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赤脚医生”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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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　作者简介
　　杨念群，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导。1964年生于北京。198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1988年获硕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位。《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主编），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杨度日记》，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导语：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尽管这种消失是渐渐发生的，有点象黄昏里的夕阳。
　　1982年春上的一天，广西南宁附近邕宁县伶俐公社女社员黄华娇正在田间干活，突然感到腹中一阵剧痛，顿时昏倒在地，一旁的社员以为她得了危重急病，纷纷忙乱起来，有社员的第一反应是赶快叫“赤脚医生”，马上有人回答说：“赤医”早解散回家啦，赶快给医院打电话吧。当急救车呼啸着把病人送进南宁市第一医院后，发现病人只花了6角钱药费，注射40毫升的葡萄糖和一支维生素B6，就完全恢复了正常，而急救车跑这一趟来回40公里，光汽油消耗、出诊费就花去了十多元钱，还不算陪送占用劳动力的浪费。事后一些社员感叹：“要是大队卫生室不解散，赤脚医生还在的话，就不用跑这么远来南宁市，花这么些钱了。”同一个县也发生了一个相反的事例，坛乐公社一个小孩，右脚背被开水烫伤一小块，因没及时治疗，伤口严重感染化脓，送到南宁市医院医治时已太晚，虽治愈，但脚已残废。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尽管这种消失是渐渐发生的，有点象黄昏里的夕阳。
　　在“工分计酬”的分配框架里，“赤医”所付出的治疗行动，本身就被认定应高于田间劳作的价值，甚至与乡村中的“地方权威”如队干部的地位等值甚至还会略高一些，自然会获取更高的工分。不过，工分合理性的获得，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并非轻而易举，“赤医”往往是以不分昼夜，风雨无阻的牺牲精神甚至自己的健康作为回报代价的。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赤医”在“工分计酬”分配中的优势随即烟消云散了。“赤医”在失去工分后只能靠乡镇微弱的补贴度日，已完全没有了经济利益的倾斜和随之所带来的优越感。当年在集体大农田中劳作一天所得工分还不及“赤医”相对清闲的诊疗工作获取的报酬，80年代初，在被切割成小块被承包出去的田野中晃动着的个体劳动身影，却使得“赤医”们羡慕不已。回乡务农的诱惑已很难抵挡了。
　　段惠珍回忆起“赤医”维系“合作医疗”体制时的艰辛时仍很感叹，“公费医疗”虽由队内群众集资举办，实际上每家出资很少，大小队补足差额买医疗设备，针药费由大小队补贴一部分，大部分由“赤医”用针水外销赚的钱买的。“赤医”每个村各派一名联村组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没有工分，没有收入，自家的地要人手去干活，就是想干医也无法干了。
　　更为致命的是，“赤医”报酬的急剧降低，使之与基层干部的收入拉开了距离，从而在心理上有低人一等之感。湖北汉川县的一位当了十二年“赤医”的人就写信抱怨说：“赤脚医生的劳动报酬低人一等，基层干部有工分补贴、超产奖、劳模奖，而赤脚医生常年走村串户、深夜出诊，一无工二无酬，家庭副业也没时间搞，比同等劳动力一年要少二十天至一个月的工分。”
　　“赤脚医生”是和“合作医疗”共存共荣血脉相连的一种职业。无可回避的是，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合作医疗”制度确是以类似于发动政治运动的形式才得以全面铺开的。“合作医疗”渐趋瓦解的原因，有中国农村改革风潮的冲击，还有其自身内部的问题。在山东农村当过生产队长的董金清觉得“合作医疗”就是“吃药不拿钱”，如果一般药治不好，要送医院，就要动用“合作医疗”一大笔钱，那就得看哪个社员与村干部的“关系”好。
　　“那些年合作医疗是大队里拿上一部分钱，咱老百姓去拿个安乃近啥的不要钱，要是拿个四环素什么的就得拿钱，要是有大病就上医院报销。社员拿这个合作医疗费，俺也拿了好几年，可你得分是谁病了，能和支部书记说着话的，病了住院，他给你写个条子，那你就能拿着条子报销。但是一般社员可找不着书记，就不拿了，反正拿上也是白拿。”他还举了个例子：“俺后邻病了，上医院去，医院里跟他说，你们还有合作医疗费呢，你去找你们支部书记写个条子，来这就中。他可没找动，那些钱都让当官的拿走了。”
　　“赤医”李达当时最苦恼的是，为合作医疗，总出现如下情况，群众交2元钱，吃出几十元钱，4年就亏了4万多元。他解释说：“有些老百姓来到卫生室点名要药：我要输青霉素，我要吃绿茵茵的氯霉素。可绿茵茵的氯霉素贵，当时要五六角钱一颗，一两颗又解决不了问题。就有这样的人，来了只捡好药，告诉他不需要，他说你欺负他。”
　　另一位山西“赤医”则披露了另外一种情况：每月贫下中农干部决定给谁多少药物，“赤脚医生”只能附和这些干部，结果是干部及有“头面”，有各种“关系”的人的药物多，真正社员用的药物却很少。
　　在八十年代初的医疗改革风潮中，“合作医疗”按医疗基金的筹集、核算单位以及管理体制，大致可分为：队办、队办社管、社队联办和社办四种形式。但无论是何种形式都无力抵挡私有化的冲击，赤脚医生们仍然纷纷弃医改行。
　　“合作医疗”体制的解体，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使“赤脚医生”原先高于普通农民的利益酬劳和心理优势荡然无存，也使得“赤脚医生”失去了以拚命工作作为“道德回报”行为的动力。
　　“赤脚医生”之所以风靡一时的理由十分复杂，绝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表现形式这么简单，而是相对较为优厚的酬报、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亲情网络共同编织出了一幅“赤医”成长的图景。生活在这幅背景中的“赤医”，对这些复杂制约因素的回报过程，如不分昼夜的出诊，极度耐心的诊疗态度和因陋就简的技术简约风格，既是“赤医”自身大多出自于本乡本土的成长环境，而萌生的天然情感回应，也是复杂的非情感利益互动和制度安排所促成的结果，其成败得失均是一份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