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小猎犬”上究竟是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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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家达尔文

作者：　　曾靖皓
　　导语：众所周知达尔文与小猎犬号的航海故事，但是达尔文究竟在小猎犬号上都干了些什么呢？可能不会像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探险、收集、思考这样简单。　　我们可以说达尔文不是小猎犬号上的博物学家，也可以说他是。所有的历史纪录和理解都是不可能绕开记录者和解释者的角度、知识背景、信仰状况、切身利益等等因素的。达尔文身份的解释也不会例外。

达尔文在“小猎犬”上究竟是做什么的？达尔文于小猎犬号之身份考
　　达尔文于1831年登上英国政府派遣的小猎犬号（HMS Beagle）开始了长达5年的探险航行，众所周知，在航行途中他进行了细致的地质勘探，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和化石，并且思想发生了动摇，尽管在他下船时他仍然是个基督徒，迟至2年后他才开始着手递变的笔记，但是5年的航行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奠定了他以后辉煌成就的基础，这是无可非议的。在《自传》中达尔文也承认这一点：“贝格尔舰的航行在我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的整个事业”。
　　但是达尔文究竟在小猎犬号上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到底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不会像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探险、收集、思考这样简单。中国读者的这种印象大多来自中国学者类似的叙述：“达尔文在环球航行开始的时候，还是信奉特创论、物种不变论和目的论。可是五年来他在大自然观察到的科学事实都与上述观点相反，于是他逐渐变成了进化论者。”简单的叙述，理所当然的逻辑，可惜事实从来不遂人愿。要了解达尔文的所作所为，先要了解他在小猎犬号上的身份。
　　身份？难道不是博物学家吗？其实早有人怀疑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的身份了，比如人类学家格鲁伯（J.W.GrUber）早在1969年在《不列颠科学史杂志》上就发文讨论过。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古尔德（stephen J gould）对此问题在《自达尔文以来》一书中做了总结，达尔文并不是小猎犬号上的博物学家，船上的医生迈考密克（robert mccormick）才是最初正式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只是作为船长菲茨罗伊（fitz-roy）的私人陪伴而上船的。
　　古尔德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且有凭有据。我觉得最有力的证据是达尔文的老师和朋友亨斯罗（j.s.henslow）于1831年8月24日写给达尔文的信。他写道：“据我理解，菲茨罗伊船长不仅仅是要找一位收集者，而是更需要一位同伴，即使是一位很好的博物学家，但如果他不是一位绅士也是不会被接受的。”4亨斯罗从船长委托的皮科克（Peacock）那里得知该消息，随后写信给了达尔文，可以肯定达尔文对此次航行他扮演的角色是清楚的。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达尔文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呢？
　　无论在达尔文的《自传》还是在他后人和其他学者的传记中几乎都采用了一致的说法，达尔文是小猎犬号上的博物学家。就是在晚年，达尔文也是这样回忆的，“菲茨罗伊愿意把自己的船舱让出一部分，给与志愿以博物学家身份义务参加小猎犬号航行的任何青年”；“这种打算（做牧师）和我父亲的愿望从来就没有正式放弃过，不过当我离开剑桥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参加小猎犬舰的航行时，它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达尔文虽然没有说自己就是小猎犬号上正式的博物学家，但是他既没有说出正式任命的那人是谁，也没有说明自己的被邀的真实身份，而是用很含混的表达来描述自己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呢？而且他不可能对自己的同行没有一点关心和注意。
