舶工业、汽车工业、钢铁工业、软件产业等发展规划,代表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汇报并实施了上千的重大项目。
  这些项目包括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工程。此外,还包括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洋山深水港的建设等。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为该书作序称,上海市的长江口航道整治、浦东机场、磁悬浮列车线、城市轨道交通明珠线、外高桥电厂、宝山钢铁厂、漕泾化工区、外高桥和长兴岛造船基地、上海光源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等许多重大工程,正是在他分管这些工作期间建设的。
  张国宝还曾向中央领导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建议,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促成中国建成长江口、环渤海湾、珠江口三大造船基地。
  徐匡迪称,张国宝同志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总能耐心倾听、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即便和有的领导同志意见相左,也能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2015年初,张国宝被确诊患上了严重疾病,几乎已无治疗希望。他随后选择到波士顿麻省总医院治疗。
  治疗期间,他颇为乐观,曾写歪诗:“眺望湖边春色,病来已是一年。求医赴美渡重洋,又已暖风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鳕鱼角外水连天,飞起鷗鷺一片。”
  一年后,病情好转,张国宝回国,仍对中国能源事业念念不忘。曾发表万字长文回顾电改往事,对中国装备产业,煤炭行业,风光新能源产业、特高压发展都曾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并对雾霾天气的治理有独到见解。
  他在业内的评价颇高。北京燃气集团研究院副院长白俊评价称,张国宝为人谦和,不卑不亢,不摆架子,态度开放,做事认真,不失风趣,和同样级别的一些官员形成鲜明对比。他退休后退而不休继续思考能源问题,力所能及参与讨论和交流,当指出他文章中出现的个别瑕疵后,坦然认真接受,不固执不做作。虽然后来他身体欠佳,但总是尽可能抽时间回答提出的问题,尽显长者风范。
  至今,张国宝的微信签名是:身骨虽随岁月老,心境莫因览物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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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魂二畔 发表于: 2019-10-4 21:07:57|只看该作者

媒体: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

  澎湃新闻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于10月4日下午4时许逝世。
  张国宝1944年生,浙江绍兴人,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负责能源、交通基础司、工业司、高技术司、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2008年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03-2010年兼任武警黄金部队第一政委。曾兼任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组长、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成员、首都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国家验收小组副组长、宝钢二期工程国家验收小组组长、浦东国际机场工程国家验收小组组长。直接参与制定和推动实施了溪洛渡、向家坝金沙江梯级水电站开发,上海洋山深水港、上海外高桥船厂、长兴岛船厂、杭州湾跨海大桥等国家重大建设工程。负责制定了船舶工业、汽车工业、软件产业、装备国产化等一系列行业规划和政策。牵头制定了中国第一个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在国务院领导下,他还是中俄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等国际能源合作的主要谈判者、组织者。曾任世界能源理事会副主席。2011年后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低碳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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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思 发表于: 2018-12-12 15:53:41|只看该作者

张国宝:上海几个重大工程项目的争论与决策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张国宝:上海几个重大工程项目的争论与决策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继深圳特区设立之后的又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历史已经证明实施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正确性,它使上海的发展迈入一个新阶段,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带动了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工作。
  上海的发展、浦东的开发开放需要建设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包括机场、深水港、电站、过江通道、高铁车站等。这些重大工程的建设有力地保障了浦东的开发开放和上海的经济腾飞。但是在这些重大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地方与部门、部门与部门、地方与中央之间,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最初的方案难免不尽一致。可喜的是,上海市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从大局出发,不仅从上海的角度出发,更从全国的规划布局出发,最终都达成了统一的意见。现在回首这些争论、决策和全局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过江通道路由的决定
  崇明岛是我国继台湾岛、海南岛之后的第三大岛。建设到崇明岛的过江通道,继而再到苏北,是我国沿海高速公路大通道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初通往崇明岛的过江通道,有东、中、西三个方案。当时,江苏已经向国家计委上报并获批建设苏通长江大桥,连接毗邻上海的常熟与长江北岸的南通。上海市最初考虑通往崇明岛的过江通道方案以紧邻苏通长江大桥的西方案为主,但是如果按此路由建设过江通道,距离苏通长江大桥太近,两者相距只有40公里左右。而在长江上,苏通长江大桥和江阴长江大桥的桥间距离约90公里;江阴长江大桥到润扬长江大桥的桥间距离也是约90公里;润扬长江大桥到南京长江大桥的桥间距离也约90公里。如果按西方案建设过江通道,从全局看显得不够协调。因此,我们强烈建议,上海市应主要考虑按东方案建设通往崇明岛的过江通道,即从外高桥通过江底隧道先到长兴岛,这一段是长江的主航道,再从长兴岛以桥梁方式到达崇明岛,与岛内公路相连接。

上海长江大桥

  从崇明岛到南通也同样有东、中、西三个方案。按此路由建设,有隧有桥。全部通道的距离比西方案当然要长,工程的造价也会高。
  但是按此方案到苏通长江大桥的距离约90公里,与前面所述的长江上各桥梁之间的距离比较协调,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还可以考虑加密过江通道。上海市委、市政府从全国规划大局出发,最终确定采用东方案建设通往崇明岛和苏北的过江通道。

西气东输天然气管道进入上海行政区划后的管道路由
  西气东输天然气管道进入上海市的第一站是白鹤镇,但当时中石油的有关负责人向我反映,白鹤镇处于上海市边缘,那里有许多老旧仓库和棚户区,上海市给出的天然气管道路由要经过这些仓库和棚户区,会使拆迁的工作量很大,将大大增加管道建设的成本。他们甚至怀疑上海市让管道走这样密集的需拆迁的区域是否是趁机向管道公司转嫁拆迁成本。我如实地向上海市领导反映了中石油方面的意见,上海市领导不争议、不讨价还价,立即与中石油协商,确定了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进入上海市区域的管道走向方案,使得西气东输管道建设进度没有耽误,顺利建成。

