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书封
导语：沉浮枯荣，出没风波，无论时代如何动荡，江平都用其生命之光，坚定地点燃希望之火，并将之散射到所处时代的每个角落。江平以他的不屈和对未来的坚信，写下了一本荡气回肠的生命之书，也留下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法治史。 本文节选自《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全面地给读者勾勒出“江平和他的时代”的轨迹，向读者展示江平“出没风波里”的一生。
卖书避祸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风云突变，一切都急转直下，包括江平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分为两个阵营：政法兵团与政法公社。政法公社以学生为主，部分较“左”的教职T参加，在力量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政法兵团是从政法公社分离Im来的一支力量，以教职T为主，势单力薄。
对江平来说，两派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作为“摘帽右派”，江平并没有资格参加“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能“靠边站”，或者充当陪斗的角色。但从江平追求进步的角度来说，又迫不及待甚至巴望能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尽管现在看来，当时的“革命”全是负面的色彩，但在当时来说，“革命”是最好的意识形态，也是最好的护身符。
最终，江平参加了一个属于政法兵团的战斗队。这在北京政法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绝对是破天荒的，因为参加一个居于少数地位的战斗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江平的主要任务是为他所在的战斗队写大字报。今天学界内外俱以得到江平的“墨宝”为荣，殊不知，江平在口述白传中依然幽默地白嘲：“我这毛笔字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正因为身份上的瑕疵，江平的“革命鸿运”难以持久。1968年前后，两派斗争很激烈的时候，对方首先便从政法兵团构成人员的成分上找突破口。很快，政法公社的人便以江平的成分问题，发动对政法兵团的政治攻势。攻势一来，“摘帽右派”江平便被政法兵团抛出来，接受对方的隔离、审查和批斗。最后，江平便被清理出革命的队伍。这是江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一次蹲“牛棚”的经历。
此后，像江平这样的“政治贱民”已经很难再进入“革命”阵营，而江平本人对所谓的“大革命”，亦已心灰意冷，除了帮助他所在的战斗队写写大字报之外，便半主动、半被动地在“诗书丛里觅快活”了。
随着中苏的交恶，像江平这样有苏联学习背景的人，随时可能会被红卫兵斥为苏修特务，然后抄家、揪斗。江平在苏联时，节衣缩食省钱买了四大箱俄文书，回国时都费尽周折带了回来。但此时，这些书放在家里，却随时可能会成为里通外国的“铁证”。窗外的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江平惴惴不安，最终忍痛将这些书以两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废品收购站。
1965年初，江平写下一首《五绝·追往有感》：
西天朝圣祖，读经寒窗苦。
谁知归来箧，卷卷皆粪土。
诗后小注云：“苏联留学五年，省吃俭用带回五箱书籍。均当做废纸卖掉，心甚痛焉。”书籍变为废纸，知识成了粪土，江平个人亦在运动中惨遭戮心戮力戮身。这次第，怎一个痛字了得？！
所幸江平在卖书避祸时，还是冒着风险留下了两本资料性很强的俄文著作：一本是有关资产阶级民商法，一本是有关罗马法。这两本书后来都派上了大用场。20世纪80年代初，江平在北京政法学院开设罗马法、西方国家民商法，所参考的主要资料，就是手头仅存的这两本俄文专著。
再婚
1967年，已经鳏居十年的江平，终于走出离婚的阴影。在北京政法学院同事姚兆辉的介绍下，江平与同样是“摘帽右派”的东城区房管所干部崔琦相识相知，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相濡以沫地一路走来。
