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是与非：从申纪兰又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说起

一：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进入年初，各省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已经陆续选出。目前人们广泛知道的就是来自山西的申纪兰连续多届又一次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仔细看山西省70个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来自基层的老熟人，特别是来自农村基层的农民代表，除了申纪兰之外，还有郭凤莲。其他人比较熟悉就是党政官员了，例如袁纯清、李小鹏和令狐安。
　　对比山西，再看河南今年产生的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一下子上升到172人。
　　在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是经过间接选举产生的一种国家职务。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代表是常任制的，有日常经费和待遇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官员。官员的配置是讲究效率的。城市的资本构成、产业分布、知识密集度等等，都比农村要高得多，因此，无论新旧中国历来城市配备的官员比例要比农村地区高。
　　正因为如此，在十二届人大代表之前的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农村的人口产生代表数量，一直是相同城市人口产生人大代表数量的四分之一。而在建国之初的城乡人口产生全国人大代表比例相差更大，达到八分之一。
　　1953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选举法规定：农村和城市每个代表所代表人口的比例县级四比一、省级五比一、全国八比一。1995年2月28日，我国第三次修改了现行选举法，将这一比例统一改为四比一。
　　去年3月8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他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最大特点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因此我们看到，像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今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从过去几届的160多人上升到172人。

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宪政体现
　　中国是一个农业传统大国，中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提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科学技术以及国防的水平。因此，我们对于城乡按照不同人口比例产生人大代表，就有着新中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特殊背景和特殊解释。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过去我国不能做到完全按照人口数量平等地分配代表名额的原因，一是为体现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保证工人阶级其中包括各界知识分子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占相对多数；二是为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选举法规定少数民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汉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全国人大代表制度是宪政制度的组成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官员性质，来自于它毕竟是经过宪政程序的公民选举产生。它体现的是对下负责，对具有平等权利的个体自然人负责，对社会的基本组成负责。因此，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都是直接面对全国的公众和公众议题的。也是执政党运用宪法的程序把自己的执政内容贯彻到政府工作中的必经环节。
　　全国人大代表会议的代表任期五年一届，只有在五年期的第一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全国代表才对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几个政府职位进行一次性的选举，以后各次会议都是实行监督权。而政府大多数职位，都是由主席和总理提名的各个岗位人选，报经全国人大批准的。
　　也就是说，大量的政府官员配置是由执政党内组织系统实现考察、遴选、组配好的，全国人大代表只能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进行宏观的议论和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的官员，对于大量的政府官员的职位进行评论监督，是两种性质的官员之间的较量。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比例高，意味着这些代表对于政府官员批评的深度和政治结合度要高于农村代表。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也意味着工人代表和知识分子代表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人大会议上，会就各个工业领域和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问题直接批评各个政府口。为了避免组织部门任命的政府官员在人大会议被不断批评的尴尬场面，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建立了各个工业口和文教口的书记，从而用党内批评制度来引导人大的批评监督功能。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党政不分。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大量的国营企业同时接受工业局党委和政府的双重领导，所以，人大代表中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成分的议政水平，一直被各个口的工业书记所引导。代表们议政的抓手和语言，都是使用的党内语言。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全国人大代表制度
　　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基础最大的变化，就是计划经济模式和单纯公有制被改变了。党内语言在经济工作这一块，已经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中的微观经济语言和管理语言，变成了带有二十一世纪特征的知识经济加国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语言。
　　看看袁纯清、李小鹏、令狐安等党政领导的语言系统，已经找不到当年鞍钢宪法、大庆精神的语言，而代之以宏观经济学家加社会学者那样的专家口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发言也就是当下的党内语言，已经没有了工人阶级的管理成分，倒是带有管理学者和社会统筹实践家的知识精英特征。
　　在上述情况下，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工人阶级体现在代表成分中的议政水平和议政抓手，已经没有了使用党内语言的天然基础。
　　上述情况表现之一，就是作为工人阶级新成分新精神的农民工，在使用城市资源和加入工业化进程以后，在政治上没有相应的党内语言可以使用。
　　在人大代表的基层直接选举中，由于没有户口，农民工被游离在城市选举之外。回到农村去实现城乡相同比例的基层选举吧，自己的经济根蒂已经留在了城市。因此，作为直接选举的农村基层人大代表，对于农民工没有任何意义。农村的集体经济没有了，在集体经济基础上与城市的连接没有了，农村的相同比例的人大代表产生变成了代表城市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又一个身份。
　　在上述情况下，无论是申纪兰也好，郭凤莲也好，她们与今天的游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大量农民工之间已经没有了社会和经济上的联系，没有相应的代表语言。而作为传统的工人阶级代表对于企业这一块的代表性，也已经被改革时期的一大批新型企业家和企业家代表所代替，失去了与党内语言在经济代表性上的天然联系。

四：党自身改革才能产生与人大相应的党内语言
　　从人大代表制度的角度分析，也从许多省市的第一书记兼任同级人大主任并率团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情况看，今天的党政不分，已经不是表现在党的各级书记引导工人阶级代表的语言，而是表现在党的各级书记的宏观经济学者和社会统筹家身份中包容了一切企业资源和劳动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历届人大会议上的各省市代表团的众多代表提案，都学着本省组团领导口吻和专家做派，变成了数据和论证相结合的专门领域报告书和建议书，是只见物不见人，只有数据没有感受的空泛文章、应景文章。
　　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党的各领域各省市书记们都变成了在议政场所畅谈数据和项目论证的专家的呢？
　　那就是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发展是硬道理以后，中国的党内语言包括引导人大代表的议政语言的内容，就一下子都变成了专家精英和社会统筹家语言。
　　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精英化学者化倾向不好，在提倡做学习型政党和促发展政党方面，我们这些年创出了很多的成绩，也获得了国际间一致的好评。但是，在做到政党精英化学者化的同时，我们无形中又发展出另外一个层面的党政不分。那就是在议政层面，我们党的书记使用的一套专家精英和社会统筹家语言，把真正的下层声音阻隔了、屏蔽了、淡化了。
　　本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公有制单一基础上，全国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制还不会把基层的人大代表直选性的代表性给消弱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期，则恰恰是全国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使得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专家精英和社会统筹家语言大行其道，相应的则是具体的、实在的、与时俱进的、适合当下最急迫解决之道的议政语言，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出现了党的自身语言和议政语言变成精英学者语言出现了新的议政层面的党政不分情况以后，如何解决这种新的党政不分？就只有依靠党的自身认识和提高来主动加以纠正。
　　去年12月4日，首都各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会，隆重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一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国家权力，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二是要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四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习近平讲的第四条中，也是讲到了本文中所涉问题的根本，那就是执政党要在“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方面作出重大改革。
　　执政党本身要做出改变、作出改革，首先就应当改变各个书记在组团参加两会期间，用自己的专家学者语言引导本团代表的情况，从这方面改变入手。
　　如果在组团参加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当中，包括申纪兰、郭凤莲在内的代表们不再学着代表团的省市领导口吻发言和提议案，才是真正做到党在法律面前率先垂范、做到平等。
　　只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与人大代表的政治地位也平等，那样，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才能走出新一轮的党政不分的误区，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在建设全面小康的征途上再创佳绩、再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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