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教育哲与思：现在急需一个有中国做派的知识体系

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曾经改造了儒家中国
　　中共在下半年开始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整顿的作风，前两项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应当说，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与在此之前的三讲、科学发展观等教育，都是针对了一个现实情况下的领导群体的缺憾，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一直缺乏一个有中国做派的知识体系。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倡的年轻化知识化的干部队伍，建立以后，知识化只是陷入到具体繁杂的事务中，大量具有国际视野和现实学术思想的领导干部们，对于知识运用的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提炼和建立，可以说毫无建树。因此影响到中国的改革，一直没有提升改革作为到一个具有中国做派、中国特色的理论高度上来。
　　以前教训就是，在三讲教育和科学发展观教育中，对于讲政治和讲究科学观方面的理解，还是中国化和提炼来自自己中国的东西不够，因此对于党内外的知识群体和对于社会广泛的联动性做得不够，显得没有吸引力，显得缺乏了社会根基和民族生命。
　　党内整风没有起到对于社会和民族共识方面的连带作用。
　　这一缺憾一直延续下来，影响到党内目前因为缺乏总体世界观的统摄力，而造成干部群体的没有总体感没有方向感，思想空虚，行为陷入琐碎，而作风就遁入形式主义泛滥和官僚脱离群众的下坡路，越陷越深。
　　经过了34年的改革后，社会各界呼吁凝聚改革共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声音一直很强大。但是，中国改革的阻力何在？中国学界和政界却未形成共识。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主导。因为西方和美国的福利社会以及金融创新把大部分的实体经济链条导入了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虚拟泡沫没有破裂之前，我们安享了实体经济转移带来的实惠，所以，对于西方全球化的主导，我们没有意见。也不会从知识体系上想到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做派的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意识到靠西方经济的虚拟经济安排带来输入性的高增长已经不现实了。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实体经济结构改善中牺牲部分增长，以换来自己的金融、社会福利等中国特色的为实体经济服务体系的建立。
　　而这方面，西方的现有思想和世界观，不能够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思想根基。特别是对于中国目前在多年高增长中，因为忽视福利和金融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所造成的内部意见冲突和分裂的中国社会，这其中欠账太多，这只能靠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自己的知识系统创新来解决。
　　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在上述形势急迫的现实要求中，更加要求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探索来配合。党必须对于知识群体作出示范。

二：国共之间的“礼义廉耻”与“实事求是”对决
　　九十多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有着中国特征的知识群体的结合。一大代表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实际是在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心改造自己的思想的读书人中，他们决心打开眼界，把知识和思想从中国读书人素来已久的阳春白雪变成了与工农大众结合的下里巴人。
　　从封建的历史来看，中国读书人不但对于知识的功用有着与权力结合的偏见，而且还有文人相轻和党同伐异的党锢习气。
　　中国读书人什么时候，把自己的思想能够与知识的共识变成一个群体的行动的时候，就是最有力量的时候。这一点，在中共通过延安整风达到影响一大批知识群体，达到中共基本干部的团结和基本工作态度的建立过程中，这才表现出来了最有中国知识群体的历史沉淀性。
　　1942年至1944延安整风，形成全党在新的基础上的统一，包括对于旧知识分子改造以及对于政治上的共识，这一点凝聚成实事求是的中共作风以后，紧接着就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内形势就发生了紧急变化和大量事情的发生。
　　1946年到1949年的解放战争不但是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对抗，而且是国共之间的“礼义廉耻”与“实事求是”对决。
　　1942年的延安整风时期，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对这一运动有过大量总结报告和内部分析给蒋介石。
　　但是他们的结论是：对于中共的内部学习、整顿三风等做法，认为虽然与俄式布尔什维克党的作风有了很大不同，但是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不同，对于改造中国知识群体的传统，有什么软实力方面的提高。
　　实际上，中共从早期江西苏维埃时期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派别宗派，到延安整风的实事求是的全党共识，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深层次改造。从此，中共的干部，与参加近代进步事业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我们看到，同样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共和国民党的接受队伍，国民党表现出来的是，接收大员们的腐败和向群众显示抗日老子的威风，对此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部门，只是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礼义廉耻来进行泛泛的约束。
　　而中共的进行土改的基本工作队伍，确实是做到了与老百姓和受苦人的同吃同住，在大量的与抗日形成民族意识的老百姓的接触中体现了彼此相通、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解放战争三年时间，中共的土改工作队，在各个民主根据地动员的中国民众支持中共的人力物力，可以说在推翻蒋家王朝的政治攻势和凝聚共识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似乎领悟到当初听到情报系统的报告时自己的轻视态度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关于中共在延安改造共产党人和领导过程的世界观方法论，对此看得太轻了。
　　在中共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动员民众力量，这其中深厚的背景即与延安整风的联系方面，这才显示出其中有多么了不起，即这里面渗透着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改造的内涵和影响力。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曾亲自主持编辑了三部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这三部文献集，对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在当时，对这三部署名“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文献集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党书”。 今天的读者或许会问，在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身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为什么会花很大的精力来亲自主持编辑几部历史文献呢？
　　毛泽东整理《六大以来》到两论即矛盾论实践论的发表，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标志。
　　在1840年鸦 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舞台上，各种思想体系纷纷亮相。“天演论”、“三民主义”等等，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论》与《矛盾论》是这种选择的产物。它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面前选择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以社会主义为追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发展而奋勇前行，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思考。
