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大到十八大：特殊的回顾导致执政方面规律的研究

一：从建国后第一次党代会到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
　　2012年下半年，将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两个在时间跨度上相距半个多世纪的大会，无论在面临国内的国际的形势方面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上，都有着类似的特征。对于这些相关特征的探讨中，我们将会在研究执政党执政规律方面得到相应的启发。
　　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是一个轮回，这个轮回的特点就是一个关键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我们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主张，经历了从八大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轮回。
　　具体回顾起来就是，党的八大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主张，到了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根据当时领导人对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注意力的转移又被否定。
　　以后，经过1958年八届八中全会的庐山会议风波，到1966年八届十中全会的做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决定，再到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等等，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历程。
　　等到党的主张重新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主张上来，已经是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事情了。

二：什么样的社会上和国际上的压力导致了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
　　那么，从历史经验来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上和国际上的压力导致了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呢？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几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共约1万人卷入。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 请愿事件，也共有1万多人。农村也连续发生闹社的风潮， 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有十一二万户，等等。有人在闹事中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
　　当年，1956年到1958年仅仅两年，社会上和国际上的压力导致了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还可以从党内来看。开始，贯彻党的八大的社会民主精神进行的鸣放和给党提意见，导致了反右和社会民主进程中断。然后是在经济工作中激进冒进导致的大跃进问题，怎样看？党内出现了不同的主张，结果是党内无情斗争导致党内民主进程中断。
　　那么，从1978年到即将召开十八大的今年，社会上和国际上的压力也逐渐累积，党内也出现了注意力转移的苗头。有人主张应当回到被党的历史决议已经否定的群众运动和人治的轨道上来解决这些压力导致的问题。
　　近期社会稳定形势已经出现一些新情况、新动向，群体性事件在某些领域呈多发态势。
　　其一，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因裁员下岗、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大幅上升之势。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全国范围内劳动争议案件2008年前十个月比上年同期上升93.52%。在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处于停业、半停业的状态下，部分企业减少劳动力、减少报酬以降低开支，劳资矛盾随之引发。
　　据统计，2008年11月，北京市发生的外地在京农民工群体讨薪事件及参与人数环比分别上升300%和900%，同比分别上升146%和132%。
　　其二，随着返乡务农农民工增多、部分土地经营权流转，因土地纠纷、征地拆迁、社会基本保障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
　　据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弃地打工的农民纷纷回乡承包土地，一些自行流转承包地的农户主张收回土地、提高转包费或要求经济补偿，在二轮土地承包中未能分得土地和被强行收回土地的农民也急于要地，甚至强占、强种土地，加之有些农村基层组织存在土地发包、流转不规范，管理不严，应对能力不强等问题，造成当前农村土地资源纠纷在数量和类型上都逐渐增多，且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
　　同时，许多农村都有相当比例的举家外出务工人员，这些人一旦因失业返乡，吃、住、医疗、子女上学等问题都无法自我解决，当地农村社会事业不堪其负，导致出现不稳定因素。
　　其三，近期个别城市出租车“罢运事件”在一些地方引起连锁反应。此类事件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政策性强、敏感性高，从酝酿到采取行动时间短，往往会从一个城市迅速扩散到其他城市，从一个领域迅速蔓延到另一个领域。
　　其四，企业经营困难、资金周转阻滞，导致民间借贷纠纷增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更加突出。这类非法集资案件往往涉及人数众多、集资金额特别巨大，卷入其中的包括失地农民、下岗者、生活困难者，等等，如果处理不慎，将给社会稳定带来冲击。
　　其五，随着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日益多样，群众心理和社会心态日益复杂，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变数。有关专家指出，严峻的经济形势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但受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是那些下岗失业人员、失去工作岗位的农民工、已毕业未找到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等群体。这部分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以上是从社会方面看，从党内来看，今年全国两会上已经公开了的执政党内的不同意见争论，已经在社会上和国际上引起了极大反响。有人认为这揭示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在权力分配和中共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从党内分歧来看，这种公开，挑战了中共长期以来的人事晋升规则，表明中共体制内的一些人不愿继续遵守这些规则。他们认为，这些规则偏爱那些不愿承担风险、毫无生趣的官僚。要展示执政能力还得从迎合民众的左的东西和路线上寻求力量。
　　两会结束后的形势发展表明党内协调的力量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压制住了这些党内的反对意见。

三：扩大党内民主对于建设社会民主的示范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后，作为这一时期的执政理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口号。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观点，到科学发展观，是对于这一时期的国内问题的基本判断得出的观点。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背景是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的突飞猛进导致了社会和环境条件的恶化，大量流动人口和工作机会，以及少数人富起来以后示范效应和社会效应，以及对于物质刺激的过分追求导致的环境恶化、道德沦丧等等。
　　但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只是从技术和目标上的提出，在与人的社会目标衔接方面没有相应的路径设计，特别是社会民主的路径设计。这就导致科学的必要对称点民主建设方面的不足。
　　党的十六大以后关于开展党内民主的工作进行的并不显著。不但没有提供带动社会民主的效果，还导致原来指望希望党内正常交流批评，能够提出不同模式的党内不同意见派别直接去发动群众，走历史上的老路。

四：特殊的回顾导致执政方面规律的研究
　　党的八大召开的两年后，就由于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改变了经济工作为中心的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年即将召开十八大，也由于社会压力的逐渐累积，已经出现了党内不同意见主张走人治和运动式分蛋糕的历史老路。
　　两会结束后，党内协调力量暂时压倒了不同意见力量。
　　有人认为，只要中共的政策继续坚持独揽大权的国家资本主义，未来就还会出现不同意见力量这样的政治冒险家，还会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来实现其个人的独特主张。如果说中共从中有什么要吸取的教训的话，那么首要的不是防止再次出现这样的人物，而是务必解决滋生左倾民粹激进主义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实践中，这要求开展自由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更公正、更民主的社会。
　　实际上，党的十六大以后关于开展党内民主的实验和方案已经实施，但是从来没有有意识地与科学发展观实践配合起来大张旗鼓地搞过。也就是局限在没有群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
　　形成对比的是，当年，扩大民主的努力就体现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不要个人突出”的原则，这两个文件要求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并从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为了扩大力度和与社会民主互相促进，1957年春中共开展的以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是用民主方法处理党和群众之间矛盾的一次尝试。毛泽东2月27日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3月12日又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这两个讲话当时虽未立即发表，但在很广范围内传达了，起了鼓励党内外人士向中共的领导作风发表意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反右之前的给党提意见活动，一开始是真心的。是真心发动群众给党内民主进行反带动的。
　　那么，通过历史对比和特殊回顾，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有多么相似之处。今天有了互联网和微博，广大的舆论环境围绕着执政党的一举一动和分分合合。
　　今天，我们的执政党是无情地用当年的群众运动式的反右来对待呢？还是用法规来规范网络呢？都是今天我们的选择所在。
　　从党内来说，在已经没有了历史上那种单一的领导人注意力转移导致个人崇拜情况下的难以逆转的情况下，全党的领导集体和全体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如何真正贯彻党内民主建设，通过真心实意的与社会民主互动的党内民主建设，来进行真心实意的带动社会民主建设？
　　这将是党的十八大能否回答历史和民众的提问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