在崔琦的回忆中，当时的结婚仪式丝毫没有走进新时代的意味。两人头上都有“摘帽右派”的帽子；在“唯出身论”的年代，两人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两人都有父母亲要抚养，每个人的家庭负担都不轻……在这么一种境况下结婚，着实有点冒险。这也是为什么江平和崔琦早在1963年相识，但在拖沓四年后，才下决心一起结婚过日子。崔琦说：“当时一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结婚。这风声什么时候会好呢？这运动什么时候结束呢？可别两个人刚结婚，又被革命的潮流给打死了。”
决定跟江平结婚，崔琦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非议，“现在人可能说我当时眼光不错，选择了江平。可是当时，大家却不这么说，人们常问我：出身好的人有的是，你为什么选择他呢？而且，你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出身也不怎么好。人家没明说，潜台词就是，你们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
但无论如何，1967年9月，两人终于下定决心。“动荡了好几年，是该下定决心结婚了。否则的话，说不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这辈子也就白来了。”崔琦有点自嘲。
1967年9月28日，江平与崔琦举办了简单的婚礼。那一年，江平37岁，崔琦33岁。
两个“摘帽右派”选择“文化大革命”初期结婚，的确需要一点“革命”的精神气概。尤其是在婚礼上，江平还破天荒地打上领带。以当时“革命”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大逆不道”的。
颇有时代特色的讽刺在于，两个“摘帽右派”可以选择结婚，却选择不了结婚的日期。崔琦说：“当时决定结婚，找什么日子呢？你甭想10月1日，那是祖国的生日；而且，人家也说了，你也不能大张旗鼓，就让我们9月28日结婚。结婚时，也不能随便请人，这派请对了，那派请得不对了，这也麻烦。所以，我们就以家人为主，请很少的亲戚来家里坐坐，就算完婚。”
决定结婚前，江平跟崔琦说了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至今让崔琦记忆犹新：“反正我和你结婚，每月就这69块钱，69块钱之外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你让我去借，这事我做不到。”
当时江平每月的工资是69元，崔琦每月工资62元，加起来只有131元，这就是全家每月的生活费。这131元中，每月还要拿出20元，给两家的父母各自10元。崔琦手中可供开支的预算只有111元。
1969年6月，江平和崔琦的第一个孩子江波来到人间。由于批斗别人时，崔琦经常被勒令陪斗，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生活压力大，医疗条件差，导致崔琦在生江波之前，连续四次流产。回忆起这段往事，崔琦依然充满忧伤：
那时候生孩子，心情不好，流产了四个，江波是第五个。我是“摘帽右派”，一会斗这个，把你拉去陪；一会斗那个，把你拉去陪。你甭想安安静静待着。一般妇女本来就有习惯性流产，你一流流一串，关键是心情不怎么好。
这第五个，还是大夫发了慈悲，不要造反派的介绍信，就冒着危险把我留下保胎。当时，没有造反派的介绍信，一般的大夫都不敢收我。可在当时，等造反派的介绍信开出来就晚了，如果我不去保胎，那我今生今世就没机会再做母亲了，那时候我已经36岁了。
转眼间，江平和崔琦的长子江波已届不惑。四十年前替崔琦保胎的大夫，依然健在，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这四十年来，每年逢年过节，我都去看那老大夫，我至今依然万分感谢他的恩情。要不是他，可能我们一个孩子也落不着。”
近四十岁才初为人父的江平，当然十分欣喜，即兴写下《七律·纪念波儿出世》：
谁遣此儿下尘河，未落人间已颠坷。
抱婴床前沉百感，握笔案头发九歌。
犀无梳处方知老，欢未成时几经折。
江海行舟多险阻，愿汝长能耐风波。
三年后的1972年，江平和崔琦的第二个孩子江帆来到人世间。但由于政治运动频仍，崔琦精神压力大，昵称为“小妹”的江帆不幸患有先天性智障。念及往事，崔琦依然痛苦不已：