　　选择是时代的，现实的和中华民族集体的，但是理论创作却是由个人来完成的。后来历史进程就是，毛泽东用《实践论》与《矛盾论》这样的创作，完成了具有中国做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初步总结，因此，通过《实践论》与《矛盾论》这样的创，不但结束了苏维埃时期宗派教条主义的影响把党团结起来，而且从另一方面，从一个中国做派上吸引了和潜移默化了到延安来的大量旧式知识分子。
　　要完成《实践论》与《矛盾论》这样的创作，既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功底，又要有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广阔视野。
　　起初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只是为了给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准备材料，并没有汇编成书的打算。这项工作于1940年下半年开始，最初由任弼时等人负责，后来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中央秘书处的王首道和裴桐两位同志，协助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他们每收集到一份文献，就送给毛泽东审核，审核完后直接送印刷厂排印。
　　在审核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地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形成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红军在军事上的错误，但并没有来得及系统总结那段历史，也没有讲是路线错误。因此在当时，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还有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毛泽东认为，不弄清这个问题，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因而他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认识。于是，在1941年8月、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这些历史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材料。
　　毛泽东之所以能写出《实践论》与《矛盾论》这样的着作，与他在革命斗争之余，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对此，当年在延安采访的斯诺做出了生动的描述：“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泽东写就《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
　　《实践论》与《矛盾论》面世以后，确实向广大党员干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他们投身社会实践的精神支柱。
　　关于这一点，李瑞环同志深有体会。作为普通工人出身的他，并不具备先天的哲学思维素养，是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他体会到学哲学和用哲学的重大意义。因此，他曾经语重心长地“提倡大家学点哲学”。
　　在李瑞环同志看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进入哲学殿堂的有效途径。他说：“就我个人体会，把‘两论’作为学习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途径……我认为，当前学哲学仍然可以提倡从学‘两论’入手，这同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着作不矛盾，同强调着重学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在学习‘两论’时，还要注意同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著结合起来，加深对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

　　从实践论、矛盾论的产生，落实到毛泽东身上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的知识群体形成具有民族背景的世界观方法论的规律性。以下简要陈述两点：
　　第一，党内材料的放开和全党讨论。
　　现在看来，群众路线教育要避免三讲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的的泛泛效果真正起到实效，需要放开党内档案材料，放开党内讨论。
　　《六大以来》编辑出版后，对统一党的思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乔木曾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讲话时也说，《六大以来》的发表，对同志们认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明白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表过如此多的“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
　　而我们现在呢？据报道，2011年出版的中共史第二卷在初稿时，因为涉及文化大革命负面的东西太多，没有通过。
　　出书后记者问党史编纂者：党史二卷写作时是否参考了机密档案？
　　回答：档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来龙去脉，不能泄密。也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
　　第二，在全党范围，不针对个案和事情，而是针对世界观方法论，提出学术上的见解和争论。
　　例如，要对下列事实达成基本共识。
　　比如，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和总设计的历史陈述并不是真实的。
　　从中国改革的进程上看，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事实上一直是改革的开拓者。1978年中央组织的真理检验标准大讨论和1979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破除了原来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教条，放松或取消了过去中央控制地方经济发展的限制，而并没有用中央计划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破冰之旅始于家庭联产承包制，而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并非是出自中央政府的主观意志，而是来自农民自发性的创造，中央政府不过是在民间社会的创新后给予认可和推广而已。
　　这里面，由于种种原因被历史陈述压制埋没的人物，如两任前任总书记、深圳、海南等地由于违反中央禁令下台的领导干部，以及由于贪污腐败下台被杀的干部──抛开历史错误不提，历史上他们的探索在政治上应当承认的东西，都是应当放开材料进行讨论的。
　　其实，不仅仅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几乎中国改革的每一个创新和突破都是来自地方经济第一线的劳动者和经营者。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从长途贩运到商品流通和地区间贸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来自民间社会，中央政府不过是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而给出推广的政策而已。即使是最有特色的经济特区模式，归根到底也是由地方政府和民众推动。从形式上看，经济特区是中央政府批准和设立，但在实质上，中央设立经济特区仅仅是让特区政府比其他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政策优惠，而不是由中央给特区地方发展提供发展的总方案和总路线图。
　　对刚刚接受开庭审理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也应当承认，他在没有一条清晰的高铁建设思路情况下的历史性探索，相应的，在中国高铁及相关筹资和政策运用方面的材料也应当放开，让后来的党内相关领域的干部党员接受里面的理论教训和提高素材。
　　昨天7月1日，《学习时报》刊发题为“邓小平的政治智慧”的文章，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文章称，如何防止因学习而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解构掉，确实是一门不浅的学问和艺术，这正是我们提出“批判地吸收借鉴”这个观点的深刻含义之所在。
　　文章认为，在这方面，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和高手。他把两者巧妙结合，为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又突破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围堵杀出了一条血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这个领域里面，邓小平可以说是挥洒自如，充满大智慧。
　　以下是文章全文：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选择了我们自己的道路。在不断学习、借鉴和继承的同时，如何防止因学习而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解构掉，确实是一门不浅的学问和艺术。