京沪高铁上海火车站站址的选择
  由于当时存在高速列车是采用轮轨还是磁悬浮技术的争议,最终还是确定京沪高铁采用轮轨方案,只在上海建成了从龙阳路到浦东机场约30公里的一段磁悬浮线路。这段磁悬浮线路显得太短,所以曾有领导同志设想,能否用磁悬浮线路把上海和杭州这两个大城市连接起来。为了给沪杭之间采用什么技术建设高铁留下今后讨论的余地,在2004年1月通过的第一个铁路中长期规划中,上海和杭州之间是开了“天窗”的,没有将京沪和杭甬这两条高铁之间的连接段标明采用什么方案建设。
  铁道部的意见一直是坚持全国高速路网都采用轮轨建设。他们担心今后把这段重要的路由甩在外面,所以把京沪高铁上海站的站址选在七宝镇,这样下一步建设从上海到杭州的轮轨高铁线路会比较平顺。但是七宝镇和上海其他交通设施,如机场、地铁等距离较远,不易形成综合交通枢纽。上海市的意见是在虹桥建设交通枢纽,这样虹桥地区既有机场、地铁、路面交通,还有京沪高铁终点站,可以形成一个立体的交通枢纽。在这一点上,铁道部和上海市的意见相左。铁道部认为,如果京沪高铁终点站放在虹桥,将来高铁延伸到杭州,就要又进来又出去,路由不平顺、不方便。上海市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杨雄同志专程到北京来向我报告了上海市的想法。后来经过艰苦的工作,我和上海市终于说服了铁道部,将京沪高铁上海站选在了虹桥。

上海虹桥站

  他交通设施,如机场、地铁等距离较远,不易形成综合交通枢纽。上海市的意见是在虹桥建设交通枢纽,这样虹桥地区既有机场、地铁、路面交通,还有京沪高铁终点站,可以形成一个立体的交通枢纽。在这一点上,铁道部和上海市的意见相左。铁道部认为,如果京沪高铁终点站放在虹桥,将来高铁延伸到杭州,就要又进来又出去,路由不平顺、不方便。上海市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杨雄同志专程到北京来向我报告了上海市的想法。后来经过艰苦的工作,我和上海市终于说服了铁道部,将京沪高铁上海站选在了虹桥。

上海轨道交通明珠线车辆的生产点问题
  随着上海的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上海市认识到,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将会有很大的需求,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为了发展上海市的产业,上海市的制造部门希望能够在上海电气集团已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生产厂,以后上海需要的轨道交通车辆就由该厂生产提供。当时分管工业的上海市副市长蒋以任同志带领上海电气集团的领导到北京来向我反映上海市的诉求。
  可是,当时从全国的情况看,类似有上海这样诉求的大城市还有北京、广州、大连等地,他们也都希望在自己的城市建设新的轨道交通车辆生产厂。另外,原铁道部系统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多家车辆生产厂,如果每个大城市都去搞轨道交通车辆生产厂,今后各城市的车辆都用本地生产的,不仅市场仅限于本地,不能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又会割裂全国竞争有序的统一市场。因此,当时我的想法是不铺新摊子,利用已有的铁路机车车辆厂来生产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当时在全国比较有实力的车辆制造厂有长春客车厂、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株洲车辆厂和南京浦镇车辆厂,足以为全国大城市提供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
  我先后说服了北京、广州、大连等城市放弃新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厂的想法,而在以上铁路机车车辆厂中招标竞争选用。南京浦镇车辆厂就在上海附近,应该充分利用南京浦镇车辆厂已有的条件,而其他轨道交通上需要配套的产品,如列车空调器、电器产品等,尽可能利用上海已有的工业基础,发挥上海市的作用。尽管这个想法没能满足上海市的愿望,但上海市顾全大局,采取了和南京浦镇车辆厂合作的方案,没有坚持在上海生产车辆。上海明珠线开通后首次运营,副市长韩正同志还特意邀请我和他同乘一节车厢,参加了首运仪式。

上海汽车公司和南京汽车制造厂合并重组
  南京汽车制造厂曾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骨干企业。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成立后,南京汽车制造厂还是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直属企业,而上海汽车公司属于上海市的地方企业。改革开放后,上海汽车公司发展迅速,这两个地理位置接近的汽车生产企业各自布置配套零部件体系,显得分散重复,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在铸件生产上,南京汽车制造厂计划在南京市迈皋桥建设一个新的铸件生产厂,而上海汽车公司也准备在上海市市郊建设一个新的铸件厂。此事引起了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同志的关注。曾培炎同志亲自协调,希望上海和南京两个汽车制造厂共同投资建设一个规模化、现代化的铸件生产厂,厂址就选在两地之间──发展空间较大的镇江。这件事现在看来似乎简单,但在当时地方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捏在一起还真不容易。在曾培炎同志的亲自推动下,最终两地政府和企业都同意,共同在镇江投资一个现代化、量产规模化的铸件生产厂,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意大利泰克西铸件生产企业的技术,共同投资组建了华东泰克西汽车铸造有限公司。这件事现在回顾起来做得十分正确。
  后来又发生一件事。英国老牌汽车公司罗孚汽车公司濒临破产时,上海汽车公司购买了罗孚公司的产品技术专利。后来罗孚公司又准备出售其生产资产时,南京汽车制造厂和上海汽车公司都去英国竞购,结果南京汽车制造厂捷足先登,拆回了罗孚汽车公司的生产设备。实际上,由于内斗,两家的引进都不完整。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国家计委希望这两个地理位置接近的汽车制造企业能够合并重组为一家汽车企业,并且共同规划分工生产引进的罗孚汽车,也就是现在的荣威和名爵汽车。这件事在南京汽车制造厂的阻力很大,他们觉得自己是被上海汽车公司兼并了,感情上难以接受。最终在曾培炎同志和国家计委的协调下,加上两个地方政府的支持,两家企业合并成了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南京汽车制造厂整体并入上海汽车公司,在荣威和名爵汽车的生产上也发挥各自优势,做了合理分工配置。这个曾经中国最大汽车兼并重组项目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一个大动作。
  当时从上到下有不同看法,难度和阻力可想而知。好在在国家计委的统一协调之下,上海市和江苏省、南京市政府都能从全局出发,从组织机构上、人事安排上做了重大调整。如今,南京汽车制造厂发展得很好,可以说在全国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汽车工业合并重组案例。

长兴岛岸线的分配
  随着造船工业向大型化发展,原来主要部署在黄浦江岸边的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等企业需要从黄浦江畔搬迁到长江沿岸去发展,江南造船厂在外高桥率先建设了外高桥船厂。后来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促使江南造船厂要尽快整体搬迁,原老厂场地作为世博会场馆。
  当时船舶工业集团(江南造船厂母公司)看好的位置是长兴岛,但是长兴岛的岸线资源有限,长度总计也就8 公里左右。而且除了造船工业以外,其他的一些企业也都看好长兴岛的岸线资源。在船舶工业集团之前,振华港机和中海集团两个企业已经在长兴岛占有了一部分岸线。当时我希望船舶工业集团抓住有利时机,尽早跳出黄浦江到长江岸线去发展。所以我找到上海市发改委主任蒋应时,希望他将长兴岛的岸线全部留给上海的船舶工业集团企业,争取把江南造船厂和沪东造船厂都迁往长兴岛,在长兴岛建设大船坞。但是,由于长兴岛有限的岸线,许多企业都在争抢,不仅有作为央企的船舶工业集团,也有上海的地方企业。最终,上海市将除了原有已经被占用的两小段岸线留给振华港机等两个企业外,其余的岸线都给了船舶工业集团,这才使得今天上海的船舶工业集团可以生产高技术含量的LNG 运输船和深水钻井平台,并为建设强大的海军提供装备保障。