1972年生完第二个孩子，江平又去了延庆。生下来七斤半，挺好一大姑娘，可先天性是这样。到一岁八个月的时候，孩子还不会下地走。每天我早晨出去的时候，孩子还没醒；我晚上回来，孩子都已经睡了。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抚养这个孩子，孩子要是机灵，我说那真是出现奇迹了。按说我们的智力也不差啊，但生活压力、运动压力都很大，生出的孩子能够是精品吗？谭震林的第二次黑风又翻过来，哎哟我的妈呀，你说生下来孩子怎么会好？本来一儿一女挺好，看到女儿又这样，又没钱就给她治病，虽说那时候治病不像现在这样贵，但也得到处求医求人啊。
无论如何，年过四十的江平夫妇，膝下有一儿一女。尽管还需要跟家人分离，生活中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江平和崔琦的小家庭，已经慢慢走出困境，江平灰暗的人生也有了不少亮色。
对于两人携手走过的风雨历程，江平心存感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之所以没有‘后顾之忧’，全靠崔琦和崔家人的大力帮助。所以我的事业如果说有所成就的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个贤内助。”
在安徽
1971年，经历“文化大革命”几年折腾之后，按照中央指示，北京政法学院与许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样，前往安徽宿县五铺公社办“五七”干校。
在安徽“五七”干校，远离“革命”的漩涡北京，江平等人尽管每天都有劳动和政治学习任务，但毕竟轻松很多，精神上也不用再那么紧张。
在五铺公社，所有的生活事务都由江平和他的同事们分担。江平承担的工作，就是担任公社食堂的会计。这段时间，江平的心态应该说还不错。1972年他在安徽写下《七绝·接妻书有感》：
夕阳火红慰沉沦，胜似彩霞变幻身。
同是天涯沦落客，何必巫山才是云。
不难看出，江平的笔端淡淡的愁绪与乐观次第铺陈，江平的心头亦是无奈与乐观并存。
穷 途 末 路
然而，好景不长，江平的命运再次发生突变。1972年4月，随着“砸烂公检法”的最新最高指示，北京政法学院“五七”干校就地解散，所有教职工都就地分配，北京政法学院从此暂时消失。
那么，江平去哪儿呢？到了实际找工作的时候，他再次发现头上“摘帽右派”的紧箍咒又犯了。江平被分配到安徽宿县师范学校。可前往报到的时候，却遭到对方的白眼。像江平这样的“摘帽右派”，依然不属于革命阵营，分配时自然成为各方都不愿意要的累赘。
北京政法学院1960级校友王淑琴毕业后分配在安徽。离奇又巧合的是，在江平穷途末路的当口，有一天居然巧遇当年的学生。且看看王淑琴的回忆：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的一个小县城，后来调到地区的“公、检、法军管组”。有一天在地委大院门口意外地碰到政法学院的两位老师，才得知学校在此地的五铺农场办“五七”干校，就要结束了，老师们也基本要被就地安排。也就是说，北京政法学院要彻底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吗？而培养专政机关接班人的学校却要被取消？令人费解。
过了几天在街上不时看到衣着寒伧的老师们，甚至包括雷洁琼教务长夫妇。而我在当地工作的消息传到“五七”干校后，认识我的老师都来找我，有的是来坐坐看看、有的是路过借宿、有的是来托办事情……我尽力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有一天江平老师和宁致远老师在我政治学习的时候来了，我与他们俩都是自毕业后多年未见。感觉他们不是老了，而是有些灰头土脸，加上又是一身旧衣裳，完全没有了大学老师的风采，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师们客气地表示想寄放一下行李，我在办公楼找了间杂物间暂时放了放，也就匆匆别过，这是1972年。
江平在那一刻，一定是心如刀割。回首往事，当年意气风发地参加革命，千里挑一地公派苏联学法律，学习成绩优异提前回国，却再也没过上安分日子，甚至沦落到如此“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的境地，连找个工作都成为一种奢求。
不幸中的万幸，是江平前往安徽时，户口还留在北京。既然安徽投身无门，还是回京从长计议吧，毕竟妻子还在北京，家还在北京。1972年，江平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北京。
源自：《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陈夏红 著 法律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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