　　古尔德的总结虽然正确但有些不完整，我们换个角度重新分析，也许新产生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首先，我们可以说他不是小猎犬号上的博物学家，也可以说他是。说不是是因为正式的那个是迈考密克医生。小猎犬号是英国政府派遣的，对海外地质、资源以及动植物自然环境进行考察是目的之一，按古尔德的说法迈考密克作为医生兼正式的博物学家是当时英国的传统，并有相当的经验，很自然的被聘为舰上正式的博物学家。这一说法得到了目前很多达尔文研究者的承认，在很多资料中都会在达尔文博物学家的身份前加上unofficial（非正式的）这样的字眼。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古尔德还特意找到了一些间接证据加以证明。其实，在上面提到的那封信中也有很明显的证据。亨斯罗写道：“皮科克自己可以决定这一聘请，如果他找不到一位愿意就任的人，这个机会大概就会失去了。”配备一个博物学家是正式出航所必需的，不可能因为无人愿意就放弃，也不会由船长委托一人这样较为随意的寻找。而且人选的要求不是按照博物学家的标准来选的，而是完全按照船长的喜好和要求，达尔文在《自传》中曾说起，船长是一个拉瓦特尔的信徒，差点因为达尔文的鼻子形状而拒绝带他出航。作为英国政务公务出航的人员决不会按这样的个人喜好来任命吧！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都可以间接得知，达尔文不是正式的博物学家。至于迈考密克，他太隐没无闻了，“他最终即没有在海军医疗部门服役中取得最高职位，也没有成为一名知名的博物学家”，这是多伦多大学在介绍他的资料中的总结，对于他不太成功的一生来说，非常贴切。正是由于他太不出名，中文版的书里甚至拼错了他的名字，而达尔文又太突出，所以这个当初小猎犬号上正式的博物学家才不为人所知。总之，就正式官方角度而言，达尔文从来就不是小猎犬号上的那个博物学家，甚至不是正式人员。
　　那为什么又可以说他是呢？迈考密克于1834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就下船了，其后2年多的收集、记录和探险的工作就只能是由达尔文这个以陪伴身份上船的博物学家来完成。注意，不是接任迈考密克的职位，只是在船上作此类工作的只有他一人而已，并且他一直更为出色。在此之前，达尔文也一直在和迈考密克作同样的工作，两人曾有过短暂的合作，之后都是各自行事，无甚来往，直到迈考密克下船。而且迈考密克是被逼下船的，他本人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离去：“在这艘狭小而让人不舒服的船上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错误的位置，我对我一直期望实现的自然史考察工作感到非常失望，在我上岸收集过程中到处都是障碍”。是的，达尔文得到了船长的特别支持，享有诸多“特权”，而迈考密克就惨多了。有一个小故事，一次船长带两人乘小船去一个小岛考察，达尔文和船长先到，并自由的进行勘探活动，而可怜的迈考密克却被船长安排去抓鱼做饭。由此可见在船上达尔文从事的工作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而言都要大大地优于迈考密克，他实际上挤掉了迈考密克的位置。从达尔文上船后主要从事的工作和他之后成为船上唯一的博物学家来看他确实也配得上这个称号。
　　其次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的多面性。克罗奇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确实所有的历史纪录和理解都是不可能绕开记录者和解释者的角度、知识背景、信仰状况、切身利益等等因素的。达尔文身份的解释也不会例外。
　　菲茨罗伊船长要一个陪伴以解决长期航行无人交流而带来的心理、生理的损害问题，按当时社会习俗他无法和船上的其他阶层的人交流，对象必须是一名绅士，但是用什么条件来吸引一名绅士呢？菲茨罗伊船长给出了一个年轻博物学家无法抗拒的条件：难得的海外实践机会、船长的个人资助和特权等等。船长要一个陪伴，博物学家是他的附加条件，如果他给出的条件是吸引一位冒险家、一位作家，也许一切都不同了，对他而言，他只关心陪伴的身份，而不是职业。对于达尔文而言，陪伴是他上船的一个附加条件，他只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从事博物学研究，陪伴是他取得这个机会和获得资助的手段，他从来没有把陪伴看成是他的主要身份，而且陪伴这样一位坏脾气的船长一直让他烦恼不已。同一件事，对于他们而言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作为陪伴的博物学家和作为博物学家的陪伴是不一样的。所以达尔文很自然一直认为自己就是小猎犬号上的博物学家，至少是之一。
