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眼中的1913年中国政治变动

U3093P1488DT20130513091416.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13-5-13 09:40

文件大小: 29.16 KB

下载次数: 3

点击文件名下载图片

 

章太炎（1869～1936），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
　　导语：章太炎的1913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标杆，他从年初毫无保留拥戴袁世凯，到“二次革命”有选择的中立，直至下半年被袁世凯莫名囚禁。一个发明“中华民国”名号的人，一个真正的民国缔造者，竟然在1913年成为“民国囚徒”。

⊙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容忍历史不完美》、《1898年中国故事》、《1901年中国尴尬》、《1911年中国大革命》等。
　　1913年，民国二年。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中国在经历了两年前国体变更后，大致比较平稳地度过了民国元年。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照样生机勃勃，各党各派使出浑身解数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一个民主的、共和的中国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然而，就在大家都在为中国前途庆幸、祈祷的时候，中国在1913年却发生了国体变更后第一次巨大政治挫折，中国的政治前途由此变得格外渺茫，后来百年中国的各种歧路在1913年都能找到一点影子。不过，在目前条件下，描述1913年中国政治变动全景可能比较困难，假如从一个人，比如从章太炎视角观察1913年中国政治变动，或许能给我们一点有益启示。

期待袁世凯
　　章太炎是货真价实的排满主义者。他的革命起点比孙中山晚了几年，当孙中山发起成立兴中会的时候，章太炎还在诂经精舍冥思苦读，他那时的人生目标似乎根本没有想到会排满、会革命，尽管他在后来反复讲述其童年所受到的种族主义教育和启示，其实这都是根据后来经历而重塑的童年故事。
　　真正诱导章太炎走上排满革命道路的是1900年义和团战争。义和拳引来了八国联军，清廷面临重大政治危机，两宫“西巡”，国将不国，一大批汉人士大夫试图借机颠覆这个异族政府，他们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议会”，试图重建一个新政府，取代流亡中的朝廷。这是多数与会者的想法。然而章太炎此次最为极端，他认为应该趁此机会，成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直接替换掉满洲人建立的清朝。
　　章太炎的极端思想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注意，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此后，章太炎的反满革命思想日趋激烈，清廷数次追捕，章太炎数次流亡，直至1903年因《苏报》案入狱三年，章太炎由一个名声不大的政治异见者，渐渐变成了世界级革命领袖。
　　1906年章太炎走出牢房，直接被孙中山派人接到东京，出任《民报》主编。
　　不过，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合作时间并不长。随着日俄战争结束，俄罗斯开始了改革历程，亚洲在其启发下也开始觉醒。1905年，清廷派遣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清廷宣布开启宪政改革进程。清廷的政治变革使革命发生了重大逆转，一大部分革命者原本只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切，因为清廷不改革而参加革命。现在，朝廷改革了，他们基本上也就满意了，争先恐后回归主流参与变革了。
　　清廷的变革有效分化了革命队伍，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从此开始分道扬镳，甚至一度视若仇雠。鉴于此，等到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回国，他并没有站在孙中山一边支持南京临时政府，他几乎从一开始就唱衰革命，以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坚定不移地站在孙中山、革命党对立面，坚定不移期待中国在革命后建立专业的执政团队，坚定不移地转投袁世凯，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非袁莫属”是清末民初那个短暂时候中国人的一般共识，章太炎认同这个共识一点都不奇怪。更何况，章太炎所在光复会的基本宗旨就是“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并没有革命党人打天下坐天下的意思。
　　章太炎思想倾向是当时国内知识界一个具有共性的主张。当清帝退位，重建统一后，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央政权，是一个弱势的松散联盟，还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鉴于俄国正在策动外蒙独立，日本正在加强在东北地区的活动，几乎所有负责任的政党、个人都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章太炎此时政治构想的大前提，也是他无法认同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个原因。
　　坐而言起而行，是章太炎的人生特色。当他意识到袁世凯是中国未来希望时，便理所当然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他、支持他。1912年3月1日，章太炎发布通告，宣布将自己参与创办并主持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建统一党，宗旨为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第二天，章太炎在联合改党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强调统一党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强调统一党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
　　统一党的主体为立宪党人，程德全、张謇、熊希龄、汤寿潜、赵凤昌、唐绍仪、汤化龙等，都是治国良臣、能臣，一时之选。他们在感情上亲近袁世凯，甚至可以说统一党就是袁世凯可以凭借的政治力量，是“总统党”。
　　既然决定支持袁世凯，章太炎对袁世凯就显得格外热情，他在民国初建那些日子，殚精竭虑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提供一个又一个建议。
　　对于章太炎的拥戴和建议，袁世凯感激不尽，投桃报李，4月9日，聘请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太炎觉得很有面子，欣然答应，没有再像孙中山几个月前聘请同样职务时那样婉拒，那样扭捏。此后，章太炎坚定站在袁世凯一边，成为民初政争中最拉风的一个重要人物，为袁世凯威望提升与维持贡献不小。
　　章太炎在许多问题上的建议都是从大总统立场进行考虑，袁世凯对章太炎充分信任，在章太炎逗留北京那些日子里，袁世凯数度邀请章太炎到总统府畅谈一切。章太炎有时代表大总统巡视南北，联络各方，貌似大总统特别代表或特别助理。
　　民国元年很快就要过去，按照南北和谈时的规划，国会将要选举，正式大总统也要选举。为了这些选举，袁世凯请章太炎到东北地区观察情形，疏通关系，以为选举准备。章太炎到东北，每与人接谈，必盛称袁世凯功德，以为现在麻木不仁之中国，必须要有袁世凯这样的开明专制。
　　章太炎东北之行不仅帮助了袁世凯，而且使他个人对东北的战略地位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他回到北京不久，便接受了袁世凯的任命，出任东三省筹边使。
　　东三省筹边使应该是章太炎与袁世凯反复协商的结果，也是章太炎的自愿选择。他多次建议袁世凯殖边、开发东北，巩固东北，以防止、抵制日俄对东北的觊觎和蚕食。
　　东北危机由来已久，早已成为袁世凯心腹之患，沙皇俄国利用中国内乱策动蒙古独立，而日本也不断扩大在东北的利益。现在有章太炎这样的人愿意前往东北从事积极的建设，袁世凯何乐而不为。几经磋商，袁世凯同意设立东三省筹边公署新衙门，给章太炎的任命，就是东三省筹边使，其职责就是代表中央政府全面负责和协调东三省管理和开发。
　　1912年底，章太炎带着随从离开北京前往长春。1913年的上半年，章太炎基本上都在东北度过。应该承认，章太炎在那段时间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他把工作重心放在调查研究和资源勘察上，既委派专人调查并绘制边境详图，以划清国界为筹边的入手办法，又派员对东三省矿产资源和可开垦荒地进行详细勘察，期待在摸清东三省家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开发方案。
　　对于东北开放和未来建设，章太炎有非常好的构想，然而仅仅七个月时间，从来没有从政经验的章太炎对于官场各种各样的规则、潜规则很不耐烦；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像原先承诺的那样支持到位；而东三省原有政治架构、行政体制更是使章太炎有心无力，许多计划永远只是计划，这不能不使章太炎失望、伤心。到了1913年6月，当袁世凯财政总长梁士诒刻意阻挠东三省筹措资金计划时，章太炎于6月18日愤而辞职，大骂梁士诒不是东西。章太炎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说：只管推宕，不要你的钱了。

