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尽灯枯：蒋介石意欲反攻大陆暮年梦碎

本文摘自：《蒋介石评传》
⊙ 作者：李敖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导语：《蒋介石评传》一书以史料为经，严谨的考征为纬，有别于坊间野史式的传记小说，而以求真之著史精神，重塑蒋氏一生功能及其历史定位。书中旁征博引，搜罗大量原始珍贵文献，揭露出蒋介石残害民主的真面目。作者对……
　　中国的特色是地大人多，地大人多就会有多样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分省上面，尤为明显。各省又可再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或统计，或归纳，或屡试不爽，或约定俗成，最后演变出一般的观感与结论。这种观感与结论，对特定例外言，容或失之武断，但它的一般性，却往往令人深思、令人警惕。例如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湖北省人太奸，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佬中又可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黄陂人、孝感人、汉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数又有不同。所谓“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大同中有小异，细分之下，九头的鸟相，固有所不同。
　　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样。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浙江人也奸。但奸中也可细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苏的江南，比较奸得温文；但靠东部沿海的，就奸得邪门儿了。东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宁波人。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清两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是地道的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盐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成为中国的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这种完蛋到孤岛台湾的窘境，1951年4月30日，蒋介石在台湾讲“干部教育训练的要旨及干部自反自修的要领”，曾经有如此哀呼：
　　我们目前革命的危机，更是到了大祸临头的最后关头，试问大家退到了这样一个孤岛以后，还有何处是我们的退路？至少我们每个人今日的环境是一个天涯沦落、海角飘零，这样一个凄怆悲惨、四顾茫茫的身世，真所谓“命悬旦夕，死亡无日”的时期。……
　　在这一讲演前七天（1951年4月23日），蒋介石讲“人事制度的重要与考核人才的方法”，也曾经有如此感叹：
　　从民国十三年到现在，经过二十七年之久，先后完成了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各任务，这样多的战争胜利了，这样大的事业成功了，但是仍然要遭受前年那样惨重的失败，所谓革命建国，只成了一场春梦，没有一点结果。
　　这种退守孤岛，“只成了一场春梦”的哀呼与感叹，岂不正是一个宁波商贾忙碌终生“没有一点结果”的告白吗？虽然宁波商贾只剩下了孤岛，但是春梦以后，有孤岛，总比没有孤岛好，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供给蒋介石在兵败山倒喘息甫定之余，大开空头支票的乐趣。他在孤岛上开“反攻大陆”的支票，前后有多张，逐一排比一下，可以使我们对宁波商贾的信用，有个通盘了解。他开反攻大陆的支票，首先见于1949年6月26日，在台北东南区军事会议的讲话，他讲“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曾经说：
　　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年，我们就一定可以消灭共匪！为坚定大家的意志，并指示大家努力的目标和进度，我今天特别提出几句简单的口号，希望大家刻骨铭心，一致努力，贯彻始终。这几句口号是：
　　一、湔雪耻辱，报复国仇！
　　誓灭共匪，完成革命！
　　二、精兵简政，缩小单位！
　　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三、半年整训，革新精神！
　　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在这里，蒋介石清楚地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是他的时间表。“一年反攻”是时间表上的起点，“三年成功”是时间表上的终点，语句一点也不含糊。说话当然要算话，可是就在一年将尽的时候，蒋介石又提出了新的时间表，原时间表自动作废。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讲“复职的目的与使命”，有这样的话：
　　现在我把去年“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来达到我们消灭共匪，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
　　在这里，蒋介石明显地改变了时间表，一年前“一年反攻”的支票，言犹在耳，可是一年一到，就摇身一变，变成“二年反攻”了。“一年反攻”摇身一变成“二年反攻”还不打紧，两个月后，蒋介石又吃了败仗，舟山和海南相继撤退。1950年5月16日，他在台湾广播电台讲《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有这样的话：
　　我现在先将政府当时所决定根本大计与步骤，明白报告大家：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因此，半个月之前，我们撤退了海南的军队，今天定海的军队也主动地向台湾及其卫星岛上集中了，这就是我复职以后第一步的计划完全实现了。……
　　蒋介石接着说：
　　我可以很确实来告诉你们：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有能力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必然的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蒋介石虽然开出了“三月反攻论”的支票，但他的预算，还是偏向“一年以后”的，因此他谆谆而道，叫大家少安毋躁：
