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骂”能成为“后常态”的科学吗？（摘编）

“国骂”能成为“后常态”的科学吗？（摘编）

武夷山

和意大利好朋友聊天，此娃给我听80年代电子音乐，讲到音乐的复古潮，和人的回归。不知怎的我们都觉得人是一直都没有在长进，而是在退化，真是无话可说。蛮有趣的是，像英国的鲁德分子早年一样，没事去砸砸电厂，捣毁捣毁机器什么的，也不是全盘反对数字化机械化等，而只是对以消费为基础的“提升生活品质”感到不认同。

如果一种科技能提供节省更多能源的可能，那么鲁德分子的拥护者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项科技。不过这里有一个悖论式的问题，研发这种科技，是否已经耗去了它所试图节省下来的能源。社会的崩溃，即使有前兆，也被它自身复杂体系里面的各种制约所忽视了，于是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事。鲁德分子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很多事情建立在鲁德分子的轨道上就会清晰，变得不那么盲目。不过也仍然还没有想清楚。

西方学界很喜欢有工业化，就有后工业化。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 贝尔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史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常态科学”的概念，那么，迟早会有人提出后常态科学。“后常态”概念最早是由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Ravitz与阿根廷数学家Funtowitz共同提出的，其含义是，科学不再以“常态”方式运行。他俩的表述是：

每当出现了与科学相关的政策议题，我们都会发现：有关事实是不确定的；复杂性成为常态；价值观念备受争议；决策牵扯的利益格局较复杂；决策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很紧迫；存在着人为风险失控的现实危险。他俩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自然科学所说的话，现在对于其他学科或领域几乎也都成立。已经进入全球舞台的中国，同样进入了“后常态”科学的时代。遗憾的是，我们的科技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的思路，基本上停留在常态科学时代。

后常态科学思想是非增长运动的重要基础。后常态科学认为，不能将科学家视为“真理拥有者”；非增长运动认为，经济学在集体性社会选择中的“宗主”地位必须改变，否则自发增长的技术系统必然如脱缰野马，把人类带入绝境。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从根本上怀疑其经济制度以及作为其理论支撑的经济学，在谋求新出路，而我们仍旧喜滋滋地在经济增长理论指导下大踏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