洋山深水港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受长江口拦门沙的影响,作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却一直受困于没有一个大型深水码头。几届上海市委、市政府都在研究如何建设深水码头的问题,设想过多种方案,但是都不能解决上海市所需的深水码头问题。最后,上海市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利用浙江省舟山群岛中崎岖列岛中的两个小岛──大小洋山岛来建设深水码头。大小洋山岛间的水道最深达90米,是建设深水集装箱码头的良好港址。由于洋山深水集装箱码头的建设,上海已经成为世界上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现在回过头看,建设洋山深水港是十分正确的,极具战略眼光。可是,洋山深水港的建设在当年决策过程中却争议很大。当时交通部认为应该治理长江口,打开影响船舶进入的拦门沙,后来也曾提出过在外高桥五号沟建设深水港口。是建设洋山深水港还是打通影响长江航运的拦门沙,意见不能统一。为了推进上海深水港的建设,同时改善长江航运,国家发改委决定这两个项目同时进行。

上海洋山深水港

  建设疏浚长江口,打通拦门沙约需30亿元,国家决定负责投资的大头,剩余部分由上海市和江苏省分摊,上海市承担较多一点投资。为了使洋山深水港建设尽快得到批准,上海市同意在国家投资以外承担较多一点的投资,终于解决了影响洋山港审批的一个障碍。
  洋山深水港到上海临港距离较远,必须建设一座长约30公里的跨海大桥来运送集装箱。这座东海大桥当时是全国最长的海上桥梁,需要的投资不少。按照当时解决资金的思路,一是向国家要一点;二是贷款,贷款建桥,收费还贷。也就是说,对每个经过该大桥的集装箱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用于归还贷款。但是如果采取这种办法,会使在洋山港装卸的集装箱成本提高,影响货主在洋山港装卸集装箱的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拍板决定东海大桥的全部投资由上海市出,并且今后对集装箱不收过桥费,自由通行。这个决策也是洋山港得以繁荣的重要因素。
  重大工程项目是百年大计,必须科学论证,同时也必须有大局意识、全局意识,经得起历史检验。
  (本文讲述人张国宝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11年后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低碳实验室主任。本文选自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的《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
6# 青城山
 我很牛 发表于: 2018-1-17 08:48:00|只看该作者

中俄原油管道2线工程贯通 张国宝:这线足足谈15年

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原文标题:[经济ke]整整15年!我亲历了中俄间那场跨世纪的大谈判(上)
⊙作者:张国宝

  本栏目由侠客岛与《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出品
  [侠客岛按]
  2018年1月1日,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在黑龙江省塔河县呼玛河南岸全线贯通一个多月后,该管道正式投入使用,设计产能每年将达1500万吨。随着中俄原油管道一线二线全部投产,俄罗斯每年可向中国输入的原油量也将增至3000万吨。
  这条石油管线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但你知道吗?这条石油管线足足谈判了15年。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撰写了纪实文章,文中详尽回忆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15年中俄原油管道谈判历史。方案为何先后出现“安大线”“安纳线”“泰纳线”三个版本?日本如何搅局?俄方为何起初态度不积极?为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签约仪式前,俄罗斯突然变卦?皆在文中。
  本文首发于《中国经济周刊》,由于篇幅较长,侠客岛将全文分成上下两篇,略作缩减。现分享上篇。

张国宝

为什么要建设中俄原油管道
  中国曾是个贫油国家,使用的汽、煤、柴油几乎全要靠进口,所以叫“洋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现和开发了大庆油田,1963年实现了石油自给,其后并有少量出口换汇。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求迅速增加,到了2016年进口3.8亿吨,自产两亿吨,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60%。
  石油部门意识到大庆油田逐渐从盛产期开始进入衰退,所以从90年代就开始与俄罗斯方面接触,探索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油田建设到大庆的管道,以弥补大庆原油产量下降的不足。
  最初以私营的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为合作伙伴
  1994年,中石油与俄罗斯民营石油企业尤科斯公司接触,尤科斯公司对与中石油合作建设中俄原油管道比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积极。尤科斯公司提出了“安大线”方案。“安大线”西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安加尔斯克油田,向南绕过贝加尔湖后,一路向东进入中国,直达大庆。这个方案很符合中石油的想法,所以一直以俄罗斯尤科斯公司为主要谈判对手。
  1996年,中俄双方企业完成了“安大线”的项目预可行性研究。但是俄罗斯政府似乎与尤科斯公司想法并不一致,项目没有实质性进展。

三条管线示意图

朱镕基曾想用支付田湾核电站14亿美元现汇换取俄方同意建设中俄原油管道
  有一次,时任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从俄罗斯谈判回来,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报告了一个信息,说:俄方提出,如果能把俄罗斯向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提供设备的14亿美元易货贸易资金,改成以现汇付给俄罗斯,俄方将同意建设中俄原油管道。
  当时苏联解体,俄罗斯经济困难,急于出口核电这样的重大装备,于是与中国核电总公司谈成了一个易货贸易的买卖,即中方不付现汇买设备,俄方向中方提供14亿美元的设备贷款,中方以纺织品、轻工业品、家电等出口物资偿还,这对中方颇具吸引力。到朱镕基任总理的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外汇储备状况已经大为改观,不再在意支付这14亿美元现汇了。
  朱镕基总理听了马富才同志的这一信息后,决定答应俄方意见,并派我率团赴俄罗斯谈判落实。我即赴俄,以不公开的形式与俄罗斯的各有关部门商谈。
  我先后走访了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财政部等部门,但感觉俄方态度并不像马富才同志传递的信息那样,对中方支付田湾核电站外汇,以换取俄方答应建设中国原油管道一事莫衷一是,推诿敷衍。这次出访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此事也就告吹了。