　　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希望你们含辛忍痛，埋头苦干，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你们今后接应国军反攻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蒋介石开出的“反攻大陆”支票，是从“三月反攻论”转而为“二年反攻论”的，所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支票文字是一清二楚的，同胞们遵命“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今后接应国军反攻行动”，自然不在话下了！不过，一个有趣的变化是：这年3月13日，蒋介石还说“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呢，可是只过了两个月零三天（5月16日），他就改口说“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了。这种差距未免太快了一点吧？蒋介石“复职”日期是1950年3月1日，他在十三天后（3月13日）说了“扫荡共匪，三年成功”的话。可是，五十天后（5月2日），共产党就拿下了海南岛；六十四天后（5月16日），共产党就拿下了舟山群岛，大概是失败冲昏了头脑，三年之期，就连忙改成了五年，这种何时反攻、何时成功的时间表，随意而变，对照起来，岂不有趣吗？
　　看了上面蒋介石的种种谈话，我们只见半年、一年、三年、五年等的翻来覆去；“整训”、“反攻”、“扫荡”、“成功”等的代换不停，真令人眼花缭乱了，亟须列个简表，教人看个明白：

蒋介石“反攻大陆”空头支票表
　　开票日期
　　准备年限
　　反攻年限
　　扫荡年限

　　成功年限
　　兑付结果
　　1949.6.26
　　半年
　　一年
　　三年
　　退票
　　1950.3.13
　　一年
　　二年
　　三年
　　退票
　　1950.5.16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退票
　　列表之下，一切文字戏法都现出原形，使我们恍然失笑。我们计算一下，蒋介石空头支票最后的“五年成功”日期，应该是1955年。在1950年的时候，蒋介石说“一年光阴实在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但是，“很短很短”的一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在台湾梦想反攻的，和在大陆“接应”反攻的，终于发现信誓旦旦的蒋介石，在“确定的步骤和时期”中，竟然毫无动静──原来他黄牛了。
　　蒋介石1949年、1950年的时间表，都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一一退票后，他有很长一段日子，不敢再明定时间表，直拖到1959年5月18日，他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才有这样的预言：“老实说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蒋介石这句话是1959年说的；1959年说“再过十年”，当是1969年。在这里他明确说，到了1969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现在，1969年早就过去了，1979年也早就过去了，1995年亦已经来了，蒋介石也走了二十年了。一切的时间表，都已随他这一走变成了死证。不过，死证归死证，并非死无对证，我们的求证拆穿了他的政治谎话。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逃难到台湾，虽于1950年3月以非常手段恢复“总统”的职务，但杜鲁门袖手，前途仍然暗淡，共军随时可能打过海峡来，局势依然风雨飘摇，蒋政权的生命不绝如缕。
　　然而朝鲜战争重新点燃了蒋介石的熊熊希望之火。他于下野之初，国民党仍控有大江以南以及大西北与大西南，然而已把重点摆在东南海中的台湾岛上。他显然早已想把台湾作为复兴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一决最后的胜负。所谓第三次大战就是国际性的反共战争，他一再强调中共是斯大林的第五纵队、强调苏联侵华，就是要把国共内战转化为全球反赤斗争。这种论调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美国，极有市场。美国于是又视蒋为盟友，并以其超强的声势，帮助蒋介石将已经亡了的“中华民国”牌子，又高高挂起，以台湾为中国而继续占据联合国的中国席次，拒绝中共取代。
　　蒋介石因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国民政府”仍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但他心里明白，如果不能反攻大陆，台湾终究无法等同中国，“中华民国”的招牌也迟早会掉下来。美国的实力再强，亦无法永远撑得住一个神话。但是要反攻大陆，他已败退到台湾自知无法独力实施，唯一的战略就是拖美国人下水。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官魏诺比（Charles Willoughby）1950年6月15日的报告，蒋介石有一“极为机密”的请求，即愿意将其本人以及政府与军队，听由麦帅总部直接指挥，但不愿把权力交给孙立人。（MacArthur Archieve RG6，BOX 1，转引自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552、876）蒋愿出此“下策”，实是套牢老美的上策。朝鲜战争之后，蒋又一再要求出兵，亦无非想要卷入国际反共战争，浑水摸鱼，但均未得逞。
　　朝鲜战争休兵，北京与华府之间结怨未减反增，台澎、金马等外岛成为对峙的交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尤为右倾反共，认为即使让中共取得外岛，亦有鼓励共产党进取台澎之虑。不过，美国共和党政权再右倾，仍以其本国的利益为重，对付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防堵”（containment），而非“解放”（liberation），绝不肯牺牲美国人的性命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愿意守住台澎。此乃美蒋之间反共共识中的主要不一致处。美国政府很怕蒋利用高涨的右派反共势力，被蒋牵着鼻子走。如诺兰参议员（William Knowland）即曾激动地要求其本国政府封锁中国沿海。果如此，岂不正中蒋之下怀？因而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于1954年12月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一方面以军事保卫台湾，另一方面防止蒋反攻大陆，所谓“拴住蒋”（leash on Chiang），也就是不要被蒋拖下水。蒋接受美国的保护，只好勉强接受“反攻无望”。蒋虽然嘴巴上仍说，“大陆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大陆是我们的神圣使命与天职”，但是没有美国人插手，连边都摸不着。
