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路线：金大中打破军政国家的禁忌

本文摘自：《金大中自传》

⊙作者：作者：金大中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我作为总统就任的初期，我在大众经济论中所强调的“分配”并没有被全面地实现，在金融危机缓和之后，分配成了政策的重点，即所谓的“生产性福利”。金融、企业、政府、劳工四大部门的改革正是大众经济论中所主张的内容。我的大众经济论在长久的岁月中成熟发展，再向“国民政府”的过渡中成为正式的国家政策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1970年10月6日，我作为总统候选人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全体国民公布了我在选举活动之前准备的各项竞选政策。在此之前，韩国的在野党仅仅是对政府的实政或者是政府的不正之风等进行漫天的攻击，从来没有提出过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是其没能取得国民信任的原因之一。于是我确立了各项竞选政策，向广大民众明确地展示我们新民党的先进性。但是，对政府进行批评容易，提出新的政策却并不简单。
　　在记者招待会期间，我并没有采取对朴正熙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一干执政党首脑进行人身攻击的方法。虽然我们手头掌握着充足的可以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材料，但是这一次我要通过新的政治政策来取得胜利。就算是仅仅利用我提出的政策和远景蓝图，我也有在竞选中取胜的信心。这是我费尽心力投入了全部热情研究的改革政策，并对它修正了无数次。
　　我提出的政策包括：废除乡土预备军，推行大众经济路线，保障美、中、苏、日四国不再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四大国安全保障论），韩朝的和解和交流，和平统一论，改善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改善教育条件，取消征收中小学学费，征收奢侈品消费税，打破学阀主义，实行双重粮食价格制度等。每一条政策都具有很强的冲击力，特别是废除乡土预备军、四大国安全保障论、韩朝的和解和交流、和平统一论、推行大众经济路线等都获得了国民前所未有的关注。
　　乡土预备军是在朝鲜的游击队袭击青瓦台事件之后政府于1968年4月1日出台政策开始组建的，法律规定预备军的军力为200万名军人。预备军平时在家务农，战时作为战斗力量，是一种类似于屯田兵的组织编制，是一支类似于朝鲜的劳动赤卫队的军队。这些预备军的军人在从事生计的同时还要兼顾例行的预备役训练，甚至还有被叫到管理长官家里去帮忙看孩子、给长官家劈柴的情况。不仅如此，它还滋生出了交钱来代替这种预备役训练和让别人来代替自己训练的情况，出现了种种副作用。
　　预备军当初是为了防御朝鲜军队入侵而组建的，现在却成了朴正熙政权变相控制人民的一种手段。安保成了祸根，朴正熙政权通过这种手段将全体国民作为一个军事组织管理了起来。这种方法会将一般民众在瞬间变成军人，任何时候都有为了不正当的目的而将民众组织起来的可能性。乡土预备军已经脱离了原来筹建时的宗旨，人们对它怨声载道。
　　我主张废除乡土预备军正是顺应了国民一直以来的期盼和意愿。气氛变得极其不寻常，朴总统就此召开会议来讨论相关对策，并且指使相关团体对我进行了攻击：“撤除废止乡土预备军的政策会对国家的安全造成重大影响，最终的结果会诱导朝鲜向南进军。应马上撤销关于此项政策的发言。”
　　但是我坚决没有撤回所提出的此项政策。这既是对执政党发起的攻势，也是因为这符合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绝大多数国民都支持废止乡土预备军的提案。但是也有人指责废除乡土预备军的做法过于急躁。到了选举中期，我没有过多的时间来对各种质问进行──的反击。
　　当然过早的公布政策提案会遭受更多的阻力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政府和执政党、新闻和当时的出版物、国营的广播电台总动员，对我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我当时比较缺乏安全意识，认为自己虽然处境危险却是肩负责任的政治人。站在这样的立场，当时需要提出的是能凝聚党内力量、引发国民关心、爆发力强劲的焦点问题。当时的政治时局在当局反共的号令下让人不能喘息，这亟须有所改变。这就迫切地需要能打破这一局势的导火线，即提出废除乡土预备军的主张。如果我通过其他的政治主张赢得了民心，在投票的时候再提出这个废除乡土预备军的议案，之后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四大国安全保障论、韩朝的和解和交流等提案，对为了掌握政权而一致利用这些外部因素制造紧张气氛的当局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局政府宣称四大国安全保障论是毫无实现可能的妄想谬论，并且在当时即使是提一提“统一”这样的字眼儿也是要受到当局调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对我的政见进行指责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攻击我的政见是把祖国的国防交到四个大国的手里，甚至给我起了“疯子”的外号，这可谓是朴正熙大总统的最严厉的谴责了。
　　朴候选人厉声说：“把我们国家的安保交到我们的敌人苏联的手里，这是说什么呢？这分明是正面违背了国家反共政策的主张。”
　　他们歪曲了我的竞选政见，我所主张的四大国安全保障论的核心内容，绝对不是把国防交给这四个国家。我的政见是让四个国家入驻朝鲜半岛，实现力量的制衡，这样就不会受到如清日、俄日战争那样战争危险的威胁；南北之间互相扶持，达成不发动战争、互不侵犯的协议。一言以概之，就是要求四个大国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我的主张在知识分子阶层迅速散播，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时候我主张的四个大国和韩朝都要考虑的政见，不就是日后为了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而召开的六方会谈的原型吗？我已经看破了围绕在朝鲜半岛周围的力量的实质和实现真正和平的条件。当时提出的理论现在想起来也是无所偏颇的。正确地判断、正确地行动，我对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倍感自豪。