　　这样总结应该更为完善一些：达尔文一直都不是小猎犬号上的正式博物学家，正式的是迈考密克；他以船长私人陪伴的身份上船，利用船长提供的私人条件从事博物学研究；并在迈考密克下船后，单独完成了小猎犬以后的探险和收集工作；达尔文对自己身份的解释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角度和自己从事的工作而言。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呢？弄清楚了又有什么好处呢？
　　古尔德也承认这是个看似很鸡毛蒜皮的事，不过对于理解达尔文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帮助。它牵扯出达尔文在小猎犬号的另一面：在从事博物学工作的同时主要精力要应付一位难缠的船长。这无疑改变了大家一贯的单纯认识，以为达尔文在收集、思考这样的简单循环中度过了5年，而那些化石、标本和他的观察改变了他的一生。其实在航行期间，真正在思想上撼动达尔文的可能不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等地方的地质状况和动植物，而是来自与船长在思想上的对峙。古尔德对此给予了大胆的推测，不过他仅仅停留在了推测，从公布的众多资料中我们完全可以确信这一点。
　　菲茨罗伊船长，一个辉格党的虔诚基督徒，作为托利党的达尔文在政治观点，宗教观念，对待当时流行的地质学和生物学观点上和他都大相径庭，而作为陪伴慑于他的地位和权威又无法直接的反驳，压抑的情绪加重了达尔文内心的质疑，他在给姐姐的信中多次提到他一直被很多奇怪的想法所困扰。这些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归功于菲茨罗伊。而两人关于奴隶制度的争论可以说大大震动了达尔文，到晚年他对此问题还念念不忘，他写道：“野蛮人的原始本能慢慢地让位于文明人后天获得的兴趣。”那些只能作为奴隶的原始黑人很可能是我们的祖先，而我们不过是文明化的原始人，我们有时也会表现出原始的本能，渐进变异的萌芽已经开始困扰他的思想。尤其是在船上的三个被认为最低等的火地岛土著后代给了达尔文给更多的启示。巴顿、明斯特和巴斯科特，被菲茨罗伊带回欧洲接受了三年教育，已完全欧化，达尔文在船上和他们接触后大为惊叹“他们的心智与我们何其相似”，他们可以文明化，反之我们身上其实也有野蛮的成分，当他亲眼看到土著时，他立刻有了个想法“这些人正是我们的祖先”，所以他大骂奴隶制度的愚蠢和残忍，如他的祖父一样，为此他和船长发生了一次很不愉快的争吵。对土著的看法，使达尔文整个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我们所使唤的动物，我们不愿意平等相处；如果我们做出更为大胆的猜测，把动物视为我们的兄弟，它们也有疼痛、疾病、死亡以及折磨、饥饿，是我们承担苦力的奴隶，也是分享我们喜悦的同伴，我们也许就是命脉相连的关系，来自同一个祖先，我们或许彼此缠绕。”从对奴隶制度的反感出发，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就已经开始准备去弄清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了。这和我们以往认为达尔文是从化石、标本出发开始考察动物的进化，最后再将其理论运用于人类自身这样的过程完全不同，虽然从著作顺序而言看似如此，但达尔文一开始就准备去解决人类由来的问题了，如他沉默20年才发表《物种起源》的原因一样，达尔文从小猎犬号上就在为终极目标作准备，而这几乎耗费了他的一生。
　　《物种起源》已经发表150年了，达尔文和他的思想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探索和思考的地方，正如一个小小的身份问题就改变了达尔文在5年航海过程中的形象，揭示出他在《航海日志》中没有提及的另一面，相信这隐没的一章将丰富大众对达尔文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达尔文思想的形成过程无疑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且不说扩展了达尔文思想的来源，从这一细微的线索出发，对他整个理论的形成也会有新的理解。

源自：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