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邱会作告丁盛：江青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施工“老虎洞”
　　我所在的一二四师是甲种战备值班师，我那时是该师下属三七O团三营八连指导员。我们师从1970年就开始在“支左”(编者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中增加了国防施工的任务。我们团参加的“七·五工程”在广州白云山脚下，那里是军区战时的指挥所，已建了多年，有些陈旧，现在要扩建。这项工程属于绝密，虽然任务很急很重，但只许部队参加施工，干起活来非常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
　　1971年春节刚过，我的连队接到命令，到一处名叫“老虎洞”的地方执行任务，为一处刚建好的独立房子的外围架设铁丝网。那是一座平房，建筑面积约六七百平方米，房子背靠白云山，房后几米远就是80度的山体陡坡，房前有个小院，房子的墙体是青灰色的，如果不走近它，很难发现。
　　架设铁丝网本是工兵做的事，由我们步兵连承担，不仅专业工具少，而且没有经验和技能。好在总长度只有400多米，大家可以边干边学。
　　任务完成后，团里又让连队在这里继续做防空隐蔽工程，并担任警卫。“防空隐蔽”就是在那座房子附近和院子里种树种草，使之从远处或是后面的山上看，与周边丛林草木环境近似，不易被发现。
　　我负责组织施工和警卫工作。房子只有一层，但比一般住房要高许多，宽大的双层玻璃窗，长长的走廊，厚重且密闭效果很好的大门，和广东当地的房子不一样。我想来想去，觉得像北京西山军队领导住的房子，再细细地看，发现和北京毛家湾林彪的住所更相似。
　　全团都为“七·五工程”紧张施工，我们连却在这儿搞绿化、当警卫，太轻闲了，我有点不愿意。团政委看出了我的心思，找我谈话，说这是军委主要领导到广州时居住的房子，要忠诚可靠的人来完成任务，团里考虑再三，才决定选我。
　　3月初，在室外绿化的同时，开始布置室内。军区一个管理科长带着一批人进驻到院子里的偏房，有炊事员、服务员、内勤和花匠。那几名女服务员，一看着装就知道是军区接待部门为首长服务的。凡是要搬重东西，一律叫我派战士去，帮帮忙不算难，可是战士回来诉苦，说摆放东西时总是要求他们变来变去，被指手画脚吆喝，累了不算，还遭训斥。战士每天和泥土打交道，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烂泥，可是院子里有自来水的地方只有那所房子厨房外的一个棚子里，人一多就把周围地上搞得到处都是水。管理人员就骂战士，双方时常发生口角。我找到那个科长，不许他训斥战士。他很恼怒，说你一个小小的连指导员敢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不客气地说，你敢把我的战士不当人，就不再让他们给你帮忙。他连声说反了反了，要反映到我们师，处分我！
　　一天中午，我接到师部一个电话，说军区办公室通知，指名叫我下午6点前准时到某地去有要事，要绝对保密。我感到好笑，因为通知的地点就是我们连警卫的那所房子。下午，我按时到了，被领进餐厅，里面摆了两桌酒席。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政委、司令员吴法宪坐在主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等军区首长围坐在旁边。
　　席间，听他们说，这是为林彪副主席修的一座房子，过去他来广州时住过的房子太破旧，不好用了。从吴法宪的口气中听得出，林彪、叶群并不知道此事。林彪不许专门为他修房子，在外地都是住老地方。
　　军区领导还提到，他们正在修建另外一个工程，是更好更大的房子。吴法宪看上去并不知情，因为军区首长强调，那是中央办公厅汪主任(编者注──指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布置的。
　　吴法宪说这事全听汪主任的，他叫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天以后，那个科长对我不仅很客气，还特地打开了房子后面工作人员用的一处卫生间，劳动一天下来的战士可以在那儿洗一洗。

　　父亲到广州
　　5月初，团里值班室通知我到广州大沙头某地去，有人找。我按地址找到那儿，是国宾馆。我父亲的秘书到门口接我，说他们陪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来访问几天。我向团里打电话请一天假，团长说，你就好好陪陪你父亲，等他走了再回来。