　　共和党对我提出的南北交流与和平统一的政策也给予了强烈的攻击和批判。他们质问道，朝鲜正在策划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你却在这里谈和解，怎么能和平，怎么和解？
　　朴总统和金钟泌一干人等，对我的发言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和谴责，这大大地刺激了国民。
　　“金大中吹笛子，金日成就跳舞；金日成打鼓，金大中就合拍。”
　　但是极力反对我的主张的朴正熙政权，在仅仅一年之后就采取了与我所主张的南北统──样的政策。在韩国政府的提议下，促成了韩朝红十字会谈，在会谈进行的同时达成了著名的“7·4”《南北共同宣言》。他们如此反对我的政治主张，最后却实施了我的政见，其实他们隐藏在背后的出发点是与我不同的。朴正熙政权的目的并不是南北的和解与协力，而是通过这样的政策保障自己的政权，并进一步地垄络民心。
　　我在准备竞选的过程中，以经济政策为中心提出了大众经济论，即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实现依托广大民众、为了广大民众的人民群众经济政策。李承晚政府以来，韩国的经济一直是为权贵主义的政府和少数特权集团而服务的特权经济形式，到了朴正熙执政时期，这种经济政策变本加厉。农民等一般人民群众感觉生活越来越困难，整体社会经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这时急需可以对抗朴正熙政权那种财阀独裁的理论和战略。我为了韩国的经济和民主主义提出了新的蓝图，为了使这些理念能被民众广泛接受，我要向大众努力宣传。
　　我的大众经济论是在解放之后，在对韩国社会经济进行长期观察下萌发的经济理论。
　　在第7届总统选举开始以前，我就通过各种媒体提出过大众经济论的思想。1969年我在《新东亚》发表的文章《大众经济论的主张》中阐述了我的核心观点：所谓大众经济是指以社会的实际生产力为依托，在最大限度地发挥智慧和能力的同时建立一个能保障国民福利的经济系统。另外我还在文章中强调，为了成功地开展大众经济，需要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的体制，群众的意识是构建大众经济的必要条件。

　　为此，我提出为了能让国家经济公正透明地运行，强化企业的责任感，需要设置公正运营管理委员会的提案。我认为，通过这个机构，政府能以全部产业为对象对交易的正当化实施管理，并对消费者进行保护，能够为了一般的劳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与调整等。虽然在当时这只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是我极力主张实现产业的民主化，将庞大的垄断的国营企业民营化，实现从业人员的自治体系。
　　我的这些构想在1971年出版的《金大中的大众经济100问100答》中做了系统的整理和论述。这本书是我咨询了金炳台、郑允亨、朴玄埰、崔虎镇等诸位教授以及有关经济学家，并与我的秘书房大烨、金景光等讨论后，为了广大选民而出版的问答式选举资料，出版的目的是为了使广大群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大众经济论。没想到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遭到了当局情报机关的重重阻挠。
　　第一次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时出版的《金大中的大众经济100问100答》，韩国27年之后才能实施这些政策。
　　为了躲避情报组织的监视，我辗转于各个旅馆之间，与各位同僚也是分组联系，单独见面。在这种严密的监视下，找印刷厂印刷也是难上加难。我们中的几个人甚至被情报机关强行带走，经历了痛苦的审讯。
　　总之，这本书是为了应对总统大选而精心准备的。大众经济论是我在青年时期一边做实业，一边在国会经济委员会的活动中体会实际经济运行的规律，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在军事政府管制下运行经济，这种状态达到了其顶峰之时，我所提出的要让大众参与到经济的实体运营中来，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就好像一阵清新的风吹进了国民的心中。当时的朴正熙政权只关注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对除此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对于谁是经济活动的主角这样的问题和分配到底要如何进行等恐怕想都没想过。
　　朴正熙政权对少数特权阶层给予的特惠待遇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朴政权的经济政策包括政府决定市场价格、优先分配、全面干预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各种市场机能，造成了市场的非正常化成长。政府的干预使得韩国的经济朝着极其不均衡的方向发展，加剧了工业与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一言以蔽之，朴正熙政权的经济政策就是通过牺牲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来保障大企业集团的利益。在这种特惠和特权经济体制下，劳苦大众在低工资、低粮食价格中挣扎，中产阶级的形成遥遥无期。而我所提出的大众经济论正是针对这样的问题的。
　　大众经济路线的构想是通过协调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物价稳定这三个主要课题，来构建民主化的经济体制。为了个别人或者个别利益团体而实行的独裁经济政策，必然是产生极大的副作用，最后使社会经济停滞并沦落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所以要让全体国民参与到经济运行当中来，合理调整本来有着排他性特征的经济发展的三个主要课题。只有通过大众参与才能实现经济的民主化。