“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日本搅局
  之后俄罗斯国内反对“安大线”方案的舆论越来越多,主要的反对理由是“安大线”经过贝加尔湖南端,担心石油管道一旦出现事故污染贝加尔湖。另外,理由还有,俄罗斯应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应该考虑面向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管道方案。
  于是,“安纳线”的方案浮出水面。据说“安纳线”的方案是由日本提出的。线路走向从伊尔库茨克州安加尔斯克油田出发,沿着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和中俄边境地区,通往俄罗斯远东港口纳霍德卡。“安纳线”全程都在俄境内,而不是只通往中国的管道,俄罗斯可以从太平洋岸边的纳霍德卡港将石油输往东亚其他国家。
  日本也是一个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2002年年底,日本方面开始积极游说俄铺设“安纳线”,2003年上半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两次与普京会晤,专门讨论能源合作问题。6月,时任日本外相和前首相访问俄远东地区,允诺为俄西伯利亚油田开发和管道建设提供75亿美元贷款,条件就是俄铺设“安纳线”。日本还想通过与俄能源合作,提高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影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说白了就是要搅黄“安大线”方案。
  由于日本的介入,俄内部开始重新讨论和确定原油管道的线路走向。在按什么线路建设俄罗斯远东原油管道问题上,中日之间展开了暗中角力。


普京最终拍板“泰纳线”,但悬念又出现
  2003年5月,胡锦涛主席在俄罗斯开始了他作为国家元首的首次出访,期间胡锦涛主席亲自做普京总统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俄罗斯下决心建设中俄原油管道工程。
  经过两年多的论战和博弈,2004年12月31日,由普京总统亲自拍板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即“泰纳线”方案。“泰纳线”东起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从贝加尔湖北面400多公里处经过,解决了俄罗斯国内长期争论的贝加尔湖环保问题,然后沿着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从斯科沃罗季诺开始沿着中俄边境地区,最后到达太平洋港口纳霍德卡。
  但是此时俄罗斯并未明确建设到中国大庆的管道,或者称之为“泰纳线”的支线。俄方甚至有人说,中国需要原油可以从纳霍德卡港进口嘛!中俄原油管道的建设还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艰难的谈判和利益博弈还在后面。


胡锦涛指明谈判不畅的俄方“内因”
  现在回想起来,俄罗斯政府对中俄原油管道迟迟不作决定与最初中石油选择尤科斯公司为合作方有关。尤科斯公司总裁是苏联共青团书记,在苏联解体私有化过程中“下海”办了尤科斯公司,政治上与当局不和,还有政治野心,2004年俄罗斯政府以偷漏税为名开始调查尤科斯公司,霍多尔科夫(侠客岛注:尤科斯公司总裁)进了监狱。
  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时,曾让我和马富才到他下榻的总统房间汇报与俄方谈判中俄原油管道的情况。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清正在吃晚饭,还给了我一块烤红薯,我拿在手里没有敢吃。马富才同志汇报强调中俄原油管道至今谈不成的原因主要是日本从中搅局。我记得胡锦涛主席听后说了一句,你们不要光从外面找原因,还应该从俄罗斯内部找找原因。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领会,马富才和霍多尔科夫第二天还举行记者招待会,俄罗斯政府只来了一个外交部副部长,政府态度不积极。

中俄原油管道,大兴安岭施工点(视觉中国)

马凯和尤权力促60亿美元“贷款换石油”方案,赢得输油支线中国优先地位
  俄政府以偷税漏税罪逮捕霍多尔科夫后,俄罗斯石油公司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贷款换石油”的合作方案,希望从中囯贷款60亿美元,俄方以销售石油款偿还。此前中国的银行从未向外国企业一次性贷款如此大的金额,同时,苏联解体后经济下滑,中国国内舆论普遍对俄罗斯经济不看好,对俄罗斯的信用也持怀疑态度。向俄罗斯石油公司一次性贷款60亿美元在中国金融界很难得到支持。
  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召开会议协调各部门意见,只有马凯和我主张给俄罗斯石油公司提供这笔贷款。我们认为中国需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而且从俄罗斯的进口量还在逐年增多,只要这笔贷款与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挂钩,贷款的风险是可控的,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对俄能源合作,打破建设中俄原油管道的僵局。当时由陈元同志任行长的国家开发银行一向秉持按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贷款方针,陈元同志提出开发性金融的贷款思路,因此国家开发银行表示只要国务院作出决策,国家开发银行愿意做这笔贷款的主贷银行。
  国家发改委将协调情况和我们的意见上报国务院后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支持,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同志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说服各部门同意“贷款换石油”方案,具体由中石油和国家开发银行与俄罗斯相应部门进行商务谈判。
  到2011年,俄方还清了全部60亿美元贷款和利息,中国也购买了4840万吨石油,真正实现了双赢。国家开发银行也以这笔贷款为发端,开始了国际金融业务,并且成为国家开发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
  “贷款换石油”的合作,促使俄方在建设通往中国的支线原油管道问题上态度趋于积极。
  2005年7月8日,普京总统首次表示,俄罗斯将在建设远东原油管道时优先铺设通往中国的输油支线。9月7日俄媒体报道,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西方记者时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线一期工程将修至中国境内城市大庆,俄罗斯的石油首先输送到中国大庆,大庆支线的建成是第一位的。但最终会把管道修到纳霍德卡。”自此确定了中国优先的原则。
  俄方对建设通往中国的原油管道态度趋于积极,但仍不明朗。尽管普京总统多次提出要建设到中国的支线管道,但俄政府从未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的文件中明确中国支线管道的建设问题,中俄原油管道仍然扑朔迷离。


艰苦的马拉松式谈判:俄方不断提出附加条件
  与俄方的谈判非常艰难,俄方对我们十分在意中俄原油管道建设非常清楚,他们在谈判中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常常将我方关切的中俄原油管道与俄罗斯关切的其他项目挂钩。例如他们在协议文本中希望写进田湾核电站的三、四号机组仍采用俄罗斯原子能公司的技术设备;要求在天津投资炼油厂和加油站等等。
  此外,由于中俄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双方都有戒心,对协议内容都非常小心,为哪句话在前,哪个条款在前也争论不休。文本除中俄两国文字以外,还必须在英、法语中选择一种文字作为副本。对争议时的仲裁法院和依据法律双方也有分歧,因此我们谈判有时连续谈一天一夜,几十个小时。
  2007年胡锦涛主席再次访俄,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是绕不开的话题。因此我和中石油的有关人士提前去莫斯科打前站,希望在高访中能签下两国间政府协议。我和雅诺夫斯基又是一场一天一夜的马拉松谈判。我吃下安眠药准备睡上一觉,这时候胡锦涛主席到达了总统饭店,立即叫当时的秘书陈世炬听取我们打前站的谈判情况。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房间的沙发上睡了一个人。原来是我的秘书付超奇。他说昨晚在陈世炬那里开会汇报时,我就睡着了,是他和时任国家发改委外事司司长马欣把我架回房间的。当时谈判的艰辛可见一斑。