　　有一天早饭时，秘书向我父亲报告说，在从化温泉休息的滕代远打来电话，说要到广州来看我父亲，父亲立即打住秘书的话说：“不能让滕老来看我，那成什么话！应当是我去看他，还有其他一些老同志，我都得亲自上门去看望。待我忙完了这边的事就安排。”
　　1969年10月，为了防止苏联对我国可能进行突然袭击，经毛泽东主席指示，在周恩来总理的具体安排下，北京的一些老同志被疏散到了外地。朱德委员长、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云逸等人疏散到了广州市远郊的从化温泉。
　　父亲原本想去从化看那些老领导，特别是滕代远、陈奇涵、陈伯钧等老同志，因为工作太忙抽不开身，他叫军区后勤部代他准备几份水果，送给那些老同志表示慰问，并嘱咐广州军区领导，一定要把老首长们照顾好。
　　父亲离开广州前，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来看他。他们关上门说了很久。父亲送走丁盛后，嘴里自言自语：“这个司令官呀司令官……”我奇怪他把“司令员”说成“司令官”，问有什么事，父亲不语，晚年时才对我讲到那次谈话。父亲提醒丁盛：“江青前不久到海南岛去路过广州。从她的嘴里听得出，她对广州军区很感兴趣，对你这个司令官也很感兴趣。你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你要吃亏。她想利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九霄之上还嫌低。她要是不想用你了，会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之下去还嫌不够呢。到时候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丁盛问如何“防江青”。父亲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接近她，更不要单独接近。当然，面子上的事、场面上的‘戏’还是要做。江青喜欢奉承，必要时你就吹她几句，她就不知所以然了，也就不知道你在防范。”

　　晴天霹雳
　　1971年国庆节刚过，团政委突然叫我去，严肃地对我说：上级决定送你到广州学习。我说回去准备一下，他说不必了，这就走。我发现，保卫股长带着两名连里抽上来的干部已站在我身后，保卫股长用眼神示意我不许再问，随即带我上了门口停的一辆吉普车。我坐在后排，两边各一个人夹着我。车到广州，我们在军区附近的中山二路一座楼里住下，院子很小，大门口站着双岗，楼门口有内岗，这是特别加强的警戒。陆续被押进来的还有黄永胜的两个儿子，另有几个穿空军服装的年轻人。
　　一会儿，一名干部来向我们宣读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内容只有一句话：
　　“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
　　听到这儿，我的头轰的一下，感到全身发热……
　　我的住处是一间大房子，里面摆放了3张床，其中两张紧挨着，另一张和这两张之间有个能让人下床的20公分的缝隙，我睡在中间一张上，两边睡的是保卫人员，这比对狱中的犯人还看得紧。
　　从此，我们每天开始“学习”。说是对“林陈反党集团”揭发批判，不知为何成了对我们的批斗，要交代所知道的阴谋。我刚好八九月份在北京，自然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办案人员穷追不舍，逼我揭发交代。我把我所记得的情况都说了，但他们还是不满意，不时说一些威胁的话，似乎我本人也是“同党”，要受到严惩。
　　我实在没有可交代的事情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使我整夜难以入睡。我想，与其这样无辜地扣上反革命帽子苟活半生，还不如一了百了，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到了
　　“死”。我要求医生每晚给几粒安眠药，管理学习班的人不同意。医生对他们说，他这样不睡觉，几天后身体就垮了，不能再“学习”了，我的要求才得到同意。每天给我两粒安眠药，我说不够，又加了两粒。我假装服下，暗中积攒下来，几天后积了20多粒。一天，趁看管人员不注意，我将全部药拿出来。就在我准备吞药的那一瞬间，我又想了一下自己在世上还有没有什么遗憾之事，我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文件不是说爸妈是“离职反省”吗？万一他们活着出来，知道我已死去，该多么难过啊！再大的屈辱折磨，我也要承受，也要活下去！这样一想，心里豁然开朗，终于从鬼门关上转回头来。