“宋案”：另一种观察
　　章太炎愤而辞职，除东三省工作根本推动不了，可能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宋教仁被杀。
　　宋教仁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也是议会政治的热情参与者，面对第一次国会选举，宋教仁信心百倍，南北奔波，东西奔走，就像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一样，到处去争取选民、争取选票。应该说在当时政治家中，宋教仁最像政治家，他距成功登上内阁总理位置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就这一步却永远阻断了宋教仁的议会梦，甚至一度阻断了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和梦想。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身亡。这对中国人特别是南方革命党人来说，无疑晴天霹雳，促人猛醒。
　　当宋教仁被刺时，章太炎还在东北。他根据各方面情报认为宋教仁被刺肯定是一个政治谋杀，而指使者就在北京。他虽然不能肯定这件事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但他相信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一定是北京的“佞臣”。章太炎大声疾呼舆论界主持正义，揭露真相，认真监督，追究真凶；对于南方革命党人，章太炎竭诚呼吁唯有各党中革命人才纠合为一，辅以学士清流，介以良吏善贾，则上不失奋斗向上的精神，下不失健全的体魄。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问题或许能够找到出路，或许能够平稳度过“宋案”带给中国民主政治的困扰。
　　基于这些判断与考虑，章太炎于宋案后离开东北赶赴上海，与国民党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一笑泯恩仇，接续先前合作，接受孙中山对宋案的判断，以为当时中国政治上最严重的问题还是腐败与专制，中国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与专制，如果继续容忍这些“国病”于中央，那么什么民国，什么共和，其实只是一块空招牌，民主共和依然是一场空想一场梦。
　　章太炎能够接受南方革命党人的判断，承认宋教仁血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犯罪，而是政治谋杀，而且这个谋杀的主谋一定来自北京。这是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判断相近、相似的地方。只是章太炎在没有更明确证据时，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坚定地将矛头指向袁世凯，以为袁世凯就是这一事件的主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章太炎认为，宋案直接受益者或许是袁世凯，但袁世凯的政治智慧使他不会这样愚蠢、这样笨。所以章太炎对北京的指责略有分寸，留有余地，只是说这些事情都是那些“佞臣”所为。这些“佞臣”，据章太炎说，就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参谋本部次长陈宧、拱卫军司令段芝贵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等所谓“四凶”。
　　与章太炎主张不同，国民党人特别是孙中山坚决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黄兴原本主张法律解决，主张不破坏《临时约法》政治框架，以法律方法进行抗争。也就是说，国民党应该利用宋案与袁世凯进行斗争，不要再像民国元年那样一味吹捧袁世凯，一味颂扬什么“非袁莫属”。但是，这种斗争应该止于法律范围内，要斗而不破，要限定在议会、舆论，无论如何不能拿起枪，像当年对付清廷那样对付袁世凯。然而，黄兴并没有说服孙中山，孙中山的主张渐渐在党内占了上风。
　　章太炎是一个说话比较苛刻的人，他很少赞美别人，总是贬损别人。民国的政治家、学者，被他贬损的不知凡几，受到他赞扬的却微乎其微。宋教仁却是章太炎一直看好的政治家，他在东京的革命党人中，独独看好宋教仁。他认为宋教仁绝对具有宰相的能耐和风范，如果给他一个机会，宋教仁一定会将中国引领到一个健康的政治轨道。
　　从这个前提说，章太炎此时虽说算不上与袁世凯闹翻，但他对袁世凯门下那些宵小格外反感。假如，宋教仁之死真的与袁世凯有关，凭着章太炎的性格、风格，他肯定不会放过袁世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教仁案的真凶可能就是民国法庭的认定，与内阁总理赵秉钧有关，与袁世凯无关。
　　袁世凯不是宋案的直接受益者，宋教仁即便竞选成功，组建议会第一大党，也只是组阁，只是在大总统袁世凯之下办事，而不是去与大总统较劲。宋教仁与袁世凯早在前清时代就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所以章太炎尽管介入革命党人处理宋案，但他并不认同孙中山等人的判断。这应该是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宋案的一个可供参考的方向。
　　最近若干年，又有另外一种说法，以为宋教仁被杀，可能是革命党内部的一次火并，宋案与孙中山，尤其是陈其美有关。研究者旁征博引曲径通幽，证明孙中山、陈其美等人确实有过这样的劣迹，确实用过阴谋手段干掉过党内异己。这个观点获得了很多人喝彩。
　　其实，如果从章太炎视角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看法很难成立。章太炎此时虽说与孙中山等人一笑泯恩仇，不计前嫌，共同处理宋案及其相关问题。但是按照章太炎的性格，假如宋案真与孙中山、陈其美有关，那么他不论出于哪个方面的考虑，都会拍案而起，怒斥孙、陈。章太炎的性格使他必须这样做，他更不会知假作假，与孙中山一起一方面为宋教仁之死悲哀，另一方面替他们隐藏着这样大的秘密。历史研究确实要在不疑处有疑，但处处怀疑，可能也是一个误区。