普京改任总理后,中俄原油管道合作未受影响
  2008年3月2日,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普京为俄政府总理。在俄大选结束、政府重组后,2008年7月,俄管道运输公司完成斯科沃罗季诺至中国边境原油管道的工程设计并提交俄政府审批。推动管道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工作层面朝着目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另一条轨道上,签署2010年后新的中俄长期原油贸易合同的谈判也在进行中,供油方式由管道输送原油代替之前的铁路运输。谈判的难点问题是价格。经过艰苦谈判,双方逐渐就长期贸易合同的数量(1000万吨~1500万吨/年)、供油开始时间(2011年1月1日)和期限(10~20年)达成共识。
  2008年8月18日,中俄双方企业仍未就定价原则和公式达成一致,但商定争取在10月底前签署长期原油贸易合同。但9月22日,中石油与俄石油高层领导会见时仍未能达成一致。分歧的焦点是俄方坚持以太平洋港口纳霍德卡的石油价格为向中国的售价,俄方希望将来纳霍德卡油价能成为继布伦特、得克萨斯、迪拜后的又一个国际油价标准。而中方要求向中国出口的油价应该是纳霍德卡油价减去斯科沃罗季诺到纳霍德卡的管道运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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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华蓥山
 牛涨 发表于: 2017-11-24 09:26:00|只看该作者

国家能源局首任局长张国宝:明年油价应该会有所回升

源自:上海证券报
  能源界专家预测:明年油价会上行
⊙记者:陈其珏 编辑:林坚

  在昨天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中国工程院、中海油集团共同主办的“2017深海能源大会”间隙,张国宝、汪东进等多位能源界大腕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并对国际油价、石油前景和海洋能源开发等问题作出回应。

明年油价将高于今年  作为国内能源领域的元老级人物,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首任局长张国宝在昨天大会上备受注目。尽管已年过七旬、满头银丝,这位能源圈的老人却仍语速很快、思路清晰。
  “能源是长青产业,但近两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能源消费也放缓,加上供应增加,能源市场呈现疲软,价格下跌。可以说,油价低迷是这两年能源领域的一大关注点。”张国宝认为,经过近两年的价格低迷后,石油供需状况正在调整,逐渐趋向新的平衡。尽管去库存还需要一定时间,价格回升也需要一定时间,但价格回暖的趋势已可预见。油价明年应该会有所回升。
  张国宝认为,在达到新的平衡后,油价肯定会回到合理价位。估计明年,如果不考虑突发地缘政治事件,油价应该会达到每桶50美元至70美元的水平。
  对此,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中国石油总裁汪东进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他个人预计明年油价将高于今年的均价水平,而如果明年油价继续攀升的话,则公司业绩也会有更好的表现。
  “但国内成品油目前仍处于供过于求,每年大约过剩3000万吨。一方面,油气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在加快,原油和成品油进口都在放开;另一方面,需求回暖还有个过程。为此,我们现在提出不仅要从全球获取资源,也要实现市场的全球化。”汪东进说。

电动车替代不可盲目乐观
  而就新能源汽车给石油行业带来的替代影响,上述两位业界大腕均表示不宜过分乐观。
  汪东进表示,电动车对石油的冲击现在还比较小,全国电动车保有量占比只有千分之二,无论权重还是影响都很小。未来,电动车会加快发展,而这也将推动电力需求的增长,天然气发电同样是电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人类还需要石油,替代没那么乐观。”张国宝表示,尽管他本人也认为应该把电动车作为替代领域,但电动车产业复杂,存在政策、市场以及行业本身的问题。
  在他看来,电动汽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石油被替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石油在运输、轮船、商用飞机、润滑油等领域的应用很难被替代。人类在很长时间内还将需要石油。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宝认为,当前石油投资的减少以及储量的枯竭就很值得警惕。张国宝介绍说,全球石油行业投资2015年较2014年下降了24%,今年估计还将下降20%左右。
  “为此,我们有理由担心石油资源的枯竭,需要尽早开发石油天然气,特别是目前开发程度较低的深海能源。”张国宝表示。
  他还告诉上证报记者,作为海洋能源的重要领域,可燃冰的开发也值得重视。尽管其到真正产业化还需要克服不少难点,但从目前“蓝鲸一号”的试采情况看,开发前景非常好。
4# 金佛山
 去哪里 发表于: 2017-9-19 00:26:00|只看该作者

张国宝: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天然气市场最活跃的国家

源自: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天然气市场最活跃的国家

  文章导读:天然气在中国既是一种使用历史悠久的能源,也是一种大规模使用历史短暂的新能源。
⊙作者: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 责编:郭芳

  天然气在中国既是一种使用历史悠久的能源,也是一种大规模使用历史短暂的新能源。
  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记载,四川盆地有天然气资源和地下盐矿,自贡一带用天然气煮盐卤水用于生产盐。但直到40年前,天然气还只是少数地区的少数人知道的能源。那时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天然气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

西气东输开创了中国大规模使用天然气时代
  1997年,中国建设了第一条长距离天然气管线──陕京管线,长918公里,把天然气输送到北京。在海南岛的北部湾海域发现了海上天然气,建设了从海南岛北部湾的莺歌海到香港的管线,向香港每年供应20亿立方米天然气。在东海,原地质矿产部调查队(后来叫新星公司),在上海附近的东海平湖气田也发现了少量天然气,每年可供上海4亿立方米天然气。那时候我已经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我记得陕京管线还分配给天津每年2亿立方米,西安每年1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天津还担心用不完。
  直到2003年,天然气在中国能源中的比重还只占区区的2.3%,而那个时候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天然气在能源中的比重已经超过10%,有些国家甚至达到30%。例如,在美国、俄罗斯天然气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清洁能源。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谋划建设从新疆到上海的西气东输管线,全长约4000公里,设计规模每年120亿立方米。我们从来没有建设过这么长和这么大容量的输气管道,也曾经谋求与壳牌等外国公司合作,但没有成功,最后只有靠我们自己来建设。那个时候,管线的材料X70钢,加压用的燃压机组我们都不会做,从钢铁厂研发生产X70钢开始一步一步摸索。我们也没有建设过大型的储气库,因为西气东输工程需要,才在江苏的金坛利用地下盐矿空穴建设第一个较大的储气库。这种情况下,西气东输工程也只用了两三年就建成了,并且在靖边和陕京管线相连接,可以向北京、天津供应天然气。
  西气东输惠及2亿多人口,开创了中国大规模使用天然气的时代。后来又建设了西气东输二期工程,将天然气从新疆送到广东、香港。

