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何物：天下如网城邦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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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天下》书封

⊙　作者简介
　　吴稼祥，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
　　导语：本文节选自吴稼祥《公天下》，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解读何为“天下”，条分缕析，对比成型于西周的中国天下体制，和古希腊城邦体制二者间的区别与利弊。
　　活力与稳定难以兼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与中国春秋时代同处历史“轴心期”的古希腊，也受同样问题的煎熬。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一：雅典三哲未知“天下”
　　公元前431年前的某一天上午，雅典，天空应该晴朗，远方海浪相逐，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微风荡漾，像微醺的女神雅典娜躺在花丛中从口中吹出的气息，橄榄树叶飒飒作响。雅典城中心广场上人头攒动，公民大会正在举行。这是一次特殊的大会，会议结果，将决定雅典和整个希腊未来的命运。
　　“雅典人！”科基拉城邦派来的一个代表上台演说道：“我们遭到了科林斯人的侵略，前来请求与你们结盟，并希望得到你们的援助，这样做对你们有很多益处……”
　　台下一片嗡嗡声。
　　接着上台演说的，是科林斯城邦的外交官，他说：“科基拉是我们的殖民地，但我们却反而受到他们的侮辱。对他们作战，不是我们的错误。你们有理由保持中立，或者加入我们一方，不要支持叛乱者。而且请记住，在波斯入侵之前，你们在埃吉那作战，舰船缺乏，我们为你们提供了20艘船……”
　　有人叫好，有人发出嘘声。
　　这场辩论，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而且是点燃那场战火的火星。当时，科基拉是科林斯的殖民地，有个小城邦，叫爱皮丹奴斯，又是科基拉的殖民地。换个说法，科林斯是科基拉的母邦，是爱皮丹奴斯城的“祖母”邦。爱皮丹奴斯城的平民驱逐了贵族，贵族投靠异邦人，并和异邦人联合袭掠爱皮丹奴斯。情急之下，它派人到母邦科基拉的赫拉神庙里陈情，请求保护，但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到德尔斐问神。神谕说，可以把城市交给“祖母”科林斯保护。科林斯人欣然接受。这触怒了科基拉，从而爆发了“两科战争”，双方动用舰船共155艘，结果，科林斯战败。
　　战败的科林斯开始大规模备战，这让科基拉人感到惶遽。当时希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以雅典为首的同盟──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同盟──伯罗奔尼撒联盟。科林斯属于斯巴达同盟，而科基拉没有加入任何一方。它知道一个城邦不可能战胜一个同盟，于是派人到雅典要求结盟。科林斯知道了，也怕希腊世界的两大海军强邦联手，派出代表到雅典，试图阻止这件事发生。
　　雅典人听了双方发言后，召开了两次公民大会。第一次大会上，民众倾向于支持科林斯；第二次大会的民意变了风向，决定与科基拉结盟，但是一个防御性同盟，只有当科基拉领土受到侵略时，雅典才有义务援助并参战。长达30年的希腊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从此拉开序幕。这场战争，最终把整个城邦国家引向崩溃，把希腊文明推向悬崖。
　　上述三个城邦（科林斯、科基拉、爱皮丹奴斯）和两个同盟（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纠葛，是古希腊世界花豹身上的几个斑点，通过它们，可以窥见整个古希腊城市国家在希波战争后的政治生态全貌：“不是无止境的城市间爆发战争，就是城墙之内的内乱。”
　　这种状况，促使希腊世界的伟大哲学家们陷入沉思，并纷纷发言。不幸的是，他们努力的结果，非但未能使城市国家的体系复兴，反而加快了其残余部分的朽坏。这是因为，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城邦哲学家们，没有看到，对于希腊政治而言，实现政治稳定，“并不在于依照一种理想的城市制度来改革各城市国家的宪法，而是要扩大国家的范围，把所有的希腊小国都合并成为一个整体”。