善后借款
　　孙中山、国民党借着宋教仁之死渐渐走上武力抗争的道路，但这并不是袁世凯所说的那样：孙黄二人只会捣乱，不懂建设。他们之所以奋起抗争，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北方的刺激。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谈判，至次日凌晨，终于达成总额两千五百万英镑“善后借款合同”。
　　根据这项合同，借款的主要用途为四大方面：一是整顿和重建中华民国行政机构，毕竟这个新政府刚刚创建，有一系列事情要做。二是为了结束南京临时政府，主要是遣散南方军队所需的款项。三是偿还前清积欠的外债和赔款，因为中华民国是大清国法律上的继承者，这是中华民国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四是履行南北妥协时中华民国对清室优待条例中的承诺。一百年后，实事求是地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这笔借款能够达成，不仅不容易，也非常有用非常必要。
　　从这笔款项的四个用途看，主要是要解决辛亥革命的遗留问题，特别是结束南京临时政府重建一个统一政府的问题。而且最先想到借款的，其实还是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五国银行团不太愿意与南京临时政府打交道，所以还是等到袁世凯中华民国政府建立，谈判方才有机会开始。
　　假如不发生宋案，国民党对这个借款合同不是同意而是期待，现在宋案发生了，一切感觉都不一样了。尽管中华民国政府反复解释此款项的用途并没有变化，一定还会优先解决南京临时政府善后，尽最大限度合理遣散那些已经用不到的军队。袁世凯和政府的解释无法说服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他们在借款合同签订的同时，就将善后借款与宋案合并一起考虑，以为善后大借款是个阴谋，是袁世凯个人欲望的大暴露，就是他要以国家名义扩充其私人的北洋军队，就是准备与国民党人彻底分手，武力抗争。基于这种担心，孙中山、黄兴以及具有国民党身份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一方面反对善后大借款，一方面严究宋案主凶，暗示宋案与袁世凯有着直接关系，善后大借款是个大阴谋。
　　在大家都有诚意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好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几个月之前孙中山不厌其烦劝说各位同志相信袁世凯，现在则到处指责袁世凯不可信，从天使到魔鬼，这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那里无须转折无须铺垫。国民党下决心武装抗争，决心武装反袁，担心袁世凯在独裁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孙中山的说法。而袁世凯好像此时也有点失去理智，以为孙中山、黄兴等人太过分，反复声明假如孙中山、黄兴和国民党胆敢起兵闹事，扰乱政治和社会，那么他必定将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出兵讨伐，绝不客气。大局危机越来越不可收拾。