中国天然气的对外合作
  由于中国已发现的天然气储量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我们在2005年以后开始与俄罗斯、中亚各国商谈进口他们的管道天然气。在中国和中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元首的亲自推动下,于2009年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从境外引入的长输天然气管道,叫做中亚天然气管道,开创了中国进口境外天然气的历史,中国也成了天然气的净进口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初期设计能力每年300亿立方米,现在已经建成了A、B、C三条管线,走的是同一条路由,与西气东输管道相连接。D线正在建设中,管线走向与A、B、C线不同。中亚天然气管道进口天然气的合同数量也扩大到了每年680亿立方米,我国通过中亚天然气管道已累计进口天然气1900多亿立方米。
  后来我们又与缅甸合作,与中缅原油管道同期建成了中缅天然气管道。它的气源是韩国大宇公司在缅甸孟加拉湾海域勘探开发的海上天然气,生产量一年只有50亿立方米左右。这条管道现在还没有达到每年50亿立方米的设计能力,但却使中国偏僻的西南山区的云南省用上了天然气。
  现在我们还只有这两条陆上进口的天然气管道,俄罗斯的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可以建成通气。
  在本世纪初,我们谋划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同时,也开始了LNG的事业。经过激烈的招标竞争,最初选择广东大亚湾和福建的LNG接收站进口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液化天然气,之后又扩大到上海进口马来西亚LNG。现在我们已经建成运营了11个LNG接收站,并且还在迅速增加。LNG的进口国也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扩大到了卡塔尔、文莱等国。
  同样,我们从最初不会生产LNG运输船和LNG储罐的钢板,到现在已经能向日本商船三井出口LNG运输船。
  短短20年间,中国从一个天然气在能源中占比微不足道的国家成长为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世界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但目前中国仅占全世界天然气消费量的5.9%,而美国、俄罗斯占到全世界天然气消费量的33%。天然气在中国能源中的比例为6.3%,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但增长速度比其他能源都快。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2%,进口天然气410亿立方米,本国生产743亿立方米,进口的依存度达到36.5%。

全国性管网形成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中国现在已经将西气东输、陕京管线、川气出川、沿海天然气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管道初步连接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天然气管道网络,并且与沿海星罗棋布的LNG接收站连为一体。这种建设速度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亚通过里海到欧洲的纳布科管道,起初比中亚天然气管道提出还要早,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我们的天然气管网既有中央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有全国各省份众多企业相互支持。
  目前骨干管道还是以央企为主在建设经营,他们资金雄厚、技术力量强,当然也有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参与。例如,从山西晋东南到河南端氏的煤层气管道项目就由重庆的民营企业重庆三峡燃气集团投资建设,新疆吉木乃到哈萨克斯坦斋桑气田则由民营企业广汇建设经营。民营企业新奥燃气正在舟山建设LNG接收站。
  各省份的支线管网既有地方国企,也有民营企业,还有混合所有制企业建设经营的。中国的城市燃气主要由5家企业经营,中石油的昆仑燃气、香港的港华、华润、新奥燃气、中华燃气,这5家企业经营着约100多个城市的燃气业务。还有许多城市的燃气是由地方政府所属的城市燃气公司在经营,例如北京燃气,现在北京的天然气年消费量已经超过了160亿立方米,甚至超过了纽约市的用气量,成为仅次于莫斯科的世界第二大用气城市,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明年俄罗斯东线天然气管道投入运营后,中国的天然气管网将进一步扩大到有一亿人口的东北,连接关内、关外的管网。中国企业还积极投资境外的天然气勘探开发,在澳大利亚的西北大陆架拥有八分之一股份,在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俄罗斯亚马尔气田,都有中国的投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天然气领域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能源的清洁化是必然趋势,任何利益集团都须想明白这一点
  在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城市饱受雾霾肆虐之苦,政府正在下决心治理。造成雾霾的原因尽管争论还很多,但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太高肯定是原因之一。煤炭在中国能源中的比例现在仍然高达65%,在发电领域,72%发电量是由煤炭发电的。全国煤炭产量最高的2013年,产量达到38亿吨,几乎占了世界煤炭消费量的小一半。因此,治理雾霾,在大城市以燃气机组取代燃煤机组是必然趋势。北京市区原有4个燃煤发电厂,我在任时坚决要求以气代煤,改为燃气的热电联供,遇到很大阻力。由于雾霾越来越严重,北京市终于下了决心,关闭了市区所有燃煤发电机组,以先进的燃气热电联供机组取代。无论是伦敦还是洛杉矶,治理雾霾都走了以气代煤的路子。
  以气代煤的一大制约因素是价格,天然气的价格还是高于煤炭。许多专家呼吁要考虑污染成本,实行碳交易,加大收取排污费。在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意见掣肘下,实行起来阻力很大。但我认为,能源的清洁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任何利益集团都必须想明白这一点。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天然气价格改革,如何让天然气具备竞争力依然是个难点。有相当强烈的意见认为,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很难改变,而天然气资源不足。其实就世界范围而言,天然气资源充足,国内也有很大潜力。例如,中国的煤层气很有潜力,还有现在开发规模还不大但出现增长势头的页岩气,资源不应成为主要的制约因素。
  如今,中国已经迅速成长为天然气的生产和消费大国,而且市场空间很大,潜力还远没有发挥,目前正在争取成为国际天然气联盟轮值主席国,并积极争取举办2024年世界天然气大会。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天然气市场最活跃的国家。
  (此为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先生在9月13日“国际天然气合作发展论坛”上的演讲稿,有删减。张国宝先生特授权《中国经济周刊》独家刊发。)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3# 峨眉山
 温水青蛙 发表于: 2017-9-4 13:56:01|只看该作者

张国宝谈东北药方:发展何产业坐在办公室很难想准确

源自:《财经》杂志
  张国宝:把准脉,下对药──辩证施治东北经济

财经网讯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杂志战略支持的“2017东北科技金融与产业振兴高峰论坛”今日召开,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张国宝在会上做了主旨演讲。