　　10月中旬的一天，看管人员说有中央首长要找我们谈话。出去时，我看到走廊宣传栏里报纸上的标题：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问广州。我们被解送到珠江宾馆的大餐厅，是最先到的。一会儿，军区一些首长夫人和机关师以上干部入场了，夫人们以前多与我很熟悉，现在突然要么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要么怒视，好像有深仇大恨一样。只有父亲的老战友杨梅生副司令员的夫人刘坚阿姨走过我身边时小声说了句：“要懂事，小心好好爱护自己！”这位老阿姨的话令我眼睛发湿，但还是忍住了要流出来的泪水，怕别人看到。
　　稍后，军区首长陪着李先念副总理来到会场，李先念说：“总理原来要来的，突然有急事回北京了，叫我来谈谈。”他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对我们这些人“不许歧视，要一视同仁”的指示后，讲了一通话，好像对“九一三”事件已掌握了案情。他说：“邱会作在自己乘坐的汽车后备箱里放了冲锋枪，想谋害……”一刹那，认识我的人都把眼光投向了我……
　　10年后，我问起父亲这件事。父亲并不介意，说：“会有那事儿吗？先念和我工作、个人关系都很密切，他要划清界限，不得不说些‘官话’。”
　　那天会后，学习班宣布：“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本次学习结束。你们都回原单位原来的岗位，思想上不要有包袱。”
　　第二天，我被送回了部队。团政委说，他们已经学习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叫我安心工作。说罢，他把两封已拆开的信交给我，那是9月24日我母亲和哥哥写给我的信。哥哥在信中用暗语写了“树林起火，祸及他人……”母亲叫我要“想得开，千万不要走绝路”。信是他们被羁押前写的，我至今还保留着。
　　我回到了政治处，同事们没有明显歧视我，但我走到哪儿，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向团里提出到农场去工作，哪怕是劳动也行。几天后政治处主任对我说，意见已反映上去了，上级不同意，说如果那样就违反周总理的指示了。你感到工作有困难，就分管一下文化工作，思想教育工作你愿意参加也可以。我突然有了想法，说想参加宣传教育，因为这样可以阅读到更多文件，我要把它们偷偷抄下来，以后一定有用。
　　很快，轰轰烈烈的批判“林、陈反党集团”运动开始了。广州军区揭发的一个重点是“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地点是南湖。我们部队是那里的建设者，发言时批判的人少，但私下却在议论，说那里不是给领袖用的吗？
　　与我一同到广州受审查的还有我们团里一个20多岁姓孙的炮连副连长。他是1968年入伍的。一次上级检查实弹射击，他用82无后坐力炮打出优秀成绩后，一位首长指着400米远的一棵独树说，打掉敌人的“火力点”。他一炮射出，随着火光一闪，树干拦腰被炸断。他即提升为排长、副连长。我实在想不出他会和“九一三”有什么牵连。我们在受批斗时，在一片“划清界限，彻底交代”的吼声中，他只是苦笑。回到部队，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后，我和那个副连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这才知道，他受此“待遇”是因为和叶群沾了一点亲。
　　“九一三”后，林彪、叶群的亲属几乎都被审查。他到“学习班”后才得知，自己涉嫌的“罪状”在于一段他从不知晓的身世。原来，叶群的弟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解放军师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其妻已经怀有身孕，后来改嫁给了一个姓孙的干部。孙副连长便是那个遗腹子，只是他母亲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这事，外面也没有人知道这个“隐秘”，他一直认为继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查出了叶家这支鲜为人知的血脉，将他“归案”。因为抓不到他什么把柄，就以“政治历史”问题将他处理复员。在离开部队之前，他和我偷偷聚了一下。他说现在很苦闷也很尴尬，养父是个军级干部，却帮不上他什么忙，想找个好点的单位，别人都婉拒，最后托老战友帮忙才安排他到西北地区一个城市当工人。我说你已经非常幸运了，至少还有个温暖的家，还有爱你的父母亲。
　　1971年年底，广东的冬天并不严寒，可我突然感到身体很怕冷。虽然工作还“正常”，但我没有家人的任何消息，也不许随便外出。那真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