居间调停南北
　　在南北纷争日趋严重时，章太炎并没有坚定地站在南方国民党人的立场上，当然也没有站在袁世凯立场上，他似乎对南北双方都有点儿不满足，都有点儿看不上。章太炎能够看上的只有黎元洪，所以他在南北纷争日趋紧张的日子里，只愿意与黎元洪保持一致，甚至愿意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解南北纷争，希望双方都不要诉诸武力，还是回到国会中和平解决。
　　当南北分歧越来越严重调解无望时，章太炎的方案也在变化，以为既然纷争不可调解了，那么就尽量保全大局吧，为了这个大局与和平，章太炎请求大总统袁世凯退位，并声明不再出面竞选总统，有点儿像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样，退居民间。这是对北方的要求和期待。
　　对于南方，章太炎也多有批评，希望南方还是要采用和平方式，不要擅自用兵。当然，不管怎么说，南方毕竟处在在野弱势地位，章太炎的批评矛头主要还是对着北方，想法运动各方面力量迫使袁世凯下野，善良期待以袁世凯下台换取大局和平。
　　章太炎的思路或许是一个解决方向。如果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遇到宋教仁案这样一时说不清道不明的突发事件，涉嫌行政负责人或许会自动辞职，化解危机。政治家就是要有政治家的担当。然而在一个刚刚走上民主道路的中国，袁世凯自信宋案和他无关，因而没有辞职的必要。仅仅为了避嫌，他周围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无论如何不会让袁世凯这样做。于是和平的劝说不可能实现，要想实现这个思路，还必须另想办法。
　　在当时的政治领袖中，袁世凯既然不行了，孙中山也不在章太炎考虑范围，能被他看上眼的，也就只有一直居住在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了。于是章太炎从上海专程前往武昌，希望黎元洪能够以廓然大公之心，出面参与竞争大总统，以此拯救国家危亡，拯救刚刚诞生的共和国。
　　黎元洪在人品上或许像章太炎所恭维的那样，为一忠厚长者。然而，正因为这个品格，黎元洪清楚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尽管章太炎在武昌盘桓了二十多天，说了很多话，但黎元洪始终不敢就此明确表态。即便被逼到最后，黎元洪也只是建议章太炎不妨趁着进京接受“勋二位”（袁世凯给“有功民国”的人物授勋，分为六等）的机会劝劝袁世凯，袁公如果能够听进去谏劝，也就不必大事更张，另选总统了；假如袁公执意不听，那就再按章太炎意思办。
　　有了黎元洪这个态度，章太炎于5月28日抵达北京，准备近距离观察袁世凯的态度，也准备正面尝试着调解南北纷争。在与袁世凯会面或面向报界时，章太炎一再强调南北纷争更多的来自误会，南方国民党、孙中山对政府施政方针有所不满，但绝对不是截然反对，更不是谋反叛乱。这是站在南方立场上说给袁世凯听。
　　至于政府施政方针和施政效果，章太炎认为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不应回避。政府将内部纷争作为敌对势力去打压，甚至准备用武力去对付，去剿灭，显然是不对的。章太炎指出，袁大总统的长处在军事、外交两个方面，政府应该在这两个方面多用力，要用武力去抵御沙俄对外蒙古的威胁，要用外交去维系外蒙古不被沙俄所掠取所断送。
　　在北京的那些天，章太炎日趋失望，他越来越觉得南北纷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相当渺茫。对于北方，对于袁世凯，章太炎觉得只有任其跳梁，终将自杀，有个三五年时间，或许能够从黑暗到光明；对于南方国民党人，章太炎有了更多期待，希望他们团结起来，合力监督政府，或者将南方各省打碎打烂，让黑暗到极端，或许由此能够打破僵局，出现新机。
　　历史发展被章太炎不幸而言中。袁世凯自以为不是宋案主谋，自以为居于道义和正当，所以面对南方反对，不愿妥协，不愿让步，反而步步紧逼，挑起事端。相继罢免李烈钧、胡汉民等人都督职务，逼迫国民党人走上武装反抗道路，于是有“二次革命”。