以下为发言全文:
  各位嘉宾:
  很荣幸应邀参加今天的研讨会。近年东北三省的GDP增速在全国各省中垫底,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东北三省的干部群众当然更加焦虑。因为我曾经担任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所以我对东北的经济状况也就更加关心和着急。
  2003年10月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号)。从统计数据看,2003年至2012年间是东北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2003年东北三省GDP总计12722亿元,到2012年达到50477亿元,是振兴初期的3.97倍,年均增长率12.5%。尤其是在2006至2008年期间,东北三省经济增速达到高点。吉林省连续两年保持16%以上的高增长,经济增速位居全国第二位,辽宁居第八位。在这一段时期,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四大板块中的比重保持在一个重要位置,个别年份东北经济的增速曾一度位于四大板块之首。东北经济下行拐点始于2011年(12.6%),当年增速比上年的2010年(13.7%)下降了1.1%,2012年又比2011年下降2.4%,到2015年辽吉黑三省分别降为3.20%,6.5%和5.7%。最为困难的是2016年,经济增长分别为-2%,6.29%和6.17%,辽宁负增长。吉、黑两省增速分别居全国第25位和29位,所以外界出现了东北经济断崖式下滑的呼声,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各地区经济结构、经济基础、自然禀赋不同,如果都以GDP增速排座次,互相攀比,那主体功能区的思路就难以贯彻。
  那么东北经济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各种经济学家也给东北经济开出了各种方子,争论也很大。比较典型的是最近林毅夫团队为吉林经济提出的建议,在网上引发了很多争议。人们很容易指出,东北改革不够深入;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人的观念,官本位意识较强;有了事不是去找市场,而是去找政府;凡事都需托人情;营商环境差;外向型经济不发达;投资不出山海关等等。记得在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初期,中组部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办联合在哈尔滨召开过一次厅局长以上干部会,宣讲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我在会上讲到,振兴东北要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从移风易俗开始,能不能今天中午吃饭不要转桌子敬酒?结果中饭开始,大家都很不自在,一个女同志首先打破僵局,说我是女的可以例外,给张主任敬杯酒,结果一会儿会场大乱,又开始了转桌子敬酒,可见移风易俗之难。改变社会的习俗、氛围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自然禀赋不同,人们的行为、作风也受此影响很大。电视里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在东北插队,后来留在东北工作的当年上海知青,回上海探望母亲。母亲很高兴叫姐姐去菜市买些好菜,给姐姐100元钱,姐姐买菜回来,给母亲一笔一笔算账,最后是106.50元,母亲又拿出6.50元给了姐姐。这位弟弟常年在东北,已经东北化了,见此十分不满,觉得太小气了,但是在上海可能属正常。外国人吃饭AA制,东北人吃饭抢着付钱,结果老板只好随便抓一个付钱,还是个没带钱的。东北人豪爽,讲义气,地大物博,不在意这三瓜两枣的,南方人就不同,用在经商上东北人就不精明了。这样的例子、段子很多,靠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从程度存在,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思想观念来改变。但是这些问题在我前面讲到的2004至2012年也是存在的,为什么那时的增速会比现在高?就事论事讲,东北经济增速出现下滑还是东北经济结构的特点造成的。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和自然禀赋,东北经济结构中,重化工业比重大。在第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八年中,国内外经济大环境正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装备需求量大,这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东北经济结构是利好。例如第一重机厂那段时间,钢铁设备、核电设备订单充裕,如鱼得水。哈电也是一样。那时国际原油价格每桶一百多美元,大庆油田日子好过,对黑龙江税收贡献也大。东北的钢铁厂、煤矿情况也是一样。但是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滑,从过去的9~10%下降到6~7%,东北的重化工业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而经济结构的转换又非一朝一夕之功。
  前不久全国政协陈元副主席在伊春召开金融40人论坛,陆昊省长到伊春与大家座谈,介绍了一组数据:2016年与2012年相比,黑龙江的能源产值减少了1587亿元,原因和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大庆原油产量减少有关。原油价格从每桶一百多美元下降到每桶四十多美元,腰斩了一半多。大庆油田一年产值2800多亿元,打个喷嚏对黑龙江的经济总量、税收影响就很大。加上煤炭也同样价格下跌,电力市场疲软,在黑龙江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能源板块下滑如此厉害,既便其他产业的产值增加了2000多亿元,也就刚刚能弥补能源下滑的部分,经济增速当然就没有了。
  农业对黑龙江经济也举足轻重。水稻产量520亿斤,对全国粮食安全贡献巨大,但是如果水稻价格一斤差一元钱,影响就是520亿元。我刚去过佳木斯,听富锦县象屿金谷农业综合企业讲,一斤水稻价格下降了五分钱,那就是26亿元。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受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核电发展明显减速,承担核电设备制造的一重、哈电,原来是优势,现在成了受影响最大的企业之一了。还有2010年从保护东北黑土地生态环境出发,我们制定了大小兴安岭停止砍伐,经济转型的决定,木头财政没了,靠吃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仅伊春一市,财政收入降到14亿元,而财政支出要127亿元。对全国、对东北、对黑龙江全局,长远看,战略上是好事,但对于经济增速肯定是个负面数据。这些因素的叠加会对黑龙江经济增速产生重大影响。别的地方影响有没有?也有,但对黑龙江经济结构而言,影响更大。伊春的经济转型,大庆的经济转型,黑龙江乃至东北的经济转型,要给东北,给黑龙江一个时间,多帮助他们转型。只说些批评的话,丧气讽刺的话,甚至是风凉话,只会自丧志气,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我历来不主张以GDP增速排座次、论英雄。中国国土辽阔,各地区对国家承担的责任是不尽相同的。以对外开放程度而言,广东毗鄰港澳,上海面向太平洋,连结长江经济带,东北毗邻北朝鲜,最近联合国制裁北朝鲜,不能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石了,你说东北的对外开放一定要和东南沿海相比,我看没可比性,而东北更多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