　　1970年发生的“卧牛市民住宅崩塌事件”就是暴露在这之前所积累起来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弊端的标志性事件。位于汉城市麻浦小山的居民住宅楼倒塌造成33人死亡。事故的原因是建筑承包商偷工减料违章施工，而汉城市的公务员对此干脆视而不见。市民高层住宅的倒塌，虽然可以看做是一种单纯金钱中毒的社会现象，但实际上其中隐藏的是对这种没有民众参与和监督、以单纯的增长为中心而构造的经济体制已经到达了其临界点的一种令人恐惧的警告。从这开始，高速成长的副作用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之后，大韩民国被大型事故的恐怖阴影所笼罩。
　　我主张推行的大众经济路线是要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归还给民众，不仅在这一代，在下一代人之间也要进行公平的分配。作为大众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双重粮食价格政策也是遵循这一主线提出的。日本因为提出了能满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双重粮食价格体制，使得农村富足，“食粮不足”的抱怨也消失了。农民因为生活富裕了起来，购买力得到了提高，最终又使得都市产业繁荣发展。我提出的这项政策后来也被朴正熙政府所采纳。朴正熙政府一边对我进行批判和打击，一边却把我所主张的很多政见采纳为他们以后的政策。
　　我在大众经济论中强调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自由企业体的存在。从世界经济的历史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假想世界，也能找到凯恩斯主义的限度。市场经济是国家所不能取代的，更不是企业家和官僚们所能取代的。能有效地监管市场经济的国家正是民主主义国家，只有以大众和中产阶层的监管为依托，才能真正地维护民主主义。韩国长久以来没有市场经济的位置，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企业和有创意的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在经济勾结和管制金融互相交替的权威主义时代，企业家要定期上交“黑钱”。李承晚政府以来，这一惯例一直持续着，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企业家们不应该继续容忍。
　　企业家们对自由市场经济应该秉持一种信念，应该有守护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使命感。企业家应该在自由经济体制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冒险精神。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支持自由经济，当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候就要求政府的保护和干预，这些都是伪善的行为。
　　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该如何发展经济，利润是否可以回流到大众手中？作为企业家应该不畏诱惑和特权，通过培养竞争力来主导市场，改善其羸弱的特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案就是民主主义。这一点作为大众经济论的核心内容在日后的金融危机之后被强调成为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并行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
　　我的大众经济论几经修改终于以《大众经济论》为载体重生了。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当时在美国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博士柳钟根的大力帮助。我的力量来自国民对大众经济路线思想的支持，这本书是我与全体国民一起著成的。在所有的真相被不正当地隐瞒的时期，在恐怖的监视和高压之下，国民们读了我的书。1980年，新军部时期《大众经济论》被列
　　在了禁书的书目之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在私底下偷偷地传阅这本书，可以说没有“大众”就没有《大众经济论》。
　　《大众经济论》在1985年被美国哈佛大学以“大众参与经济论”为书名出版，作为美国多所大学的辅助教材被使用。
　　在我作为总统就任的初期，我在大众经济论中所强调的“分配”并没有被全面地实现，在金融危机缓和之后，分配成了政策的重点，即所谓的“生产性福利”。金融、企业、政府、劳工四大部门的改革正是大众经济论中所主张的内容。我的大众经济论在长久的岁月中成熟发展，再向“国民政府”的过渡中成为正式的国家政策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我提出的政策主张成为热点话题，相比之下执政党的政策则根本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这真是很玄妙的现象。我的政策一经发布，政府和执政党就对我群起而攻之，处处挑我的毛病。每当我的政策提案一出来，全体执政党成员就一窝蜂地起来对我进行声讨，但是国民对我提出的政策的反应却很是热烈。我在总统选举的前哨“政策胜负”战中，压制了他们的气焰。
　　当时新民党还没有成立体系化的政策立案机构。那时我所提出的政策都是自己研究调查整理出来的，可以说是我汗水的结晶，是我对国家改革的远大构想，是我为我们民族的未来设计的政策。而当时的执政党共和党，可以利用政府庞大的行政机关，政党本身也有大量的预算，但是他们却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政策。政策对决是资金和组织力量都处于弱势的在野党的最有效的选举方法和手段。
　　另外，执政党攻击我的政策是没有预算准备的鲁莽的行为。于是我就将政策实行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和资金筹措的方法一一地列举了出来，对我的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在预算的准确来源被公布之后也都改变了看法。不仅如此，我提出了要与朴正熙候选人举行联合演说，在电视上讨论的建议，来看看谁的主张更具有公信度，可惜，朴候选人最终没有对我的提案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