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彭德怀最后岁月：挨批斗被打断三根肋骨

　　【“八万言书”的前前后后】
　　彭德怀住在吴家花园的6年，实际上是被软禁了起来。“伯伯失去了自由，但他的思想没有被禁锢。他逐渐深入考虑了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这是他在庐山上没有更多思考的”。伯父对彭钢说，庐山上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敢讲真话？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 1962年，由于在学校受到各方面压力，加上身体不好，彭钢被迫休学一年，她也就成了伯伯的倾诉对象。
　　“多年以后，我看到吴家花园哨兵写的日记，对伯伯的一举一动均有记录。我们去散步时说话，伯伯让我不要把俄文丢了，我说没有用，他说学一门外文不容易，还是拣起来好。”这样的对话都在哨兵日记里记着，并附有评语：他还要与苏修勾结，想里通外国。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一天，彭钢站在伯伯办公室门口，看他发愣，正要走，伯伯突然说，你别走，过来。伯伯将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给彭钢看，讲话的大致意思是别人都能平反，彭德怀不行，因为他在国内搞颠覆活动，“里通外国”。“里通外国”的罪名让他痛苦。彭钢看见伯伯流泪了。“伯伯说，我要上诉。我对他说，你上诉告谁？你比我还天真。谁敢受理这个案子？”
　　“伯伯沉默了，过了一阵子又对我说：要用事实说话。我不表功，只说事实。后来过了几天他都没有说话，我们也就再没有说这个事。”彭德怀还是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即后来的“八万言书”。“他写他几次和外国人接触，哪次翻译是谁，他的记性特别好，写得很清楚很详细，后来人家把它称为“翻案书”。
　　写完“八万言书”，伯伯先让彭钢看一遍。彭钢在卧室看，他把门锁着，自己坐在外边，万一有人来了，他提防着，不让人家知道，怕连累彭钢。
　　吴家花园，杨尚昆去的次数最多。“毛泽东说了，吴家花园归办公厅管，所以杨尚昆借着这种机会经常去看彭德怀，‘八万言书’就是通过杨伯伯送的。后来我写了一篇纪念杨伯伯的文章，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杨伯伯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当时没有打字机，伯伯给杨伯伯写了封信，信中说：杨尚昆同志，由于字迹潦草，请你打印多份送给中央。其实请杨尚昆印送‘八万言书’，伯伯本来是可以当面直接给杨尚昆说的，但是他怕连累杨尚昆，所以专门写了封信，也是为了给杨伯伯开脱。现在来看，似乎递封信不算什么，但在那个时候是冒着风险的。所以我觉得杨伯伯是高尚的人，不是落井下石的人。”

　　【彭德怀的最后时光】
　　1965年，彭钢从军校毕业的同时，也失去了做军人的资格，被转业分配到位于右安门的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工作，但仍和伯伯一起住在吴家花园。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6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彭德怀到四川的“大三线”担任副总指挥。出发前，毛泽东与彭德怀进行了长谈，“伯伯告诉我，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出笼时，我们就预感到又要有大祸临头了。江青等人也放出风来说，像彭德怀这样的人还让他自由自在？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更是提心吊胆”。1966年12月27日，彭德怀被红卫兵从“大三线”押回了北京，在王府井一带游街批斗。那天彭钢正巧到灯市口附近的分厂办事，“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批斗彭德怀的口号，我一下子紧张极了。周围的人中，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有人不知道，他们都在议论纷纷。我既不敢抬头看，怕看见伯伯当时的样子，也不敢哭，更不能跟着议论，就在心里流着泪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1967年夏天，彭德怀被“红卫兵”打断三根肋骨，监禁起来。这种情况下，还要求他写“认罪书”。专案组不定时提审，有时一天提审三次。睡觉时必须脸朝着灯，彭德怀患有严重的失眠症，这让他更加难以入睡。“为了避免相互串通，只要有人在厕所，别人就不能上厕所，伯伯肠胃不好，有时候憋得不行了……全拉在裤子上”。