  所以对东北GDP增速下滑要做主客观的实事求是分析,不要丧失信心。我看黑龙江对国家的贡献就很大,一、二、三产业结构也有比其他省市优越的地方。例如黑龙江第一产业占比高达17.5%,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省之一。但农产品价格不高,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路过富锦县参观了一个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公司,象屿金谷公司,是福建象屿公司来投资的。公司仓储了422万吨粮食,主要是大米、玉米号称可供全国13亿人口吃10天。每天有100节散装粮食车皮和50节运输粮食加工产品的集装箱车皮运往营口港,再海运去江浙、福建沿海。像这样的粮食公司黑龙江还有七、八个,这不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吗!伊春停止伐木了,但是天天蓝天白云,有机食物,我和老伴的血压也稳定了,免受北京雾霾之苦,幸福指数并不能和GDP增速画等号。习近平主席视察伊春时说,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讲的太好了!江浙、福建、广东在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很快。我曾经和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聊过。他说,苏州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人口(外来务工人员)、环境代价,再单靠要素投入发展经济已经很困难了。过去江浙是鱼米之乡,粮食自给有余,现在粮食早已不能自给了,要吃东北的大米、东北的猪肉,他们的经济增速的确让人羡慕,但黑龙江的大江、大森林、大粮仓和蓝天白云更值得他们羡慕。我们的经济发展不一定要仿效他们的模式,也许过若干年他们会更羡慕我们。所以我要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自己的优势,要有信心和勇气。
  黑龙江还有另一个优势,国人现在为中国有航母、导 弹驱逐舰很感自豪,但是航母和导 弹驱逐舰的心脏正是我们黑龙江企业生产的。核电、直升飞机黑龙江企业也具优势。由于军工产品的价格政策是保本微利,否则军费就要增加,这部分的GDP和同值的鞋子、袜子的GDP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黑龙江有个703所,不仅为舰船动力,也为我国天然气长输管道提供了关键装备,燃压机组的动力。我在任时,记得哈尔滨轴承厂生产航空轴承,是战斗机、飞机必不可少的关键部件。以上这些都是共和国的脊梁,要继续保持这个优势。
  最近林毅夫团队为吉林经济发展开了个药方,引起不小争议。我没有认真研读林毅夫团队的报告,林毅夫也是我尊重的经济专家,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去参加讨论。但是我可以提供我知道的一些情况供讨论时参考。黑龙江也好,东北也好,过去也不是没有轻纺、家电工业。例如哈尔滨亚麻广是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海伦糖厂是中国最大的甜菜糖厂,佳木斯造纸厂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但现在都垮了,为什么?营口在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当时友谊牌洗衣机是第一大品牌,还有沈努西冰箱,现在与南方的家电厂相比,早已名落孙山了。为什么?是东北这块土地不适合轻纺、家电工业发展吗?产业的兴衰、发展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市场氛围,靠自然秉赋来选择的,这方面东北和南方比有差距。发展什么产业,坐在办公室是很难想准确的。
  东北的粮食加工业也是很发达的,今后也仍有发展的优势。台湾的一个旺旺食品,一点点粮食膨化后能卖那么多钱,我们脑筋动得还不够。东北有那么多葵花籽,可是却鲜有瓜子的品牌,连傻子瓜子都不是东北的。吉林我们曾经扶持过皓月牛肉,大成玉米深加工,但有的经营得不好。所以东北不是没有轻纺工业,是如何让轻纺工业能在东北黑土地上成长。我们要营造好的营商环境,否则都是空谈。我的确看到有外资、港资来东北办粮食深加工企业,结果的确有流着泪走的。例如我认识一个叫刘修才的海归,但他在其他地方,在外国办企业办得却很好,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东北也有许多高科技的优势产业,起步时全国领先,但总做不强,做不大。例如沈阳的新松机器人,许多年前就是依托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发展起来的,在全国绝对领先,但这么多年了,我想如果他是在深圳会是个什么状况?东北的东软在软件和医疗器械上也走在全国前列的,但总觉得没有华为、中兴发展得好,发展的大。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力量很强,创新孵化能力也有,但和深圳、上海比就有差距。现在新能源汽车的领头企业比亚迪的老总王传福就是哈工大电化学专业毕业的,这个专业其他院校很少,但全国储能产业好像哈工大的声音还不强。
  今天是金融的会,不久前在伊春的40人金融论坛上,我做了个即席发言,我介绍在第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东北金融是失血型的。因为银行是嫌贫爱富的,这可以理解。东北的坏账多,信用不好,所以银行存款在东北是净流出的。
  越需要钱的地方越没钱,形成了越富的越容易搞到钱,穷的越来越没钱。所以陈元同志的开发银行搞了个开发性金融,支持东北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我很赞成他的意见。所以我说嫌贫爱富后面还应加上一句话,就是金融也应支持把穷人变成富人,你才能收到钱。现在金融业也在发生大的变革,网上金融、微信支付,大有向传统金融挤压之势,以前的工农商建四大国有银行如果不改变,压力会越来越大。这次40人金融论坛期间,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做了个短短的调研,就发现黑龙江省贷款余额是1.9万亿元,40%多是涉农贷款,说明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黑龙江贷款平均利率是6.2%,比全国的平均利率高0.49个百分点,涉农贷款利率7.36%,比全国涉农贷款平均利率2.75%高出很多。我听后也大吃一惊。陆昊省长也听到了。我们的金融如何来降低融资成本,帮黑龙江,帮东北来降低经营成本。东北经济有问题金额业也有很大责任啊!
  另一个问题是小企业贷款难。我在任时帮助东北搞了个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辽吉黑三省加上内蒙、大连各出三亿元资金。后来公司没放在大连,大连不肯出了,进出口银行支持出了15亿元,差不多30亿元资本金起步,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原来是吉林省退休的牛副省长当董事长,后来退休官员不允许当了,辞职了。我很担心这个担保公司办得怎样?因为关内流行说,什么公司放在东北就完了。这次听进出口银行一位曾经在这个担保公司任副总经理的同志说,现在办得还不错。所以我们要为大众创业提供融资服务。
  另外金融还应该为对外开放,特别是与俄罗斯的产业合作提供支持。
  过去金融界一说俄罗斯就认为俄罗斯经济走下坡路,信用不好,不愿贷款。在2005年,马凯同志和我意见一致,主张给俄罗斯60美元贷款,“以贷款换石油”,商业银行都不愿意贷。后来开发银行贷了,到2011年本息全部还清,我们买了4840万吨石油,现在海外金融成了开发银行一个重要业务。所以金融界也要风物长宜放眼量啊!俄罗斯资源丰富,近些年基础设施也成旧了,远东电力设施明显老化,我们应该找找这些商机。我在伊春用天然气价格是4.70元一方,在北京市是2.27元一方。我们要抓住俄罗斯东线天然气进来的机会,做好这篇文章。同江铁路大桥就要通车了,黑河大桥也在建设中,两边的桥头堡物流必然会发达起来,至少俄罗斯的铁矿砂、煤炭、粮食、水产品、木材会成为大宗进口物资。中国的轻纺、食品、蔬菜、家电也会出口。
  最后我还要讲一下,对东北经济、对东北的改革,央企应承担重要责任。东北的国有经济比重大,尤其是央企比重大,在东北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黑龙江的大庆油田、哈电、一重、齐齐哈尔车辆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厂都是央企。大庆油田打个喷嚏,黑龙江就要感冒。吉林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吉化、长春客车厂、松原油田同样对吉林经济影响巨大。辽宁更不待言,辽河油田、鞍钢、大连船厂、葫芦岛船厂、大连、辽阳、抚顺的石化企业、沈阳飞机制造厂都是央企。加上几乎所有的发电厂,输变电、邮政、通讯、铁路、四大商业银行,所有经济命脉都在央企手上。所以我说东北经济不好,东北改革不深入,央企是难辞其咎的,负有重要责任。东北经济振兴期待央企深化改革,而不只是分分合合,人员调来调去。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再多讲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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