民国囚徒
　　“二次革命”爆发后，章太炎迅即发布宣言，号召各地共同起兵讨袁，只是他既没有坚定地站在孙中山、黄兴一边，也没有支持袁世凯，他期望黎元洪此时能够大胆借机站出来，利用由统一党改建的共和党修筑第三条道路，既抛弃北方的袁世凯，也不要南方的孙中山。
　　然而，民国元勋黎元洪并没有按照章太炎的思路去进行。特别是孙中山纠集的“二次革命”主力，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一触即溃。“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黄兴等流亡国外。
　　章太炎自认没有参与孙中山、黄兴的“二次革命”武力倒袁，他不过在这个事件中发布了几个宣言，他反对袁世凯的一些做法，但自认与孙、黄有别，所以在“二次革命”结束后，章太炎并没有选择流亡。
　　确实，章太炎不是“二次革命”发起者，但他用自己的文字反袁也是事实。更重要的是，他的共和党只是在为黎元洪抬轿。因此，在袁世凯的幕僚看来，章太炎不愿离开中国流亡海外，但谁也无法保证这个“章疯子”什么时候犯病什么时候发作。于是，章太炎极端讨厌的“佞臣”之一陈宧向袁世凯献策，以为防患于未然，应该将章太炎管制起来。
　　陈宧对章太炎非常了解，他以“二次革命”后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为由，邀请章太炎以共和党党魁的身份前往北京。
　　章太炎是个坦诚磊落的人，他收到陈宧的电报后并没有多想，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前往北京主持共和党党务。共和党是民国架构中的合法政党，甚至被认为是“准总统党”，所以他根本不会去想此次北上会有什么风险，想不到会有小人对他使阴谋。他相信，“二次革命”的结果对孙中山、黄兴等人来说未免有点太惨了，但中华民国政治生活或许会因为解除了这些暴力反抗者而变得温和起来。果如此，民国政治毕竟是政党政治，那么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一定会有所作为，或许能够胜出。
　　1913年8月11日晨，章太炎兴冲冲抵达北京，迅即入住化石桥附近共和党总部。这个地点大约在现在的西交民巷一带。
　　刚刚住下来的章太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即发现自己和共和党总部已被警方控制起来了。警方的理由是章太炎参与了“内乱”。不过，警方秉承袁世凯旨意，也没有过分为难章太炎。袁世凯希望章太炎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能够站在政府一边，无奈章太炎根本不吃这一套。不知不觉，章太炎余下的1913年竟被袁世凯莫名其妙地给软禁在北京了。
　　更严重的是，不知不觉中，袁世凯竟然将章太炎扣在北京软禁了三年之久。三年中，章太炎软硬兼施，装疯卖傻，大闹过，大骂过，但就是冲不出军警包围。到了后来，章太炎几乎彻底失望，自杀、绝食、抗争，什么样的手段都使了，依然无法逃脱。除了几个弟子找他聊聊学问，三年就这样荒废过去了。
　　章太炎的1913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标杆，他从年初毫无保留拥戴袁世凯，到“二次革命”有选择的中立，直至下半年被袁世凯莫名囚禁。一个发明“中华民国”名号的人，一个真正的民国缔造者，竟然在1913年成为“民国囚徒”。“非袁莫属”的蜜月对于袁世凯来说已成过去，中国政治的新路在哪里，开始引起各方面新的思考。

源自：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