　　换句话说，在树枝上风雨飘摇的鸟巢里，无论如何努力地完善各个鸟蛋的内瓤或外壳，都不可能防止其破裂，它们如果不是相互撞破，就是在鸟巢倾覆后，一起摔破。按照柏拉图规划建立起来的城邦，至多是个军警国家，即使神圣，也不过是个蚁穴，洪水来时，难免灭顶。
　　可见，对于周王朝以后的华夏民族而言，政治稳定主要是个集权与分权问题，这种稳定，我们称之为“内部性”稳定；而对于古希腊的城邦世界而言，则是一个独立与统一的问题，这种性质的稳定，可称之为“外部性”稳定。“外部性”稳定，其实是个国家安全问题。当国家安全内部化后，就会变成“内部性”稳定问题。这个过程，就是统一过程，也就是扩大国家范围把小国合并成一个整体的过程。
　　一般而言，随着政治体规模的扩大，其外部稳定性会增加，但内部活力会下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活力与稳定问题其实就是活力与规模问题。当一个政治体规模大到这个程度，其外部不稳定性接近于被消除，这个政治体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天下”。雅典三个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未在这样的政治体里生活过，所以他们不知道“天下”为何物，因此也就没有提出用“天下”模式来解决城邦问题。

二：何物“天下”？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这是元代大诗人元好问写的一首词的开头一句。他自己在序中说，在去并州（即今日之太原）应试途中，遇到一个捕雁人，说今个儿早上捕杀了一只雁，漏网的那只不肯飞走，悲鸣不已，最后撞地自杀。诗人买下了那只情种，葬在汾河岸边，以石为碑，称之为“雁丘”。同行者纷纷赋诗，他写下的就是这首名词：《摸鱼儿·雁丘词》。
　　作者当时16岁，情窦初开，悠悠万事，唯情为大。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即使不比情更让人迷恋，至少也和情一样教人相许生死，这个东西叫“天下”，也叫“江山”。自古，“江山”和“美人”就相提并论，更爱谁，就看当时情景和当事人偏好。
　　汉景帝就曾经面临在二者之间做选择的两难处境。有一次，他带爱妃贾姬逛皇家花园。贾姬内急，上厕所，一头野猪也冲了进去，大概是想要进餐，里面传出美人的阵阵尖叫。当时，有个叫郅都的警卫局卫队长（中郎将）随侍左右，景帝用眼神示意他赶快去救，但郅都假装没有看见。于是，景帝起身，准备救美。郅都急忙匍匐在皇帝脚前，说：
　　“死一个妃子，再进一个妃子，天子只有一个啊。”
　　景帝想了想，只好作罢。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美人不是唯一的，但天子是唯一的。所谓“天子”，就是“天下”之王。天下之王又是什么呢？就是“嫁”给天下的人。据说商汤还是部落首领的时候，曾经问当时的智者伊尹：
　　“我想取天下，怎么样？”
　　伊尹回答说：“您老人家想取天下啊？取不了，天下只能取您。”
　　这里的“取”，完全可以看成是“娶”。伊尹本来的意思是说，个人不是选择者，选择者是天下。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天子是唯一的；但相对于天下来说，天子不是唯一的，天下才是唯一的，是天下选择天子，而不是相反。
　　天下的这种终极唯一性，来自它作为一种存在，在时间上是长远的，在空间上是广延的，因此不可能被任何人或其家族长期排他性占有。在中国古老的典籍中，“天下”的原始含义，就是“凡天空所能覆盖到的地方”，与“海表”（所有海洋表面所能抵达的地方）同义，也就是“光天之下”的意思。这其实是指我们祖先当时的认知能力所能经验到的世间万物的总称。这种意义上的“天下”，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接近于德国哲学的“生活世界”概念，可以被当作日常语境中的“世上”、“人间”等词语来使用，比如，“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可以写作：“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不过，当天下与天子发生关系时，它就成了一个政治概念。与空间相关的政治概念有两种，一种是“同质共同体”，另一种是“异质共同体”。“同质性”，指的是物质或事物内部具有均匀相同的性质或成分；“异质性”，则意味着该物质或事物内部缺乏这种均匀或统一。同质政治共同体，指的是该政治体具有单一的地理因素、民族构成、文化模式和统治结构；如果一个共同体在这些方面是多样和多元的聚合，就是异质政治共同体。
　　不难理解，政治体越小，同质性越高。村庄，可能是同质性最高的社会单位，但它不可能是具有独立主权的政治体。人类历史上最早且规模最小的同质政治体，是古希腊的城邦。每个城邦有独立主权，公民是同一个民族，崇拜同一个神灵，有相同的文化，说同一种语言，实行单一政制。虽然，同一个城邦在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间的不同城邦，存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同一城邦在同一时期里通常只实行同一政制体制或治理方式。