　　在这方面，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和高手。他把两者巧妙结合，为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又突破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围堵杀出了一条血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这个领域里面，邓小平可以说是挥洒自如，充满大智慧。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来源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自信。我们不难发现，在他老人家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退让”一词。躲闪，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出阵地，与他的性格和勇气是格格不入的。
　　推动一项伟大的事业，特别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伟大的事业，不埋下头来认真地从自己的传统和别人的经验中汲取营养是不行的。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的最重要原因。我们用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知识和经验，不可能都靠自己原创，大多数须通过学习、借鉴、继承获得。只有如此，才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学习的内容，无非两大类：一是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二是其他国家和民族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一个国家和政党，如果对这些成果都一概否定、拒之门外，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但是，怎样吸收和借鉴，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党，在否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理论的背景下选择了我们自己的道路，在学习、借鉴和继承的同时，如何防止因学习而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解构掉，确实是一门不浅的学问和艺术。这正是我们提出“批判地吸收借鉴”这个观点的深刻含义之所在。
　　在这方面，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和高手。他把两者巧妙结合，为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又突破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围堵杀出了一条血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这个领域里面，邓小平可以说是挥洒自如，充满大智慧。
　　粗略地概括他的智慧：
　　一可曰“夺旗帜”。长期“左”的影响，使我们在许多领域里面动辄问“姓社姓资”，把不少原本属于全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东西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的，结果是，这些东西没有销声匿迹，照样发挥着影响，而我们自己则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失去了话语权。因此，夺回这些旗帜，为我所用，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特别重要的一招。邓小平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一个“猫论”，一句“摸着石头过河”，一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把大量过去失去的话语权统统收入囊中，一下子扭转了局面。在回答西方记者“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的提问时，他不但给予了肯定回答，而且突出强调，“一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体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眼光和境界。
　　二可曰“涂颜色”。有些成果，西方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用。但从历史渊源讲，这些成果确实又是人家发明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人家的色彩。怎么办？邓小平的做法是：加上“社会主义”，就可以为我所用；加上“中国特色”，就把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起来了。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搞得早。现在，我们也搞民主，西方人难免会用自己的民主观对我们指指点点。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没有选择放弃民主，而是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高举民主旗帜的同时，也拒绝了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同样，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既回击了僵化保守力量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质疑，又断了西方别有用心的势力催促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念想。
　　三可曰“算明账”。对于好的东西，该承认就承认下来，不含糊，不藏着掖着、吞吞吐吐，但心中有数，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在这方面，邓小平对普选的态度是最典型的。一说民主，西方人就拿出普选来作为衡量标准。对于这样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概念，邓小平首先予以认可。但是，认可了，并不等于我们就得照搬。邓小平自有解读：50年以后，我们可以实行普选，但现在的条件不成熟──三言两语，把底线交代得一清二楚。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则体现了另一种成竹在胸：既然香港在现有制度下保持繁荣，回归后可以继续实行它的那一套。香港无需因为回归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内地更无需因为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便要改掉自己。一国两制，各得其所。在当时普遍存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观念的背景下，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把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
　　四可曰“不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靠摸索前进。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毫不含糊：大胆试，大胆闯，对与错，是与非，在探索中才能见分晓，错了改过来就是。不能因为错误难免，就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对有些一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可以先搁置起来，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讲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发明的钟爱。在他看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而且白白耗费了大量时间，丢失机遇。也正基于此，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无惋惜地评价：“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以上概括，极为简略。邓小平在这方面的政治智慧绝不仅这几招。不管哪一招，之所以能收放自如，根本还在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自信。正因为此，我们不难发现，千招万招，在他老人家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退让”这一招。躲闪，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出阵地，与他老人家的性格和勇气是格格不入的。
　　今天，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我们和国际社会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的智慧。
　　──就以王长江的这篇文章结尾，作为本文的结尾吧！