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导语：国家试图根本改变农民，而农民也在以某种形式改变着国家。农民的瞒产私分，推动公社制度由量变到质变，成为人民公社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所以毛泽东曾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

本文摘自：《青岛生活报》2011年04月06日第06版，作者：高王凌

原标题：毛泽东为何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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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制度
　　瞒产私分，是指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农民们为什么要“瞒产私分”？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人口增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的要求，农产品的需求也急剧增加，供给相对不足。为改善这一状况，1953年，中央决定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1955年正式在全国试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该制度规定，农民生产粮食必须“先交公粮，后卖余粮，剩下的才是口粮”，集体组织成为分配制度的执行者。
　　据调查，早在1957年，浙江吴兴县塘南乡286个小队中，除48个小队是自觉报实外，其他238个小队都瞒报产量，这些瞒产队占总小队数的82%。而塘甸乡情况更为严重。全乡23个高级社222个小队，每个社队都有隐瞒产量行为。又例如，湖北省麻城县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诸如此类的瞒产私分，数不胜数。
　　据山西省太谷县古村公社吾村干部俦小介绍，在很多地方，1959年春起就开始挨饿，但是，吾村几乎整整撑完了一年，就是因为1958年没把粮食都交给国家。那年，吾村打了100万斤粮食，上头说要交200万斤，俦小说只有70万斤，这样留下了一批粮食。
　　从表面上看，瞒产私分是“损公利私”，但它是农民为解决饥饱问题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是农民在国家征购任务过重、“剪刀差”过大的条件下，维护个人利益的变通。

公社制度变迁
　　农民的瞒产私分不仅改变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内在结构，而且成为推动人民公社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
　　对于农村的瞒产私分，毛泽东考虑很多。广东省1959年1月27日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引起毛泽东对农村瞒产私分的注意：一方面他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2月23日，毛泽东南下，对天津、山东、河南三省进行了调查研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生产队为什么私分，你不让他公分嘛！”
　　1962年2月，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决定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后统称生产队），以后又将这一经营管理制度载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虽然这一调整并没有彻底纠正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也没有消除瞒产私分现象，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对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有制到队有制，这一转变一定程度上是由农民的瞒产私分引起的。国家试图根本改变农民，而农民也在以某种形式改变着国家。农民的瞒产私分，推动公社制度由量变到质变，成为人民公社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所以毛泽东曾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

从“偷粮”到借粮
　　相对于组织严密的瞒产来说，“偷粮”是一种更为常见的形式。以山西省大谷县上村为例，队里小麦每人规定只能收15斤，因此，粮食怎么也不够分，农民只好偷粮。有的是在农作时就偷了，在地里当即把麦捆抖乱，扛回，对外说是捡的，最多一次能扛回300斤。偷得最多的是玉米和高粱。农民在下地时捎带，或是夹带在身上，或放在箩头里，上面盖上草。
　　怎么个偷法，可谓是广泛发动了“群众的智慧”。最夸张时，发展到村组织监守自盗，巡田的故意留下破绽好让自己人去偷，否则就饿肚子。
　　还有诸如借粮（村民向队里借，队里向国家借，生产队之间互借，有借无还）、捎带、私下吃喝等做法，都是挑战明面分配方案的常用做法。正如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所说：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包产到户）成为农村所有制的主流──“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粮食连年丰产，农民们不再出现“瞒产私分”的行为，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