　　毫无疑问，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天下”，是一种最大化的多种地理元素、民族构成、文化品类和治理体制的异质聚合体。这种聚合体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多”──规模大，元素多。天下的这两个特点，在华夏古老的典籍里一般都用“极而言之”的方式来表达，极言其大，或极言其多，比如，可以替代“天下”，或可与“天下”相提并论的词有：“九族”、“百姓”、“万邦”、“九州”、“四海”、“四方”、“万民”、“兆民”、“万姓”、“万方百姓”等。与这些概念交替使用的，是“天下”。在六卷五十九篇的《书经》或《尚书》里，至少有13次在政治体意义上使用了“天下”这个词。
　　把玩上面11个用来称谓华夏地区最大化政治体的词，发现除了“天下”之外，其余10个复合词都是由一个数字加一个名词构成：两个“四”（四海、四方），两个“九”（九州、九族），一个“百”（百姓），四个“万”（万邦、万民、万姓、万方百姓），一个“兆”（兆民）。这些数字，只有一个是实指，那就是“九州”，其余的都是形容词，表示很多，或很大。作为前缀形容词使用的数字后面的名词，有三类：第一类是地理空间，比如“海”、“州”、“方”；第二类是民族人口，比如“族”、“姓”、“民”；第三类是前两者的统一体，比如“邦”。把所有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可以得到作为政治概念的“天下”的初步定义：所谓“天下”，就是具有不确定边界的大规模和多民族政治共同体。
　　这样的共同体，在世界史上就是世界性帝国；在中国地区，它被认为最早由大禹开创、西周创造性继承，称为“华夏国家”。此前尧舜时代所谓的“天下”，更接近于地理空间概念或部落联合体概念；此后没有“天子”的战国时代或后世出现多于一个“天子”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则是一个多区域、多民族共享的统一生存空间概念。
　　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六月，天象异常，荧惑星进入南斗星座，又返回来，停留了两个月。梁武帝有点慌张，因为当时有谚语说：“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为了消灾，他光着脚下金銮殿走了几个来回。后来听说北魏孝武帝拓跋修（鲜卑族）从洛阳避难到长安，于是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胡酋也能应天象。”这等于承认各民族分享“天下”世界和“天子”称号符合中国语境中的“自然法”，即“天象”。
　　中国的“天下”规模大、元素多，表明它异质程度很高：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多神崇拜，这些都不用细说；值得一说的是，夏开创并由西周继承的华夏国家体制，被称为“五服”治理体系──这是一种多元复合政治体制，在华夏国家成长的历史进程中，还对内间歇混合实行封建和郡县二元体制，对外实行朝贡体制。

三：天下之网与城邦之鱼
　　如果中国的“天下”是张网，从上文已经得知，它捕获“稳定”之熊掌的能力，远远大于它捕捞“活力”之鱼的能力。它的优点，是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政治体的外部不稳定性，因为它网罗天下，可以把大多数外部战乱内化为秩序；缺点是不能消除内部不稳定性，有土崩、瓦解之虞，而最大缺点是内耗、癌变和吞噬活力。
　　虽然成型于西周的天下体制，以其具有最大包容性的“五服”共治体制，让异质民族和文化和谐共存，让活力迸发，但华夏文明对国家规模的依赖，最终使自己走上了同质化专制主义道路，活力耗尽，治乱循环。
　　而古希腊城邦，则是一群畅游世界海洋的活力之鱼；但这群鱼不是相互攻击，就是遭受更大的鲨鱼猎食，或者被其他天下之网的编织者所围捕：先是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前490～前480），接着是马其顿帝国的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前338～前336），最后是罗马的执政官们（前200～前196），波斯的网被雅典、斯巴达为头鱼的古希腊城邦鱼群撞破了，古希腊的鱼却被马其顿的网围了近一个半世纪，最终连同马其顿的残余之网被罗马更大的网一网打尽。由此可见，古希腊城邦的优点是活力四射，缺点是既没有内部稳定，也没有外部安全。

源自：《公天下》吴稼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