　　1966年底到1973年4月，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无论如何揪心牵挂，彭钢一次都未能见到伯伯。8年后彭钢再次见到伯伯彭德怀，此时75岁的他已躺在了301医院的病床上，患了直肠癌，才被允许亲属探望。“此时的伯伯再也没有那硬朗的身板，整个人已经骨瘦如柴。这间本来就密不透风的病房，连窗户都用报纸糊严。一见到我，伯伯其实有千言万语对我说，但是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胖了’”。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受尽折磨后在绝望中离世。他的骨灰甚至不能名正言顺地入土，只能以“王川”的化名寄存在成都的一座公墓里。4年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并举行追悼会时，费尽心思才找到了他的骨灰。1999年，一生转战过许多地方的彭德怀，终于回到了他最怀念的地方──湘潭乌石峰下。
　　【终获平反】
　　1978年，彭钢看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的可喜变化，决定向中共中央写信，为伯伯洗脱“莫须有”的罪名。
　　经过彭钢的不懈努力，以及王震、黄克诚等老干部帮助，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彭钢说，伯伯影响了她的一生。“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告诉我如何做人，时刻都要想着人民。他的一生也是这样的”。有一次去北海公园，发现游人稀少，彭德怀感到很奇怪，便问怎么回事。“原来是公园管理人员从伯伯的安全考虑不让游人进来。伯伯不高兴地说，有这个必要吗？你们以为这样做我会高兴吗？从那以后，伯伯再也不去北海公园了”。
　　彭德怀到广东开会，吃饭时，陶铸的夫人曾志给他上了一盘腌制的姜，彭德怀品尝后连说，好吃，好吃。临走时，陶铸特意给他带了一小坛姜，彭德怀马上就要掏钱。陶铸不收，两个人推来让去。结果陶铸嗔怪道：我又不是卖姜的，你也不是买姜的，你干吗给我钱，彭德怀这才把钱收起来。如果有乡亲送他一罐蜜什么的，他一定把钱邮去。“伯伯的生活是俭朴的，记得他告诉过我，1938年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送给他和朱总司令各四百大洋。伯伯将这笔钱一分为二，托徐特立带给黄公略夫人和陈毅安夫人了”。彭德怀说：“黄公略、陈毅安两位都是烈士，他们对革命贡献大，我应该照顾他们的家庭。”“庐山会议上有人指责伯伯‘伪装朴素’。可是对伯伯来说，所能奉献的都奉献了”。彭德怀也很痛心：“从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四十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
　　彭钢回忆，伯伯对属下的严厉也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对高级干部。“我也问过他，为什么你对人家那么严。他说，你不知道，我们是要做表率的，是要带兵的。假如士兵的问题处理不好，在战争当中是要死很多人的。都是生命，谁家的儿子不重要？谁家老百姓的孩子送来当兵不应该受到保护啊？战争当然是要牺牲人的，但是不必要的牺牲是要避免的”。 对属下严厉，对家属则是严苛。1955年授衔时，彭钢的哥哥彭起超被授予中尉军衔。彭起超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参加过保卫延安的战斗，和同代人相比，他的军衔整整低了一级。而要求哈军工给彭起超降衔的人，正是伯伯彭德怀。
　　彭钢说：“有的人说伯伯很粗暴、很简单。我不这么认为！伯伯的悲剧不是简单的性格问题，而是一个体制的悲剧……”
　　有一次，伯伯和彭钢谈到唐太宗李世民，说他善于纳谏，从善如流，闻过则喜，胸怀很大。彭钢问他：“你能做到闻过则喜吗？”伯伯笑道：“我做不到闻过则喜，但可以做到闻过不怒。”
　　英国历史学家菲力普?肖特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这样评价彭德怀：“在他的生命中只考虑两件事：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和他的人民的幸福。”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