　　蒋介石当然不会就此死心，美国的反共热情仍高，冷战愈演愈为严峻。天下一旦有变，他仍有反攻大陆的希望，更何况当时美国军方大都好战，如前第八军军长弗利特（James Van Fleet）在《生活》（Life）杂志上，公然主张美军占领金门、马祖，并以原子武器回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被问到会不会在亚洲冲突时使用原子武器，回答说可能会以原子武器攻击军事设施（参阅Dulles，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p.157-158），此为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做核子威胁后的再度威胁。如果真的使用原子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又有了可能性吗？蒋介石怎么会不感到鼓舞呢？他的希望又炽燃了。
　　他的策略则是积极向金、马等外岛增兵，以便使美国将保护台澎与保护外岛连成一体，并在中共的脚底下放火，以便卷入美军。一旦演成大战，乘胜反攻大陆，老美即使要脱身，亦将身不由己。艾森豪威尔当然看到这一着，要蒋减少金马的军队，蒋拒绝考虑，老美终于知道“他们后面跟着一只熊”（The American knew they had a bear by the tail）。（引自前书，第160页）至1958年，由于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大陆内部出现一些困难，蒋更不顾美国人的劝告，将金马的驻军增到十万人之多，并以外岛为基地向内陆做零星的攻击，又高唱反攻大陆的口号，艾森豪威尔虽担心蒋的企图，然而中共于8月23日发动规模宏大的炮战还击，迫使美国总统派第七舰队助蒋突破封锁。北京与华府之间的军事冲突立即升高，《纽约时报》登出“假如共军侵入金门，美国决定动武”的醒目标题。美国一动武，不就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吗？不就可能跟老美一起乘胜“反攻大陆”了吗？
　　但是老美毕竟不是傻瓜，舆论出现不同的批评意见，连最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改变了态度，希望金门停战与裁兵。蒋介石断然拒绝裁减外岛的军队，以表示不悦。他最不悦的是，套牢老美以便“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将落空。杜勒斯更明言不会支持或容忍蒋进攻中国大陆。至此中共方面已知道，攻下金门若不能解放台湾，反而有助于台湾的独立，亦就借故打打停停，悄然结束了轰动一时的八二三金门炮战。

　　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机会在外岛制造事端，牵入美军，帮助他反攻大陆。1960年上任的美国新总统民主党的肯尼迪（John F.Kennedy）于当选之前就已表明态度，只保台湾，不保外岛，金门对美国而言，全无战略价值，对蒋亦不如共和党政府之友善。1964年中共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美国的介入更不可能了，连核子威胁也不便再出口了。蒋介石的希望也渐暗渐淡，连“文化大革命”大乱，亦不敢独自出兵，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老美的支援固然不可能反攻，没有老美的允许，也不可能反攻。而老美此时正在越南泥足愈陷愈深，更不愿在台湾海峡别生事端。蒋当然也想介入越战，曾命已当了“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于访美时提出，明知美国不可能接受的“好意”，仍要提出，可见想介入国际反共战争之迫切。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出卖”他的竟是共和党的反共健将尼克松（Richard M.Nixon）。尼克松虽是反共健将，也是现实主义的政客。形势比人强，在中苏交恶，越战胶着的情势下，军师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打通前往北京之路，美国总统遂于1972年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杯酒交欢，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书房密谈，斯人独憔悴的是在台湾的蒋介石。毛初见尼克松时还打趣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赞成此会”，接着说：“他叫我们共匪。”尼克松的兴趣很高，问毛：“你怎么称呼蒋介石？”毛笑而未答，周恩来插嘴说：“我们一般说他们是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总之我们相骂。”毛最后说：“事实上，我们和他的友好关系比你与他的要长！”（见Nixon，The Real War，p.144）
　　就在尼克松北京交欢前三个多月，联合国终于票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一来，不再是“大陆乃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台湾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中华民国”的招牌终被国际断定为赝品而被取下。蒋介石的大陆梦完全碎了，要大家“处变不惊”了。他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见流云《卡特你错了》，第197页），未免过于阿Q。他应该想想“罪恶”的联合国让他以台湾一隅代表全中国达二十余年之久。如此白吃的筵席，迟早会散席的吧！
　　于此大势已去之际，蒋介石已入风烛残年。他一身系台湾的安危，台湾朝野自然会关心他的身体情况，但是在集权的强人体制之下，人民并无“知的权利”。直到多年之后蒋氏父子身边的副官翁元口述往事，才知道1969年7月间“老先生夫妇”前往阳明山避暑时，曾经遭遇到严重车祸，此后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1971年11月，又因副官钱如标润滑老蒋的肛门时，不慎使肛门受伤，血流如注，在“老先生只说了一句：把他给我关起来”之后，钱副官就这样被关了五年。（参阅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28、132、134页）一叶知秋，仍然是侍君如侍虎的时代，蒋介石的心态到晚年依然是君主式的，副官们的命运也无异于旧时代宫里的太监。
