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指《论美国的文化》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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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3-5-21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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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文化》学术研讨会
　　当各国的艺术家以曾在美国的艺术舞台上展示过才艺而倍感荣耀时；当美国国内的诸多艺术奖项如奥斯卡、格莱美、托尼等成为国际大奖，受到全球艺术家的热捧时；当MFA（艺术学硕士）作为享有国际盛誉的美国学位正成为全世界创意领域的参照学位时，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美国文化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什么促使美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面对美国文化的冲击，我们应如何去面对，又应从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据悉，自去年5月出版了《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的开篇之作《主流》，并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之后，商务印书馆今年年初又推出了该书作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的另一部代表作《论美国的文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深入研究美国文化体制的当代巨著，该书甫一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2013年5月17日，《论美国的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商务印书馆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教授、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北成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嘉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文化研究室副主任潘小松教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主编颜子悦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就“美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原因”、“美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美国文化的发展及其全球传播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等方面的议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
　　与会专家指出，《论美国的文化》的作者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解答了一个核心问题，即美国文化是如何运转的。在马特尔看来，美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国家、地方各级政府、基金会、大学出版社、文化社团、博物馆、图书馆……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种体制是独特而复杂的，是去中心化和不平衡的，是有活力和非理性的，是多元主义和分散的。在这一体制下，没有核心行动者，这一文化体制是由数不清的独立行动者共同经营的，他们按照各自选择的原则行事，按照他们自由定义的各自不同的首选关注事项展开行动。由此形成的文化社会形态有力促进了美国文化的持续发展。
　　同时，美国的文化体制是在美国的战略精英们精心策划的国际文化战略框架下运行的，政府各个部门在这一体制下通力协作，旨在维护和巩固美国文化在世界的主流地位。譬如，中情局一直为美国文化在世界各地开疆拓土、扩展市场份额搜集情报，或者通过基金会间接资助现代艺术巡展。美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美国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借鉴其他文化强国的文化政策和有益经验。譬如，上世纪中叶美国“偷学”了法国的文化政策。不仅如此，美国一直以来都注重反美主义的研究，不断地摸索和探讨相对完备的应对之策，从而为美国的文化产品在任何目标国家和地区遭遇抵制的时候，能够迅速找到各种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因此，即便在法国这样兼具文化自豪和自信并具有反美主义传统、实行文化例外政策的国家，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也能占据愈来愈多的市场份额。
　　与会专家指出，美国文化的巨大成功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马特尔所说：“我们研究美国的文化，是为了捍卫我们民族的文化”。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要想缩小与美国文化的差距，在全球文化战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必须在具有雄厚资本实力的同时，结合具体的世情、国情以及民情，研究并制订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持续扩大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国际文化战略，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美国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社会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调整和变化，各党派、各利益集团围绕文化政策的争论和斗争从未停止过，文化成为凝聚其本土各种族各民族最为有效的粘合剂。
　　但是，与会专家也指出，尽管美国文化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美国的文化体制也有诸多的局限性，美国文化对世界也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美国的非营利机构丧失了本义、公民社会受到侵蚀、市场侵入非商业领域的恶果、文化民主化的失败、文化多元主义的偏差等已经成为制约美国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美国文化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很容易形成全球文化美国化的倾向，势必会削弱和损害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最后，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次研讨会为我国文化政策的制定者、文化战略的研究者、文化产业的领军者和参与者、关注中华文化复兴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美国文化体制的崭新视角，同时分享了在《论美国的文化》一书中受到的启迪和激发的思考。专家们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国家倡导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实现中华文化崛起与复兴的伟大梦想的文化战略高度，推动公众的文化自觉、自省和自信，同时关注国际地缘政治的变革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国际文化版图的变迁，并牢牢抓住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科学而准确地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积极引导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文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