　　根据翁元的口述，蒋介石又开始便血，且有血管硬化与肺部缺氧的迹象，不久又双手发抖、两腿无力。所以当1972年5月，蒋介石就任他的第五任“总统”时，身体已见不得人，只好尽力掩饰。就职不到一个月，心脏已经扩大，医官认为必须隔绝静养半年，也就是说根本不能继续“总统”的职务，然而竟被宋美龄否决，还数落了医官一顿。事实上，蒋介石绝不能真正视事，病情每况愈下，心脏病有一触即发之势，特派人到美国去请国际心脏病权威余南庚来台。余大夫尚未抵达，蒋突于7月22日下午昏迷，大小便失禁。余南庚抵台后，全心诊治，并于8月5日将蒋送到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居住。以余南庚为首，一共十一位医生组成治疗小组。就在这样不计工本、全体动员的医护下，蒋介石又延续了三年的生命，于1975年4月5日晚上过世。（参阅翁元前引书，第135～188页）
　　我们从贴身副官得知，蒋介石根本无法执行第五任“总统”的职务，为了蒙蔽天下人耳目，连代行职务的人都没有。也许因为儿子蒋经国已是“行政院长”，大权已由儿揽，然而如此私拥名器，多少反映了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本质。
　　国民党的媒体称蒋介石之死是“崩殂”。这种封建字眼的出笼，显然在以帝王相应他们的主子，国民党自称革了九十多年的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革到头来，一代民国竟落到蒋氏两代的家天下里，父死子继，一崩再崩，真是民国的大讽刺了。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春梦”实在不如蒋介石的“金陵春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疑是“帝位”──民国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
　　翁元副官在忆述中透露，蒋介石在昏迷时仍口中不断念念有词：“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见翁元前引书，第150～151页）这更证明他念兹在兹要“反攻大陆”，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机会连边都沾不到，失望之余，在垂死之际，仍做哀鸣。这又是一种亡国的哀鸣。事实上，“中华民国”之亡，不亡于1949年，早亡于蒋介石篡夺成蒋家王朝之时。所以1949年所亡的，无疑是蒋家王朝。蒋家王朝定都南京，兵临城下前夜，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在黯然环顾南京灵谷寺、鸡鸣寺后，服毒自杀，这一“先你而死”，最有深意。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梁武帝殉国于南京后，前殉后继，又来了殉国者，就是陈后主。通常大家都说陈后主是中国有名的昏君，但细查他的身世，却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赏之处。他在位六年（583～589），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还要用亲自大审的办法，以为救济，同时还主张言论自由，宣布“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除了这些“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今犹老兵也），“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表示：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但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肉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保证送到家，绝不“陈文成”！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陈后主干了四年皇上就开放了，但他的浙江老乡干了四十年才开放，可见陈后主做昏君，其实也有令人欣赏的一面。最后，在亡国之日，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却也临危不逃，还在原地亡国。陈后主以外，再看明思宗。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崇祯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宋朝开国起一百三十年间，宰相也不过五十一个！）他这个皇帝实在不会用人。虽然如此，他还在亡国前夜写条子，表示“文臣个个可杀”。他恨他的手下，他说他非亡国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国之臣。但是亡国之臣是谁任命的？舍亡国之君外，谁又有权干此好事哉？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他死后，在衣襟上留字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但是，浑人虽然浑，却不失他颇知廉耻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门神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媒体说棺材里放了四本书，过了几天，四本书又变成五本书。这四本或五本之间，颇有奇趣，先看蒋孝子的记录。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4月9日条下记录：
　　东方发白之时，余在荣民总医院照乡俗为父亲穿衣服，并着长袍马褂、佩勋章。十时许，母亲将父亲喜读之《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本书，亲自置于灵榇之中，另有呢帽一顶、手杖一根。
　　又在《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4月9日条下记录：
　　到荣民总医院为父亲着衣，此乃最后一次为儿能为父亲所做身边之事。照乡例穿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扎丝棉，穿黑袜、黑皮鞋，佩勋章，并以平时父亲喜读之书：《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置于灵榇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方、手杖一支。此皆父亲平日常用之物也。
　　在这先后两段同一个蒋孝子的记录中，书是四本没错，但在《守父灵一月记》中，朝棺材里放书的是蒋宋美龄；而在后来写《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中，朝棺材里放书的，蒋宋美龄却出局了，变成了蒋孝子自己了。
　　再看《总统蒋公哀思录》第一编《治丧报告》4月9日条下记录：
　　总统蒋公灵柩定今日正午移国父纪念馆，晨六时在荣民总医院灵堂举行小殓，蒋院长遵古礼为总统蒋公衣蓝色长袍及黑色马褂，胸前佩“采玉”大勋章，左右则为“国光”及“青天白日”勋章，夫人亲将总统蒋公平日常读之《圣经》、《四书》、《唐诗》、《三民主义》及《荒漠甘泉》，以及常用之礼帽、手杖置于棺内，家人并在灵前行跪拜礼哭祭。
　　在这里，《治丧报告》把装棺材的功劳给“刀切豆腐──两面光”了──给蒋介石穿寿衣的功劳，归之于儿子；给蒋介石送读物的功劳，归之于太太。《治丧报告》是由中央大员们的集体创作，按说应比“五内摧裂”神志不清的蒋孝子的记录可信度高，但毛病就出在画蛇添足，书给硬加了一本──多了一部《四书》，变成五本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一不符，在《治丧报告》4月16日条下，自己就穿了帮：
　　八时，行大殓礼，由严总统主祭，治丧大员陪祭，与祭者均就原位肃立，奏哀乐、默哀（全国同胞就地肃立默哀一分钟）、献花及恭读祭文后，夫人、长公子经国、次公子纬国及两孙公子孝武孝勇于痛哭中将棺盖盖妥（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张群、何应钦、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陈立夫及薛岳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党旗覆盖于棺上，再由严总统、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徐庆钟、王云五及于斌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国旗覆盖于党旗之上，全体公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再奏哀乐，大殓礼成。
　　既然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则对照起4月9日已放棺中的《四书》来，就显然矛盾了。──一口棺材总不可能放两部《四书》吧？这幕在七天以后又加放一部《四书》的杰作，《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录》）中《蒋公崩逝丧厝纪实》4月16日条下，有这样一段：“清晨，蒋公的两位公子，蒋经国院长和蒋纬国将军率同家属蒋公的爱孙孝武、孝勇将一部蒋公平素最喜欢读的《四书》，安放在蒋公身旁。”对照起《治丧报告》来，又穿了帮。《治丧报告》是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是太太带头；但《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却说是早在“清晨”，儿子孙子即将《四书》放进棺中，到了“上午八时正”，儿子才扶持太太出现──蒋宋美龄又给出局了。这些小动作与不一致，无他，因为蒋介石死后，生平“喜读”的书中，竟不见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四书》，未免太笑话了，乃临时把《四书》改列为蒋介石生前“最喜欢读的”书，赶忙朝棺材里塞（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和《难忘的一年》中，都没提加放《四书》的事。所以到底塞了没有，也是疑案一桩），因为塞得仓皇，结果反而闹了笑话。
　　服侍蒋介石的贴身副官翁元证实：“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88页）但是国民党却发表所谓《总统蒋公遗嘱》，其中名言是“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此遗嘱见证人有“五院院长”，但照“司法院长”田炯锦回忆：
　　到了6日凌晨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故总统遗容。总统蒋公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地长眠。蒋院长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蒋公遗体行礼敬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蒋夫人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敬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总统蒋公哀思录》）
　　足见到达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才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真实性，其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亲笔（是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按《民法》第1194条明定：“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日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蒋介石的遗嘱上列日期是3月29日，是死前七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党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其实，比照起“总裁精神”来，说“长相左右”，恐怕还意犹未尽呢！据蒋介石大将贺衷寒《遵训践誓为总统寿》（《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文中所说：“总统的内心，无时无地不有总理之灵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感觉。昔人谓：‘虞舜慕唐尧，见尧于羹，见尧于墙。’‘颜回希孔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总统之于总理其景象可谓亦复相若。”可见说“长相左右”，还不够呢！应该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才更加周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